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发展的起点”，这种开放必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开放，离开发展谈开放，不是我们所主张的开放；不符合发展要求，以“开放”为名行走私、贩毒之实者，更是我们反对的。因此，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开放、掌握开放、实现开放。
我们把开放和引进即利用世界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并不是说我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国外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历来主张，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即使我们通过开放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也要有自己的改造和创造。而且，只有这种自己创造的“第一生产力”，才是社会生产持久发展的推动力量。但在我们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利用世界上已有的先进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可以把我们发展的起点迅速提高，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极其高明的一招。
三、重要的在于“抢时间”
历史告诉我们，实行开放是有条件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还认为，现在国际形势也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搞建设。这就是说，通过开放和引进，将世界上先进的科技成果为我所用，一要有条件，二要敢于抓时机。两者缺一，全谈不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落后的大国，能不能抓住机遇，尤为重要。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在论述“发展的起点”问题时说的：现在抢时间很重要。
抢时间，抓机遇，首先指的是要善于抓住和利用有利于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因素。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难以打起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已逐渐表现为以科技和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尤其是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策，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同周边国家的友好互利关系继续巩固和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不断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之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这并不是说世界已经太平无事了。当今世界变化多端，局部战争和民族冲突乃至种族残杀不断发生，尤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在威胁着各国的独立和世界和平。世界各国都在争取在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占据最佳有利位置。因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稍有怠懈，必须认清有利的形势和潜伏的危机，紧紧抓住和平的因素，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引进先进的科技成果推进我国的现代化。
抢时间，抓机遇，同时指的是要善于抓住和利用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切有利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我们由于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在这场关系人类文明前景的革命中落伍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场新科技革命尚未划上句号，而且有许多新兴的科学理论尚未进入应用和产业化阶段，更加灿烂的前景在等待我们。已有的新科技革命成果是我们可以直接利用的技术资源；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尚未进入应用和产业化阶段，更为我们提供了迎头赶上的机遇。加上我们自己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我们在科技现代化乃至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加快发展，实在是大有可为。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些机遇，抢到时间。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在制定“863”计划时，他的指导思想就是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5]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他明确地指出：“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6]
这两个“抢时间”不是互相割裂的，抓住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有赖于抓住国际形势发展中的和平因素，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就难以进行国际合作和交流，包括技术交流、科学交流和人才交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7]因此，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重要的是抓住可以为我所用的机遇，要抢到时间。
四、我们的雄心壮志在“先进”
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起点论”除了强调“利用”二字外，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强调凡是为我利用的都必须是“先进”的。
他在论“发展的起点”时，说过要利用“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先进装备”以及管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等等。其中，一类属于生产力范畴，一类属于管理体制范畴，但都必须是在世界上先进的。他说：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先进”的核心，在于真正的现代化，能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
1978年9月18日，在同鞍山市委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同志从技术设备、管理和人三个方面展开这一问题的论述：
第一是技术设备。他说：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必须是70年代的，配套也要是70年代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富有战略前瞻的思想，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我们有些地方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由于缺少这种现代化的眼光，加上对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信息缺少全面的了解，引进了不少人家淘汰的技术设备或即将落伍的生产流水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联系这些教训读邓小平同志的著述，更觉其可贵。
第二是管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这是邓小平同志又一重要思想。这是他比较了鞍钢和日本钢铁生产的实际情况后，从肯定鞍钢改革设想角度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对于开放，而且对于改革，显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上海宝钢的特点，就是不仅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在引进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改革我们的旧体制，形成了先进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达到了世界冶金工业先进的生产水平，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
第三是人。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应该设想，经过技术改造，文化和技术操作水平较高的工人应当是大量的，否则不能操作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人的因素，无论在革命中，还是在建设中，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把强调人的决定作用的原理同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对立起来，两者是一致的。因为，在建设中起决定作用的人，不仅是具有较高政治觉悟、能艰苦奋斗的人，而且是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或先进的管理方法的人。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引进先进的管理，以及培养相应的人才，是中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也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才能获得的。因此，无论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来说，还是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来说，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我国经济，是我们一项长期的根本的任务。
（作者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0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邓小平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李敬德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对未来世界人口、环境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21世纪议程》。
中国政府为履行自己的政治承诺，于同年7月，组织52个部门、机构和社会团体，根据《21世纪议程》的要求，着手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议程》）。《议程》从我国具体国情和人口、环境与发展的总体联系出发，提出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议程》，并决定将《议程》作为各级政府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指导性文件。
人口和环境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人口和环境问题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只有实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和环境问题。本文试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议程》第1章和第2章，谈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
一、攀登三座高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规定的奋斗目标。这个集中反映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奋斗目标，作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标志，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的战略目标。
