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和平方式，无疑是恩格斯关于国家“调停人”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是明确规定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港澳台保留资产阶级性质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台湾地区还可以拥有军队。在两种制度、两种阶级存在矛盾和斗争的情况下，规定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来调节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调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样就把国家“调停人”和“缓和冲突”的作用由一个国家内的阶级范畴扩大到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上，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发展。
四、对和平共处战略思想和战略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和平共处是科学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思想和原则。它是革命导师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为了处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并成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明确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一国两制”的和平共处具有以下四个重要特征：一是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各方利益和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合理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以大陆社会主义为主体；三是有国家宪法、法律作保障，也有国际法作保障。中英两国、中葡两国分别就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法形式的保障；四是以国家间和平共处为外部条件和基本前提，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葡萄牙、美国等有关国家共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真诚合作，才能实现“一国两制”的和平共处。
五、发展了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思想
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革命导师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把列宁的这一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过去苏维埃俄国和新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只限于在社会主义政权下，允许某些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引进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方法。而“一国两制”构想则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容许某些地区保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连同它的上层建筑以及生活方式，并要充分发挥这些资本主义地区在大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窗口”和“桥梁”的作用。大陆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改变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香港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技术也比较先进。特别是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交通和信息中心之一，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国际资本的集散地。“一国两制”实行后，它们这些地区不仅本身能为大陆社会主义建设直接提供资金和可以惜鉴的技术与经验，而且可以成为大陆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桥梁，通过这些“窗口”和“桥梁”，大陆可以更方便更快地掌握和了解国际市场的形势和信息，可以更多地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式，可以更大规模地培养训练现代化的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可以迅速地扩大进出口贸易的渠道，这些无疑将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这样一个重要思想：“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
需要指出的是，允许港澳台地区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发挥它们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并不是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在整个中国搞资本主义，实现某些人所说的“补课”、“全盘西化”，而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尚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一国两制”就没有实现的前提。至于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会不会冲击大陆的社会主义，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家经济中占着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强大，在这个前提下吸收外资和允许私有经济发展甚至允许港澳台地区长期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变，都只是作为大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序在，更有利发展社会主义，港澳台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
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统一战线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一国两制”构想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使我国新时期统一战线在性质、范围、方式、任务等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使统一战线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使统一战线的爱国主义性质更加突出了。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我们国家统一的大趋势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也是重新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放在首位，以实现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为目标，以爱国统一、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大团结和大繁荣为实践口号。不管什么人，只要爱国、爱民族、拥护统一，就要团结，就要争取到爱国统一战线之内。邓小平在谈“港人治港”问题时指出：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二是使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在“一国两制”战略构想指导下，我国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由“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转变为“爱国统一战线”，成为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由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联盟。也可以说，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包括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华民族子孙。三是为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新方式，开辟了新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形式是不同的。根据“一国两制”战略构想，新时期统战工作要在祖国统一、繁荣、富强的共同利益之下，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联盟与合作，这是一种崭新的统战方式。另外，“一国两制”下的“港人治港”等特别行政区政府，实际上也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权。正因为如此，“一国两制”使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领域将由主要在大陆范围扩展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由主要在国内开展工作扩展到面向世界，包括一切有爱国心的海外华侨以及英、美、葡等国的领导人、重要人士、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由主要对老一辈、执政党、著名人士进行统战工作扩展到新一代、广大爱国同胞和普通人士；由主要是政府部门、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统战工作，扩展到各级政府部门、各种民间团体人士与海外有关系甚至无关系的广大群众；由主要在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和外事甚至军事领域。这样做，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使各种力量汇合在一起，共同为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一室）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机遇与挑战
