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分析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形势，为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两极世界格局被打破，但新的世界格局还没有形成，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表现如下一些新特点和新局面：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两霸争夺世界的局面转变成美国一超（级大国）与西欧、日本、中国等多强并存，由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局面，随着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立的消失，各国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淡化意识形态的对抗，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在安全利益相对有了保障的情况下，把维护经济利益看成是当前的主要战略目标，邓小平同志对当前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从而得出了如下看法：
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历来是我国确定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一直强调战争迫在眉睫的危险。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因而在建设方针、布局上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去搞三线建设，“山、散、洞”的方针，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邓小平同志根据80年代以来的国际形势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得出了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重要结论，他说：“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1]就帝国主义加紧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本质来看，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但人民不要战争，制止战争的力量远远超过企图发动战争的力量的增长，成为阻止霸权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强大力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虽然拥有最多的核武器，但他们处于均势，谁都没有取胜的把握，因此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
而且由于战争形式和条件的变化，靠战争来解决问题，对敌对双方都不利，在国际斗争中，经济、技术上的竞争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各国把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综合国力的竞赛方面。基于以上分析，邓小平同志得出结论说：“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以后，邓小平同志又曾多次反复阐述这个观点。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被打破，冷战结束，制约战争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下降。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全面分析世界多种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的科学论断，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3]和平与发展问题关系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关系着整个世界的前途与命运。当前全世界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人类存亡的头等大事，有了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损失，人类在地球上所创造的一切文明能否得到保存，人类社会能否延续下去的斗争，已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提。邓小平在这里把观察国际问题放到了全人类的高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促进共同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分析了两个超级大国相对衰弱，西欧，日本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增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进入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新的历史阶段，以及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全世界蓬勃兴起等一系列国际形势的新情况、新特点，指出当前世界上和平的因素超过战争的因素，发展问题成为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发展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和平问题的解决。因此，同样应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上来认识，创造条件使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要解决发展问题，归根结底要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摆脱贫困。同时，应该实行开放政策，发展国际间的合作，不仅要靠南北对话，而且要靠南南合作。而且南南合作还可以推动南北合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发展则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同志从新的角度考察当今的国际问题，内容极其丰富，对我们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制定正确的国际、国内政策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世界格局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终结，旧格局所压抑和掩盖着的许多矛盾在新格局形成的过程中日益暴露并尖锐起来，这为我国的外交斗争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邓小平同志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4]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5]
各国自身的综合国力在国际斗争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了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和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6]由于军事手段的作用相对下降，各国重视国家安全的同时已经开始把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综合国力的竞争方面，邓小平据此调整我国的国内外政策，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在对国际形势做出客观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8]等一系列以不变应万变的灵活的策略方针。
二、贯彻正确的策略方针，立足于把国内事情办好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科学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客观地研究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其中，对待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不称霸、不扛旗，不当头，努力发展自己。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但对外政策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制约着对内政策。其一，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国际社会外交战略的相应反应，从而造成特定的国际氛因，制约国内政策生成与调整的大气候；其二，对外政策的性质和实施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对内政策的成效和得失。
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的一贯立场，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9]中国“不称霸”、“不当头”，[10]既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不要当头，不要锋芒毕露、四面出击、咄咄逼人、到处树敌、引火烧身，而要“韬光养晦，善于守拙”。“不称霸”，“不当头”并非不参与、不合作，而是主张在健康、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国家的友好合作与交流。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11]在讲到中国的事情和在世界的作用时，他说：我们不当头，但对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做贡献，对社会主义我们要做贡献。
中国的不结盟不同于苏联30年代前后奉行的“天平盘”策略理论。中国希望并努力使自己富强起来，但中国富强起来不是为了欺侮别国，图谋结盟，更不是为着霸权，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谋求同任何一个友好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结盟。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倡导和参与的不结盟运动，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
中国的“不称霸”、“不扛旗”、“不当头”是由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核心任务决定的。邓小平说：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维护这个和平环境。邓小平还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12]他要求全国人民“横下一条心”，聚精会神”，[13]“一心一意搞建设”。[14]对于中国来说，最根本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排除各种干扰，集中力量搞好国内建设。把国内事情办好，是贯彻上述一系列方针的关键所在，也是贯彻这些方针的目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核心是把经济搞上去。要把握机遇，通过冷静观察来处理，通过稳住阵脚来对待，通过沉着应付来争取，以达到把国内事情办好。经济发展了，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就稳如泰山，世界社会主义就大有希望，即使出现再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三、独立自主、决不当头还是国际共运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石，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以新的内容，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变化无常的国际格局中如何给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定位，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一贯主张，立足本国，放眼世界。邓小平针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强调中国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才能得到别国的尊重。二次大战以后苏联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它凭借其实力地位，一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结果破坏了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带来了恶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各国都有权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搞中心、当头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苏联解体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坚决表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15]他认为我们没有足够力量当这个头，当了就会失掉主动权，中国的立场应该是谁也不怕，也不再靠近谁、针对谁，而是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强权政治，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不论对什么国家，都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国家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定亲疏，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中国在第三世界有许多朋友，也有很高威望，但中国历来主张，在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成员，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从属关系，因此我们决不当头。
