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侧耳倾听，深深被感动，心中都在说：“周公啊，您就是百折不回的劲草啊！”
（田俊翘）
五五三、谋战徐州
白崇禧是国民党中的主战派。军事委员会改组后，出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同周恩来常常见面。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在津浦路增兵，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行前他向周恩来、叶剑英请教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在津浦路南段，由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运动，威胁南段日军，使其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对此，白崇禧深为赞赏。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
（高凤）
五五四、战役之前
白崇禧奉命去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周恩来对他面授机宜。白崇禧走后，周恩来、叶剑英又要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见李宗仁，劝他在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张爱萍向李宗仁讲了周恩来的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且孤军深入；二是徐州以北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打击，又可提高广西军队在民众中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威信。张爱萍开始讲时，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他高兴起来了，表示周恩来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爱萍转告周恩来。这些建议，促成了尔后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高凤）
五五五、下马念经
一九三九年春，南岳因为举办以蒋介石为主任的“游击干部训练班”而显得大异于往常，周恩来被邀为总教官，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
南岳镇上有座祝圣寺，一次周恩来参观此庙，方丈暮笳前来：“敬请周将军题字”。此时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沉思抗日大计，为扩大统一战线的力量而奔波，于是大笔一挥而就，题为：“上马杀贼，下马念经”八个大字。
人们暗暗称奇，国难当头之际，佛门弟子应将抗倭放在首位，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突出时代特点。但题词对象仍为佛门，因而它对于不染尘俗的旧规无异是个突破，然而，很有分寸，因为下面同时又强调“下马念经”，不忘本业的佛门要旨，又显得十分得体。
暮笳等人从中受到启发，着手荐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叶剑英发表了“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话，唤醒南岳宗教界人士，于是，爱国和尚、尼姑、道士都纷纷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
（田俊翘）
五五六、建立科协
在战争年代周恩来就预见到新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因而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关注。
一九三九年春，他在重庆指示新华日报社，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吸引了大后方的广大科学家。并于一九四○年在“新华日报”上开辟了“自然科学副刊”，做为“科学的温床”。
一九四四年，他再次指示新华日报领导，协助“自然科学座谈会”广泛组织进步科学团体，筹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并以此协会的名义，向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征求科技工作者意见，又向一些科学家直接做了动员。不久就得到李四光、竺可桢、严济慈等人的支持。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和组织下，“中国科协”在重庆正式成立。这在当时十分沉寂的科学界可谓异军突起，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做了铺垫……
（田俊翘）
五五七、有备无患
一九四○年，周恩来几次同蒋介石会谈，蒋介石都持僵硬态度。他预感到政局日趋紧张，决定把国统区整个党组织转入地下，但不少人对国民党发动突然事变缺乏足够认识。九、十月间，南方局将所属的省委、特委的一些负责人陆续调来重庆，由周恩来、博古分别同他们谈话，研究如何彻底改变领导方式，千万不要因为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忘掉国民党的反动性，要使党的工作生根于工人、农民、学生、教员中间。南方局还在他的领导下，设立两个地域性的工作委员会，使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同南方局领导的公开合法活动分开。以上措施，使皖南事变突然发生时，各级党组织在精神上、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已有所准备，大大减少了损失。
（高生）
