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时代主题参与国际竞争
潘自勉何仕强
200年前发生的工业革命创造了现代生产力形式，社会变迁的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换。由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是在崭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生产方式，社会财富的形态和积累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经济因素上升为支配社会发展速度的主导力量，因而在由现代民族国家所构成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高速发展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因素对低速度发展社会具有强烈的传导性，进而产生“现代化效应”，并引起强化的适应性社会变迁。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现象。由于本世纪初，世界分裂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现代经济体系，因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对抗发展形式。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中，如何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方向，不仅要有求实的科学理性精神，而且还要有高瞻远瞩的社会发展理论。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从功能上看，只达到了狭义的国家工业化，它为彻底摆脱旧中国的被奴役地位、巩固国家的政治独立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而到了80年代，伴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特征的标准意义上的工业化阶段才在我国真正开始。从国际上看，这正是冷战时代趋于结束的时期，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全球化不断增强，相互依附性也更为重要，经济因素日益成为主导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因素。美国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克林顿上台伊始，就宣布了外交三原则，一是经济安全；二是军事安全；三是推广民主。这三项原则的中心是经济。美国已把其“经济安全”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支柱，使其对外政策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此外，各国正在进行以高科技为先导、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综合国力较量的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亦日益加强。去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共体统一大市场正式运转，《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几经周折后生效，欧洲经济联盟取得突破性进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向实质性合作组织迈出了重要一步；马来西亚一直在积极推动尽快启动《东亚经济论坛》；历时7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这一切都说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发展本国经济、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作为自己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1]今天看来，这个论断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反映出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主题的理论深刻性与预见性。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而且也有利于指导我们在企业经营战略上采取更大的主动性，去参予国际竞争和拓展经济实力。纵观邓小平同志关于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理论观点，可以发现他的基本思想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对整个世界历史格局和世界历史主题的把握十分清醒和深刻。邓小平同志从二战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出发，对世界历史的时代主题进行了新的审视和思考，作出了和平与发展已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结论。这就使我们彻底澄清了对世界历史时代主题认识上的偏差，真正把发展问题作为时代的核心问题来认识对待。他说：“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第二，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教训的理性反恩是高度自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审慎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发展是中国的主题。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3]第三，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选择及其方向的重要性认识是严肃而科学的。历史发展到本世纪的70、80年代，中国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中国的国情有何特点？中国社会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上，社会发展的目标、动力、战略到底应当怎样去认定等等。在指导我们的原有理论已失去解释力的情况下，这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正确的回答，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呼唤着新理论的诞生。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第四，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理论局限。20世纪中期的发展理论研究，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主张是西方传统派的发展理论，突出的就是现代化的理论，其特点是，以欧美为中心，以发达国家为模式，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反对和批判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强调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为发达的主要根源是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经济政治影响。他们主张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只能选择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既批判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的增长”、“全球经济趋于一体”等思想观点，坚持反对依附论所主张的断绝与发达国家关系等观点，从而得出了“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结论；同时又坚持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全盘西化的主张，吸取了依附论者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摆脱依附等观点，强调走自己的路。第五，强调稳定与和平对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历史表明，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是在受到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走上推行经济变革之路的，因此，各种社会矛盾和动荡的发生不仅会造成剧烈的社会分裂与冲突，而且也难于形成稳定的法治秩序。邓小平同志从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角度，深刻表达了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内部环境和一个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的愿望：对内强调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对“港澳台”问题，主张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来解决；对外强调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总之，“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4]
依据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战略思想来看，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从宏观上说，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从微观上讲，这对一个企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科技与教育事业的发展脱离了稳定与和平的环境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深入到“转机建制”的深层领域，原有和新生的各种利益矛盾，既是某种改革的动力与压力，又是某种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因此，正确处理好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虽已成共识，但在实践上仍有一些模糊认识尚需具体解决，比如，过分强调改革“破”的一面，而对“立”的一面认识不足；借“发展”之名来为短期行为辩护；或以“稳定”为名回避改革中的尖锐问题；或以“改革、发展”为由无视稳定的重要性等等。因此，中国国有企业（集团）要面向世界
