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及军事顾问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长征。
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指挥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于一九三五年一月渡过贵州乌江，到达遵义地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会上，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会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王稼祥受中央委托，负责指挥中央红军，在川西草地粉碎了张国焘的破坏阴谋，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陕北苏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接着，他和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消灭东北军两个师，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红军的第三次“围剿”。经过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和右倾逃跑错误的反复斗争，使红二、四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同一方面军会台，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周恩来是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
还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就明确地提出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动力和朋友问题，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贡献。他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黄埔军校依靠进步学生和教职员，团结了广大中间力量，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进行又团结又斗争。当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蒋介石进行反共行为实行妥协投降时，他和毛泽东等对陈独秀进行严肃的批评。
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以后，他在南昌争取了国民革命军中进步将领贺龙等率部和叶挺、朱德一起举行南昌起义。即在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也通过一些渠道，同反蒋的地方势力如西北的冯玉祥、西南的刘湘、两广的李济深、陈济棠等进行了统战工作。在城市中，实行保护工商业政策。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济深、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建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号召抗日反蒋，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主张同他们联合，但由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反对，失去了同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结成统一战线的大好机会。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后，周恩来一直站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最前线。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迅速地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首先一九三六年二月，派李克农代表红军到洛川同张学良将军和王以哲军长谈判，打开了红军与东北军联系的大门。四月，周恩来又秘密到肤施（延安）同张学良将军会晤，取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并交换了共同逼蒋抗日的意见。接着，又加强了对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工作，都取得很大的成绩。同时，他直接指导张子华、潘汉年等同南京国民党的谈判工作，开展对西南、两广的地方势力的统战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赶往西安，根据中央指示，同张学良、杨虎城商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条件后放蒋回南京，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挫败了亲日派何应钦等发动内战的阴谋，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到全国，为促成国共正式谈判，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九月，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或首席代表身份，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同国民党代表，主要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他坚持党的基本原则，又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克服种种困难，使谈判取得成功。九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山西抗日。随后，周恩来亲临山西同阎锡山、傅作义等进行协商，使八路军顺利到达山西前线，并取得平型关的首战胜利，使敌后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起来。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先后在南京、武汉、长沙、桂林，主要在重庆，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决执行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使抗日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他一直代表党中央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谈判，争取蒋介石坚持抗战。
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打退了蒋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国共合作关系，使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在这个时期，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势力等中间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他们响应我党的政治主张，同我党合作，一起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同时，巩固了蒋管区的地方党组织，发展了进步势力，使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周恩来付出了全部精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和王若飞协助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争取了《双十协定》的签订。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民主党派，争取了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协议”。