五五八、祝寿谢寿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是冯玉祥的六十寿辰。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大力为他祝寿。《新华日报》特地开辟专刊祝贺，以显著地位登载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贺电；周恩来挤出时间撰写贺文：《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他概括地叙述了冯玉祥所走过的漫长道路，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业。文章的最后，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国家今日，尚需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
冯玉祥本人，是从不做寿的，即使是“六十花甲”也概不受贺，届时避居乡间，连其“谱弟”蒋介石亲往冯宅都没有晤面而返。但当他谈到周恩来热情洋溢的专文和《新华日报》的专版材料，仍为之深深感动，特地写了一首《谢寿》诗，表示由衷感谢。
（高生）
五五九、妙计祝寿
周恩来想通过群众集会，在文化界团结更多的人，扩大影响。在国统区，群众性集会是犯禁的。于是，他想出一个妙计，提议由文艺界举办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的活动。郭老最初没明白意图，还表示谦辞，经周恩来说明，知道这是一场文化斗争，就全力投入准备工作。发起人中不仅有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著名人士，还有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等国府要员。纪念会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中苏友协举行。冯玉祥担任主席，致开幕词。周恩来致贺词说：“郭先生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同一天，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的社论中写道：“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这次祝寿活动，是进步朋友们在皖南事变后第一次欢聚在一起，显示了进步文化界团结战斗的力量，一扫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笼罩在重庆上空的沉闷空气。
（高生）
五六○、预测风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中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然而决不足以悲观，只要太平洋沿岸各友邦、各民族团结一致，互信互助，牺牲一切，坚持到最后，必能改变目前太平洋战争的不利局面。他认为，重要的是要弄清太平洋战争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一、太平洋战争是持久战，决非速决战。二、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三、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四、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恩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五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正如周恩来所预测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
（高生）
五六一、紧急电报
一九四二年，国内外局势急剧逆转，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加紧反苏、反共活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反苏反共阴谋开始表面化。在此严峻形势下，周恩来在重庆发紧急电报告知中央：蒋介石三次召见盛世才派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并派张去新疆向盛世才提出谈判条件，我党要早做安排。为此，五月八日，中央电示新疆中共负责人陈潭秋，要他提高警惕，做好紧急应变的一切准备。
六月底到七月初、中央又多次复电陈潭秋，同意将在新疆工作的党员全部撤退。鉴于通往延安的交通已被国民党封锁，中央指示陈直接与苏联驻新疆领事馆交涉，先撤到苏联去，并提出三批撤退计划：负责干部和航空队第一批走，老弱病残和家属小孩第二批走，领导干部和办事处人员第三批走。
果然，在九月十七日，盛世才公开撕下伪装，把我党在新疆工作的未撤党员全部逮捕、软禁。但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提醒，使新疆党的组织提前做了准备而免受了更大的损失。
（田俊翘）
五六二、尊重记者
一九四四年，正值抗日战争最后的艰苦时代，也是为大反攻做好准备的年代。“红色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来华的很多外国记者纷纷要求到边区参观，为此，在延安的周恩来明确指示在渝的董必武，要做好这一工作。并分析了中外记者到来后的情况。他说，外国记者颇积极，“愿意多看、多谈、多住并去前线”，而中国记者则“消极、怕看、怕谈、愿早归。”于是要求董老，最好将中外记者“分开行动”。周恩来又说：“记者们经过月余的参观、谈话，就连中国记者（连特务也在内），一致承认我党的组织力量，与人民打成一片，军事不可侮，生产成绩好，文化方向对。公开表示，国共决不能打，只能政治解决！总之影响很好。”要求董老进一步抓好此工作。
同时，周恩来在延安为此召开干部座谈会，要求大家向外国记者宣传、介绍根据地的情况，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这样，亦可通过他们向全世界呼吁，在药品、器械、技术等方面给我们以援助。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鼓舞下，大批外国记者陆续参观边区，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国际影响。
（田俊翘）
