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上，他致力于改善和发展与邻国的关系。他强调，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朝关系不同一般，中朝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经受过疾风暴雨的考验；中国和东盟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关系，双边关系应当是善意、真诚、谅解、尊重各自的地位与立场；中缅亲戚越走越亲；中巴两国是睦邻友好的典范；中印应改善关系，应该求同存异，中印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对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有着重大的责任。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稳定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中国通过稳定周边，在亚大地区的作用、影响增大。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没有中国参加，亚洲任何一个问题几乎都难以解决，中国对于亚洲建立新秩序是不可少的。
7、反霸原则
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反对霸权主义。1989年后，他多次指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泊，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
为什么要突出反霸？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两个现实威胁，一个威胁是对世界的，另一个威胁是对中国的。
198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同泰国总理差猜谈话中说：“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15]我们必须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和继续发展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失去竞争对手后，充当国际警察，它不断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到处插手世界和地区事务，动辄对一些国家进行制裁，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公开推行军事干预主义，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
两极格局解体后，虽然我国周边环境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由于美国对我国采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政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遇到的困难增大了。美国在亚大地区的军事存在仍具有相当规模，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不至于同我进行军事对抗，但它从根本上不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除了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外，美国还把我国视为在亚大地区“制造麻烦的根源”，并通过大量军售，增强台湾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实力，以牵制我国。
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犯别人的利益，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的政策我们要坚持到底。
8、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避开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提出“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与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后，提出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这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坚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这是一个从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的大局着眼而提出的出色的、有创见的思想，在世界上以前是没有的。
在具体办法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他说，有些国际上的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原则为其灵魂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范例。
（作者是国防大学世界经济政治教研室副教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364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5][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6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10][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页。[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14]《邓小平丈选》第3卷，第359页。[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9页。
从丘吉尔的“铁幕”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黄凤武
本文无意对这两位大人物进行比较。他们两人是如此的不同，一位被其同僚称之为“头号反并人物”，[1]一位被誉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设计师，但有一点则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他们都曾叱咤历史风云，都是能以各自的政治艺术给历史打下烙印的人物。
正是通过不同的人物才正好反映出时代主题的变迁、发展。
一
从“TheUnnecessaryWar”到“一国两制”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告诉丘吉尔，他正向公众征求意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起一个什么名称，丘吉尔立即说“TheUnneces-saryWar”。[2]这个词在中文里有两种译法，一是“非必然的战争”；一是“不需要的战争”。无论哪一种含义，都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国际一流水平政治家们的共识，那就是：一定要消灭战争，不能再依赖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
第二次世界大战告诉人们，人类社会要么中止其根深蒂固的用暴力解决争端的历史；要么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身将被中断。
荒谬的是，虽然战争已经过去，我们却生活在一个连续不断地进行战争的世界。据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估计，仅在1983年的夏天，就有15场战争和20场小规模冲突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80年代中尼克松写他的《真正的和平》小册子时，已经发生了140次战争，造成1000多万人死亡。[3]
这些战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仔细研究就能发现，最重要、最深刻的冲突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冲突。对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有多种描述，有所谓“两大阵营对峙”、“东西方矛盾”等等。这种主要的冲突制约着其他冲突，使人们看到二战后的世界各种冲突后面都有两种社会制度的因素在制约着。这就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仅有消灭战争的愿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学会处理各种矛盾，使其不至于演化为战争；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怎样让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共处。
