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五、观察国情
周恩来在学习上一向以勤奋著称，但他又并不只是埋头于书本之中，他很注重从实际中学习，做生活的有心人。一九一七年九月，他由天津东渡日本后，经常到中华青年会去看报，注意观察日本社会。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
（徐必成）
五一六、国家为重
一九一八年二月，周恩来的同班好友张鸿诰考取了东京高等师范物理科，但他却希望考入第一高等学校，以便将来可以上大学学工科。而要报考一高，就必须先从高师退学，但将来能否考上一高又没有把握。张鸿诰很犹豫，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劝他说：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能考上高师，为什么怕考不上一高？经他一说，张鸿诰下决心退了高师的学籍，重新报考，后来果然实现了他学工的宿愿。
（徐必成）
五一七、革心革新
周恩来刚从日本回到国内，五四运动便爆发了。他在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前写的《发刊旨趣》中宣布：《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精神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这篇《发刊旨趣》一发表，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订户猛增，到《会报》创刊前一天，已近两万户：不仅有学生，而且有铁路员工、邮电职员、爱国资本家和家庭妇女；不仅有天津的，还有北京、保定以至上海的。七月二十一日《会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天津学联领导人马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此后各地报纸都首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
（徐必成）
五一八、首请大钊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觉悟社成立刚五天，第一个活动，便是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觉悟社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李大钊当时已是五四运动中有着很高声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觉悟社”的成员坐在一起，听着他们介绍情况，记下每个人的名字。他哈哈笑着说：“我支持‘觉悟社’。你们出版不定期刊物，并且提倡用白话文，采用新标点，这都很好，我都赞成。还有，你们‘觉悟社’不分男女的组合，这更好啊，这不就是提倡男女平等吗？”
最后，他还向周恩来建议：“刊物一定要喊出人民的呼声，一定要越办越好。”
（徐必成）
五一九、力倡觉悟
由于斗争的需要，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男女学生代表总结请愿活动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赞同。经过筹备，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觉悟社宣告成立。参加的有男女学生各十人，大家以民主的精神决定实行委员制，轮流负责。当时最小的是邓颖超，为一号，第五号是周恩来，他被推举为成立大会会议主持人，并起草觉悟社宣言。
《宣言》中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它宣布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
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
（徐必成）
五二○、陶然茶话
一九二○年八月，觉悟社召开年会，出狱不久的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且指出：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他把这一切概括为“改造”和“联合”四个字。他提议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互助团、曙光社和人道社四团体举行座谈会。
八月十六日上午，在北京陶然亭，觉悟社同四团体的二十多名青年举行茶话会，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会上，在刘清扬、邓文淑（邓颖超）先后讲话后，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作了说明。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代表，李大钊作了发言。他充分肯定了周恩来和青年们的革命热忱，肯定了他们所选择的正确方向。他特别强调了大家确定共同的“主义”的重要性。他说：“觉悟社的主张是对的，各团体要团结一致，要到工农劳工中去，与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不绝的群众运动。”会后由这些团体共同发表《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分工合作，来实行社会改造。
（徐必成）
五二一、离乡求真理
陶然亭聚会中，李大钊关于首先标明“主义”的讲话，给了周恩来新的启发和鼓舞，更坚定了他到法国去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心。此前，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觉悟社社友李愚如，一九二○年六月初在行前到监狱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听到后十分兴奋，用两个小时写了一首白话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送给她，其中就抒发了自己的愿望。诗中写道：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周恩来到欧洲后不久给表兄陈式周的一封信中的话语，也可看出，他要到马克思的故乡欧洲去的真正意图：“主要意旨，惟在求实学的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徐必成）
五二二、洞若观火
《赤光报》为旅欧支部的机关半月刊物，周恩来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赤光的宣言》指出：“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目标联合”“我们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接着，他又发表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革命救国论》、《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北洋军阀的内哄》、《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以及《太平洋上的新风云》等一系列文章，它显示了周恩来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等重大问题的透彻分析、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阶段的阐述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火花，这也正是对党的“最低纲领”最确切的理解。
（田俊翘）
