晚八时许，治丧委员会的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罗青长（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和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走出吉普车。他们抱着四包大约30厘米长、15厘米宽的白布口袋，在空军领导干部的护送下上了飞机。邓大姐也随车到达机场，目送飞机起飞。那天夜里，天空格外清澈，明月高悬，繁星闪烁。她望着飞机，飞出很远很远，直到看不见机影了，才上车回家。
二十点十五分，飞机起飞后，胥从焕根据随机领导的要求，在飞机经密云水库上空，高度五百米时，第一次拉了播撒把手，将一部分骨灰撒在湖泊中。
在飞经天津市塘沽上空时，第二次拉了播撒把手，又将一部分骨灰撒在周恩来青年时代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黄河边的北镇，第三次将骨灰播撒在代表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摇篮的黄河边的沃土上。至此，撒骨灰的任务全部完成，十五日零时四十五分，飞机安全返航，整整飞行了四个半小时。
邓颖超回到家中，空军司令员张廷发随时向她汇报了飞行情况。邓大姐的心随着飞机，越过高山峻岭、平原大地，……直到是夜子时，这些同志完成了任务，安全着陆，邓大姐才放下心来。
周恩来的逝世，全国人民陷于深深的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却以为去掉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蹂躏人民的感情，践踏人民的意愿。
一月九日，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四人帮”的爪牙于会……通知文化部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并且要求文艺团体照常进行文艺演出活动。当日晚，他们竟以招待外宾为借口，强令中央乐团演出，外宾观众纷纷退票，以示抗议。他们又从音乐学院强拉师生到剧场填空。说：“一定要演出，这是一场战斗，就是剩下一个观众也要演出。”演员万分悲痛，停止演出。工人、干部无比气愤，纷纷打电话抗议，于会……等则说这是“阶级敌人的恐吓”，通知公安部门追查。
从一月九日起，姚文元作了一系列指示，控制舆论，砍杀悼念周恩来的报道。作为中央机关刊物的《红旗》杂志竟然不登讣告和悼词。
相反，一月十四日，根据姚文元的指令，《人民日报》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第一句话就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强奸民意，蹂躏民心、党心。文章发出后群情激怒。许多读者气得把这张报纸撕得粉碎，纷纷打电话质问：“当前全国人民注视着的、关心的大事是周总理逝世，是悼念周总理，怎能说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的大辩论。为什么不宣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为什么不宣传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登这篇文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在刊登的一组周恩来的照片中，有一张原来是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回击了苏联领导人的挑拨后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到机场迎接的照片。这是一张很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过去发表过多次的。这次发表时相片上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人，捧着一束鲜花，而其他三个人都被裁掉。当时，我就很不满意，裁去刘少奇，那时还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把毛泽东、朱德也裁去？我愤愤不平地问中央新闻摄影组组长杜修贤。他告诉我，这是姚文元审查决定的，姚说只能出现一张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起的照片，已有了一张，所以要剪去其他人。这真是咄咄怪事！追悼大会开过以后，姚文元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新华社原定16旧要发布的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的综合报道，就被姚文元一刀砍掉。姚文元的指示显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意见，既有“四人帮”的，也有“帮四人”的。“四人帮”就是滥用他们的职权来发泄他们对周恩来的仇恨。
然而，连日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追悼、缅怀周恩来的人群仍络绎不绝。一月十八日我同紫非也到天安门广场，同群众一道列队绕着纪念碑走了一圈，后来我还照了几张照片，把当时首都群众悼念总理的情景印记下来。一月十八日，江青一伙违背全国人民心愿，如期举办全国舞蹈调演。
一月二十八日，扣住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二月六日，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刊登一篇反动文章，在谈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时，无中生有地诬陷周恩来在幕后操纵，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即梁效）写的《孔丘之忧》，大批“忧”字，把悼念周恩来的人民污蔑为“哭丧妇”，文章恶毒地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相反，对于悼念文章却不登。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折磨和痛苦，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气不打一处来”，对“四人帮”压制哀悼周恩来的憎恶、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以至否定，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以至反对终于汇成巨大的愤懑。
祖国大地在悲痛和愤怒中燃烧。
二月下旬和三月初，在福州、杭州、贵州、重庆、太原、西安、广东等地贴出《“阿斗”的呼声》、《我爱我的祖国》、《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等传单、大字报、大标语、诗歌和上书毛泽东的信，以及各种各样的指责、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许多市县还出现街头演讲，人民群众向“四人帮”公开宣战，人民已不再沉默了。
三月十九日，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追悼活动结束后的第一个悼念周恩来的花圈。从此，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人流又一次首尾相接、川流不息，献给周恩来的花圈越来越多，形成了周恩来追悼会后第二次巨大的哀潮，并赋予了新的意义。
