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1982年8月，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二战以来，大战没有，小战不断，其根源就是超级大国在挑拨、在插手、在相互争夺霸权。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第三世界力量、爱好和平的力量在联合国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联合国应该而且可以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比过去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时期以来，联合国在世界冲突各地广泛开展调停、
调解与和平斡旋，在有些地方开展了维持和平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世界局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联合国目前还没彻底摆脱大国的控制，联合国的一些决议未能体现真正的公正、合理，这样不利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目前，人类所渴望的和平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角度看，联合国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上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战略思想的提出及其初步实践，开辟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前景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也是以维护和平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的提出及其初步实践，开辟了和平与发展的新前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世界局势
邓小平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为解决世界上许多争端提供了新的线索，有利于直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爆发点，稳定世界局势。世界上有许多争端，如政治分歧、贸易摩擦、宗教纠纷、种族冲突等，一直困扰着人类。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装冲突，危及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老办法不能解决，就要寻求新办法。否则，始终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7]如果世界上很多争端都从尊重历史和现实出发，考虑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世界的紧张局势就会大有好转，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
（二）有利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从世界角度来看，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和全人类面临的共同任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有和平安宁的环境，发展经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将使争端各方得到发展经济所需的和平稳定的环境，并且有助于争端各方排除相互关系中的障碍，增进了解和信任，从而为开展经济合作和交流创造条件。如中俄、中印、中越等就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达成原则性协议或者达成共识后，不仅双边边境贸易和往来明显增多，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中俄、中印、中越等国的经济合作。
（三）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当今世界，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他们插手世界各地的争端和冲突，甚至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严重影响世界局势。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国内动荡不定，国家之间领土、边界、资源争端频频发生，往往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有利条件。争端各方如果能够和平协商，在没有外来势力插手的情况下，合情合理地解决争端，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霸权主义得以制造事端的一些借口和条件，限制霸权主义的活动。如中国与英国政府就香港回归祖国达成协议，就避免了香港问题的国际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难以插手。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8]是对世界和平、人类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菲律宾《世界日报》曾发表文章指出，中英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典范，即无论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当代国际上发生的问题，都可以避免诉诸武力，用谈判的和平方式加以解决。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认为，这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可以为全世界树立合作的榜样。
四、辩证地理解和贯彻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思想，将是我国处理国际争端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在理解这一思想时，要特别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要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也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一是在国家主权、安全等根本利益上丝毫不能让步，而对一些相对的非根本利益，可采取灵活的方式处理。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9]二是把国家的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在当前，维护和平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大局。解决国际争端，也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虽然象领土、资源争端的解决上，我国会损失一些当前利益，但从长远看，照顾了当前经济建设的大局，有利于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除隐患，保障和平安宁的环境，促进我国的发展，这就从更长远的意义上和更高层次上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三是既要着眼于自身的战略利益，也要尊重和考虑对方的战略利益。在国际争端中，争端各方的共同利益是调解国家间矛盾、寻求争端解决办法的基本前提，不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则是影响争端和平解决的内在根源。争端各方既要考虑到自身的战略利益，又要考虑对方的战略利益，在不损害各方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双方都作些让步。
（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需要以国家的综合国力为基础
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能不能取得成功，其中很关键的一条就是国家要有一定的实力，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邓小平在分析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为什么取得成功时说：“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10]只要经济上去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在国际上就有地位，解决国际国内问题就有牢固的基础。如果经济上不去，不仅解决国际争端难以实现，而且国内容易发生问题，从而引起动荡甚至内乱，并有可能出现新的争端。因此，我们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提高综合国力，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奠定基础。
（三）力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并不排除武装自卫的正当权利
邓小平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11]这虽是邓小平在谈到我国内政时提出的一条原则，但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同样适用。因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以武力作为解决和干涉国际争端的手段，严重损害别国主权，使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受到干扰。如果争端一方或几方推行武力政策，企图以武力扩大事端，制造紧张气氛，维护既得利益，那受到威胁的国家则有维护国家利益、以战争反对战争的正当权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行的几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以及保卫祖国领海、领空的作战，就是以战争反对战争的正义行动。不排除武装自卫的正当权利，就要有以武力自卫的力量，并有必要的准备。因此，需要加强国防建设，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还有赖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时代的发展变化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历史契机，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具备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要完全实现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还有赖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一是争端各方要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世界局势的大局出发，加强合作，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争端各方不论国家大小、贫富，一律平等，应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使各方都能接受。二是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要摆脱霸权主义国家的控制，防止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大国所利用，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干扰。只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加强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就大有希望。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7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1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3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8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5页。[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6—87页。
邓小平外交思想初探