总结过去、思考未来，我们不难发现，导致社会主义出现曲折，固然有一些是一时很难改变的客观因素，但主要的还是那些可以改变的主观因素，比如指导思想的失误，体制模式的僵化，建设经验的缺乏等等，其中国际战略思想正确与否，关系着全局，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在它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正是小平同志正确总结国际国内几十年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它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我们要密切联系实际，进一步领会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一系列的正确策略和方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而不懈努力。
（作者是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注释：[1][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10][11][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0页。[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页。
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
杨梅叶
中共中央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其核心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小平对这三者的关系问题一再强调并作了深刻的论述。在他看来，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因此，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战略思想，如何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一、改革是强大动力
邓小平同志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始终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的，为此，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论。
首先，“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对改革性质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小平同志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其所以称为革命，这是因为，一方面它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它对社会各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以至人们的思想观念，引起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和变化。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
其次，“改革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同志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新情况所采取的战略决策。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和方法，就是改革。他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3]又说：“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4]还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5]“我们只能走改革的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所以，他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6]
其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明确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7]又说：“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8]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保守的。小平同志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接着说：“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9]“坚持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以上这些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改革是社会发展的进步的强大动力，只有改革才能促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是改革问题，没有改革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
二、发展是根本目的
改革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反过来促进改革，改革和发展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点，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发展论。”
其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发展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十亿人的贫困问题，解决不了中国十亿人发展问题，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富裕起来，而大多数地区、大多数人摆脱不了贫困状态，从而造成两极分化。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就在于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占主体，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以避免两极分化，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贸经济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存在；坚持共同富裕目标，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以带动其它地区和其它人共同发展；实行计划与市场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二，“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都要靠经济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大道理。”并且把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称之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加快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经济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中，推进改革、维护稳定都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经济条件。因此，我们始终要把加快发展，摆在十分突出的地位，抓住机遇，立足现实，促进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小平同志说：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发展太慢不利于增强综合国力，不利于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难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要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积极争取。
其三，“三步走”的战略思想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这就是：第一步，在80年代人均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90年代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增强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再翻两番，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统一的发展战略。这“三步走”是互相衔接的、不能随便超越的。为了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注意经济内部协调发展问题。一方面，现代化建设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出现了通货膨胀要及时治理，结构不合理要及时调整；另一方面，要根据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先发展起来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从而实现经济在地区间的协调发展，并推动整个社会全面进步和高度发展，要十分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发展问题。
邓小平同志的发展论，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论。这是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要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三者协调统一起来。小平同志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
三、稳定是前提条件
中国要摆脱贫穷，实现现代化，搞改革开放，稳定是前提，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对此有不少深刻的论述。