为了选择和确定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党和人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1945年，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全国解放以后，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指出，振兴中华民族，加快发展经济，
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要特别注意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说，我们的国内政策，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党明确地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攀登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民主这三座高峰。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有的同志所说，攀登这样的三座高峰，没有空中索道，可以稳坐缆索悠然而上；也没有盘山公路，可以乘着汽车盘旋而达；也没有一级一级的台阶，可以举足拾级而登。从“一穷二白”的山脚登上三座高峰的道路，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开拓。然而，唯其如此，才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进行长期的坚韧不拔的奋斗；唯其如此，我们行将建设起来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才具有更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更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
二、分三步走——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步骤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邓小平和我们党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第一步，从1980年到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2000年以前，国民生产总值在1989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从2000年到下世纪中叶，在2000年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个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是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反映了邓小平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的深化和提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76年，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同时，他指出，在那些年代，我们的国民经济处在“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这时世界科技革命却在蓬勃发展，这使我们同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邓小平和我们党确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正是汲取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真正做到了既充分反映全国各族人民要求摆脱贫穷和落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又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与大平正芳的谈话中，对整个现代化的蓝图作了初步设想。他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开始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确定的。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平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千美金，算个小康水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确定为我国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以后，邓小平进一步构思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目标。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同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目标相联系，邓小平提出“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和主张。他联系我国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和国际经验，分析我国经济“台阶式”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1]他又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2]他强调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但速度太低了也不行。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不能保持适当的、较高的速度，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认为经济“台阶式”发展，符合事物波浪式前进的规律。
为了实现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目标，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共富的重大战略方针。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三、走好三全（全面建设、全面改革、全面开放）道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条件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进行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体。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这三个方面。在经济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在政治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思想文化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成了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纲领。这三个方面，经济建设是中心，三者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完备，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同时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才能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同时进行政治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走全面改革的道路。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并且找到了解决这种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方法，这就是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可以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发展命运的大政策。全面改革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和必要条件。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同时进行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通过这种全面改革，逐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和社会生活制度，就一定能够创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
坚持以三沿（沿海、沿江、沿边）、四引（引进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为重点，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思想，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他总结了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3]“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4]“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5]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开放。所谓全面开放，一是指要面向全世界，对所有国家开放；二是指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各个领域，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国外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东西。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已初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沿边到内地省会城市这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党的十四大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中国政府把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在当今时代，一切国家，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我国只有坚持全面开放，才能全面搞活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从而建设全面发展的、对外开放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
四、坚持三个基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保证
党的基本理论，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科学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理论基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理论支柱，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以实行改革开放为鲜明的时代特点，以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为立足点。它是指引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伟大旗帜。只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不动摇，才能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不动摇。