五二三、朱德入党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热情接待了远涉重洋特地来寻找中国共产党的朱德。朱德恳切地叙述了自己寻找共产党的经过：为了救中国，他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危亡的祖国，于是他放弃了高官，到上海、北京去找共产党，却被陈独秀拒绝了：“行伍出身的军人，没有资格革命。”他又和好友孙炳文一道奔往欧洲，去寻找革命的真理。他先到巴黎，又到柏林，终于找到了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他热切地表达了要求入党的决心和志愿。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他的谈话，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周恩来又问了他们的生活、居住和工作情况，然后就有关国内外形势、各种新思潮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同他进行了详细的交谈。他们非常融洽地整整谈了一个通宵。周恩来坚信朱德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组织批准，朱德成为共产党员。
（徐必成）
五二四、敢于进攻
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离开法国，回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他所面对的是一种爆炸性的局势：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阴谋暴动，企图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中，他们从香港等地偷运的大批军火被广东政府查获扣留后，即以罢市相威胁，气焰十分嚣张。国民党左派对此犹豫动摇，准备退还军火枪支。中共两广区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进行坚决斗争。这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十三周年，中共两广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发动广州各界群众，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周恩来以广东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分，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明确指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出卖中国”、“造成祸乱”，“他们统统都是革命的对头。”号召民众向反革命派进攻。他又鼓舞民众的士气道：“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很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涨；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后来面对商团枪杀示威群众的暴行，周恩来又郑重宣布：我是“主张立刻以少数的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在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领导下的广州工农群众的斗争，增强了孙中山解决商团事件的决心和信心，终于下令镇压商团的叛乱。在中共领导的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的配合下，孙中山抽调的革命武装力量，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将商团全部缴械。
（徐必成）
五二五、铁甲车队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他在《少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共广东区委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下属成员的配备与调动，都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主要工作和活动也直接向他们请示报告。队长、副队长、军事教官由周恩来选调的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徐成章和第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由广东区委选派廖乾吾、曹汝谦分别负责。广东区委还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充当队员。
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是以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禾木）
五二六、宣传鼓动
广东革命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初东征讨伐陈炯明。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次随军东征。黄埔校军英勇善战，战功显赫。历时三个多月的东征胜利结束，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黄埔军校出色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
为了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组织战时宣传队，周恩来从第二期军校学生中挑选出能讲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的二十人，组成武装宣传队。在军队到达前，先往沿途村镇到处演讲，张贴红绿标语，散发传单，教村里的小孩们唱：“打倒列强，除军阀……”政治部还准备了告敌军士兵的传单，由飞机在敌军阵地上空散发。这样的战地宣传工作，是过去中国军队中所没有的。
周恩来在东征中的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最早的尝试，对以后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禾木）
五二七、坚决还击
一九二六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加快篡夺军权的步骤。三月二十日凌晨，他以“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为借口，擅自逮捕李之龙舰长与第一军中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同时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和苏联顾问，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周恩来闻讯后，亲自到广州造币厂，质问蒋介石，要他说出事情原委。之后，又与陈延年、聂荣臻在广东区委讨论，主张坚决反击蒋介石，因为从力量对比上看，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反击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接着，周恩来又与毛泽东、李富春商议，一致同意针锋相对，揭露蒋介石的真面目，使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这一正确主张提出后，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未予采纳，主张妥协退让，致使蒋介石进一步要挟，将中共党员全部由第一军撤出，顺利实现了篡夺第一军军权的阴谋，使其在军事上的地位更加巩固，为以后叛变革命铺平了道路。