范围发展自己的实力，首先就要在稳定与改革关系上做文章。从企业界的角度来说，这里所要求的稳定主要有三个含义：经营战略思想的相对稳定；企业家阶层的相对稳定；管理制度的相对稳定。可以说，求得这三种意义上的稳定局面，本身就是改革所要达到的或产生的效果。有了这种稳定，来自企业方面对科技与教育的真正追求，才会转化为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即用理性的、规范的态度去接纳区别于暴力和权力价值观的法治秩序，进而产生出适应市场化要求的利益分化与个人分化。这不仅为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心理准备，而且也为人们接受国际社会惯例奠定了思想前提。显然，上述三种稳定的实现，企业自身是难以单独做到的，这里的关键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位置要重新“定位”，尤其是政府影响企业的方式要彻底更新。否则，企业的稳定很难达到，这意味着企业改革只是政府行为，而无法同时成为企业自身的行为。于是，企业是否能真正在国际舞台上发展自身就成为了疑问。这时，所谓“把握时代主题、参与国际竞争”就是一句空话了。
结合企业工作的实际，我们切身体会到，我国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又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的多元化需要保持各自的所有权，而社会化的大生产又在时刻要求联合、协作及使用权的高度集中，这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股份经济，实行股份制，在保证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使用权变为集中，实现所有、使用两权分离，便成为合理解决我国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经济利益多元化之间矛盾的基本途径。
社会主义股份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企业组织和经营管理形式，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起着强大的凝聚效应。
股份制可以广泛集中社会闲散资金，增加社会主义积累，无需政府投资而自觉形成生产力，大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企业生产经营条件，加快资金周转，提高经济效益。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力推行股份制，按股份制模式重塑企业组织，还有利于企业真正走向市场，摆脱主管部门繁重的行政干扰，轻装上阵，主动灵活，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另外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紧密结合，在股份制企业内部形成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对促进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股份经济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它的发展，无疑对我国其它体制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机制更加完善。当然，这得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
在我国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试点，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股份制企业改革试验在我国，特别是部分沿海城市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任重道远，经济体制的完善，股份经济的进一步推广、成熟还需要金融机制、价格体系、劳工保障制度的一系列改革、配套。但股份经济将在神洲大地继续以崭新的姿态和强盛的生命力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生活，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广州经纬集团，就是在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它适时把握时代主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依照现代化企业管理的要求，广州经纬集团广泛吸纳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在机构设置上，机关管理人员力求“少而精”，大部分人员放在第一线项目公司开发高新技术项目，抢占市场，创造高效益。在用人制度上，坚持打破铁饭碗，努力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实行人才聘用制并定期考核，不合格者一律淘汰。在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上，则坚持拉开距离，实行高创利高待遇，井制定出严密的奖励制度，对公司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员工给予重奖。
我们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有关和平与发展的理论，结合工作实际，深切体会到，跨越国界，瞄准国际制高点，与国际接轨，加入国际大循环，是现代化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广州经纬集团根据宗旨“真诚至上，广结天下朋友，共同创造和分享财富”而制定一系列发展方略。公司将以建立广州国际化大都市为大背景，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政策，以高新技术科研开发为龙头，多元化、全方位发展，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及科研成果，逐步联结有一定实力的国内外企业，兼并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国有、集团、个体企业，公司将立足本地、面对全国，跨越国界，利用自己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处理废塑料技术，脑保健技术等几个高新技术产品，力争在短期内形成一个综合性、高智力化、跨国型的高技术企业集团。目前，已与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以及香港地区的一些财团，环保公司建立广泛的联系并频繁接触，架设国际金桥已经开始。科学无国界，公司将把环保项目推到国际上去，解决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在美国、加拿大及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建立环保工程合资企业，建立股份制的环保工程联合体，形成“托拉斯”式的环保连锁厂，并发展其他高新技术，最终形成一个国际化的高科技企业股份集团。
（何仕强：广州经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潘自勉：广州经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赵树海 袁俊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邓小平同志于1984年6月指出：如果说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们应把发展问题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地位。那么，怎样才能加快发展，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迅速得到提高，日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把握好当前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只有认识并利用好各种机遇，才能使社会主义更炔更好地得到发展。
一、只有抓住机遇，才能加快发展
机遇，主要是指好的机会或条件。因机遇带有暂时性，所以在它来临时不认真加以把握，往往会失去发展的好机会。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认清并抓住机遇，其发展便会出现较大飞跃；反之，便会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抓住时机，发展自己。”[1]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内便取得了经济上的飞跃发展，就是因为它们看清了国际国内形势，紧紧抓住了机遇。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日益壮大。其次，由于中国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力量被大大削弱。可以说，战后40多年间，世界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尤其在50—60年代，正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之际，日本就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在这一国际形势下，针对国内具体条件的变化，采取了保护产业、扶植出口这条贯穿对外贸易战略的主线。50年代，为平衡国际收支，主要侧重保护国内尚未成熟的产业，实行了对进出口贸易和外汇的全面管制政策；60年代，由于许多企业实力加强，为促使企业直接参加国际竞争，前五年主要采取贸易开放策略，后五年由于贸易顺差逐步增加而以资本开放为主；70年代以来，由于同美国等一些国家出现贸易摩擦，实行了协调与竞争并举的贸易政策。前苏联在30年代，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特点是生产严重下降，对外贸易锐减，物价猛跌，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危机的范围广。而这一时期，苏联的国内形势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基本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等，苏联政府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西方严重经济危机的大好时机，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在国民经济中建立了大批的骨干企业，使苏联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是由于他们在发展经济时，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发挥本国（本地区）特长，分阶段、有重点，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方针。