吴仁彰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总结历史经验，立足中国国情，把握世界潮流，绘制了跨越20世纪和21世纪的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蓝图。为了实现这一伟大蓝图，邓小平同志还制定了一整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抓住有利的国际机遇，加速发展，实现分三步走的伟大发展目标，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15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7％，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振奋了整个中华民族。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的伟大成果。
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难得的国际机遇
在现代条件下，国际环境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
[1]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首先必须分析国际环境，即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特点、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作出正确的判断。一部《邓小平文选》第3卷，论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战略时，都贯穿着对世界形势的深刻分析和估量，这几个方面的思想互相密切联系，构成邓小平同志的统一的战略思想体系。
目前的国际形势，十分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现在就是好机会，”中国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这是邓小平同志研究当前国际形势后得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一个已为实践所证明的科学论断。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逢百年难得的机遇，为什么呢？
1.时代主题的转换，已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较长时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要建设，没有和平的环境不行。当前世界的形势，是过去我们估计那样“战争迫在眉睫”，“山雨欲来风满楼”？还是战争可以推迟或避免，从而使我们可能争取到较长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时首先遇到的问题。
邓小平经过“几年的仔细观察”，终于作出了科学的结论，1983年3月，他正式提出：大战打不起来，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5年5月份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他还在这次会议上及以后的讲话中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证。
世界战争之所以可能避免，首先，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3]其次，是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现在苏联解体了，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不存在了；第三，世界经济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整体化，各国的经济日益彼此依赖，相互渗透，如摧毁对方，同时也摧毁自己的财富；最后，在核武器发展的条件下，双方都有“毁灭对方的力量”，核战争将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威胁。
世界形势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自我调整，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科技革命的发展，转入了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
世界形势的这些重要变化，使时代的主题发生了转换，从过去的时代主题“战争与革命”逐渐转换为目前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注视着时代主题转换的重要现象，及时地进行了理论的概括。1984年5月，他首次正式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这两个问题是“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时代主题的转换，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期的有利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难得的国际机遇。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长达100多年中，中国一直不断遭到外敌入侵或处在严重的战争威胁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又被迫打了3年抗美援朝战争。60年代至70年代，又发生中苏军事对抗，实行“备战、备荒、为人民”政策，“准备大打、早打”。可以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始终没有获得过较长一些时间的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终于可能获得这种环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确是百年难逢的良机啊！
2.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有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由于世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东国家相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期和两极对峙的世界旧格局正在结束，世界进入冷战后时期，加速向多极化的新格局过渡。
邓小平同志密切地注意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4]
在多极化条件下，中国“怎么样也算一极”，这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过去在美苏两大集团对抗时期，由于中国特殊的战略制衡作用，形成了“大三角”关系。现在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将以独立的一极发挥作用，从而大大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这种形势将十分有利于我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和维护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
其次，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打破了过去“美苏垄断一切”的局面，扩大了各国自由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的空间。这有利于我们在世界上寻找平等互利合作伙伴。哪里有利，我们就向那里发展合作关系。“我们同谁都交往，同谁都交朋友。”
还有，多极化的趋势，增加了我们利用矛盾、击破某些外国势力阴谋孤立和“制裁”我国的机会。1989年“六·四”事件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实施“制裁”。当时邓小平同志针对对国际形势估计的某些悲观情绪，深刻地分析了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发展过程中的诸矛盾，指出：现在“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5]后来的事实证明，过去在两极格局条件下，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现在多极化条件下，它们更不是铁板一块。所谓“制裁”没有支撑多久，就土崩瓦解了。
最后，世界格局转变过程中，还会给我们提供各种暂时机遇。例如，苏东剧变后，原苏东地区要稳定下来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个时期内它们将难于建立大量吸收外国投资的必要环境，这就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我国吸收外资的机遇。
3.世界形势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日益增长，经济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广大的国际机会。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即敏感地抓住这一世界形势发展的新趋势，指出：“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6]
这种趋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1）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世界竞争的重点势必逐渐转移到经济上。（2）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已使过去的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世界竞争转变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实力及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能力，已不以单纯的军事力量来衡量，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来衡量。