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的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是在丘吉尔时代以前就完成了的共识。但直到丘吉尔退出历史舞台，他都一直缺乏理解两种社会制度共存的政治想象力、政治艺术。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世界帝国主义是不承认它的，所以有1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打到俄国去，消灭这个社会主义怪物，这是当时资本主义政治家的认识，但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被剿灭，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则生长出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
丘吉尔成为国际性政治人物时，英、美都亟需联合社会主义苏联来抗击法西斯侵略。这使丘吉尔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但即使在那时，丘吉尔也丝毫没有掩盖对这个现实存在物的故意。他把与苏联的联盟看作是为了消灭当时最凶恶的希特勒而与“魔鬼”结成的同盟。[4]即便是希特勒也看到这种“联盟”中的矛盾，希特勒在垂死挣扎之际都还期待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由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缘故而内江。[5]反法西斯战线的领导人们明智地没有让其矛盾在希特勒被彻底消灭之前完全暴露出来。[6]
但反法西斯战争一胜利，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就突出了。综观丘吉尔晚年的著述，这位颇为雄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面对社会主义的强大是茫然失措的。他无力希冀“打进”苏联去，而希望能够“顶住”这股“邪恶的”力量，两个阵营相互顶着。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不是用战争，而是用其它手段来消灭共产主义制度。这就是丘吉尔晚年为之奔走呼号的冷战政策。历史证明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的政治思维方式。
世界上的矛盾长期顶着，互相僵持，最后总会导致战争。朝鲜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雅尔塔协议的背景下形成的。50年代初南北双方发生冲突，美国在所谓联合国军旗号下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而爆发了朝鲜战争。英国和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争议，因长期顶着互不相让，以致爆发了二战结束以来南大西洋规模最大的海上冲突，双方损失惨重。
历史用惨重的代价呼唤着新的国际政治思维方式。“一国两制”顺应历史潮流而生。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这是从我们盲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可以延伸到国际问题。
邓小平同志多年来有个想法，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种问题，不但要有不用战争手段的愿望，而且要有行得通的和平的方式。小平同志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这样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待，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
二
从“IronCurtain”到“一国两制”
“IronCurtain”..（铁幕）一词是丘吉尔的专利。丘吉尔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这就是“铁幕”。铁幕对面的社会主义在丘吉尔的视野之外，他呼吁铁幕他这边的资本主义联合起来，求发展，求对抗。[7]这种铁幕理论基本上规划了50—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并不苛求于丘吉尔。但是，即便只用资本主义政治家的水平来衡量他，铁幕理论是否真正有利资本主义一方的发展呢？从短期效益来说铁幕的一边有了复兴欧洲等计划，但当历史的长画轴逐渐展开时，这种短期效益带来了人类历史发展难以弥补的灾难性后果，第一，铁幕一边的发展，是以谋求与铁幕另一边的对立为前提的，这必然带来铁幕两边的猜忌、对抗和仇视，由此引起的铁幕两边发疯似的军备竞赛，造成了对人类发展源泉的最大耗费。第二，把铁幕的另一边放在视野之外必然只片面追求铁幕内部的发展，既必然导致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又必然导致拒绝别国人民的有益的发展经验，第三，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系着的整体，铁幕一边的片面发展不可能是长期的、健康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依靠掠夺别国人民发财，将沉重的债务锁链锁在别国人民的身上，现在这条锁链也无情地锁住了西方的腿。这就是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是让当代政治家们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南北矛盾。矛盾的种于是由丘吉尔种下的。“铁幕”掩盖下的原来是一颗美杜莎的头。丘吉尔将观看美杜莎头的厄运留给了他身后的人。
“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科学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它破除了铁幕的神话和迷信，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两种社会制度不是彼此封闭地发展，二者之间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屏障。
“一国两制”理论比较“铁幕”理论，有显著的历史性和人民性这两个特点。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这两种制度在当前世界共存，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不能否定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也不能人为地用“铁幕”将二者分裂，而应允许两种制度在交往中互相竞赛，同时将竞赛的选择权、裁判权交给人民。这正如邓小平在指出了两种不同制度可以在一国中并存后所说：留下的问题就是和平的竞赛，让人民去最终选择，不是打仗的选择，而是和平的选择。
“一国两制”从三个方面拓宽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思路。第一，允许在一个国家内从实际出发实行不同制度，以利于让不同制度的优越性或长处在各自的条件下得以充分地运用和发挥，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第二，允许一个国家内实行不同制度，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说，有利于它本身溶解、吸收资本主义中还有生命力的形式和手段，使社会主义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大的吸引力。第三，它以在一个国家尚能实行两种制度的壮举，在世界范围内打破关于“铁幕”的神话的迷信，使人们在直接参与的两种制度和平竞赛过程中就近观察比较各自的长短和优劣。
三
“铁幕”与“一国两制”的时空维度。
“铁幕”理论所适应的空间维度是明显的。从主观上看，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理论的产物，以损害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为代价。从客观上看，它从来没有得到过它的设计者主观设想的那么广泛的应用，而且从历史过程来看，它的应用范围越来越窄，对资本主义本身来说也感到负效应越来越大，大约在50—60年代，这种理论维系着西方世界抱成一团，但它是以宣传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怖神话为前提，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引起了也包括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在内的许多冲突。60年代中后期开始，“铁幕”两边各国分别被绑在美、苏两端，基本上只有利用“两霸”的兴起，而妨碍了包括社会主义、第三世界、甚至西欧资本主义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正常发展，而且美苏两霸本身也为其各自在“铁幕”的两边“挑头”、军备竞赛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铁幕”理论的时间维度也是很短暂的，它的消亡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理论在世界上的影响就逐步消失，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世界人民相互加深了解，到了60—70年代之交，基本上就没有人再相信两种社会制度之间还横着不可逾越的“铁幕”了。有人将柏林墙的拆除定为“铁幕”理论最终失效的标志，那么这个理论影响历史的时间就是40左右。同时，我认为“柏林墙”只是一个象征问题，而实际上，从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打开对华的大门开始，就标志着西方本身最终抛弃了“铁幕”理论。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国两制”的时间维度。