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怀念和热爱，对“四人帮”的愤慨和憎恨，激起一股爱与恨撞击的强烈怒火，就像天空中的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磨擦，立刻变成巨大的火球，燃烧爆炸。这种爆炸的导火线，就是“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制造的“反周恩来事件”。
三月五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全文引用了周恩来生前为学习雷锋写下的四句题词。全国报刊大都原文转载。而《文汇报》不仅把这一消息挤到第四版，而且把周恩来的题词全部砍掉。群众对此已极为不满。可是，事过20天，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又火上浇油，在第一版上竟然刊登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恶毒咒骂：“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懂，“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含沙射影污蔑周恩来。
《文汇报》的这两支毒箭，射在亿万悲痛的人民群众的心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爱周恩来总理的神圣感情受到了严重的挑衅。几天内，各地向《文汇报》发出抗议的信件、电报达四百多件，抗议电话二千多次。
人们纷纷指出：“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责问：“《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对此，王洪义说：“删除题词是屁大的事。”张春桥说：“不要批评报纸，报纸以后还要删。”于是一个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巨大火球开始引爆了，一场伟大的群众抗议运动兴起了！这场运动从南京开始，汇总到北京。南京是周恩来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地方，南京人民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感情。《文汇报》“反周恩来事件”发生后，三月二十五日晨，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四百多名师生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用洁白的玉兰花制成的花圈，特意绕道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去梅园新村悼念周恩来。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和群众纷纷自动加入，汇集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洪流，当时把梅园的围墙都挤垮了。
三月二十九日，南京大学三百多名学生分成二十个小组，走上街头刷写大字标语。当晚他们拥向火车站，在铁路职工的帮助下，把“谁反对周恩来就打倒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字标语，写在火车车厢上，带往成都、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三十一日，在南京中山路的一幢大楼上贴出了“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也就在同一时间，“四人帮”胆战心惊，开始利用当时窃据的合法权力和地位，进行反扑。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他们安插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并说：“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下令一律取缔。
然而，人民的力量是无坚不摧的。“南京事件”继续扩大。可以说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被深深根植于亿万人民心中的深刻危机感所召唤，为了民族的安危，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奋勇地走上全国各城市的街头，汇集于首都天安门广场。
连日来，北京集合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群众日益增多，天安门广场成了悼念周总理的祭坛。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放满了花圈花篮。数不清的悼词、传单、诗词出现在纪念碑上和花圈丛中。人们自发地朗诵诗词、发表演说、宣誓默哀，采取各种形式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痛斥“四人帮”。进入四月，斗争达到空前紧张激烈的程度。正如一首民谣所唱：“一月人民悲痛；二月人民睁开哭肿的双眼；三月人民在怒吼；四月人民投入决死的战斗。”四月一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秩序井然，到处是悼念周恩来的人群。
有一个巨型花圈非常引人注目，黑底上写着白字：“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一首诗贴在纪念碑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脍炙人口的诗迅速传抄到全国各地。它出自山西一位工人共青团员王立山之手，北京公安部门特把它列为“○○一号反革命案件”，进行重点追查。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当前局势。但叶剑英、邓小平没有出席。叶剑英早就被以“生病”为由，解除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而邓小平实际上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从周恩来追悼会后，就没有露面。会议认为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的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活动。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是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会后当天，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电话通知，错误地指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复盖”，并且指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四月二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大的游行队伍。清晨，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职工，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四个大花圈（两个献给周总理，一个献给陈毅、一个献给杨开慧）和四块巨型诗牌，牌上写道：“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他们穿过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诗牌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十分显眼的最高处。几乎同时，北京重型机床厂工人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巨大的诗牌，钢铁的花圈，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消息在整个北京迅速传播。