（田俊翘）
五二八、政治任务
一九二六年十月周恩来为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国共合作与工农运动的诬蔑，连续发表文章，不断地演讲，以扩大革命宣传。
他科学地分析国民党改组以来广东的政治局势，得出现时广东应是“由战争到政治”的结论。过去打倒反革命的军阀战争，是几处集合战，故国民革命军的练成乃成为重要条件。现在进而与一切半封建势力作政治斗争，面积遍及全省，这非靠民主势力的扩大与充实决难致胜。故民众的组织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民主政治的怎样实施，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至于斗争的主力，他认为，工农群众“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危迫”，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在实行国共合作的同时，还应为工农在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号召在此决战的历史时刻，团结起来，为最终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而奋斗。
（田俊翘）
五二九、组织队伍
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前，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家，为了保卫企业财产和自身安全，出资购买了几十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组织保卫团，征求商务工人参加。
工人认为参加保卫团是保卫资本家。工会对这个问题也讨论了好几次，意见不统一。周恩来认真听完了大家的发言，微笑着，风趣地问：“你们再冷静点想想看，究竟要不要去参加？”被他一问，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都望着他。“我看，不但能参加的要参加，要去训练；而且没有参加的还要争取去参加。保卫团是个合法身份嘛，我们有了合法身份，就可公开进行军事训练，就能学到军事技术，也就可以对付敌人，必要时还可以把保卫团的枪支拉过来对敌军作战。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认为去参加好，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以商量的口吻来征求的意见。大家听了他的道理，心明眼亮，一致同意他的主张。保卫团的阵营扩大后，周恩来还特地指派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公冕担任军事辅导工作，使商务工人纠察队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支劲旅。
（禾木）
五三○、特殊斗争
要保证党的机关的安全和正确开展各种斗争，就必须准确而及时地掌握敌人活动的情报。从一九二八年周恩来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起，便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进行破坏的各种动向，尽力营救被反动当局逮捕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经常强调对这方面建立的关系，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并亲自选送机智勇敢、忠实可靠的同志深入虎穴。
一九二八年春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是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的驻沪特派员。他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战友，清除内奸，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二九年末，又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大贡献。
（徐必成）
五三一、一身机智
为保卫党中央，镇压叛徒特务，侦破敌特机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负责，在李克农、陈赓等人配合下迅速打开了新局面。到一九二九年，它不只形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情报网络，而且，打入了敌特的最高组织，掌握了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的密码手册。此后，很多重大的绝密消息，源源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转给周恩来，搞得敌特机关焦头烂额。
我党不止通过中央特科镇压了白鑫、顾顺章等危害极大的叛徒，而且也营救了李维汉、李立三、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
同时也妥善地安置了彭湃母亲等烈士家属。
（田俊翘）
五三二、致书特委
一九二九年，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湖北省东北部的武装斗争有所开展，但是，领导人中存在的左倾思想成为革命发展的严重障碍。为此周恩来在信中严厉地批评鄂东北特委：“在斗争口号及工作方法上，都完全充满了原始的农民意识，目前要特别注意由农民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策略，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城市，由英雄土匪式的动乱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政党行动，由无原则的军事烧杀转变到发动群众斗争。”
针对在革命主体农民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们党不要以为农民太多，若不如此我们将要失败，其实，若我们不能领导农民，若不能使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而发展，则结果一定失败。”
（田俊翘）
五三三、九月来信
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发展，也出现一些曲折。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错误意见占了上风，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周恩来在上海九月份主持中央军委的汇报会上，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两年来内部的斗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之后，起草了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认为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的正确原则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消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最后，指示信号召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指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十月下旬，陈毅回到闽西后，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亲赴上杭苏家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并于十二月底，以九月来信的精神为指导，召开了《古田会议》，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田俊翘）