其一，“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是站在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的认识维护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既要认识到，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对党的路线、对改革开放是拥护的，总的说来社会政治环境是稳定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确实存在一些不安定、不稳定的因素，诸如，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刑事犯罪增多，旧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国内外敌对势力又千方百计制造混乱、挑起事端。因此，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其二，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稳定是加快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定，改革才能顺利进行，经济发展才有可靠保证。邓小平指出，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第一条需要政治稳定，..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政策不变。“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10]这就是说，中国要发展，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11]他还说：“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12]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稳定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人民群众需要稳定。稳定离不开人民群众，只要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13]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其三，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小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除了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外，还必须要有二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他深刻分析了我国面临的国际挑战和大好机遇，认为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必须做到两条：一是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以“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办法去解决国际争端，正确处理国际矛盾；二是要在国际事务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重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他还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4]这就深刻阐明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在这里，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四个坚持，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而改革开放则赋予四个坚持以新的时代内容。因此，离开四个坚持谈改革开放，就会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犯右的错误；离开改革开放谈四个坚持，就会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犯“左”的错误。
总之，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局是稳定的，政策也是稳定的，这就保证了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我国社会政治局势的稳定。这就表明，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辩证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作者是北京化工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6][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9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7页。[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9页。[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8页。[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页。[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机遇和挑战
朵天俊
当代世界的主题即世界的主要潮流是和平与发展。这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既有难得的机遇，又有严峻的挑战，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本文试就此问题谈点学习体会。
一
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分析了当代国际形势，认为当前存在着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他说：“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他还指出：“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2]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要抓住机会，发展自己，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争取每隔几年使我国经济上一个新台阶。
所谓抓住机会，就是要充分利用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所提供的一切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综观当前国际环境，这种有利条件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1）世界发生大的转折，形势变化对我国十分有利。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3]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世界正发生大时代的阶段性质变化的历史转变，即世界主题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当今世界，尽管其基本矛盾和其它各种矛盾依然存在，形势错综复杂，不稳定因素增加，但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特别是在苏联解体、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结束以后，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更小了，邓小平指出：“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4]世界正进入一个全局稳定和局部冲突的时期，这种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对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十分有利。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下，过去那种较为紧张的中美和中苏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变。随着中美关系在70年代中期实现正常化和中苏关系在80年代末实现正常化，特别在80年代后期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后，尽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但两个超级大国多年来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已基本消除。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不是一个有利条件。目前仅存在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也因经济实力下降（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已由50年代初的45％，下降到现在的22％），推行霸权主义力不从心，这就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可以争取到一个校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而且有可能少受其干扰和压力。
（2）可以利用西方国家内部矛盾，发展自己。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结束后，美、日、欧联合反苏的政治基础动摇，东西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并非时时刻刻都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逐步上升，日益尖锐。同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日本和德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特别是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1年增至27065美元，超过美国的22550美元。日本的国民总资产也超过了美国，成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日本的经济地位使它不仅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要对美国敢说“不”，而且同美国经济磨擦严重，贸易战频繁。美国不少人认为日本已成为美国当今的主要对手。美国同欧洲在贸易逆差、农业补贴、银行利率和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上也风波迭起，争吵不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使它们之间的离心倾向加深，为我国利用矛盾、发展自己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3）我国与邻国关系均有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看好。讲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周边环境。60到70年代，我国与周边的印度、越南和苏联都曾发生过边境武装冲突，几乎是四面受敌。这种不安宁的周边环境，使我国不可能集中力量来从事国内的经济建设。随着国际大气候的缓和以及我国一贯奉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政策，使我国与印度、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大有好转，一改过去四面受敌，变成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往日的战场变成了今日的市场，边境贸易日益扩大。同时周边的一些热点，如经历了12年的柬埔寨战争和10年的阿富汗战争也相继冷却下来。如今，四邻无战争，出现了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40年来最好的时期。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4）世界的主流已由军事对抗转向了以经济、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与此相适应，各国为了争取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都特别重视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经济实力的竞争。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加快了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上国际竞争的强有力的推动，目前，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已开始缓慢回升，加上其它重要因素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世界经济将会出现一个发展高潮。这对各国都是极为有利的时机。更应看到，亚太地区目前正处在相对稳定和快速发展之中，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十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预计这个地区将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中国处于亚太重要位置，可以充分利用这种周边和国际有利的经济环境，加速自己经济的发展。