也就在这一天，北京各单位普遍传达了中央关于南京问题的电话通知。
说什么：“清明节是鬼节”，“送花圈是四旧”，“天安门有反革命分子捣乱”，要求人们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这道禁令不仅没有吓住群众，反而起了更大规模地动员群众的作用。
四月三日，天色阴沉，细雨迷蒙。无数支人流伴着渐沥的小雨，迎着蒙肮的曙光，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把亲手制作的花圈敬献在纪念碑前。这一天，到天安门的群众达百万人以上。数不情的悼词、传单，犹如冲决堤坝的洪水汹涌而出，遍洒广场。我和紫非也在晚饭后，散步到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并用照相机记录下来。“电话通知”怎么能把群众的心情压下去呢？人民一旦觉醒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四月四日，清明节又是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达到高潮。这一天到广场的人数达两百万人次。广场上空两个气球悬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白色飘带，十分引人注目。整个广场到处是精制的花圈，张贴的诗词，成了一片花山诗海。由纪念碑往南的两排柏树墙上，挂满了人们留下的白花。连旗杆灯柱和华表上，也吊满了条幅、花篮和花圈。“哀思念总理，誓言动天地，鬼蜮欲出笼，九天有霹雳！”一时间，卷起了哀曲和愤歌的浪潮。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问题。作出了收缴花圈、禁止群众悼念活动的错误决定。毛远新把会议讨论“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并说“天下已定”。
在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年代，邓小平、叶剑英又被排斥在政治局会议之外。而毛泽东听信了江青一伙的歪曲、欺骗。再加上当时党中央领导受“左”的错误思想支配，屈服于“四人帮”的压力，从而导致了历史的颠倒、历史的倒退。这是多么严重的历史教训啊！四月五日凌晨一时，北京出动五千民兵和三千公安人员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花圈惨遭洗劫。二百辆大汽车将花圈、条幅、诗词等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王洪文还到“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向亲信们面授机宜。广场路口和纪念碑周围被封锁，有些自愿看护花圈的人被当场抓走。
清晨，广大群众冲破封锁，陆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可是花山诗海不见了，护卫花圈的人被抓走。大家愤怒异常。有数万人围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这时，广播车奉命出动，在马路上来回行驶，广播什么：“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赶快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等等。这种论调群众太熟悉了，于是拦住了广播车进行质问：“谁组织过我们悼念周总理？”“悼念活动何时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阶级敌人是谁？谁破坏捣乱？”一辆广播车在理屈词穷之后，接受群众的要求，喊了“周恩来万岁！”才被放行。另一辆对群众的质问置若罔闻，一再重复“要警惕阶级敌人破坏”的滥言，结果被愤怒的群众推翻在地砸扁了。
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有悼念周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均遭拒绝。被激怒的群众同前来的民兵、警察等发生冲突。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在混乱中被焚毁，指挥部的小灰楼被烧。此时，张春桥、王洪文和他们的爪牙们一直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发展，研究指挥“反击”的部署。
晚上六时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出面发表广播讲话，天安门广场所有高音喇叭一齐开放，反复广播。九时三十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突然，天安门广场照明灯全部开亮，隐蔽待命的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一齐出动，从四面八方包围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逮捕，二百多名群众被打伤，纪念碑旁留下了斑斑血迹。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天安门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运动。这是中国人民对“四人帮”举行的一次缺席审判。尽管这些罪犯当时还大权在握，逍遥法外，但正义的力量已经在政治上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运动，在“四人帮”的造谣污蔑下，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竟错误地把它当成“反革命事件”而加以镇压。而且还错误地把邓小平当成“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四人帮”以为这是他们的胜利。可是当他们举杯庆“胜利”时，已经为自己挖好了坟墓。正如陈毅元帅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仅仅过了六个月便被粉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四人帮”问题，毛泽东生前就提出要解决，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引起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深深忧虑。