60年代，利用了全球新技术革命造成的契机；70年代，成功地利用了两次能源危机；80年代，“四小龙”着重使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调整，如南朝鲜的“科技立国”，新加坡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战后出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生产快速发展时期。西欧、北美等国相继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一大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机遇，全力投入现代化建设，较快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而正当许多国家快速发展之际，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没有抓住机遇，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由此看来，谁抓住机遇，谁就能实现快速发展；反之则成为落伍者。中国当前正面临很多机遇，我们必须抓住、抓紧，否则将失去机遇。
二、我国当前面临加快发展的极好机遇
一个国家若要加速发展，需要良好的机遇。当前我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国内环境，从而好好把握机遇，即“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2]
从国际上看，我国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由于苏联解体，两极对峙局面已经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大战在短时间内还打不起来，会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霸权主义日益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要求和平的力量日益壮大，已经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其次，我国在外交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与越南、独联体等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第三，周边国家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我国的经济合作密切发展，他们对我国的工业制成品需求量很大，我国的产品在质量、档次等方面更适合他们，那里有广大的市场。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不景气的局面，经济上不同程度地出现衰退，它们为走出困境，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市场。因此，我国对西方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各国在经济方面的联系日益增强，国际市场不断扩大。最后，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经济区域化趋势加强，对我国经济增长十分有利。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调整，积极借鉴先进经验、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发展。
从国内看，形势对我们加快发展也极为有利。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具备了较雄厚的实力。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正在努力实现小康。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积累也有较快增长，这种状况为我们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我国还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加上我们丰富的资源，一定会有更快的发展。而且，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使沿海许多地区的经济已实现了飞跃性发展，这些地区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可以带动落后地区从而实现全面发展。其次，我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例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认识等等，摆脱了以往许多观念上的束缚，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积极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十四大”提出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加以展开。再次，我们在十几年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培养了大批经营管理人才，一批成功的典型已经涌现出来，这对于加快发展也极为有利。
我们在把握以上各种机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还存在着压力和挑战，“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性一比较就有问题了。”[3]如果我们不扭转落后的局面，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不能得到有力证明。目前，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普遍不好；国内资金仍很欠缺；由于资源分布不均而引起的矛盾也很突出；人口增长面临新的高峰，等等。这些不利条件都要认清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可以说，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是历史上少见的，但忽视了不利因素，同样不能加快发展。
三、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发展
认清了以上所述国际、国内存在的各种机遇，怎样做才能真正把握好机遇呢？
首先，继续扩大开放，促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在1983年7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要扩大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合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自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实践证明，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正确的，目前，我们要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更加充分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资金、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在国际、国内一切有利条件下，加快发展。
其次，要更加注重科学技术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更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早已被世人公认。1978年以后，我国科技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加快，国家先后制定了“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等等，但是，目前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1950—1989年才达到30％。[5]可见，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无论何时都应注重科技发展。
再次，要大力抓教育，培养大批人才。“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6]以往，我们在教育方面有许多失误，对教育的重视不够。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归根到底要靠教育培养出的大批人才。战后的日本，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日益提高。日本政府把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因素”，这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从中国看，教育总体水平还很低，到1990年，大陆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达2亿多人，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仅为3％，而中等发达国家在1987年便达到17％。[7]这种教育状况，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大力抓教育。
最后，要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传统体制，被邓小平称之为“一种革命”，[8]这绝不是夸张。自实行改革以来，农村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正在展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9]由于我们的党对传统体制弊端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及这些年改革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仍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还存在许多弊端，因此，“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10]
