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仍是继续逼使蒋介石实践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主张和平解决。一月十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十一日，他又写信给蒋介石，严正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要求蒋介石撤退进入陕甘的中央军，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军政，这样才能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否则，“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将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
当时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和战之争，杨虎城的处境十分困难。西安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张学良送蒋走时，要于学忠领导东北军，并听命于杨虎城的指挥。而于学忠在东北军中不是嫡系，领导不了这支部队，杨虎城更是指挥不了。东北军实际上已是群尤无首，所谓元老派、少壮派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十七路军将领中，有的公开叛变，有的态度模棱两可，杨虎城也难于掌握。这时他深感只有张学良回来，才能维系“三位一体”，处理复杂局面。
西安方面的困难，南京了如指掌，它加紧对西安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
一月十三日，蒋介石派人到西安，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甲案。二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乙案。不论那个方案，对西安都是不利的。权衡之后，接受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三位一体”自然解体。蒋介石写信给杨虎城，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均东北军军长）写信，要他们接受乙案。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公开表示接受甲案，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其他一概不谈，这样使得西安的内部矛盾更为尖锐。
对于友军的内部问题，共产党不便干预，只能给予建议。一月十五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没有把握取得胜利。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局势，向杨提出三点建议：一、为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介石，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中央军须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可伸至咸阳；三、主要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扰，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杨虎城两次派代表去和蒋介石谈判，都无结果而回。
张学良迟迟不能回来，东北军少壮派加紧活动。他们大都是团营级军官，掌握实权，对张学良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蒋介石更加痛恨，于是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即使与中央军开战也在所不惜。他们不满元老派的和平主张，甚至以为他们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十分气愤。主和的人竟至不敢公开讲话。杨虎城对打仗没有把握，但担心蒋介石报复，也希望张学良回来，因而倾向于少壮派。一时主战的少壮派占了上风。
这时周恩来觉得战端一开，有违西安事变的初衷，也不利于争取张学良回来。面临这个复杂形势，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做少壮派的工作。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看到当时紧张复杂的情况，无不忧心忡忡。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周恩来邀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到代表团驻地张公馆东楼会客厅谈话。从客厅里不断传来慷慨激昂的声音，原来少壮派坚持要张学良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耐心地进行说服，指出这样做有可能引起战争。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
少壮派仍不同意。应德田首先陈述他们的意见，大意是：张学良是东北军的中心，他不回来，团体无人领导，必致瓦解；张学良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无法维持，联共抗日的主张也无法实现。张不回来，决不撤兵，蒋军如再进逼，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请红军全力帮助，打垮蒋军的进攻。周恩来听后又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蒋介石一定不放回，相持之下，很容易发生战争，这对副司令回来的问题更没有好处。很明显，战争打起来，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副司令一定会回来的。你们应当知道，打起仗来，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没有好处。我们共产党与蒋介石血海深仇，永远不会忘记，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也永远不会忘记。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周恩来刚说完，苗剑秋（苗有个绰号叫“苗疯子”）就大哭大闹，乱说了一阵疯活，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就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出，“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来请求红军出兵，这样一直闹到下半夜。为了摆脱这个僵局，周恩来只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明天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没过几个钟头，南汉宸也到张公馆来，报告杨虎城找他谈话的情况。南说：凌晨三时，杨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毗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南汉宸认为杨虎城这番话，不是对他个人讲的，而是通过他对共产党代表讲的。周恩来觉得事态严重。
对南汉宸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开会，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南汉宸又向周恩来报告，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少壮派的活动更为激烈。在他们的提议下，一月二十九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参加，由董英斌代他主持。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他认为中央军实力强大，我们打不了，假如打起来，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前途也危险了。何讲完，应德田起来讲话，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他认为蒋介石是在虚张声势，真正打起来他是不敢的。我们愈软，他就愈硬，我们一硬，他就会软下来。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可能回来，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为了营救副司令，不惜坚决打一仗。