李宏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他的外交思想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其基本的方面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时代主题的看法和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变化，更新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战争和革命时代”的论断。经过长期科学、细致的对世界大势和我们周围环境的观察和分析，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并在校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科学地揭示了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即和平和发展。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格局新旧交替，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同发展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没有第三世界民族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世界和平是难以保持的，而和平的国际环境又是各国谋求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正在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邓小平阐明了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它要求我们更新观念，决定了我国的内政和外交。
二、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邓小平认为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对外政策应根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利益来制定。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其中，国家主权是国家利益的最核心内容，一个国家没有主权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权更为重要，要始终把国家主权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认为政治稳定是首要的国家政治利益，它是实现其他国家利益的前提和保证。根据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里，中国国家利益的重点是经济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同全世界的利益不是对立的，它是世界利益的一部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那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不同于狭隘地强调中国自身的利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的统一性，并不等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存在着利益冲突，当国家之间有利益冲突时，应注意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共同的利益，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解决国家利益的冲突。为了实现国家利益，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促进世界的发展，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三、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邓小平根据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经验和当今世界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才是中国的希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行的。对外开放是一种手段，它的实质就是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邓小平还就对外、对内开放的范围、规模、领域、渠道、步骤、布局、形式等作了具体的论述，从而形成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的长期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四、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邓小平认为，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不看别国眼色行事，不迁就国际上的临时事变，始终坚持以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改变了过去结盟和“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提出不打牌、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在世界上树立我们“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立场，也是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中国这样的大国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要靠自己。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希望获得更多的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但绝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控制与摆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损害我们的独立、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则要有利于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
五、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坚持“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战略方针，重视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尤其与近邻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要有所作为，但中国永远不当头。邓小平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妄联合起来，维护政治独立，促进经济发展，共同努力奋斗。他在同第三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会谈时说：我们现在还不富裕，在财力上对你们帮助不大，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各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创造自己的模式。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真正朋友，中国将坚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与合作的对外政策。同第三世界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六、警惕西方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8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缓和后，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邓小平分析说，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即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了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既搞“西化”，又搞“分化”，既保持“压力”，又保持“联系”的“两手促变”战略，邓小平提出一系列反对全盘西化、防止和平演变的方针。我们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在实行开放政策的同时，要刹住自由化风，在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要抵制外来的腐朽思想。在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时，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受资本主义腐蚀、让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泛滥，丢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他强调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把经济搞上去，并斩钉截铁地表示，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七、关于“一国两制”。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国际背景下，邓小平从中国和世界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中国完成统一大业指明了道路，也为世界局势的稳定提供了新思路。1984年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方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50年不变，50年之后还会不变。“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一国两制”，使本来对立的两制关系能够和平共处，它主张在尊重历史和现实、互不伤害、照顾多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合理地解决一切国际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一国两制”构想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一个对国际上政治和战略有意义的想法。
八、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首次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他说：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并主张中国要有所作为，积极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国的国际新秩序外交，以和平与发展为共同目标，反对建立任何霸权和强权政治；主张国际并存的两种制度和三类国家，即资本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对话合作；以国家主权利益为共同基础，照顾所有国家的利益，不要求摧毁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不排斥任何一个国家，实行“一球两制”。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新秩序同旧秩序是相对立的。旧秩序是由帝国主义建立的，与战争相联系，以不公正、不平等、贫富差距悬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基础，以强权为纽带，大国控制世界，而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处于从属地位、不平等和贫穷状态。新秩序是由世界各国参与建立，反对战争，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由一两个大国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寻求公正合理的原则为纽带，共同发展经济。国际政治新秩序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是互相促进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国际政治新秩序建立的基础，国际政治新秩序是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必要前提。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还需要世界各国长期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九、党的对外工作和国际共运战略。邓小平在推进中国发展的同时，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形成了建立党际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以及国际共运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指出，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有两条原则一走要坚