五六三、胜利预言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期间，国民党政府一边谈判，一边在美国援助下，加紧部署内战。内战爆发前，一次周恩来给同志们分析形势说：“我们很快就要回延安去了，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回来的。回来，估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请回来，国民党打得一败涂地，必定要再次请求谈判。再一种就是我们打回来，后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不出周恩来的预料，国民党终于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下令中共代表团驻上海、重庆、南京的全部工作人员五天内撤离。历史到底证实了周恩来的预言，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胜利的红旗飘扬在总统府上——“我们又打回来了！”这正是周恩来的结论！
（高生）
五六四、第二战场
一九四七年二月，周恩来给平津两市市委下达“积极扩大、深入、坚持学生爱国运动”的一系列指示之后，学生运动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五月四日，上海各校学生进行大规模的反内战宣传，使国府震惊。五月二十日再掀高潮，南京学生大示威，被打伤一百多人，天津也有示威学生被打伤五十多人。北平、杭州、苏州也同时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面大示威，大游行，大罢课。这一行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汇成全国学生运动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即“五·二○运动”
为此，周恩来于五月二十三日又及时指示：“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全国人民的各种斗争、客观上都在搞垮蒋介石的统治，我们尽管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于是，遍及蒋管区火山爆发一般的学生运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全面高涨，从舆论上、道义上，全面撕破了蒋介石假民主的画皮，给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战场。
（田俊翘）
五六五、了如指掌
一九四八年，正是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在西柏坡，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部署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参与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战略决策和战斗计划的制定；亲自起草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文件；并担负着人民解放军作战的极其艰苦、繁重的组织工作。为了能及时、准确地向毛泽东提供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等方面的情况和分析意见，他在繁忙之中，极其缜密、精细地掌握敌我双方各种情况，尤其对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敌人团以上军官的情况都做到了如指掌，为毛泽东部署各个战役，提供准确无误的军事资料和数据。有一次，参谋们向周恩来汇报某个战役的作战情况，周恩来听完汇报立即指出，他们少汇报了歼敌一个营的人数。大家都很惊奇，经过查对以后，果然如此。
（高生）
五六六、痛打落水狗
经过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蒋介石的反革命老本已快输光。一月十五日，天津守敌又在我军强大炮火下宣告投降，陈长捷束手就擒，北平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为麻痹我方斗志、得到一个喘息机会，蒋介石打出“和谈”招牌，欺骗舆论，使一些好心的民主人士上当。
此时，周恩来在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实在是突飞猛进。目前，战局已定，今年有把握打垮国民党。但是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决不上当。现在有人觉得蒋介石已经跪在地上了，于是心就软起来，这点，鲁迅说得最坚决，落下水的狗，还要打！
谈到时局的发展趋向，周恩来认为，不过有三种前途，一是改组政府；二是美国出兵干涉；三的可能性最大，那就是继续打下去。
周恩来的讲话，及时戳穿了蒋介石的阴谋，澄清了一些好心人的糊涂认识，指出了解放战争的发展前途还要立足于对落水狗的“打”字上！
（田俊翘）
五六七、手书碑文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周恩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被光荣地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上，他提议，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接着他在纪念碑破土奠基仪式上致词：“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碑文系毛泽东所撰，周恩来手书，碑文为：“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此后，天安门广场上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悼念烈士，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教育的神圣之地。
（田俊翘）
五六八、不要循吏
周恩来倡导独立思考，渴求人才；他特别希望周围的同志能谈出些有理有据，有新意的独到见解；而不喜欢因循守旧，唯唯诺诺，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循吏”。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十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其中相当多是年轻人。周恩来言词恳切地说：“新中国成立已经有二十一天了，到现在还没有哪位同志来找我，还没有人向我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我们要改革，不要停留；要创造，不要墨守陈规，不能因袭旧的一套，成为“循吏”。……”周恩来一席话，震动全场，令人长思。