这时会场议论纷纷，空气极度紧张。与会军官在愤激的情绪下，都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主张。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这个决议由到会四十多个军官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对渭南会议决议不愿执行。但他们和少壮派已经闹翻，无法说服他们。于是一月三十日派飞机夫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因为他是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应由他来作最后决定。于学忠来到西安，两方面都向他申述理由，使他左右为难，但他还是主和的。
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乘汽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都参加了会议。大家认为，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南京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而我们的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和杨虎城等。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能否成功，尚是未知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而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且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就会导致敌对情势，这是颇难两全的困难局面。如果拒绝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要求，这两个朋友失掉，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就更加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作出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的主张，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仍同南京谈判和平。会后，立即从总部发电报告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当天赶回西安，根据上述的决定，分别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叶剑英并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
当日，收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从延安回电：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事机紧迫，二月一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个人代表三方面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应德田也参加了。会议开始时出现长时间的沉默。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讲，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杨虎城只好要于学忠讲。于学忠嚅嗫了一阵，才说：“我个人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
打仗不能把张副司令打回来，打起来他们恐怕更害怕张副司令了。”他分析军事形势说：“我们只顾招架东边的中央军，而西边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到了宝鸡，正向凤翔推进，而我们西边还没有一点布置。加上内部有两个师不稳的消息，这在军事上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不能打。因此，我的意见还应和平解决。”王以哲、何柱国都同意于学忠的看法。杨虎城看到东北军主要将领意见一致，就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然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基本上是甲案）和平解决吧！”杨虎城最后问周恩来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参加作战。
现在你们双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他又提出请双方注意内部的团结，防止少数人进行分裂活动。杨虎城、于学忠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少壮派原来以为这次会议会作出打仗的决定，会议的结果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甚为气愤。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在会议上没有反映主战派的要求，背叛“渭南会议”，就是“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要“拼一死战”，“要除奸”，等等，气焰十分嚣张。
十、挺身而出拯救危局
最高军事会议之后，杨虎城派代表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准备接受南京的条件，和平解决。少壮派极为气愤，以为是王以哲、何柱国坚持主和的结果。他们一方面策划屠杀主和派，主要对象是王以哲、何柱国；另一方面，准备派武装人员截留杨虎城派去潼关的代表，又包围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西安已被恐怖气氛所笼罩。
二月一日晚上，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等主战军官就酝酿杀王以哲、何柱国的事。
二月二日一早，东北军一批主战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何镜华等十几个人，到孙铭九家里开会，应德田和大家商定即刻派人将王以哲、何柱国两个主和的军长枪杀，要孙铭九派卫队营的人去执行。孙铭九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20个卫士去杀王以哲。于文俊手持驳壳枪，闯进王的住宅，进入卧室，对王以哲说：“军长，对不起你了”，随即连发几枪，王以哲就死于血泊之中。当天，他们还杀了原王以哲的副官宋学礼等几人。制造了“二二事件”。
孙铭九同时又派卫队营营副商同昌带人去杀何柱国，这时何已有所风闻，躲到杨虎城新城公馆的客厅不出来，孙铭九又带人找到杨公馆，由于杨虎城的保护，他们杀何柱国的企图没有得逞。事后，何柱国给杨虎城送了一个银盾，上面刻有“再生之德”四字，以表示对杨的感谢。
这天上午，我正到大街上买东西，回到金家巷路口，看到警卫森严，架设了铁丝网、路障和轻机枪，几个警卫营士兵持枪守卫，气氛很紧张，不知发生什么事情。我往张公馆走，卫兵把我拦住，问我那里的？我说是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才放我过去。张学良公馆也加了哨兵，围墙上架了轻机枪。
同志们正在议论纷纷，神情黯然。这时我才知道是少壮派杀了王以哲。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异常气愤，立即要李克农和刘鼎追查是什么人干的。
孙铭九等杀了王以哲后，杨虎城也很不满，立即在新城和街道加强警戒。
弄得人心惶惶。有人指责应德田、孙铭九不该这样乱来。当苗剑秋把周恩来生气的消息告诉孙铭九时，孙铭九知道他们犯了错误，就同苗剑秋去张公馆东楼向周恩来承认错误，并跪下请罪。周恩来要孙铭九站起来后，很严肃地责问孙：杀王以哲是谁搞的？孙说，是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等。我做错了，请宽恕！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正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斥责下，孙铭九、苗剑秋都低头认罪。周恩来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要他们回去找应德田等商量怎样处理善后。