五三四、理论探索
一九三○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做了《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指出：中国革命主要内容还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故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
在这里，他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主力及其领导阶级。同时，对中国半殖民社会的特点，也做了概括分析。他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由此带来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尤其对武装夺权，有更清楚的阐述：“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
周恩来这些宝贵的理论探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天才概括，它成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
（田俊翘）
五三五、联粤谈判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在抗日反蒋号召的影响下，国民党南路司令、粤军总指挥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求见周恩来，并带来陈济棠“面交周恩来总政委”的亲笔信。周恩来亲与来人会谈，商定了谈判时间和地点。
经研究，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前去同陈济棠的两个师长进行秘密谈判。代表出发前，周恩来向他们交代了任务和联络密语，叮嘱他们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红军同粤军代表经过三天三晚的双边会谈，达成了五项协议，为红军长征突围准备了有利条件。
同年十月，红军长征进入广东境内，陈济棠履行了同红军原定的协议，在红军突围的行动方向上，撤出了一条二十里的通道，红军顺利通过了一道封锁线。
（徐必成）
五三六、查火惩敌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长征的红军进入广西苗族居住区后，晚上，红军驻地经常着火，连带着也烧了许多苗族弟兄的房子，这在政治上给红军带来了影响，也给苗族兄弟造成了重大损失。
一天，部队在壮族居住的龙坪镇宿营，夜半时分，周恩来的住房突然着起大火来，警卫员小魏冲进弥漫着烟与火的世界，领着周恩来跑了出来。
周恩来刚出来，马上就派警卫员们去看望其他首长，并了解部队的情况。随即命令部队提高警惕，并集合没有任务的人员，待命行动。
在研究失火问题的会上，周恩来对其他首长说：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反动派企图用这种卑鄙手段来证实他们那种“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无耻谣言，来挑拨、破坏我们与群众的关系。事情果不出所料，当夜就抓住了三个放火的国民党特务。次日在龙坪镇召开了群众大会，揭穿了敌人的阴谋，严惩了坏蛋。同时，周恩来还责成供给部调查并且给受难的群众以适当的救济。
（徐必成）
五三七、遵义会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到达遵义，召开了我党历史上重要的遵义会议。
会上，博古作了报告，他强调种种原因，来掩盖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今后方向。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毛泽东在这个月的月底谈遵义会议时也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徐必成）
五三八、宣传群众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军到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扎西地区。这里的老百姓在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军阀官僚的无情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家家一贫如洗，沿途有不少穷人在要饭。
一天，路边有个老太太，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向警卫员们要东西。周恩来就叫警卫员小魏从周恩来自己的包袱里取出一件衣服，给了这位可怜的老太太。她高兴得连忙说：“谢谢红军！”
从此，部队每逢住下后，除了打土豪，并把土豪家的东西分给穷苦老百姓以外，周恩来还告诉大家：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担负着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组织生产三大任务的教导，除留一人在家工作外，其余的人都到外边找老百姓去宣传。
经过部队的大规模宣传教育，加上红军自身的模范行动，许多青壮年自动报名参加红军，其热闹景象，不亚于中央苏区，仅扎西一地便扩军三千多。
（徐必成）
五三九、批评林彪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抢渡金沙江后，进入川西地区。
在会理休整五天，休整期间，担任一军团团长的林彪提出：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他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了敌人，胜利渡过了金沙江。
（徐必成）
五四○、月夜捉牛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决心彻底粉碎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不到两个小时，红军在直罗镇把东北军一○九师打得只剩一个多营，由师长牛元峰带着躲进了镇东头的一个小寨子里。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正组织第二次猛攻时，通讯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只见周恩来等同志边走边用望远镜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到了跟前，又详细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恩来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既没粮，又没水，敌人总是要逃跑的。白天进攻伤亡较大，还是晚上再进攻吧！”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领残部突围向西逃跑，红军战士穷追不舍，在直罗镇西南的老牛湾活捉了牛元峰这条“牛”，至此，敌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全部被歼。