“一国两制”的空间维度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一套具体的方案，它首先适用于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第二，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种创造性的政治思维方式，它的适用空间是极其广泛的。比如现今世界有许多领土开发、资源开发的矛盾，也可按一国两制的方式，采取“共同开发”方案；又如这个理论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两种制度和平竞赛、人民主动选择等。可以说，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它的适应空间将在一个长时间内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展开。
“一国两制”的时间维度，从香港来说，已明确为法律所规定了的是50年不变。50年以后可能更不需改变，变或不变将交给人民决定。同时，作为解决当今世界矛盾的政治思维方式，它的应用时间维度将延伸到整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的时代。可以说在整个共处时代里，随着社会经济联系的加强，科学技术的进步，全世界人民互相了解的加深，“一国两制”所代表的政治信念将获得不断扩展的时间维度。
丘吉尔在其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曾写道：“我殷切地希望，新的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8]邓小平和丘吉尔都曾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同一条战壕里，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但邓小平的历史足迹则跨越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由于有了“一国两制”的创举，和平与发展不仅是有了善良的愿望，而且有了——用丘吉尔的后任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富有想象力的做法”。撒切尔夫人在归结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利益时说的话，是很有见地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通过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做法得到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分歧能够通过保持有关社会的自治和特性得到解决。
“铁幕”理论与“一国两制”理论之所以有不同的历史作用和不同的时空维度，是因为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时代主题，“铁幕”一出世就是面朝过去的东西，它生存于“战争与毁灭”的阴影之下”；“一国两制”一诞生就是面向将来的理论，它发展于“和平与发展”的阳光之中。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部博士研究生）
注释：
[1]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199页。[2]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1页。[3]尼克松著《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第3页。[4]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199页。[5]《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第六编“第三帝国的灭亡”，第三十章中“希特勒垂死的孤注一掷”部分。[6]关于这一点，西方史学界将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定为冷战开始，幸方到1947年才是“冷战加强”。可以想象，假如冷战恶化于希特勒德国彻底灭亡之前，将会给人类历史带来多么大的浩劫。资料参见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便览》“世界大事年表”部分。[7]丘吉尔晚年曾将他1947年和1948年的演讲集成一册，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他的“求铁幕一边的发展，求铁幕丙边的对抗”的基本思路。参见丘吉尔著《欧洲联合起来》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8]丘吉尔著《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第2页。
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论邓小平坚定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战略思想
洪兵
邓小平十分关注国家利益问题。他的有关论述，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地位作用、表现形式，以及分析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方法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有关国家利益的战略思想，了解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思想，将使我们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正确认识我国的国家利益。而这一认识，正是我们正确确定国家战略目标，判断现实或潜在威胁和选择相应战略手段的前提。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在相对固定的地理环境中维系各种社会集团的社会组织形式，体现出某种民族或地理的特征，但实质上，国家是与社会发展一定历史时期相联系，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是一种阶级社会的政权组织，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国家，其国家利益必然是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利益。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家利益反映少数剥削者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对立的；而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家利益与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所揭示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就是它的人民性。
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他在谈到有关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国家发展等国家利益问题时，常常与人民的需求、愿望、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1982年9月，邓小平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周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邓小平在同一个来访的印度代表团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说：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他在谈到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时还指出：应采取“一国两制”的方法，“这样能向人民交代”。[1]这些论述向我们提示，邓小平所说的国家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和愿望分不开的，我国国家利益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人民性是我国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