（李华民）
五六九、笑析自由
一九五二年秋，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表姐龚志如。他们畅谈了许多。忽然，表姐叫着周恩来的别名说：“翔——宇。你现在可以自由地在宇宙飞翔了！飞机来，飞机去；中国，外国……多好呀！你没有辜负我父亲对你的希望……。”
周恩来没有立即答话。他充分理解这句话的涵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个基督教徒，在对“自由”的理解上，有多大的差距啊！怎么说好呢？他当然不能给她引用恩格斯的语录，不能上政治课，那样会使她感到这个明显的差距而惭愧。他笑了笑，说：“‘自由’吗？可不是那么回事。我到外国去，是代表国家呐，一举一动有人照像，一言一语有人录音，不能出一点差错……我看，论‘自由’嘛，还是你比我‘自由’！”
龚志如感到自己的话“走了边儿”，虽然周恩来是那样笑容可掬，丝毫没有奚落她，责备她的意思。她对这位童年的老朋友更加钦佩了。
（李华民）
五七○、以米易胶
一九五二年，美国在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的同时，又在国际市场上对橡胶压价，致使斯里兰卡既卖不出橡胶又买不到大米。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决定，中国以优惠价格进口斯里兰卡的橡胶而供应他们大米，帮助斯里兰卡度过了危机。虽然当时两国尚未建交，但这是第三世界国家互相支持，进行平等互利贸易的一个范例。
（李华民）
五七一、干群关系
解放初期的北京，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还不可能很快恢复，市面还很萧条，一到晚间街上灯火昏暗。一天晚上，陈云高兴地打电话给周恩来：“王府井的霓虹灯亮了！”霓虹灯亮了！这说明市场经济有了变化。周恩来可高兴了，马上招呼大家说：“走，到王府井百货公司去看看。”可是到了王府井，百货公司的人员正在忙着把顾客往外撵。一打听，说是中央领导要来，要保证首长的安全。周恩来听了非常生气，当时就批评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是不是你们又通知了警卫局？这种作法要不得。在战争年代，在白色恐怖的敌人统治区，我们生活在群众之中，什么都不怕，人民和我们一起打垮了蒋介石。今天，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解放，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怎么反倒同群众隔离呢？要知道，我们的干部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是在人民群众中生长起来的，“离开了群众，我们就会枯死！锢死！”
（李华民）
五七二、灭毒驱灾
解放前，内蒙古牧区梅毒成灾，以至人口逐年下降。五十年代初期，国家还很困难，百废待兴。但是为了解除蒙古族人民群众的病痛，周恩来亲自召开会议，研究商讨开展一场消灭梅毒病的驱梅斗争。在他主持下，从中央和一些省市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组成驱梅队前往内蒙古牧区，同时还设法调进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保证驱梅需要。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经过驱梅队医务人员的艰苦奋战，肆虐多年的梅毒病很快得到控制，仅短短几年就将长期给牧区人民造成灾难，危及蒙古民族生存的梅毒病消灭了。
（李华民）
五七三、八旗子弟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星期天。周恩来乘车来到北京西郊的干部子弟学校。他走进一个个教室，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活、学习、思想情况。当他得知这里没有工农群众的子弟时，他对同学们说：“干部子弟不应该特殊化，应该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在同一个学校里一起学习。你们的父兄是从劳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一直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你们自己也应该这样做。让你们住在西郊，和社会上几乎隔绝开来，又有多少好处呢？”站在前排的同学们，向周恩来抬起的右手望去：在那只受过伤的右臂上，沿着白布衬衣袖口，精心地补着一圈几乎看不出来的补钉。合身的深色外衣，也已经洗得有些褪色了，脚上穿的，是一双普通的布鞋。接着，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讲起了八旗子弟，他们从小娇生惯养，坐吃俸禄，直至成了一群腐败无能的大烟鬼，最后丢了天下。这段历史令人深思啊！勿做八旗子弟，永做开拓者，周恩来谆谆告诫同学们。勉励大家要挑起父辈留下的更艰巨的革命重担。
从关心和爱护干部子弟出发，周恩来不赞成解放后还办干部子弟学校。他指出：那是战争年代的需要，在和平环境如果还办，势必使他们脱离群众，特殊化。他说：“我无子女，但我要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不怕得罪人。”
（李华民）
五七四、安葬岸英
如何安葬牺牲在朝鲜前线的毛岸英烈士，彭德怀反复考虑了好久，最后他写信给周恩来：“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愿军司令部名义刊碑说明其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似此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妥否请考虑。”
周恩来接到信后，深思熟虑了一天，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稳妥的，于是第二天就在信上批示道：“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处拟复电”，同时为慎重起见，又将彭德怀的信转送给刘少奇、邓小平传阅。
这样，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仑郡志愿军烈士陵园中，增修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三尺高的花岗岩石碑，刻着：毛岸英烈士之墓。在以后的漫长的岁月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谒者，望着这长眠异国的毛岸英墓地，无不对毛泽东的博大胸怀产生由衷的钦佩与崇敬。