持，即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关系，不是父子党的关系，任何国家的事情只能由那个国家的党和人民去判断。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对别国党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赞成的，但是不赞成是一回事，指手画脚却是另一回事。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一个党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由于每个国家、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因此，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根据邓小平的论断，提出了建立党与党之间新型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判断国际共运的是非不能以一国一党的经验和实践作为标准，只能根据各国党的实践和经验来判断。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改革也要从各国实际出发，不要照抄照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正确对待个人的作用，不要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希望系于一两个人身上。对国际问题采取不争论的原则。苏东剧变之后，邓小平认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国际共运虽陷入低潮，但社会主义没有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试验，对世界有重大影响。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了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
十、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世界的贡献。邓小平论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当代和下个世纪从“站起来”到“站得住”，一直到“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变化。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大国，仍然受到霸权主义的威胁。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的趋势后，邓小平对将来是怎样的多极结构未作定论，但他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如果中国能发展起来，就改善了人类1/5的生活条件；如果中国能有充分的安全，就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维护中国的安全和稳定实际也是维护世界的安全和稳定，帮助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强大，有助于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如果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中国要真正地发展起来。邓小平论述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必将经过“小变化”、“中变化”到达“大变化”，从而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的宏伟目标。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成，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更加提高，在国际事务中也将起更大的作用，成为多极世界格局中重要的一极。中国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东西、南北问题方面尽更多的力量。
邓小平对国际问题深刻而全面地分析和论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极强的针对性。他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战略、政策和方针，适应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具有中国特色，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成功地开展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作者是北京广播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
全面认清我国政府的对外职能开拓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
徐功敏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的今天，科学地厘定我国政府职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政府职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历来有两职能说和三职能说两种，前者认为政府职能是对外反抗侵略，对内镇压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实行政治统治。后者认为政府除了上述两种职能以外，对内还有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职能。两职能说实际上是把国家看成单纯的暴力机器，三职能说则认为国家对内除了政治统治以外，还有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现在三职能说已占上风，很少有人再坚持两职能说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它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重大决策，作出了理论解释。
但是三职能说还是有缺陷的，这种理论观点已落后于实践的发展。三职能说认为政府的对内职能有政治统治和管理社会双重职能，但对外职能还停留在反抗侵略的单一职能上。世界上问题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古今中外国家间固然有建立在强凌弱、大欺小、寓压穷基础上的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奴役、颠覆与反颠覆、干涉与反干涉、渗透与反渗透的互相冲突和对抗的关系，也出现过和亲、交流、通商互市、共处共进、互利性的协议和各种形式联合的关系，这便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民族国家间的和战交替发生的根由。
战争的主要根源在剥削制度，和平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发布的第一个法令是“和平法令”。但是帝国主义视社会主义国家为洪水猛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4个资本主义国家出兵武装干涉，妄图把苏维埃制度扼死在摇篮里的图谋失败后，接跑而来的是国际资本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包围、孤立和封锁。冷战转化为热战的危险就象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上，时刻威胁着苏联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险恶形势下，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对外职能立足于反侵略、反干涉是可以理解的。列宁提出过和平共处的原则，苏联也赢得了大约20年和平建设时期，为反法西斯战争作了物质和精神准备，但是当时作为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条件尚不具备。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敌视的，我们顶住了他们的压力，坚持反对美国的侵略威胁，对他们的和平演变阴谋也有所警惕。与此同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两国争端。我们和苏联建立友好互助关系，积极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国的关系。1953年中印谈判中，我国首次提出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得到印度的赞同。随着我国和平外交的扩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越来越大。1955年亚洲国家万隆会议公报提出的促进世界和平合作十项原则，实际上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50年代末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基本继续实行既定对外政策，在许多方面打开了国际关系的局面。在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联合第二世界国家，结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曾经把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
过于严重，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立足于早打大打，准备几个方面都来打。“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一段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工业的投资布局也从备战要求出发，以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的西部山区为主，国防工业占据较大比重，这对全面均衡快速发展经济建设，不是最好选择。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工业重点转移，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任务。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调整了国内的社会关系，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十五年来，基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建设需要，我们也调整了对外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说，在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我们的对外政策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原定的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等方面的政策还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始终的。在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方针的前提下，确定对外开放的政策，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和政策，在确保祖国统一、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允许台港澳地区保持原先的资本主义制度，以维护其稳定繁荣，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福祉。
对外政策调整是从国际国内环境现实出发的。二次大战后两霸对峙，世界处于“恐怖平衡”之下。连绵不断的地区战争和国内战争，更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流离失所，生命财产遭受损失。长期的军备竞争，吞噬了大量宝贵资源，妨碍一些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西方国家已由战后相对稳定发展进入胀滞和低速增长阶段，衰退和失业威胁到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因此引导经济复苏和扩大就业不能不列入政治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失误，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需要调整政策。长期生活于贫穷落后境遇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心情最为迫切。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稳定发展的实例，更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这种发展经济上升为国家头等大事的世界潮流，正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东西南北问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现实依据。当然，原有社会制度间矛盾、民族国家间矛盾、文化传统间矛盾并未消失。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彼此之间既有矛盾、对抗、冲突、斗争的一面，也存在建立在某些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交流、对话、沟通等互相妥协的另一面。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和政府不能不看到，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建立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对大家都有好处。人口、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都是涉及全人类的问题，贩毒、恐怖活动及其他一些反社会的刑事犯罪常常会突破国界的。所以，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及一定程度的互利合作，不仅是美好的理想，也具备相当的客观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的转折点，并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我国政府的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国内职能越来越突出。从来国家的对外政