这时周恩来心急如焚。为了表示对最早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对建立红军和东北军亲密合作关系作出贡献的王以哲的悼念，为了抗议少壮派的错误行为，他不顾安危，带着李克农和刘鼎，赶到王以哲家中吊唁。
这时王家正乱成一团，周恩来慰问家属，使王的家属和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当时西安谣诼纷坛，有人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指使行动的。周恩来以实际行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解，使东北军官兵进一步认识周恩来关心东北军团结，反对分裂行动的明确立场。
周恩来从王以哲家出来，立即到新城杨虎城办公楼商议，杨虎城派他的代表李志刚到潼关继续同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等谈判。周回到张公馆后，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处理经过。晚上，中央回电同意继续进行谈判，用一切办法制止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中央对代表团的安全十分关心，嘱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并说已电告云阳前总，情况紧急必要时，派部队到西安保护。
王以哲在东北军是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方，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二月三日早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调转枪口，撤出渭南防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的部队开回临潼，声言要开回西安为王以哲报仇。中央军开进渭南，逼近西安。周恩来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到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坚决反对杀害王以哲的错误行为。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和中央军决战，救回张学良。那知道事与愿违，出现了这种局面。少壮派和许多主战的人都惊惶失措，气焰也顿时消失。
二月三日清晨，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认为少壮派的严重错误可能导致内部分裂，必须严肃对待。但他们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杀王以哲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处置他们。他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毅然决定，派刘鼎把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三人送到云阳红军总部，以免他们再闹事，也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打击目标。同时，也商定将孙铭九指挥的卫队团撤出西安。四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由刘鼎等陪同，送到了云阳前总，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但是东北军元老派将领刘多荃等，为了泄恨，令人把杀害王以哲的凶手于文俊杀死，并破腹取心去祭奠王以哲。更错误的是，把最早沟通中共和张学良关系的高福源旅长枪杀，误认高参加了“二二事件”。
为了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同博古、叶剑英商议，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代表团大部分人员撤到云阳总部，周恩来自己坚持在西安，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等共同维系“三位一体”关系，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时，代表团驻地除周恩来外，仅留下刘鼎和警卫人员龙飞虎、杨家保。机要人员中朱志良、李金德去了云阳，留下我及两个报务员，日夜保持同中央和云阳总部的电讯联系。
二月四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和前总，指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第十七路军一时不会分化，中共难以公开立足。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不能提出容共案。并提出党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加强内部组织与团结。
这几天，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困难，也最危险的日子。
他十分忙碌，经常夜以继日又一丝不苟地工作。要和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商谈如何对付复杂局面，要做少壮派的工作，既着眼当前，又展望未来，考虑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是舌敝唇焦，朝思夕虑。他的眼睛熬红了，鼻子常出血，十分疲劳时，就和衣在床上躺一会儿，连皮鞋也不脱。中央一来电报或来客人，就要叫他起来，不准不叫。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怕他的身体支撑不住，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好在当时他只有39岁，正当壮年，尽管遇到种种磨难，当他出现在各方面人物面前时，依然神采奕奕，谈笑风生。面临着这种混乱局面，大家也为他的安全担心。他置身危城，但毫不畏惧。他的伟大气魄，也深深教育了我们工作人员。他以一片真诚对待朋友，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和友谊，使得他在惊涛骇浪中能够履险如夷。
由于周恩来坚持在西安工作，就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东北军和西北军或社会上的各界人士，都相信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共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诚意和国民党谈判，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从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二事件”破坏了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削弱了西安与南京淡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与地位。二月三日，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使中央军得以进驻渭南。刘多荃和缪澂流等高级军官，又在高陵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他们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接受甲案、东北军仍留西北与红军靠拢的建议，宣布接受乙案，离开西北东调河南、安徽。接着，东北军骑十师师长檀自新、一○六师师长沈克联名通电投蒋介石。至此，“三位一体”的大势已去，南京又对西安方面施加强大压力，使杨虎城、于学忠不得不通知潼关谈判的代表，按照乙案达成协议，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二月六日，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离开西安撤到三原，杨虎城也到三原去了。“三位一体”解体了。
二月八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开入西安。国民党特务人员在西安大肆活动，竟在大街上张贴标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攻击西安事变。周恩来毅然去见顾祝同，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干什么？”逼使顾祝同不得不把政训处长贺衷寒找来，当面“申斥”，要他们立即刷去。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全部洗刷干净。顾祝同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联络处。