（田俊翘）
五七五、援外原则
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时提出的。出国前，在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放着一本对外援助的综合资料，周恩来在上面作了许多精心的批注。在访问非洲的过程中，总是挤时间视察我国对外援助项目，了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他看到有些国家的对外援助，其目的是为掠夺、谋求霸权；是要加深受援国对他们的依赖。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与他们针锋相对。那么怎样让这些原则充分反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过一再仔细推敲，周恩来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无限同情，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大意是要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并且以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为目的，中国专家必须同当地人民同甘苦，不能特殊化。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做最彻底的决裂。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胡幼梅）
五七六、求同存异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不顾自己刚动过手术，健康还未恢复的身体，毅然决定参加万隆会议。会议开得很紧张，会谈时间经常都在十四、五个小时以上，连正式吃饭时间都无法保证，除开会之外还要参加各种活动。在会议后期最紧张的七天中，他的睡眠总共才十三个小时，而且常常和衣而睡。会议期间，帝国主义极力设法破坏亚非国家的团结，挑拨其它亚非国家和中国的关系，企图使会议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听完了几乎所有的发言，及时地予以揭露，力排干扰。四月十日，轮到我国发言。他根据当时会议发展情况，临时决定将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另外针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造谣中伤，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亲自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周恩来写出一页就立即送出一页去译成外文，在下午的会议上发了言。他走上讲台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立刻扭转了会场的气氛。他提出的亚非国家应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受到与会代表们的称道。会议终于通过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成为正确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李华民）
五七七、寒冬敬酒
已故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曾于一九五五年访问北京，为释放入侵中国领空后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进行斡旋。时值寒冬，一次宴会结束后，在送客人上车时，周恩来发现一个欧洲模样的陌生人坐在司机旁边。经过询问，得知此人是哈马舍尔德的保镖，他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把他请进来？有人解释说，他是美国人。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仍然是头号敌人，所以这个保镖受到怠慢是不难理解的。但周恩来不这样想，他向工作人员解释说：“是美国人怕什么？为什么不做美国人的工作？下次宴会一定要请他参加。”哈马舍尔德离开中国前夕，周恩来设宴为他饯行，他的美国保镖不仅被邀出席，周恩来还向这个美国人敬了酒。
（李华民）
五七八、可给回扣
一九五五年，我外贸部在同印尼政府谈判向印尼出口大米和纺织品时，对方谈判代表提出要索取回扣，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拿不定主意，只得请示周恩来。他很快就答复说：“可以嘛，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我们怎么能象要求共产党的干部那样去要求人家廉洁奉公呢？”由于周恩来提出的这一灵活政策，很容易地谈成了这笔贸易。这是为打破美国封锁禁运而签定的第一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从此以后，就为我们的纺织品出口打开了市场。
（李华民）
五七九、两看茶馆
在老舍的剧作中，周恩来最推崇《茶馆》。他特别赞赏第一幕，认为情节动人，艺术成功，表演精彩。他说应该让年轻一代看看《茶馆》，让他们知道在旧中国世界有多坏。他认为年轻人都应该对旧社会有形象的了解，光靠讲道理是不够的。几年以后，周恩来又一次看了《茶馆》。散场后，他把老舍和演员请到一起，重提教育青年人的问题。他说，这部戏应该给青年人一个启示，到底什么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谁是历史的主人公。从近代史上选择什么事件作为典型搬上舞台，还值得好好研究。他特别希望老舍仔细推敲斟酌一下。
（胡幼梅）
五八○、贵人贱物
一九五六年四月，国务院常务会讨论关于职工伤亡事故报告规程时，有关部门谈到旅大有两只渔船沉没。原因是渔业公司领导对群众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气象部门发出大风预报，渔业公司压了二十四小时才发报通知渔船，而且电文开头不是让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而是问鱼捕得怎么样。周恩来听后十分气愤。他说封建时代马厩被烧了，孔子还问人不问马，“盖贵人贱畜”，我们今天，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却问鱼不问人。对此提出严肃批评。并责令有关部门起草关于安全生产的指示，要以事例说明：关心工人，事故就少；不关心，事故就多；关心人贵人，是每个干部的责任。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还提出鞍钢矽尘损害工人健康。他说：“象现在这样，工人在那里劳动几年，就得死掉，事故死亡是看得见的，这是看不见的。”要求有关部门赶快解决。