策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和延长，并为对内政策服务的。我国原先的对外政策的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存在着“左”的影响。实践证明，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东方大国，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才作出对外开放决策的，并确定为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一百年不变”。既然要扩大开放，国家之间求同存异，寻求合作，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缓和国际关系是适当的。这将进一步改善我国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但丝毫不意味着对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放松警惕。
从追述国家，特别是我国政府对外职能的实际演化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今中外的国际关系既有互相冲突、对抗的一面，又有互利合作的另一面。这种国际关系反映在我国政府的对外职能上，既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开展反侵略、反干涉、反颠覆、反渗透的斗争的一面，又有积极打开对外关系，扩大开放，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达成某些协议或谅解的另一面。认清我国政府对外职能的两重性，就可能结识更多的朋友，组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有利于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其中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这个反映国家本质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政府职能，则正象反映在对内职能上，有政治统治与管理社会两个方面一样，对外职能也有反对侵略与和平合作两个方面。理论应该能解释实践、指导实践，当实践已超越理论，理论就不能墨守成规，应该突破原有某些框框，提出新的观点，这也是遵照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行动。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郝智慧
用“一国两制”方式来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构想，是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和科学理论。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1]随着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一构想和理论日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发展。
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新概念和新范畴
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一国两制”的科学涵义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本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允许在这个国家的小地区和小范围内长期实行资本主义。但是，这个小地区、小范围的政府是这个国家的特别行政单位或地区性政府，不能行使国家主权。这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具体他讲，就是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主体地区10多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这些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见，邓小平所讲的“一国两制”，是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全新理论概念。
我们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不仅仅因为它具有特定的内涵，还在于它具有不可移易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就“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旨在用和平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并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大前提下允许个别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主体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并存；二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个别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不能行使国家主权，不能行使整个国家的外交、国防、宣战、媾和等权力；三是有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作保证，不会因意外事件或人事变动而改变。如果实行不同制度的两地发生矛盾和纠纷，双方均应诉诸宪法和法律，通过和平途径来解决；四是指两个地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存有明显的本质区别。个别制度不同，或者在各种制度上存有一般性质的不同，都不能视为“一国两制”；五是以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内两种制度都不变为基础，如果其中一个方面变了，“一国两制”也就不复存在了；六是谁也不吃掉谁，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大家和平相处，互相尊重，互不伤害，互助互利，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就“一国两制”的基本特征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单一制国家实行的一种国家结构新模式，具有复合制国家结构模式的某些特点。一般说来，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自治程度要比联邦制下成员国政府小得多。然而，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条件下实行的“一国两制”，却在许多方面不仅超出了一般单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而且超过了许多联邦制下成员国政府的权力和自治程度。例如，特别行政区依据宪法和法律可以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可以同国家颁行的法律不一致，但只要符合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法律程序便有效；虽无外交权，但有外事权；财政独立，可以自行发行货币，自定金融政策；台湾特别行政区还可以掬有自己的军队，等等。二是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即中国的主体地区、10多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和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允许在国家的某些小地区、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
二、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一国两制”构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基本原理。它的原则坚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大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完全取得独立、统一和富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逐步富裕起来。这是中国大陆10多亿人民的坚定信念和基本要求，是绝对不容许动摇的政治原则。也只有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变，才能保证按照“一国两制”构想所制定的一系列特殊政策长期不变。二是中国必须实现完全统一，必须收回主权，早日结束因人为因素而造成的民族分裂和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国家主权，是关系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大事，是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在这一点上也是坚定的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民族大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一国两制”在统一祖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又在某些特殊区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在具体政策和措施方面也有高度的灵活性。例如，按照历史上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租借期限收回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自己管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仍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台湾回归祖国后，国共两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台湾在对大陆不构成威胁的条件下，还可保留自己的军队，等等。这些具体政策和措施都是从实际出发，在考虑和照顾各方面利益与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正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主动体现。
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一国两制”构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主张把国内阶级矛盾、制度冲突放在国家和民族的总体利益下协调解决。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也是民族总体的根本利益。为了共同促进民族振兴、国家昌盛，全面发挥国家在组织建设方面的重要职能，充分调动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潜力。这深刻体现了国家的民族属性，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二是尊重实际、互不伤害，发挥国家在“特殊时期”的“缓和冲突”和“调停人”作用。面对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的现实，主张谁也不吃掉谁，把相互矛盾、斗争的各方，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于一个统一国家之内，把矛盾和斗争置于宪法和法律的“秩序”范围里。这种对现实两种不同制度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