老一辈革命家们都在思考着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多次反复研究、商量，慎重考虑，并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在十月六日以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名义，由华国锋、叶剑英亲自指挥，汪东兴负责执行，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实行隔离审查，解决了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想解决而来不及解决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以后，又平反了“天安门事件”，肯定了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还推翻了“四人帮”对邓小平的诬蔑和打击，恢复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团的核心，领导全国人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了公开审判，充分揭露和证实了他们累累罪行，并给予定罪量刑。亿万人民同声欢呼。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人民是永久的执刑者。“四人帮”等这群历史风云中的小丑，被钉在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而全国人民正以高昂的斗志，满怀信心地沿着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而努力奋斗。这一切一定能够告慰周恩来的在天之灵。
一三三、世界将永远记住他
周恩来的逝世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国首脑纷纷发表谈话，哀悼周恩来；许多人撰写文章，悼念周恩来。联合国总部得知后降半旗致哀。
安理会十二日举行会议时，主席萨利姆回顾了周恩来总理的历史形象，并请代表默哀一分钟。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声明中说：“周恩来是一位十分卓越和深受尊敬的领导人，几十年来他以极大的忠诚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对促进各国间了解和世界和平的献身精神受到了举世的公认，在当前危急的时期，世界不再能得益于他的智慧和政治家才干，这是一大损失。凡有幸会见过周恩来先生的人，无不对他产生钦佩和尊敬。”各国政府、政党、团体和无数个人纷纷给中国发来唁电、唁函，并且联系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周恩来的吊唁活动。全世界几乎所有通讯社都发表社论，悼念周恩来。周恩来作为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伟大的政治家和举世闻名的外交家，他的影响已超越国界。而且，他以其丰功伟绩、超凡的工作能力和崇高的品格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世界人民的尊敬。
在日本，九日黎明，知道周恩来逝世消息的三木武夫首相马上向报界透露，并通过驻华大使小川联系访问北京参加周恩来的葬礼。同时许多政界要人、经济界首脑和民间人士也向报界、电台或电视台发表谈话，表示哀悼，并表示争取参加周恩来的葬礼。日本要组织一个多达六百人的朝野吊唁团来华参加吊唁活动。三木武夫说：“周总理不仅是中国的伟大领导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失去这样一位人物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也是世界人民的巨大损失。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间有那么多的朋友，得到那么多的尊敬。”前首相田中角荣说：“周总理是和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同时走过来的人，是积累了实践经验的人，是世界性的政治家。我认为，周恩来总理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也将被长期传颂。”日本电视台在九日早晨的新闻节目中，几乎都是报道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接着，从早到晚不断地播发，并报道周恩来一生的光辉事迹，其中特别着重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过周恩来的各界人士，发表对他的哀悼心情。
日本各通讯社都以最快的速度通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以及国内外的反响。甚至还出号外给予报道。这一天，日本六家全国最大的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和周恩来的半身遗像。各报均以大量的篇幅登载有关消息、评论、悼念文章、座谈记录和周恩来各个时期的照片。如《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用了六版的篇幅，《产经新闻》用了五版的篇幅，《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新闻》用了四版的篇幅。
自一月九日起，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馆前的吊唁者终日络绎不绝。当天从政界首脑到平民百姓各界人士带着十分悲痛的心情纷纷到中国驻日使馆吊唁，并敬献花圈，表示深切的悼念。三木酋相曾两次到使馆吊唁。大使馆还收到很多日本朋友发来的唁电以及接到许多表示哀悼的电话。后来大使馆吊唁大厅的花圈放置不下，以致使馆门口及其街上也摆满了花圈。可是吊唁人群和花圈有增无减，影响了交通。最后，只好把花圈移到附近公园里。而且，有许许多多日本人民在邮局排队拍发国际电报到北京，对周恩来的逝世表示哀悼。可见周恩来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同时，日本各大报纸，还纷纷就周恩来逝世发表社论和文章悼念周恩来。
《每日新闻》九日晚登载的一篇文章说：“无论是爱中国的人或者恨中国的人都认为，他的逝世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政治家逝世了。……像周恩来那样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的人物是很少的。”尤其是通过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访问非洲等等，周总理的人品在国际上已有定评了。外国人得到的种种印象，恐怕用一九五五年会晤了周恩来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句话就充分表达了，他说：“在周恩来总理面前，我不能不感到自己是野蛮人。”《读卖新闻》九日登的评论说：“周总理能一生保持他的革命生涯，是由于他有着无私而诚实的人格。他不追求最高的地位和权力，始终致力于‘党和国家的团结与统一’，晚年则致力于培养‘革命接班人’。”《公明新闻》一月十三日在读者来信栏刊登了千叶县山本忠雄的来信：“我认为，恢复在联合国的权利、美中关系正常化、恢复日中邦交，中国从过去在国际上遭到‘遏制’的状态下一跃而登上大显身手的国际政治舞台，作为其主角，周总理的贡献的确是巨大的。……中国给人的深刻印象是重信义的国家，是通情达理的国家。这多半是把通过周总理所获得的印象重合在一起了。正是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对宣扬现代中国所起的作用是伟大的。”各报刊杂志的纪念文章在日本史上，对一个外国人的赞美和数量之多堪称之最。