（李华民）
五八一、鉴戏论冤
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北京曲剧团演出的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演出结束，周恩来到后台与演员见面，他一边亲切地向大家道着辛苦，一边与大家一一握手。周恩来还说：“我喜欢这出戏，因为他演的是平反冤案，可并没有歌颂一个清官，而是借助清廷中两宫斗争。我觉得这样处理，不仅不落俗套，而且更深刻地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周恩来看戏，除了在艺术上很有研究外，还往往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从中捕捉一些更深邃的东西。后来，这出戏拍成了影片，在审片那天，周恩来风趣地对几位中央领导人说：“我们可不要犯他们的错误噢！”
（李华民）
五八二、一师一生
一九五八年七月，范若愚随周恩来来到一个大城市，周恩来指示范到一所大学了解“大跃进”期间大学生的情况，哪知教学区“空空如也”，大学生有的炼钢去了，有的上街集体打麻雀。好不容易发现一个教室在上课，却只有一师一生。这是一节历史课，教员讲得虽然“平平淡淡”，但仍一本正经、滔滔不绝一直讲到下课；而那唯一的学生也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听课，并不时地记笔记。范回来后作为一个“笑话”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听后非常严肃地说：“你今天所见的师生二人，都值得我们学习！那位教员并不因为只有一个学生听课而影响他正常的讲授；那位学生也并不因为教员讲得平淡而不愿意听。”紧接着他又说：“我们在政治生活中要锻炼得能够听完使自己最难听的话，不可因为触及自己的痛处，就面红耳赤，立即起来辩解，打断人家的话。在学习生活中，要锻炼得能听完自己认为“平淡无奇”的学习报告，要把应该读的但自己感到最枯燥的书读完。一个干部能否做到这两点，就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和理论修养的程度来。”
（李华民）
五八三、冷静论走路
一九五九年春天，“大跃进”正处在高潮中，冶金部开了一个“鼓干劲”的会议，请周恩来到会作报告。当时有个著名的口号，叫做“两条腿走路”。周恩来抓住这个口号，系统地加以发挥，大讲两点论，大讲辩证法。他指出，不仅中央和地方、大中小、土洋等几个并举是“两条腿走路”，而且在一系列问题上都要“两条腿走路”。搞“群众运动”，一定要和集中领导相结合，一定要强化生产指挥系统；讲发扬民主，不可没有必要的规章制度；讲“突出重点，保钢保铁”，不能忽视综合平衡；当“促进派”，要当冷静的促进派；搞小高炉、小转炉，“两小无猜”，但一定不能忘了发挥大企业的主导作用等等。
（李华民）
五八四、中尼友好峰
一九六○年，周恩来对中国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之举十分赞赏，它即能表现一个民族的奋进精神，又能增进与邻国的友谊。他在一次会上说：“珠峰为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共有，我们应当和尼泊尔登山家一起登上珠峰，若此举成功，珠峰就可以命名为中尼友好峰！
这时，三名中国登山健儿首创从北坡登上这座世界最高峰的纪录。贺龙进而萌发奇想，“我们能不能从北坡上，南坡下，横跨珠峰？
在周恩来、贺龙发出号召之后，中国、尼泊尔、日本、伊朗等世界各国运动员纷纷表示，愿意共同协作，同攀珠峰。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中、日、尼三方代表签订了协议书。全世界都在热切注视着，周恩来生前所构想的这一征服珠穆朗玛峰的伟大计划即将实现。
（田俊翘）
五八五、真知灼见
周恩来对文艺工作的关怀是很具体，很细微的，常常提出真知灼见。一九六○年前后，文艺界对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借鉴斯坦尼体系，如何总结我们自己的表演规律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引起争论。周恩来及时了解到这一情况，专门为文艺工作者讲了一次话，精辟地提出了解决表演问题的三十二个字。即：“认识规律，重视训练，主观认真，客观逼真，目中无人，心中有人，藐视舞台，重视舞台。”
（胡幼梅）
五八六、外事守则
周恩来为我国的外事干部制定了十六字守则，要求一切外事干部必须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他说：外事干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要懂中国历史，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学西太后、袁世凯、蒋介石跪着办外交。我们反对失掉民族自尊心。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对我们外事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说：爱国主义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它与国际主义是结合着的，是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胡幼梅）
五八七、谈白专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聂荣臻请周恩来谈谈所谓“白专道路”问题，周恩来讲了如下的话，他说：“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
（李华民）
五八八、含笑退场