（徐必成）
五四一、瓦窑治军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中央到瓦窑堡后，就研究了扩大红军的问题。当时红军最大的困难是兵员不足，周恩来首先建议把有战斗经验的游击队“升级”，改编为主力，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有些陕北新战士不愿到中央红军中去。因而有些地方上的同志也建议：陕北新兵是否可以单独编制。周恩来说：“新兵单独编制，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要在较短时间内使部队有较强的战斗力，就要以老带新。只要编入主力红军，经过一些训练和战斗，就可以很快带出来。这是中央红军多年的经验。语言和生活习惯也是可以很快一致的，因为我们红军在一起都亲如兄弟，有共同的奋斗目标。”“要懂得，军队是专业的战斗组织，而且是最集中的战斗组织，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人，一参加我们无产阶级的部队，成了战士，按照内务条令生活，就很容易把原来的生活习惯改掉。何况我们红军还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很快克服农民的小生产习气。”
（徐必成）
五四二、知己知彼
长征中，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
他清楚地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对我们自己的部队，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师战斗力弱一些，更是了如指掌。因为了解情况，部队就能发挥各自的专长。比如某个干部带的是个小部队，只能打游击，他就叫他们打游击，不给他们硬仗打。这样，部队就有信心完成任务。
周恩来了解自己的部队：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每次仗伤亡多少，补充多少，他都一清二楚。某个军团长对我们部队人员的变化，还没有来得及掌握，就给周恩来问住了。以后军队干部知道他要来，就赶紧找参谋查问师、团人数及装备变化情况等。
（徐必成）
五四三、会师之后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了。由于张国焘的长期欺骗宣传，红四方面军一部分指战员对中央一时还缺乏了解，有的人甚至心有疑惧。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周恩来，任务非常艰巨。他首先热情地迎接了张国焘和朱德总司令，向他们介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一年来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同张学良谈判的情况。他用更多的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宣传中央的政策。有时是在大会上讲，有时是到四方面军机关、部队看望时讲。即便只有一二十人，他也一一握手，同他们进行热情的谈话。他所讲的内容，一是肯定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善战的部队，对四方面军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二是宣传团结就是力量，就是胜利；三是介绍形势，要准备抗日。
周恩来热情而恳挚的谈话，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了解中央的精神，对消除隔阂、增进各路红军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徐必成）
五四四、西安决策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乘坐张学良派来的专机飞赴西安途中，对派来接他的刘鼎说，西安事变并不是打垮了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所以蒋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希望不要变成更大的内战，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
基于这样一种对西安事变后形势的估计和认识，周恩来在到达西安的当晚，在与张学良彻夜深谈中，了解到张学良的主张：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立刻明确表示同意。周恩来说，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接着，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这是一个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周恩来以这样明确的态度提出来，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十分感动，对周恩来的大公无私的政治品质和卓越才能更是钦佩，正象张学良期待周恩来到西安来时预料的：“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徐必成）
五四五、存亡之际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原来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亲自找这些同志谈心，分析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形势，告诉他们：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挽救民族的危亡，因此，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地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与此同时，周恩来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当时西安有十多个群众团体，只有三个团体中有共产党员。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成立了西安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共产党员王炳南任主任委员。周恩来叮嘱王炳南说：设立民运会这个机构很重要，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要求，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
（徐必成）
五四六、宣传战线
一九三六年底到一九三七年初，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注意宣传工作。事变后，西安的《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是由宋黎、郭维城等负责，并邀请在西安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搞国际宣传。当时每周的宣传纲要，周恩来都亲自审查。三七年二月，在顾祝同进入西安后，周恩来还安排会见了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向她宣传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并安排史沫特莱到苏区访问。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洛甫等，建议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新政策，从速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淳化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徐必成）