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以党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它明确地规定了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条件，是党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主张和根本任务的集中体现，是事关全党工作、全国改革和建设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规定，是党正确地实施政治领导的基本形式和重要保证，是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政策，就是直接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内容和要求的一系列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方针政策。这些大政策，已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即基本国策。例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实行改革开放；坚持“两手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坚持“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搞好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等等。
我们坚信，只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不动摇，我们国家就一定能够做到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并且能够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稳定的程度，一定能够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
（作者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3][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
中国在东南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杨保筠
东南亚地区各国是中国的近邻，保持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是保障我国在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中尽快实现经济建设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环节。冷战结束后的东南亚，既为中国提供了机遇，也使她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
中国和东南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建立了悠久而密切的联系。时至近代，由于西方殖民帝国对东南亚各国实行殖民统治，中国也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使这种关系遭到削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也经历了许多反复与曲折。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成为全党、全国的首要任务。为了实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必须取得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特别需要与周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已大大提高。另一方面，东盟各国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也非常重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亚太及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也在积极寻求改善和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冷战的结束，则为中国改善与包括东南亚各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良机。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获得重大突破和进展。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中断达20余年的外交关系，并先后与新加坡和文莱建交，从而使中国与东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91年7月，中国政府代表作为马来西亚政府的客人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翌年7月则以东盟的特邀客人的身份参加马尼拉第25届东盟外长会议，这说明东盟对中国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东盟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国内局势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因而希望中国保持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并表示愿意为此作出贡献。
东盟各国迫切希望中国在维持东南亚地区和平中发挥积极作用。泰国等国建议邀请中国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签字。1993年7月，在吉隆坡举行的第26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东盟邀请中国参加“亚太政治与安全合作论坛”，以便和其他有关国家共同探讨维护地区安全的途径。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议会及各高层次之间的交往正在不断增加。1993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总理来华访问。同年7月—8月间，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出访除文莱以外的东盟五国。这种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对增进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彼此了解和信任，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历史上均有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统治的经历，在政治方面可以互相声援。例如，针对一些西方国家把其人权标准强加给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径，中国和东盟国家都对此进行了揭露与反驳。除了政治关系之外，中国与东盟在经济领域中的关系发展得更快。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兴则南海（即东南亚各国）盛，反之，南海地区的繁荣亦受影响。改革开放十余年，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高速发展，使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在亚洲经济中将发挥火车头作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东盟各国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困扰较少，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密切相关。为此，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都纷纷表示要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例如：新加坡的公司1992年在华投资额已经超过前13年的总和。
1993年9月13—1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在北京与东盟秘书长阿吉特·辛格就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举行首次磋商。双方决定，将建立中国一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和中国一东盟科学技术联合委员会，以审议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与科技合作执行情况，研究进一步扩大经贸和科技合作的措施并提出建议，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国际经济问题。今后，中国与东盟在经济领域中的合作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与印度支那各国的关系也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
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为中越两国于1991年底实现关系正常化提供了条件。此后，两国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合作也逐步恢复和发展。目前越南亦在实行经济改革，需要安定的国际环境，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中越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地区和平，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对两国都有益。中国和老挝之间的关系早已实现正常化，并且正在健康、平稳地发展。
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束埔寨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柬埔寨王国的建立，中柬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将为柬埔寨的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与东南亚最西部的国家——缅甸也保持着密切的良好关系。两国间贸易额已达2.3亿美元（世界银行则估计为15亿美元）。
最后，还应指出，东南亚是华人、华侨聚居的地区，中国与该地区各国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发展，也为当地华人资本对中国大陆的257投资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据估计，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数约为2500万，其中90％左右在东南亚各国。华人在这些国家拥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由于近年来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大幅度增强，东南亚华商也在寻求使其资本国际化，并向具有较大经济潜力的国家和地区流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巨大的市场潜力，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纷纷到中国大陆投资。例如：泰国华人企业家、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在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共兴办了50多个子公司、100多家合资或独资企业，投资总额逾30亿美元。有“亚洲糖王”之称的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郭鹤年领导的“郭氏兄弟集团”投资10多亿美元，在北京、杭州等地经营旅馆饭店，改造商业街，并于1992年10月初与广西北海市协议投资近20亿美元建设大型石化企业。菲律宾华人富商、亚洲世界（国际）集团创始人郑周敏于1992年7月与洛阳市签署长期开发合作协议，总投资金额超过20亿美元。另外，从印尼到中国福建省投资的数额也达到8亿美元左右，主要来自中亚银行、力宝集团和金光集团。
东南亚华人对中国的投资，不仅为中国加速经济建设提供了部分急需的资金，而且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供了科学的管理经验，加之华商在世界各地的庞大销售网络，使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扩大了中国的外贸出口，增加了外汇收入。利用外资开设的企业及各种旅游设施，也扩大了劳动就业促进了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今后，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中的关系的不断发展，东南亚华人在中国的投资也会进一步增加。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中国与该地区各国关系的不断增加和发展，对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中国的四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