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我们应当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第一，我国国家利益的本质属性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在我国，无产阶级是人民的主体，其利益通过共产党的奋斗宗旨体现出来，而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作为国家统治阶级所提出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集中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二，我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正是人民群众最需要和最为关心的那些事情。邓小平强调：“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
[2]邓小平所说的这些最大的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兴衰”、“荣辱”，这正是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第三，我国国家利益价值取向是通过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反映出来的。我国在决策事关国家利益重大问题上，总是以人民最普遍、最强烈的要求和愿望作为基本依据的。邓小平经常提醒我们，要多问几个“人民需要什么”，“人民答应不答应”，能不能“向人民交代”，从人民的意愿出发进行思考的抉择。正因为这样，我国国家利益才能始终与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持一致。
二、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
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谈到：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别，应当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用：“最高准则”四个字明确地指出了国家利益在战略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理解国家利益的地位，我们应从“最高”这两个字的含义入手。第一，国家利益集中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需求，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最大的事情”，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兴衰和荣辱。毫无疑问，这些“最大的事情”，必然是考虑国家关系时的最高准则。第二，我国的国家利益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集中体现并且高于阶级、民族和其他各社会集团的利益。第三，在处理国家关系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矛盾应当服从国家利益，我们要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同或不同的国家都保持友好往来。同时，要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第四，我国是一个大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就是要根据国家利益决定自己怎样做，而不是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
认识国家利益的作用，应着重把握“准则”这两个字的含义。第一，国家利益是确定战略目标的准则。从根本上讲，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和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因此，总体战略目标必然是繁荣国家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第二，国家利益是确定国家关系的准则，邓小平多次向外国来宾谈到，我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任何国家友好往来，对于一些历史隔阂、意识形态争论和社会制渡差异等问题，可以采取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化干戈为玉帛。但有一点，邓小平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应损害中国的利益，“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第三，国家利益是判断战略决策是非利害的准则。各国通常都以国家利益的得与失，来判定战略决策的是与非，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他还说：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他强调，判定一项对内或对外战略决策是否正确，应当看其是否损害了国家利益。
三、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邓小平特别强调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同一性。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时，他经常提到“中华民族团结”或“中华民族子孙”。他所指的民族，不是单指汉族或少数民族，而是包括我国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这个民族作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主体，具有与国家相同的含义。邓小平常把“中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指称一个对象，说明一个问题，他把捍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举动，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他一再向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祖国，维护中国和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存在着这种同一性。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超越某些分歧和差异而组成社会集团，构成国家的主体。所以，有人从这个意义上把现代国家称之为民族国家。国家利益代表了民族利益，维护了国家利益就是维护了民族的利益。
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人口占世界1/5多。中华民族的子孙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对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认同方式。中国人一向把“国”与“家”联系在一起，称其为“国家”。我们只有强调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同一性，才能使中华民族的子孙们抛弃前嫌，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凝聚起来，形成整体力量，才能使全世界的中华民族子孙把我国国家利益视为他们自己的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样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都要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他多次申明，我国进行的事业是民族振兴的事业，我党维护国家利益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应当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邓小平关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同一性的论述，都紧紧围绕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促进祖国繁荣昌盛等目的而谈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为了世界和平与进步。这种团结完全是正义的，与“狭隘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维护新时期我国的国家利益