在世界竞争中经济因素作用日益重要这一趋势日益反映在各国的对外政策上：在国家利益中，经济利益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经济安全的地位日益突出；在政府的对外职能中，促进和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职能日益增强。各国政府直接施加影响，为本国企业争取扩大市场和有利的投资环境，创造竞争优势，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机遇。
第一，在这种形势下，某些外国势力已难于利用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为借口，阻挠中国的对外开放。1994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宣布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是有深刻意义的。为什么过去坚持两者挂钩的克林顿政府要这样做呢？正如西方国家舆论所指出的，经济利益压倒了意识形态的争端。总之，形势比美国总统强。
第二，在这种形势下，世界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一种趋势。1993年12月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决定创建世界贸易组织，以及1994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茂物宣言”；均是这一趋势的反映。这是机遇，也是挑战。然而，首先是机遇，为中国进入世界大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广大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贸进口总额，已从270亿美元（1979年）激增至1957亿美元（1993年），1994年将超过2000亿美元，发展之快，超过邓小平同志的预料（1985年邓小平同志曾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外贸总额将达到2000亿美元）。[7]对外贸易已日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第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大市场在世界上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潜力之大，被公认为世界之首。克林顿延长中美最惠国待遇的原因，是“不能无视世界潜力最大的市场”；德国的“新亚洲政策”的核心，是推动德国企业界进入中国大市场；法国政府不得不修改有损中国主权的向台湾出售军火的政策，是有感于“失去中国大市场”的巨大压力；英国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破裂之后，最近又强调要使中英关系“重新变暖”，原因之一是“我们谈论那么久的那个巨大的潜在的市场（指中国市场）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对英国是“一个机会”。这种形势无疑对中国吸引外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是相当有利的。
4.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兴起，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经济环境。70年代以来，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兴起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现象。1993年亚大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54％以上，而且继续以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之势发展。80年代和90年代初，东亚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持续在7％以上。
中国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与本地区各国地理相近，交通方便，经济互补性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本地区经济的兴起，恰相呼应，彼此推动。
东亚地区各国是中国的周边邻邦，不仅有地利之便，而且文化传统方面有许多相同因素，国情相近，都是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日本除外），易于彼此理解，相互支持。中国与东亚各国同时维持快速增长已达10多年，组成当今世界上独特的快速增长区，这不是偶然的，彼此推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我们必须认情形势，抓住机遇，首先是认清国际形势，抓住国际机遇。国内的机遇难得，国际的机遇更难得。毛泽东同志说过，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以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片了。这是5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认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世界的总形势息息相联。世界如此之大，事情错综复杂，不可测因素众多，非一国或一地区所能左右。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很难得的。例如，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卫力量薄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想发展但可能吗？只是在20世纪下半叶，时代的主题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才可能获得有利于发展的世界总环境。应该说，目前世界的总形势对中国的发展是相当有利的，不仅使我们有可能争取到搞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而且还给我们参与国际竞争和在世界上寻求合作伙伴、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一句话，为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广泛的机会，使我们占有有利于发展我们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条件。这是现代世界形势诸因素综合的产物，这是“机会难得啊”！
二、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挑战
毛泽东同志说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利益与风险是共生的，而且往往机遇越大，挑战越严峻；利益越大，风险越多。我们要抓住机遇，就必须认真对付挑战，化解挑战，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邓小平同志在论述中国发展的难得的国际机遇时，始终都提醒我们要注视严峻的国际挑战。他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时代的主题，但同时提醒我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他指出，旧的冷战可能结束，但同时又提醒我们：“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8]
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挑战，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挑战，是政治和安全方面的挑战。
世界战争已经可能避免，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和平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仍须世界各国人民作出很大的努力。
大规模的世界战争可能避免，但“小的战争不可避免”。冷战结束后，这种小规模的地区局部战争时起时伏，在一些地方平息了，在另一些地方起来了，在一些地方则从未中断过。中国必须警惕注视这些“小的战争”，特别要注意那些对我国安全有威胁的小战争或可能爆发这类小战争的热点的形势。
然而，在目前，中国在政治和安全方面要应付的严峻挑战，首先是某些外国势力对中国实行的“西化”和“分化”政策。
所谓“西化”政策，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某些外国势力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9]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要特别注意三个动向：（1）以所谓“人权”问题促变。最近美国克林顿政府虽然把中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但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尚远未结束。西方国家仍在坚持“人权”政策（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这是他们的“一项根本政策”。（2）“通过接触促变化”。某些外国势力看到孤立中国不可能，转而寄希望于通过日益扩大的接触，传播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促中国演变。（3）以扶持政治反对派促变。英国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在香港推行所谓“政改”，实际上亦属于此类。所谓“分化”政策，就是某些外国势力策划分裂中国的民族大团结和中国领土的阴谋活动。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个动向：（1）某些外国势力鼓动和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或所谓“独立的台湾”的政策。最近，某些国家以各种名义提高与台湾往来的官员级别，试图突破“不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的界线，这是应该警惕的。（2）某些外国势力鼓动和支持西藏的民族分裂分子的活动。
此外，我们还必须密切注视南沙群岛的形势。