周恩来生前会见过数千名日本朋友，从首相、大臣、议长、议员，各种友好协会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到作家、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记者、工人、农民都曾是他的座上宾，与他亲切交谈。这些日本朋友在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推动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周恩来政治家的风度和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亲耳聆听了他那富于哲理和体察入微的谈吐言论。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不同方面，从个人、团体、民间及官方等不同角度，回忆了与周总理接触、交往的情景，揭示了周恩来为发展中日友好事业和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再现了他的领袖风采和政治蛙力，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敬佩、信赖和亲近的感情。
亚洲其他国家对一个逝去的外国政治家的追悼活动，从没有像对周恩来逝世的悼念那样悲痛、隆重。
朝鲜一获悉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党和政府马上联合作出决定：“一、为对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党政代表团。二、把进行周恩来同志葬礼的前一天和当天定为全国志哀日。在志哀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机关、工厂、企业、学校，街道和农村都挂丧旗。进行周恩来同志葬礼之日全国停止一切歌舞。”后来，在中国谢绝外国吊唁团赴北京参加周恩来吊唁活动的情况下，金日成主席派专机向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周恩来总理灵堂送了一个大花圈。
周恩来的逝世在巴基斯坦引起了深深的悲痛。当消息九日传到巴基斯坦后，布托总理立即命令全国下半旗三天，即九日、十日和十五日。当晚布托就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巴基斯坦人民充满悲痛，到处是默哀的忧郁，所有公共建筑物上的国旗都下半旗。拉瓦尔品的电讯说：“周恩来几乎成了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命运的一部分，他的逝世对大部分巴基斯坦人来说，就像失去了一位长辈。”巴基斯坦政府、政界、社会和工业以及全国其他各界的官员和知名人士都发了唁电表示悲痛。大多数乌尔都文报纸和英文报纸都显著报道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并为这一不幸的事件发表了社论。巴基斯坦政府还决定全国志哀一周。在这期间，政界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对周恩来的逝世发表哀悼的讲话，并盛赞周恩来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以及他的品格。布托总理称：“如果世界上有完人的话，周恩来是个完人。”连日来，泰、马、菲、新、印尼、缅甸六国的报纸、电台都把有关周恩来逝世及治丧活动的消息，作为重大政治事件处理，无论从报道的规模，还是版面、时间、安排，都是空前的。
缅甸总统奈温自撰文章悼念周恩来总理，他写道：“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在他同较小国家的关系中，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在美国，也引起了震动，人们把周恩来的逝世当成世界上的一件大事。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恐怕是30多年前罗斯福总统逝世以来，美国报刊、电台报道范围最广、时日最长的一次。美国东部时间，一月八日晚间，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到美国，反应最快的广播和电视网，不少便以“公报”的形式宣布了新华社的电讯。当晚的电视和无线电台首先报道了由白宫发表的福特总统的吊唁声明：“周恩来总理将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长久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不仅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舞台上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我们美国人特别不会忘记他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新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确信这种关系将会在他帮助建立的谅解和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声明说：“周恩来总理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尊敬他、钦佩他。”前任总统尼克松发表致哀谈话时说：“我对周总理逝世深感悲痛。”他说：“二十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的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纽约时报》九日社论说：“周恩来是二十世纪中有远见的一位政治家。”“从一九二○年以来中国历史的更大的方面来看，周恩来是仅次于毛主席的一位巨人。”“组织家、宣传家、行政家、谈判者、军事领袖、调解人，在使中国变成一个世界政治强国的循环过程中，差不多没有一种重大任务他没有担当过的。”十日的《华盛顿邮报》评论说：“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家、政策决定者和行政家，历史重要性仅次于毛泽东的周恩来，看到了中国脱离外国支配，以无比的魅力和成功处理重大贫困，确立在亚洲的卓著地位，和负起国际舞台上广泛与核心任务。他随着历史而移动，他也移动了历史。”《华盛顿明星报》记者布莱德舍尔在九日一篇很长的文章中这样说：“毛泽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思想与建筑师，50年来的关键人物周恩来，是现代中国的一位建设者。”文章又说：“在过去的25年来，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和才智，主持中国的政务，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成一个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国家，一个长期贫困的国家达到目前的繁荣。以经济成就为基础的中国军事力量，中国在世界议事厅上的重量，这一切周恩来的创造，是和毛泽东主席的创造相仿的。”在欧洲，人们对周恩来也是景仰备至的。周恩来的逝世引起了极大反响。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各国的报刊、电台、电视无不显著报道，并有专文、专题介绍周恩来的生平和功绩。九日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和《卫报》都刊登了讣告，占有报纸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版面。法国的《费加罗报》、《巴黎日报》、《世界报》等也是如此。西班牙五家全国性的报纸都以显著地位刊登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和介绍他的情况。