依据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分析和维护新时期我国的国家利益，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邓小平明确指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这句话指明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在我国国家利益结构层次中的突出的地位，以及我们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一利益的原则立场与鲜明态度。
正确理解邓小平这一观点，应当着重把握好两点：第一，在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上，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在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上，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这样谈到：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他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这清楚表明，我国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拿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做交易。我们要向国内人民明确这条原则，也同时要向世界各国表明这个态度。第二，抵制国际上的“主权过时”论，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目前，一些西方人士抛出了所谓“内战非内政”、“人权高于主权”等“主权过时”论，为一些西方大国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邓小平批驳了这种论调。他说：“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4]
所以，把国家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旗帜鲜明地反对推行强权政治的国家干涉我国内政和威胁我国安全，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要求。
由于我国坚定地执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我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得到了很好维护。我国能够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主权，其国际地位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目前我国的安全环境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但是，我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受到某些因素的威胁。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人权”、“民主”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企图损害（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主权。二是祖国统一大业还没有最终实现。我国虽与英国、葡萄牙政府分别就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达成协议，但在落实这些协议的过程中仍有一些困难和阻力。在台湾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时常对我国主权提出挑战。三是我国与部分邻国存在陆地边界问题，并与一些国家在沿海海域和某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我国领土被侵占、资源被掠夺的问题还比较严重。我国国家利益的损失是令人痛心的。对于我国国家利益面临的问题和遭受的损失，我们应当依据邓小平以上战略思想严肃对待和处理。
（二）着眼国家的发展利益，增强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
在邓小平看来，国家的发展利益主要表现在“民族能力”的增强和“民族、国家兴旺”等方面。“民族能力”，是指一个民族征服自然或不被其他民族所征服的整体力量，也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国家和民族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上。“民族、国家兴旺发达”也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和国家是否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否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国际地位是否得到提高，所以，邓小平将发展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作为国家发展利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标志来看待。事实正是如此，观察一个国家是否兴旺发达，确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其基本标志就是看这一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在世界各国中居于何种水平。因而，我们在考虑战略问题时，眼光是否长远，是否着眼于国家的发展利益，其关键就是看我们是否紧紧盯住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这一重大问题不放。
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就是要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生产力。邓小平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在这个竞争中，谁落后谁就会丧失战略主动权，谁就会受制于人，就会被动挨打。所以，邓小平强调，我国一定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5]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能力，在某些领导或某些方面，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国整个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我们应当看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依靠科学技术，而靠大量消耗资源来发展经济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我国工业发展要改变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成本高、效益低的状况，离开科学技术是不行的；我国要进行人口控制，保护自然环境，也离不开科学技术；我国要增强国防实力，打赢未来的高技术战争，更是离不开科学技术。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邓小平多次讲过：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最大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之所以把稳定称之为“最高利益”，因为它是国家主权、安全、经济发展等国家利益在现阶段的综合反映和最高表现形式。当今世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际上一股动摇社会主义体制的浪潮难免不会波及到我国，“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6]所以，我们应当从整体上认识社会稳定对于实现国家各方面利益的重要性，切实把稳定作为国家最高利益，坚决捍卫之。
（作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师职研究员）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3]《邓小平丈选》第3卷，第3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论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