一九六一年，上届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松崎君代在北京参加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她当时二十三岁，而且处于最佳竞技状态，人们都认为她能够卫冕，谁知在半复赛中被一名匈牙利选手淘汰了。虽然输了，她却是带着笑容退下场来的。周恩来注意到，松崎每输一分，脸上总会掠过一丝微笑，他对这种运动员风格印象很深。周恩来出席了为日本队举行的饯别晚宴，特别向松崎表示祝贺。称赞她胜不骄、败不馁的大将风度，还要在座的中国运动员向她学习。一九六三年，松崎再次夺得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周恩来在给日本队的贺电中还特别提到她的胜利。
（胡幼梅）
五八九、伯延调查
一九六一年调整农村政策时，周恩来派出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了二十多天，未能摸到真实情况。随后，他亲自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蹲点调查五天，他从早到晚访问社员，与社员和干部座谈，与群众交朋友。寓调查研究于工作、活动和各种交往之中，无时无刻不在留心群众中的实情，以至周恩来掌握情况，获取信息比许多专门人员都来得快、来得多、来得准。调查完后，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情况，指出：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要求解散食堂，回家做饭，不赞成供给制，要求恢复高级社评工记分的办法。
第二年，周恩来回顾这一次调查时说：要搞好调查研究确实不容易，刮了五年浮夸风，假话满天飞，群众开始不敢讲真话。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你要摆官架子，群众有嘴不讲心里话。
（李华民）
五九○、拆音墙
解放后，各歌剧团的演出条件都逐渐得到改善，几乎每个团都有一个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每个剧场舞台前面都有一个宽阔的乐池。然而乐队强大的声音却在演员和观众间形成一堵不可逾越的音墙，观众听不清演员所唱的内容。周恩来对这堵音墙很有意见。一九六二年前后，有一次，在天桥剧场观看《白毛女》排练，从前排到后排，从楼上到楼下，在每个不同的位置上周恩来都坐了一会儿，结果无论在剧场的什么位置上都听不清演员的唱词，乐队声音却很强，最后他生气地离开了剧场。后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剧团负责同志说：“我和你们斗了十几年，你们还不改，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几年？！”“如果让大管弦乐队把演员和观众隔开，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你们要为观众着想，这样响的乐队，听不清演员在唱什么，这个‘音墙’一定要拆掉。”
（胡幼梅）
五九一、不准迎送
领导外出，往往兴师动众，前呼后拥，以示威仪。周恩来对此深恶痛绝，最反对前呼后拥。他外出时向来不喜欢多带保卫人员，每到一地，都要先打招呼不准迎送。一九六二年，到沈阳视察工作时，他对搞公安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做保卫工作的，要给领导创造接触群众的机会，不要搞得那么戒备森严。要相信群众嘛！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不能把领导孤立起来。”
（胡幼梅）
五九二、高求严责
过好亲属关，是周恩来总理经常教育干部的内容。他常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待”，“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胡幼梅）
五九三、深夜谈心
一次，周恩来深夜来到外事口，与部分领导同志和驻外大使谈思想，谈民主生活，谈领导作风。周恩来说：“要讲团结，团结对一个领导者来说，领导作风就要民主，切忌一言堂。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民主。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即使事后证明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也不要紧嘛，也能起到团结同志的作用。”
（胡幼梅）
五九四、反官僚
周恩来对官僚主义，从来是毫不留情地反对的。一九六三年五月，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对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危害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二十种表现进行了深刻剖析，给全党很大震动和教育。他历来反对文山会海，对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一些部门召开的没有实际效果的会议，多次给予严厉批评。他指出，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是很大浪费，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领导方法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大长官僚主义作风，把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变成走过场。绝不允许这种现象发展下去！
（胡幼梅）
五九五、表扬绝育
一九六三年周恩来在大庆视察时，见欢迎的人群中，一个在妈妈怀里的孩子向他频频招手。周恩来就走过去，亲切地抚摸着孩子苹果似的脸蛋，问孩子的妈妈有几个孩子。孩子妈妈回答说：“两个孩子。”又问：“还要不要了？”她说：“不要了。”周恩来说：“不要了？采取了什么办法？”孩子妈妈答：“绝育了。”他听了高兴地说：“好同志，你是爱国的，大家应当向你学习！记者，快来给她照相！”一九六六年，周恩来又到大庆时，还让人把这位女同志和她的丈夫、孩子找去见了面，并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李华民）
五九六、生活关
一九六三年，周恩来对国务院领导干部讲，领导干部要过好生活关。生活关为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才好。对物质要求，还是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感到受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