一九四六年五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南京，团结了民主党派和广大中间力量，在维护政协协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进一步团结了中间力量，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使国民党反动派处于孤立地位。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关闭国共谈判大门，中共代表团被迫撤退后，周恩来在全力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又继续领导国民党地区的党组织，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了国民党的大量军政人员特别是百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加速了蒋家王朝的灭亡。
周恩来的一生，广交了许多党外朋友。一九四九年，他亲自指挥组织了大量的著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入北平，和中共及各界群众团体、各少数民族、华侨代表一起筹备和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成就，也是周恩来正确进行党的统战工作的伟大贡献。
建国以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开展港、澳、台和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周恩来仍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人士免受冲击，利用时机恢复他们的政治活动和名誉。使党的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和发展。
周恩来是党、军队和国家的创始人之一、卓越的领导人。他参与党中央领导几十年，从不计较自己的名誉地位。当党中央发生路线斗争时，他立场明确，态度鲜明，为了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威望，他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地做艰苦的工作。他一直尊重毛泽东，在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分子批判时也一样。他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都作了重大贡献，他竭尽精力和智慧协助毛泽东工作，对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极为关心，经常亲自布置和检查。
他主持政府工作，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重大问题都先向中央或毛泽东请示报告，保证了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绝对领导。要提交国务院会议决定及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重要案件，都先经过中央审批再送，经批准和通过后，即坚决执行。
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特别重视党外人士和专家的意见，重视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重大建设项目，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论证，才作出决定，并具体落实到部门，执行中加以严格检查，发现问题即研究解决。
他全面领导政府的工作，各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在外交工作方面尤其显著，无论在中国人民中，在国际友人以至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中，都公认他为“杰出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树立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作风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一贯理论联系实际，无论在革命斗争中或经济建设中，都注意从实际出发，不说空话，说到做到。他又善于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际。曾有人把周恩来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甚至认为当了王明教条主义的俘虏，致使王明上台，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他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极为关心人民的利益，哪里的群众遭受灾害，他就设法解救，甚至亲自到现场去解决问题。
他是大家公认的自我批评的模范。从不文过饰非，犯了错误，发现后立即纠正，并以此为诫，公开检讨。所属干部犯了错误，除用与人为善的态度批评纠正外，还承担领导者的责任。
他身居高位，始终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出现在干部和群众之中。他一生都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坚决反对铺张浪费，特别是贪污腐化作风。
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廉洁奉公，大公无私，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是我的好老师。无论在思想、政治、文化、工作各方面，我都是在他的言传身教和耐心教导下成长、提高起来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国民党特务包围、监视下做了十多年的机要工作，保证了长江局、南方局、南京局和党中央及地方党机要通讯的畅通，保证了党的核心机密。这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结果。
总之，周恩来的一生，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永远值得怀念。他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学习。
我后悔在过去学习得很不够，现在年过80，还要继续学习，最主要的是要学习他那“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伟大精神！敬爱的恩来同志万古不朽！
后记
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时起，到周恩来逝世为止，我在他的身边或在他领导下工作了近40年。很早以前，我就想把自己在40年间亲历、亲见、亲闻写出来，以便让后人更加了解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但周恩来在世时，从不赞成宣传他，龙飞虎同志曾写过一本《跟随周副主席十年》，受到他的批评，因此我的愿望只能埋藏在心中。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我曾写一篇介绍周恩来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情况的文章，送到一家大报。该报编辑部说，奉“宣传口”负责人指示，不要以个人名义写纪念周总理的文章。稿件被退回了。这不但没有打消我写文章纪念周总理的念头，相反地更激发了我写一本有关周恩来的书的决心，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反映出来，使更多的人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也为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贡献一点力量。当时我在中央统战部担任副部长，繁忙的工作使我抽不出时间来做这件事。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加强党史工作，为此，先后成立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并在全国备省、市、自治区建立党史征集、研究机构，负责征集、研究和出版党史资料及有关著作。一九八二年，中央决定由我兼任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因为我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长江局、南方局和南京局工作，于是分工要我负责征集和编辑出版上述三个中央局的党史资料。这些资料是整个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亟需出版，以供党史界研究。周恩来是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南京局的书记，所以这三个中央局同周恩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资料为我写作周恩来的书提供了可靠的根据。