汪徐和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着眼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站在全球高度，高屋建领地洞察国际战略形势，针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争端，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崭新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不仅是解决我国与其它国家争端的基本指导思想，也为世界上解决国际争端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抓住历史契机，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随着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国际争端就随之产生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引起国际争端的原因和根源是多种多样的，其范围有大有小，但国际争端大多涉及到国家的重大战略利益，其解决的好坏，不仅与当事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正因如此，人们长期以来为寻求国际争端的合理解决作过艰苦的探索和努力，1899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要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但由于西方列强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不到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宣布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为目的，但是由于国际联盟本身的性质，它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显得软弱无力。在希特勒德国悍然兼并、占领奥地利和捷克以及德、意法西斯干涉西班牙等重大事件中，国际联盟甚至姑息退让，以致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导致了自身的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建立的联合国组织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作为其宗旨之一，并建立了一套内容广泛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制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原则未能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插手和干预世界各地的国际争端，不仅使国际争端难以和平解决，而且造成了许多新的争端。
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苏关系从以激烈的对抗为主变为以全面竞争和对话为主，整个国际形势开始趋向缓和，国际竞争的重点转向经济和科技领域，各国更加重视综合国力的提高。邓小平通过对国际战略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认为维护和平与谋求发展是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都不希望世界发生争端，都希望现有的争端得到妥善解决；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这对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是一种极大的制约；现代战争的巨大消耗和破坏，使战争手段日益与争端各方的根本利益相违背，而且，就解决争端本身来说，用战争手段并不能彻底解决双方的分歧，消除爆发点，相反还增加相互间的仇恨和隔阂，埋下新冲突和战争的种子。正是在时代特征发生重大变化的特定背景下，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而国际形势的发展又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邓小平本着对历史、对国家、对中国和世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抓住时代赋予的历史契机，提出了具有崭新内涵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二、适应新情况，探索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离不开
一定的历史条件。他在与外宾谈话时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1]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针对我国面临的国际争端和世界上一些争端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办法。
（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促进领土争端的妥善解决
对于领土、资源争端，邓小平提出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他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
[2]对于南沙群岛问题和中日钓鱼岛问题等争端，邓小平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所谓搁置争议，就是把那些有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在一边，避免双方激化矛盾。所谓共同开发，是从经济利益入手，用经济利益的共同纽带将争议中的各方连结起来，各方共同得利，为合理解决争端创造和谐有利的气氛，最终达到消除争端。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先不谈主权”绝不是“不谈主权”，而是一个如何选择“谈主权”的时机问题。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谈主权，往往会把事情弄僵，陷自己于被动；在时机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谈主权，往往会得到较好的解决。邓小平这一化争议和潜在冲突为合作的战略设想，符合争议各方的战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关国家的响应，减轻了他们对我国的疑虑和敌意，有利于争端的妥善解决。
（二）和平协商，合情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
针对我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的边界争端实际，邓小平提出了解决边界争端的基本思路：一是尊重历史和现实，“和平协商”，而不用吵架的方法，不用武力的方法；二是双方相互让步，并且能向各自的人民交待；三是在和平解决边界纠纷之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四是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放一放，不影响两国发展正常的外交、经贸关系，促进共同发展。按照这一思路，我国与印度、越南和前苏联有关国家就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或共识，缓和了边境紧张气氛。通过双方和平协商达成协议，订立边界条约，寻求合理的解决，是和平解决边界争端比较合理和有效的办法。
（三）求同存异，不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处理国家间关系
邓小平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3]对于与我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国家，邓小平提出要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如在中美关系上，“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4]对于在历史上与我国有过矛盾、有过恩怨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不纠缠历史旧帐，一切向前看，如在中苏关系上“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关系正常化。在中日关系上，要看得远些，“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6]对于我国与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加以解决。如同中英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和申葡两国解决澳门问题一样。对于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政治分歧、贸易矛盾等，邓小平也强调通过平等对话来解决，对话比对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