当今的世界已发展成为一个整体，国与国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关系。各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以此促进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投资环境良好，市场潜力巨大，是吸引西方国家企业界的新因素。据估计，中国从1994年到本世纪末，进口总额将逾一万亿美元，西方国家已越来越看好中国这个拥有近12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我国与西方国家建立“平等、互利、长期、可靠”的合作关系，将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机遇很多，仅上述几点已说明，中国目前的确面临着较好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机遇，我们要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世界上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并取得很大成功的国家，几乎都是充分利用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而获得的。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正是利用美苏长期冷战的机遇，加快本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而在经济实力上成为今天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第三经济强国。亚洲“四小”和拉美一些国家在60、70年代，也是利用西方经济在战后快速发展时产业结构升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产业向国外转移的时机，转换机制把本国的经济搞上去，成为今天世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过去，我国因错过了几次大好时机，又遭受了“大跃进”和十年“文革”的两次严重挫折，使我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5年，我们充分利用了和平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我国经济在80年代上了一个新台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今后，我们还要紧紧把握住当前这个难得的机遇，继续前进，去争取更大的成就。
二
全面地看，当前的国际环境对我国有有利的一面，同时也存在不利的、困难的一面，即存在着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1）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挑战。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发展水平的，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和潜力及其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力的反映。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我国经过建国以来4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已有很大增强。根据测算，我国的综合国力在1949年占世界第13位，1980年占第8位，目前已上升到第6位，并成为对国际局势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有不少如粮食、棉花、棉布、水泥、原煤、肉类已占世界首位，其它如钢铁、原油、发电量等也占到世界的前几位。但是，我国现有的综合国力还不强，特别是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当前，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逾5万亿美元，日本也有3万多亿美元，而我国只有5千亿美元左右，加之我国人口多，按人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更比它们少得多。同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相比，也有明显差距。“四小”中的台湾，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千亿美元（约相当于当年中国大陆的50％左右），占世界第20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占世界第25位；进出口总额1500亿美元，居世界第14位；外汇储备达820多亿美元（1991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大陆与台湾相比，在某此方面也存在差距。上述差距不仅反映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之间先进与落后的差别，而且反映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所进行的历史性的竞争。竞争是优胜劣汰，它关系到两种制度“谁战胜谁”的问题，即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原东德在与西德的历史性竞争中落后于西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西德的50％左右，结果东德被西德吞并了。苏联解体和演变最根本的原因也是经济没有搞好。前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由60年代的7％到80年代下降为2—3％。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是一年不如一年，经济出现了负增长。60年代中期以来，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都没有完成。从而使苏联的综合国力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列由1973年的第11位，下降到1985年的第15位。这使前苏联在同美国的历史性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上其它因素的作用，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社会主义面临着现代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我们只有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不断缩小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并走在世界的前列，才能向人们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对人民群众高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消除苏联、东欧剧变在世人心中留下的疑惑，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才能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提供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有效地防止和抵御和平演变。总之，只有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消除我们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使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最后战胜资本主义。
（2）世界高科技发展的挑战。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直接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战后高技术群（信息、生物、空间、海洋、新能源、新材料）在发达国家的迅猛发展，对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5]旧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十分落后。建国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10多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获得了很大发展。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航空、航天、核能、生物工程、新材料、海洋开发、微电子和电子计算机、光电子及通讯工程等高技术产业体系；有一支300多万人的高技术产业队伍、有5000多个研究所、8000多个技术开发机构、100个左右具有国际水平的重点试验室。1993年，全国累计取得重大科研成果33000项，大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根据有关资料，美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额为71％，日本为65％，而我国在技术进步比较快的80年代末期才只有30.1％。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基本上是靠能源、原材料消耗和运量的大幅度增加取得的。创造相同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我国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至3倍。在利用现代通信技术手段传导的信息方面，我国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1/10。我国同发达国家之间在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无可回避地面临着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挑战。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在两种社会制度历史性的竞争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学者利用西方国家掌握的高新技术优势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他们说什么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重新升起的朝阳，资本主义又“再生了”。这是违背历史发展大趋势的。我们认为当代科技革命不可能代替社会革命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制度返老还童、永世长存。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从50年代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头掀起的这场全方位、加速发展的新科技革命，为西方社会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使其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出现了所谓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使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缓和，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西方国家正是在掌握了新科技革命优势并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抛在后面的条件下，才使他们大力宣扬和推销的政治观点（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起了作用，再加上其它因素的影响，促使苏联东欧政局剧变，使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能够得逞。
历史的教训值得认真记取。面对西方国家高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我们要遵循邓小平同志“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6]的教导，加快对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通过不懈地持续努力，提高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技术实力和产业实力。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是主流。
但机会更多地意味着挑战，迎接挑战才能抓住机会。世纪之交和下一个世纪的挑战将是更为激烈、更为严峻的。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新的姿态去迎接各种挑战，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5][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