冷战的结束导致东南亚地区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也使中国在该地区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美国及前苏联势力的收缩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国防力量的逐步增强，使西方一些国家乘机散布中国将填补美苏留下的“真空”的谬论，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东南亚不少国家一方面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存有戒心和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威胁论”就比较容易在东南亚地区赢得一定的市场，使该地区各国对中国旨在增强本国防卫能力的措施和部署极为敏感，甚至很可能出现东盟、印支国家一致对付中国的局面，这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其次，一些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和海洋权益争端显得更加突出。其中，最典型的是关于南沙群岛的主权之争。
南沙群岛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途经其海域的诸多航道，是东盟各国的经济命脉，也是美、日、俄、澳及西欧国家的重要海上通道，特别是该海域的大型石油和天然气田的发现，使南沙群岛及其海域引起东南亚地区有关国家的更大关注。
历史记载和考古成果均证明南沙群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立法机构于1992年通过的《领海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这一事实。然而邻近我国南海海域的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文莱等国却宣称对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及其周围海域拥有部分或全部主权。除文莱外，其它三国已出兵占据了南沙群岛中的许多岛礁，有的已经在那里进行较大规模的石油及旅游资源开发，严重侵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经济利益。
南沙群岛的主权争端很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主要障碍。一些原先彼此对立的国家正在寻求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联合对付中国的可能性。例如：在1992年7月东盟外长会议前夕，越南表示打算同东盟在政治与经济上加强联系，并拟确立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合作态势，以求在有关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得到东盟成员国的支持，从而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此外，东南亚有关国家之间在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方面也存在矛盾。目前，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正在大力购置先进的武器装备，在所占岛屿上营建或扩建军事设施，增派武装人员。因此，由于南沙群岛问题而出现新的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并不能被完全排除。
第三，一些大国纷纷试图加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东南亚国家
也在利用这种局面搞大国之间的平衡外交，以便使它们互相制约，防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大国在该地区拥有过大的影响。
冷战结束，美国和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逐步收缩，但这绝不意味它们将放弃其在这里的影响。美国已明确表示，它将在东南亚保持足以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的足够军事力量。美国在日本和韩国仍驻有重兵，必要时可随时向东南亚地区调遣。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正在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散布“中国威胁论”，在人权问题方面分而化之，对东盟国家持比较温和的态度，而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等等。
鉴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和影响，俄罗斯也不甘心完全退出这个地区。俄外长科济列夫已多次表示，俄罗斯军队将留在越南金兰湾，并建议通过谈判组建一支旨在保障太平洋和印度洋航海安全的国际海军力量。越南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同意俄罗斯继续使用金兰湾军事基地。
印度是邻近东南亚的亚洲大国。近年来，其军事力量及武器装备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印度海军力量的不断扩充和趋于现代化，使它有能力向位于印度洋东北部的孟加拉湾、安达曼海及其邻近地区施加一定的影响。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想利用印度来制约中国和日本的影响。如马来西亚已于今年2月与印度签署了一项有关加强共同防务的谅解备忘录。另外，印度对中国西南地区拟议中的通过建设连接中国西南部和缅甸的大陆桥，以获得直接进入印度洋的通道的设想非常敏感。正在加强其驻安达曼群岛的海空军力量，以遏止中国在东南亚西翼的影响。
至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之大已是众所周知。最近几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大幅度提高，它宣称要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的表态，以及它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举措等，都引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备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东南亚各国的高度警惕。然而，日本对中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也存有戒心，特别是担心东南亚各国与中国联合抵御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因此，它正在积极地表现出对东南亚事务的关切，寻求在解决地区争端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借此制约中国。
面对美、俄、中、日、印等国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东南亚各国在推行其“大国平衡外交”的同时，也有所侧重。看来，今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各国将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维持地区和平的筹码，依靠日本的经济实力来推动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则寻求广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保持地区局势的稳定。这就给中国如何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保持和发展与东盟国家及印度支那半岛各国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课题。
最后，台湾问题也可能成为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
台湾邻近东南亚诸国，经济发展迅速。目前，台湾当局正在利用经济援助等手段发动外交攻势，企图谋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承认其作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重返联合国。
在东南亚地区，台湾方面的这种意图也是相当明显的。
长期以来，台湾与东盟国家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东盟各国是台湾的主要投资地之一。1993年，它在这里的投资有更大幅度的增长。例如：
1—7月，台湾在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投资分别增长了600％和484％。可以肯定，台湾与东盟的联系今后还会不断加强。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随着越南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台湾与越南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台湾一直是越南的头号外来投资者。至1994年4月，双方已经签署126个项目，投资总额达16亿美元。同时，双方还互设了代表处，台北与胡志明市之间的航线亦已开通。1993年7月，越南派遣大型官方代表访台，其成员中有多名越南地方和中央政府及负责对外经济贸易的官员，特别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莺也随团对台湾进行了访问。
为了进一步拉拢东南亚国家，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台湾还打算在近期内建立一支类似美国“和平队”的自愿者组织，帮助受援国改善企业管理，发展经济。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国必须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东南亚地区各国保持和发展良好关系，以保障我国东南部的安全，促进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
为此，我们应当大力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在遵循“以我为主”的原则，改善和增强保卫祖国领海、领空的能力，以应付突发的危机和冲突的同时，与东南亚各国及和该地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国家加强联系，通过磋商建立彼此谅解和信任关系。特别要重视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通过共同发展经济来促进地区的繁荣，以保障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从而进一步加速本国的现代化建设。
（作者是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副教授，巴黎大学博士）
国际风云变幻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确方针
许俊基
科学地观察和判定时代主题，宏观地估量和把握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是制定国际战略和内外政策的重要根据。在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带全球战略性两大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对当今世界发展变化中的新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制定正确的策略和方针，才能处理好对外关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二次大战以来最重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空前的挫折。面对风云突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受着严峻考验：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对我施加压力，迫使我国“西化”，步苏联东欧后尘，妄图使我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告别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国内既有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有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即否定改革开放，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以非凡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眼光、深邃的洞察力，从战略高度观察和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作出了令人折服的正确估计和判断，提出了“处变不惊”、“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发展自己”等一系列的策略方针，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克服和摆脱危机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