五四七、力倡抗战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让黄绍竑、卫立煌主持战事。周恩来在临汾同黄、卫会晤，研究坚持华北游击战争的问题。他列举了七八条理由，分析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和发展前途。卫立煌觉得很有道理，大大增强了留在山西坚持抗战的决心。以后，卫立煌在华北先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同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太原失守后，临汾成为山西抗战的政治中心。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在临汾各界群众大会上，发表了《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著名讲演，鼓舞士气，并强调游击战争的意义。经过周恩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共同努力，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猛烈发展起来，成为全国抗战的希望所在。
（高凤）
五四八、融化坚冰
听说周恩来做报告，尽管外面下着滂沱大雨，武汉大学老式礼堂里还是坐得满满的，除了本校师生外，还有外单位的甚至有从汉口、汉阳、阳新、阳罗等地专程赶来的，连过道里也挤满了。这是一九三八年黑云压城的时刻，人们多么渴望听到“光明的声音”啊！
徒步而来的周恩来已经是满脸水珠，分不清是汗还是雨，外衣被淋湿。听众们十分感动，大家争着脱下外套、棉衣纷纷递上主席台，周恩来执意不肯换衣服。他脱掉外面的湿罩衣，整好棉军装，走到台前向大家道谢：“感谢大家，我一点也不觉得冷，这里热气腾腾，就是一块冰，到这里也会被溶化冒热气啊！”
周恩来的话引起台下听众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时，一个老教授上前说：“实不相瞒，鄙人往日心里结着冰，身着三层貂裘亦不知暖，周先生今番一把火，化冰驱寒，目下心窝正冒着热气哩！”
（田俊翘）
五四九、舌战戴笠
一九三八年在蒋介石主持的武汉军事会议上，戴笠赤臂上阵向周恩来发难，诬蔑说：“武汉局势动荡不安，人心纷乱，政府无治，军事委员会没有统一军令、统一训令，你们共产党不能不说起了不良作用！”这傢伙闹着鼻炎，只能瓮声瓮气地说。周恩来立即反驳道：“戴先生，俗话说，军中无戏言，我们共产党最重视客观实际。要讲武汉局势，我认为恰恰是大好的，好就好在工、民、商、学、兵等人民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实行全民抗日救国运动！至于说谈到政府无治、令行不止，这恰是贵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没有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训，没有执行两党共同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引起的！”，“请你也讲具体事实”戴笠几乎是喊着说。“好，大敌当前，人民抗日，而你们却暗地调查群众组织，你们强行解散抗日团体，逮捕反对贩运日货的爱国青年、工人与学生，你们还用重金收买坏人，散发诬蔑共产党，中伤国共合作关系的宣传品！”
周恩来一气呵成，气势千钧，搞得戴笠张口结舌，耳脸发热，不时用手帕抹着额头沁出的汗珠！……
（田俊翘）
五五○、两件礼物
在长江局将抗大学员送往敌后征程的大会上，周恩来指着窗台上一盆花，饶有风趣地说：“你们看这盆花，现在它开得好看，可是，只要三天不给它浇水，它就会干枯，死掉。它的生命力为什么这样脆弱？因为它根基太浅，经不起考验。同样，革命就要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有了枪杆子腰扦子才硬么！要能独立支撑，不能靠别人施舍的一瓢水来活命，就必须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下根来！”大家屏住呼吸，每句话都深深敲打着战士的心。“我希望你们都成为红色种子，在敌人后方，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在人民群众之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愿你们都成长为独立支撑的参天大树，做我们伟大祖国的栋梁之材！”热烈的掌声再一次响起。
“为了给大家送行，我代表长江局党组织，给全体同志每人两件礼物：一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另外是一支新枪！”顿时，会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田俊翘）
五五一、借釜酿酒
周恩来一直在计划创办一个游击战争训练班，训练连以上，师以下的各级指挥人员。考虑国共合作的形势，拟将训练班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问题，由两党共同商议。此时趁蒋介石召见朱德之机，以朱德的名义直接向这位最高统帅报请。
为此朱德兴奋地说：“恩来啊，有你在这里坐阵，有你办事处一帮人‘擂鼓助威’，我这个‘排头兵’士气更高了，等会我去冲锋陷阵，定能旗开得胜！”
果然，蒋介石看着那份《建议书》眯了眯眼，摸了摸光头，半个“不”字也没说，就满口答应了。不过，蒋自封为训练班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总教官为周恩来。地点定在南岳。
周恩来充满信心对朱德说：“他姓蒋的只知道夺权。可他完全不晓得自己有多大能耐，他也不知道他手下的骄官宠臣有多大本事，那一班人浮在上面，只会作威作福，什么事也搞不成，只要下面军事教官由我们派，事情就有希望，我们可以用我们党和红军的传统、作风去影响教导学员，把训练班办成一个革命大学校。”
最后，周恩来压低声音对朱德说：“这训练班由他蒋介石拨钱，为我们培养抗日力量，这种‘借釜酿酒’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田俊翘）
五五二、疾风劲草
在敌机的轰炸声中，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了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
在沉重的《鲁迅先生挽歌》与《安息歌》之后，周恩来开始了他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追述了鲁迅先生的丰功伟业，无限深情地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去年纪念他，正值上海抗战之日。今日纪念他，又值武汉危急之际，越是这样的时刻，越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先生。因为他无论在政治上、文学上、人格上，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鲁迅先生生前，在困难与危险中，从未动摇与妥协过，无论在昨天、今天都本其一贯精神，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同时，又启示未来的光明，把握住光明的前途……”
到会的人静静地听着，门口、楼梯都挤满了人。周恩来最后大声疾呼：“我们纪念鲁迅先生，就是要学习他顽强的战斗精神。特别是今天，大敌当前，我们反对中途妥协，反对民族败类的出卖，‘疾风知劲草’，在今天民族危亡的疾风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鲁迅一样的劲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