综上所述，国际、国内形势非常有利于我们加快发展。只要好好把握机遇，并克服不利条件，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实现经济起飞，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社会主义迟早会走出低谷，迎接崭新的社会主义时代。
（赵树海：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教授；袁俊峰：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3]《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5]《依靠科技进步进一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载《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7]世界银行：《1990年发展报告》。[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9]《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10]《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刘永平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世界要和平，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中国人民面对新的国际形势，迫切希望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国人民也愿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我国和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
中国要加速发展，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这既是中国发展的必须，也是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自然经济形态发展到商品经济形态，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证明商品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经济运行形式。我们要想使生产力迅速发展，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则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一开始就是具有社会性。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最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最早发展大规模世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广泛开放的国家和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客观上就打破了闭关自守。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生产、交换和消费打破了以往各地区相互封闭的状态，使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广泛的交往关系。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逐渐发展。由于世界市场形成使生产、消费也变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恩格斯还指出：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框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迈进。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商品生产发展的规律，预计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加互相广泛往来，开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曾提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他提出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和技术，他说，当我们国家在技术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速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他还说：“把一些矿山、森林区、油田等等租给外国资本家，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能加速恢复苏维埃大工业的补充装备与机器。”[4]但是，由于他过早逝世，并未做出全面的解决。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当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据统治地位，已能供应农民必要的工业品后，特别是当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原来资本主义的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后，他就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相互之间经济上合作和互助，将巩固自己的“新的市场”。这就在实际上否认了世界市场的存在和国际之间通过合作发展本国经济的必要性。以至很长时间里，形成一种误解，似乎社会主义国家只应当和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发展经济往来，不应当也用不着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协作。这种观念曾障碍了我国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对外开放，主要是原苏联、东欧等国。后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封锁，加上我们自己内部的原因，在实际上我们是闭关自守了。邓小平同志针对以往的实际情况，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5]
二、对外开放是国策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概念，而且把对外开放提到国策的地位，把它作为长期的、不可忽略的发展国家的大政策。他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6]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我们缺乏经营管理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虽有不同，但毕竟都是市场经济。要吸收搞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为我所用，以便我们少走弯路。
为了发展经济，我们需要资金，只靠我们自己的积累还不够。由于我们生产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不高，劳动生产率低，消费压力很大，积累资金有限，需要引进资金。如果单靠我们自己慢慢地积累，势必拖延经济发展的时间，失去有利于发展的时机。扩大开放可以吸收和利用外资，这也是世界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常用的方式。
另外，从生产技术改造方面来看，我们的任务也很重。我们现有的企业大部分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急需进行技术改造，一切都靠自己从头摸索费时费力，这样会使我们和先进国家生产技术的差距拉大。事实上，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科学技术门类繁多，一个国家不可能开发本国需要的全部技术。近几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领域或个别生产技术上获得了新发展，而且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持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因此，我们通过扩大对外开放，进行科技成果交流吸引先进的技术引进人才，促进我们的科技进步，这是我们加快发展的一条捷径。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7]只有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引进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是利用别国的智力，以利于自己创造新的智慧。
从近些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凡是在发展经济上有所作为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十分重视并充分利用外部条件的。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强国，据统计，占世界人口1/40的日本，创造着世界1/7的财富，人均产值高达2.7万美元，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日本经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力吸收、引进全世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创新，为己所用。从国内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广东的深圳、上海的浦东等地，这几年经济快速发展，也都是开放决策的成果。浦东新区的开发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速度快，二是进入新区的大项目多、三产多、高新技术项目多，新区内已有外贸企业700多家，内资企业1400多家，吸收外资15.6亿美元，内资92.6亿元。浦东的开发在发展经济上起了龙头作用，它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上海以至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