英国一家报说：“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可能比他的许多同事更能应付自如地同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尽管这个政策是由毛制定的。在四十年代末期，周曾经长期同美国进行了谈判。并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进入外交舞台。”“路透社”说：“周是中国学问造诣很深的有才学的官员，但是，却能和西方人相处得很融洽；他衣冠整齐，风度端凝，把差别很大的开通的西方世界和神秘的东方世界沟通了起来。他博得了斯大林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将军这样大不相同的人物的尊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十分尊敬他。”西德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说：周恩来“是一位有高度教养和能洞察别人内心活动的会谈伙伴，对欧洲人来说，他简直是典型地体现了这里的人们对一位古老中国文化的代表的概念。”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在十日写的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完人，他的事业充满了生活的各种困难和无数令人惊叹不已的危险与不安，但是这一冒险不是被遭受到的，而是被寻求、被选择，就像为人类的更高命运而前进，而生活一样。榜样超出了中国的边界。全世界，特别是贫穷而自豪的人们，都只能为这个朴实而情长谊深的高大影子哭泣。”除此之外，人们还交口称赞他的高尚品质和风采。西德《世界报》说：“凡同周恩来会见过的人都认为他是有魅力的、卓识的、超群的和令人神往的。”“路透社”说：“他是一位温文尔雅，通达人情，永远是对人面带笑容，彬彬有礼的人，一个有着钢和冰的性格的人。”“法新社”说：“在个人方面，这个人的性格非常高尚。他的态度和谈吐，他的与众不同、高尚、有时讥笑的态度使他具有的魅力，以及对他的国家和使命的坚定忠诚，使人不能不尊重和敬佩他。”英国《观察家报》说：“周恩来是位学识渊博的政治家；也是个和善而懂得数国语文的官员；他不爱喝酒、有幽默感和是个跳舞能手；他又爱好艺术和歌剧。他对世界局势，又了如指掌。他是中国最忙碌的人，每天大清早起来，一直工作到凌晨。”《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他虽在70高龄，还如常每天工作18小时而毫无倦色。”《巴黎时报》国际部主任十日在该报发表文章介绍周恩来的生平称：“让我们从他的生平中的最微小的、能说明一切或几乎一切的事情谈起，这就是谦逊，中国千年历史的最令人鼓舞的时刻之一正是应归功于他的一生，而且本世纪的世界也要把它最高尚的形象之一归功于他的一生。中国没有周恩来的雕像，没有发表他的语录或著作，也没有他的传记，但在无数家庭的内心中是完全有其塑像的。”另外，第三世界国家都认为周恩来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是第三世界的巨大损失。
埃及总统萨达特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马上决定派高级政府代表团，由副总理加奈姆、副议长马泰菲和国民警卫队司令马赫将军组成，到北京去表达他个人对周恩来逝世的哀悼。埃及《今日消息》周刊发表文章赞扬周恩来在“我们东方的历史上起了杰出的作用”。
墨西哥当地时间八日晚，得到周恩来逝世消息的埃切维里亚总统便发表声明表示沉痛哀悼。全国主要报纸除了刊登消息，还分别就周恩来的逝世发表了社论和专题文章。《国民报》的社论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除了不安之外，这一消息造成的普遍情绪是深切的悲痛，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周恩来总理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尊敬”。
阿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外长九日在欢迎越南武元甲将军的大会上，提议默哀一分钟，以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这次大会除阿尔及利亚政府、军队、党中央高级干部外，还有越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波利萨里奥阵线和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解放运动的代表。
阿尔巴尼亚各工厂和农业社进行集会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当地时间九日凌晨许多工厂企业上班前为周恩来总理默哀一分钟。集会时，宣读讣告，介绍生平，然后，通过给中国驻阿使馆的唁电，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逝世。
尼泊尔加德满都对周恩来的逝世感到震惊。古里首相说：“中国总理是尼泊尔的伟大朋友和同情者。”前首相比斯塔的话概括了大家的感想，“尼泊尔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市评议会还举行了一次集会，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并通过表示深切悲痛的决议。会上全体起立默哀两分钟，祝祷故人在天之灵永远安宁。
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当地时间九日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发表声明，她说，听到周先生的逝世的消息时，感到悲痛和深为震惊。在我个人对他的逝世感到若有所失的同时，确实可以说，斯里兰卡失去了一位一贯的、真诚的朋友。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享有最高声望的世界人物。特别是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周先生一向是鼓励它们努力摆脱外国控制的巨大鼓舞源泉。班达拉奈克夫人还宣布一月十五日为全国哀悼日，以表示对中国总理的尊敬，并下令从这天起到举行葬礼那天止，各公共建筑物下半旗。斯里兰卡政府当天也宣布，全国为中国总理周恩来志哀四天，为周恩来举行葬礼的日子为公休日，并举行哀悼。而且班达拉奈克夫人还希望去北京参加周恩来总理的葬礼。
还有，阿富汗为周恩来总理逝世下半旗二天。坦桑尼亚下半旗三天。赞比亚、肯尼亚许多官员和人民获悉消息后，打电话和到中国使馆、新华社内罗比分社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扎伊尔、加纳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表示他们的哀悼和他们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