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一九八二年，我向中央请求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专门从事党史工作，得到中央的批准。在中征委领导下，成立了南方局党史征集小组，孔原任组长，我和许涤新、郑伯克、徐迈进任副组长，在四川、重庆和南方有关省、市党史部门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南方局党史资料》六册二百余万字，后来又在中央和地方有关党史部门的支持合作下，出版了《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京局》。在这些工作还正进行中，我向陈云和杨尚昆同志报告要撰写回忆周恩来的书，书名为《雨四十年》。他们都表示支持。陈云同志欣然命笔，为该书题写书名，杨尚昆同志也惠允作序。我也向邓颖超大姐谈了我的打算，她很赞成。后来我每次见到她，她总要问我：“你的‘四十年’怎样了？”由于上述党史资料出版工作没有最后完成，我还不能着手撰写，只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和杨村、田俊江、紫非四人到福州座谈了一个时期，并由杨村整理出一个撰写提纲。
为了摆脱在北京的各种活动，专心致志地投入撰写工作，我向中央写了报告，打算回原籍福建，定居于漳州。经中央和福建省委批准，一九九○年底，我与老伴、战友紫非来到漳州。在福建省委、漳州市委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我的生活很快安定下来了，紫非不顾年老多病，全部负起家务和接待工作，使我开始了撰写工作。
有关周恩来的资料浩如烟海，单是我了解的情况，内容也是够丰富的。
要在纷繁的头绪中理出一根红线，并非易事。由于我在一九八一年患过心肌梗塞，而且年事已高，不能过于劳累。如果全书都由我亲自执笔，既力不从心，也会迁延时日。我邀请原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陈清泉同志给予协助。他欣然同意，在我提供资料和口述材料的基础上，起草了第一部将近一半的章节。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胡康民、赵权壁和红岩纪念馆王明湘、王弘、刘英等同志，起草了开创大后方工作、皖南事变、隐蔽精干蓄积力量、重开国共谈判大门四章的初稿，由陈清泉作了修改补充。第一部的初稿完成后，我认真作了修订，再由陈清泉作文字修饰。
原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方提出了不少意见，我的秘书戴学平、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叶平霞，也做了不少辅助工作。
一九九三年九月下旬，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李庚奇同志，副总编辑镡德山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廖心文同志，应邀来漳州进行审稿，他们对稿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作为该书责任编辑的镡德山、廖心文，在核对资料、调整结构以及文字加工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不是周恩来的传记，也不是单纯个人的回忆，而是以我的亲历、亲见、亲闻为主，参酌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和档案资料、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和许多同志研究的成果而写成的。它不可能全面反映周恩来前半生的丰功伟绩，只是着重介绍建国以前我在他身边和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所经历的事情，他所遭遇到的风风雨雨。这里大量的是他的业绩，也直书了出现的失误。
使我感到遗憾的是，一直关心我写这本书的邓大姐，未能看到《风雨四十年》第一部的出版，已于一九九二年去世。老伴紫非也于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日去世，不能和我分享夙愿实现的喜悦。我只能在她遗像之前放置一册，让她在九泉之下得到告慰。
一九九三年十月初，我正准备着手撰写《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内容是建国以后的事情。不料因劳累过度我再次发生心肌梗塞。医生告诫我必须静养配合治疗，不能继续紧张地进行写作。中共漳州市委书记曹德淦同志、市长韩玉琳同志、秘书长杨琼等同志对我非常关心，十分支持我完成第二部的创作。于是由组织出面，邀请原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方等几位同志组成编写组，协助我整理资料，列出编写章节，根据我的口述和有关资料撰写初稿。并指定原漳州市委副秘书长李栓义同志负责有关写作的后勤工作。陈清泉同志仍负责起草了重要章节和统稿工作。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二部的初稿已基本完成。其中：召开新政协、创立新中国和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两章，由肖林执笔；统一战线和为台湾回归奋斗部分，由熊展威执笔；知识分子工作部分，由陈方执笔；经济和外交两部分，由陈清泉执笔。有关国防建设的章节，由曾担任总理军事秘书的周家鼎执笔后由曾一石稍作增删，原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同志作了重要补充。“文化大革命”部分，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三年这一段，由巩玉闽执笔，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至周恩来逝世这段，由阮黄南执笔。“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已靠边站，在五七干校劳动，周恩来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我不了解，但事后听到传达，听过参加当时工作的纪登奎等同志的叙述，特别是当时担任警卫工作的高振普同志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最后一章“周恩来在我的心中”，则是我自己执笔的。
第二部的初稿基本完成后，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旬在漳州举行了审稿会。
我的老战友、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同志和周家鼎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镡德山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熊华源同志，福建省委党支研究室主任毛祥瑞、副主任。林强同志，都参加了这次审稿会，并对本书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罗青长、周家鼎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他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使本书增色不少。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明同志、周总理外事秘书马列同志，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力平同志，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李青同志、王仁同志，看过部分稿件，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此外，在第二部编写期间，漳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张湘、朱汝宁、苏滨英、叶平霞、陈振煌等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是全面的政府工作，而《风雨四十年》第二部没有包括诸如内政、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工作，只是写我所了解和接触较多的方面的事情，所以是很不全面的。其中也不乏疏漏或错误，希望读者指正。
《风雨四十年》一书是中共福建省委特别是漳州市委和上述许多同志的鼎力支持的结果。在第二部出版之际，我特向所有支持本书的编写、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童小鹏一九九五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