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使各国间在原料、市场以及资金、技术、劳务等方面的依赖程度大为加深，对外开放也必将成为各国发展自己的必要条件。根据联合国有关的统计资料：1970年世界各国出口总额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1.4％，1980年增加到14.1％，1990年已为16.2％，预计2000年将达到20％。而有些国家出口所占比重更大。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寻求资金的有效配置，国际问的直接投资大为增加，跨国公司的发展失去了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据联合国有关资料，1970年时全球有7000家跨国公司，1993年发展到3.5万家，共有海外子公司17万家，遍及160个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的发展使许多产品的生产方式成为全球性的了。
跨国公司的增加表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这种新形势推动各国经济向外发展实行开放型经济，否则就难以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开放也就不可徒实现本国资源的有效配置，也不可能把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于本国，也不可能利用外国的先进管理和广阔的市场，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所以邓小平讲：“总之，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8]
在开放过程中，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我们参加到世界市场中去，作为独立自主的一员，参加竞争，进行比较借鉴。
三、我国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是服务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一贯坚持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我们以自力更生为主，对外开放在经济上是补充。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论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发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都是为国内的经济建设服务的。都是为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壮大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在我们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坚定地指出：“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样，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我们的这个原则立场，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从来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而只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对外开放是以互相有利为基础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衡量改革开放是非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9]这些话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意志，这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有原则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只要我们遵循小平同志提出的原则去工作，就不会因为开放而损害我国的主权完整和国家独立。
四、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中，发展是核心。在两极世界格局终结后，由于军事因素的作用下降，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发展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邓小平同志指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10]世界经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邓小平同志的论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强化，但由于占世界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购买力还低，没有形成吸收商品的重要市场，所以世界商品、资金、技术流动，基本上是在发达国家范围内兜圈子，使世界经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现在的状况是，发达国家为商品、资金、技术找不到能够增值赚钱的市场而发愁，经济被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所困扰；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为找不到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金、技术而发愁，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发达国家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如何加强合作，以求解决南北之间贫富差距。这是国际舞台上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桥梁，中国的发展，对于解决世界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国是世界一个巨大的市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资金、技术和商品的容量越来越大，在帮助发达国家克服经济衰退和失业方面将起重要作用。按照西方国家每出口5亿美元可安置1万人就业的标准计，中国到2000年可以进口一万亿美元的设备，这就可以为西方国家创造2000万人的就业机会。这对承受高失业率压力的发达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市场的不断扩大，一是资金、技术、商品的流动冲破了仅仅在发达国家兜圈子的限制，为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开辟了道路；二是减少了发达国家之间为争夺市场而日益激化的贸易摩擦，使世界经济协调有序地发展。当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不仅进口要增加，出口也会相应的增加。这样也会产生互相竞争。但是，由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总体上同发达国家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按照国际分工的原则，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生产高档商品较多，而中国技术水平较低，生产中低档商品较多，在世界市场上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第二，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发展和繁荣。从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是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1990年以来，西方国家爆发了战后第八次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而东亚地区则不同。1993年全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仅略高于1％，而东亚地区（除日本以外）仍保持8％的高增长率。东亚地区的经济所以能够高速增长，同中国经济在1992、1993两年连续高速增长分不开。1993年中日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300亿美元，中韩之间贸易额超过了100亿美元，大陆与香港、台湾的贸易额分别超过了250亿美元和110亿美元，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也有很大增长，1994年第一季度，中国不仅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市场，也是东亚地区投资的重要场所，中国引进的外贸，东亚地区占80％以上。一些西方舆论为了挑拨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硬说中国的发展影响了外贸向东亚其他国家的流动。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一是，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引进外资项目的重点也不同，不会影响外资向其他国家流入；二是，竞争也是种动力，在引进外资方面通过平等竞争，可以促进投资环境的改善，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使东亚地区的经济更加充满活力。
第三，中国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不仅可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物质援助，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不少相似之处，中国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贫困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不仅为占世界3/4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趟出了一条摆脱贫困的发展道路，而且为世界资本的流动冲破发达国家的狭隘界限，而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良性循环架起了一栋桥梁。中国的发展和强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