总之，几乎全世界人民，绝大多数的国家及其领导人或政治领袖，所有较为负责的国际舆论，对周恩来的逝世都同声悲悼，众口一词地赞扬他的一生。一切同周恩来有接触的人士，都对他留有良好的印象。任何对国际政治、对人类历史、对现实世界稍有认识的人，都对周恩来怀有敬意。其中一些政治领袖称赞他，并不一定是他们个人对周恩来有特殊好感，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周恩来总理以他那为国为民的崇高品格、以及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包括他们本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因此，他们不能不反映人民的意愿，至少是不违背人民的意愿。
周恩来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也永远活在国际友人的心中。
一三四、周恩来在我的心中
周恩来虽然离开我们20年了，但他那伟大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
周恩来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顶天立地的英雄。
他从小就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他12岁读小学时，就树立了读书“为中华崛起”的雄心壮志，19岁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道理时，给同学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豪言壮语。从此、他终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祖国的统一和兴旺发达而英勇奋斗！他具有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他勤劳、勇敢、艰苦朴素、谦虚谨慎。他敬老、尊贤、携幼、扶贫……他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加以发扬、提高，使它为革命事业服务。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自青年时代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就矢志不移，并以革命的实践为之奋斗终生。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他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决支持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支持人类的进步事业。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无论是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环境，或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艰难困苦年代，还是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包围甚至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日子里，或解放战争中同毛泽东、任弼时被胡宗南大军包围在陕北时，他都毫不气馁、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地指挥战斗，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他一生遇险十几次，都由于他的大智大勇而化险为夷。
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坚信这是暂时的现象；他坚持人类的进步事业一定能够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始终要继续发展并最后取得胜利。
他临终前，仍以彻底的唯物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终生战友、伴侣邓颖超一起合唱“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强音。
周恩来是久经考验的党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他几十年来一直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参加党的一切重大决策，又一直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领导革命队伍，出生入死，不屈不挠，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英勇顽强地战斗，直到胜利。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他站在游行示威学生的前列，不畏军阀的监禁，在牢里坚持斗争。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中，他率领黄埔军校学生进行了两次东征，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并取得胜利。他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和赵世炎等同志在上海领导工人起义，进行武装响应北伐军胜利进占上海。
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他和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
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海党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由于周恩来事先派到国民党中统特务部门隐蔽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及时报告了消息，周恩来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果断地安全地转移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使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从事地下工作的党中央领导人的阴谋落空。他长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组织工作，为党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一九三一年冬到中央苏区后，即和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红一方面军对敌作战。一九三二年四月，周恩来接受毛泽东东征福建漳州的意见，并由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占领漳州，取得了伟大胜利。十月，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即和朱德一起在前线直接指挥战斗。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他和朱德抵制了临时中央要红军攻击敌人坚守的城市南丰的错误指示，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消灭了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三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