第二类挑战，是经济方面的挑战。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发展的国际机遇时特别提醒我们：“世界市场已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这么一个压力。”中国是在这样情况下参与国际竞争的。
现在，在国际竞争中我们正面临两种压力：
第一种压力，是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压力。如上所述，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机遇，也是一场严峻挑战。首先，现在世界市场竞争，不仅是价格竞争，而且更重要的是质量、技术、信息和营销策略的竞争，在后几个方面我们并不占优势。其次，过去中国的国内市场在不少方面受着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这些贸易保护正受到世界贸易自由化浪潮的强烈冲击，艰难的中国复关谈判反映着这一严峻形势。毫无疑问，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将坚持维护“关贸协定”给予自己的权益，然而，延缓一些时间是可以的，但终归要与国际贸易规则完全接轨。这对中国的企业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二种压力，是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目前的形势下，贸易保护主义有一些新的特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三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1）地区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2）以“反倾销”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3）美国式的单方面宣布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例如，所谓超级“301”条款。
此外，还有一种邓小平同志称之为“友好的压力”。这就是我国周边的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多年来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并已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会落后了。90年代以来，越南、印度等国也加快了发展速度，在这昔日“落后的亚洲”上，一片经济起飞景象。“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10]这种来自友好邻国的竞争压力，也是中国在经济方面面临的一种严峻挑战。
第三类挑战，是科技方面的挑战。
5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新科技革命时代，然而由于“左”的路线干扰，中国“耽误了20年”，在60年代中国的技术水平与日本差不多，而到80年代日本成了超级经济大国，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了。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观察力注视着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及时地指出：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改革开放15年来，在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中国的科学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然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革命浪潮仍在一波高过一波。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仍然与它们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11]中国能不能抓住时机，“不安于落后”，在世界科技革命中迎头赶上，特别是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这将是又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振兴中华
“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向我们发出的号召。机遇是一种客观可能性，抓住它，才能成为现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抓住机遇，这就需要一系列的条件，首先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基本条件：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
所谓“机遇意识”，包括三方面内容：
1.真正认识机遇的重要意义。什么叫作机遇？机遇就是在一定时间内诸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综合作用所产生的有利于个人、集体或国家发展的机会。在国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会遇到有利时机和不利时机，会遇到一般有利时机和难得的有利时机。时机不利时，国家要重于巩固；时机有利时，国家要重于发展，这时候邓小平指出，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几年上一个台阶。时机的有利与不利对国家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2.真正认识机遇的难得。“机会难得啊”！这是多么语重心长的话啊！机遇为什么难得？机遇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性强，“一晃即过去”；二是变动性大，诸种主客观条件总和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动，都会立即引起机遇的变动或消失。“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这是古代中国哲人对机遇特点的精辟概括。中国是有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的。在有文字记载的4000年历史中，中国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方面，一直处在世界前列，只是到了18世纪，欧洲开始进行产业革命，而清朝政权却日益保守腐败，对内反对改革和进步运动，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结果错过产业革命的有利时机。中国从此一步落
后，步步落后，戴了近200年的“落后”帽子，至今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3.及时地善于利用机遇。及时地善于利用机遇，这是抓住机遇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即必须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及时地制定一套既积极而又切实可行的利用机遇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论述，要善于利用机遇，应实行以下的方针和政策：
（1）及时作出决策。邓小平同志概括了一句名言：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2）紧紧扣住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3）抓住时机上台阶。发展应是波浪式前进，即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搞几年，发现问题再加整理，尔后要继续前进。（4）坚持改革开放。根本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5）正确对待“稳”。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稳这个字还得用。什么时候用，如何用，这要具体分析。但不能只是一个稳字。（6）大胆探索。要抓住机遇，就必须坚定不移，大胆探索。思想要解放一些，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7）不搞争论。这是抓住时机的一个重要条件。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8）埋头买干。抓住时机，埋头实干，干我们自己的事，少管别人的事。以上八点，概括了邓小平同志直接针对利用机遇问题而发表的精辟意见，深刻地说明了利用机遇、加快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抓住机遇的第二个基本条件，是迎接挑战，认真对付挑战，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机遇与挑战是对立的统一，它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另一方处从属地位。因此，要抓住机遇，就必须认真对付挑战。如果不能化解挑战，战胜挑战，机遇就会被限制或消失。
为了抓住机遇，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制定了一系列的对付挑战的方针和措施。1989年“六·四”事件和苏东国家相继发生剧变之后，他把对付国际挑战的方针概括为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冷静观察，就是面对国际风云变幻，要“冷静，冷静，再冷静”。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看清楚，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国说成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
稳住阵脚，就是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不怕孤立，不怕制裁；就是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就是中国不允许乱，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沉着应付，就是只要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就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就是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就是把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分开；就是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就是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情不做；就是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就是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依靠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方针，我们可以自如