二月九日，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到西安，我党派到南京谈判的代表潘汉年也到了西安。
当天，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全部由张公馆东楼搬到七贤庄一号，成立红军联络处。由于电台合法了，我们就启用更大功率的50瓩电台，架起天线，同延安的无线电通讯更畅通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恩来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但任重道远，他又担负起国共正式谈判的艰巨使命。
十一、功垂千古怀念永恒
西安事变虽然以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调动和肢解而告终，但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永远熠熠生辉，不可磨灭。没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蒋介石还要继续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剿共”战争也不会停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将愈演愈烈，中华民族的存亡绝续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境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地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时期。
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在极端复杂、险恶的环境里，樽俎折冲于各方面人物之中，临危不惧，机智沉着，舍生忘死，力挽狂澜，表现出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也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他的功业是垂千古而不朽的。
周恩来对于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位朋友，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称他们是“千古功臣”。在国共谈判中，不断要求蒋介石释放张、杨两将军，但蒋介石一直置之不理。抗战时期在重庆时，有一次周恩来见到宋子文，他质问宋说：“当时你担保张学良到南京后的自由，为什么没有做到？”宋无可奈何地回答：“其他事情都做了，就是这件事我无能为力。”表示了歉意。一九四六年在延安纪念西安事变十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张、杨两将军的历史功绩。他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建国后，周恩来总以杨虎城没有看到全国解放，张学良不能参加建立新中国为憾。对他们的亲属，从工作到生活，都无微不至的关怀。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在建国后，经过思想教育进步明显，以后安排了全国政协委员。另一个弟弟张学思三十年代初就参加共产党，后来在延安学习时，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和组织上的关照。建国后，张学思曾任海军参谋长，海军初建潜艇部队时，他亲上潜艇和官兵一起在海中进行训练作业。周恩来知道后感到欣慰并加以称赞。在“文革”初期，为防止红卫兵破坏张作霖在沈阳的“元帅府”和他的陵墓，曾通知东北负责同志加以保护。现在全国政协的办公地址和礼堂地基，是张家从前清遗族手中购买的王府，周恩来任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时，批准用公款按当时市价购买来的，并吩咐将房款分配给张学良几个兄弟。张学思没有领，张学良将军应得份额也给他留着。杨虎城先生的子女，早已成为国家干部。杨拯民现在全国政协担任常委和副秘书长。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为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邀请了参加过西安事变的东北、西北两方面和中共有关人士百亲人举行座谈会。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并且讲了话。他说：“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千古不朽的人物”。又说，张汉卿在被扣后，“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周恩来曾对我们说过，蒋介石一直追问张学良西安事变是否受中共指使的？但张先生一直如实地说“没有。”他是敢作敢当的英雄好汉。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为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周恩来邀请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张学思及夫人，杨虎城儿子杨拯民及有关人士20余人座谈并便宴。周恩来在讲话中，重申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并表达对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怀念之情。席间，张学思因台湾报纸发表了经国民党篡改过的所谓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感情非常激动，在向周恩来敬酒时，竟泣不成声。
周恩来也流了泪，并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全场都为此感到心情沉重和激动。会上，周恩来同意杨拯民的建议，把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前因后果整理成资料公之于世，以批驳蒋介石歪曲事实的《西安半月记》和其他造谣污蔑材料。当场就指定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负责，吸收当时有关人士组成小组进行这工作。这项工作后来因“文革”停顿了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又恢复工作，到一九八六年西安事变50周年时，已出版了多种翔实的资料和《西安事变简史》，为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几十年来，周恩来一直十分惦念在台湾的张学良先生，从各方面了解张先生在台湾的情况。他知道张治中将军一九四七年十月曾到台湾看望过张学良，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来北京后，就向张了解张学良的安全和健康等情况。后来他看到张学良赠张治中的亲笔题诗时，兴致勃勃地反复念诵，似乎看到了张学良就在眼前。
张学良赠张治中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一九六○年，周恩来趁友人到台湾有可能见到张学良夫人赵媞时，在一纸条上写了“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16个字，托友人秘密带至台湾相机转交。该友人到台湾后，利用张学良和夫人赵媞到教堂做礼拜时，以巧妙方式交到赵媞手上。当张学良看到时，当然就心照不宣了。张学良也曾托友人给周恩来捎过信息。这两位中国的伟大政治家，自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在陕北肤施天主教堂秘密结识以后，抗日救国之心就紧紧地把他们联在一起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弥留之前，仍当面嘱咐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我想，张学良的名字，在周恩来的脑子里是占着第一位的。祖国统一的前途是有望的，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使这两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伟大贡献的千古功臣后会无期，不能不令人十分痛惜！张学良将军已过90高寿，但看起来身体仍很健康，仍旧念念不忘生长他的东北故土，他始终关心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振兴。祝愿他更健康，更长寿，早日回到大陆同老朋友和新朋友相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