地应付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化解各种不利的因素，从而使我们能够抓住目前难得的有利机遇，加快发展，实现我国分三步走的宏伟发展目标，振兴中华民族。
（作者是国务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2][3][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9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344页。[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
和平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发展的起点
李君如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纷繁复杂的问题中两个“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所作出的科学判断和概括，这一判断对于中国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样的世界环境中，中国也有一个“和平与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简言之，即争取和平，发展自己。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有大量的论述，其中之一即关于和平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发展的起点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
在再版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中，新增的《实现四化，永不称霸》、《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等文章中，提出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发展理论，国内学术界作过许多研究，但几乎都没有直接论述到“发展的起点”问题，因此很有必要提出来和大家一起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工作重点和发展路线是要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里讲的“经济建设”，不再是停留在维持传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建设，而是逐步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经济建设。邓小平同志多次明确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既然我们的工作重点和发展路线是搞四个现代化，而我们的现实基础又是那么落后的传统生产力，那末，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除了尽一切可能调动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积极性外，除了客观地确定分步骤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外，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只有起点高了，才能实现现代化。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发展的起点”问题，就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可能性这一角度来阐述的。
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一“发展的起点”，还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以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态势对我们的挑战。1975年在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已经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粉碎“四人帮”后，他不仅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阐述了科技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且强调了“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现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都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世界科技发展的动态。他形象地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2]他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60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技水平差距还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要加快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学习和吸收世界科技成果。一是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我们可以利用；一是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不学习就赶不上时代。正是这两点综合起来，我们必须把利用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
如果说前面两个原因讲的是中国利用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起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其现实的条件性就是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充分地注意到了国际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977年底，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讲话中就已经提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3]这一重要判断不仅为历史所证实，而且因和平因素不断发展终于使我们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发展了这一新的判断。正是这一不断发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国际形势，使得我们有条件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交流，以便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起点。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发展起点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我们不能跟在西方资产阶级后面爬行的观点，揭示了后发展现代化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发展特点，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科学指南。
二、“利用”的实质是开放和引进
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把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对外开放的理论融为一体，实际上就是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引进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把发展放到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他说：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他主张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因此，开放和引进是中国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展的重要一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利用”二字，其实质就是开放和引进。
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问题上举步维艰，十分困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闭关自守。这里有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因素，有林彪和“四人帮”破坏的因素，也有我们党工作上失误的因素。邓小平同志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尤其是当今的世界已经成为开放的世界，无论是商品，还是技术、资金、信息、人才，都可以在全球交流。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为党制定对内搞活方针的同时，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智力以及管理经验，来加快我们自己的发展。深圳等经济特区的经验、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巨变以及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的变化，都同党的开放政策直接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