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3]《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第32卷，第303页。[4]《列宁选集》第4卷，第548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1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
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和平
阎志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我甲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两大主题。我国国内政策的主题是谋求发展，实现三步走的社会发展目标；国际政策的主题是争取世界和平。这两者之间是密切联系，互相促进、有机统一的。今天在第六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学术讨论中，我想着重探讨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关系的理论，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我国的外交政策，并借此机会回答世界各国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和强大起来以后，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
一、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订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决心在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加速我国的发展，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我国非常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有了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才能集中力量、聚精会神地搞改革和建设。在过去的冷战时代，世界处于战争边沿状态，在我们国家的周围，50年代爆发了朝鲜战争，60年代爆发了越南战争，我国的海峡两岸也一直处在紧张状态。这种形势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始终有一种战争迫近的感觉，不能不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备战的问题上，也不能不把很多财力、物力用在国防和外援上，整个经济建设的布局，也立足于准备打仗，搞一、二、三线。再加上我们的国内政策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了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这就使我国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国内政策上，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但如果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仍然不能集中力量进行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国家的发展仍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基于这种考虑，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重新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虽依然存在，但不是不可避免，我们至少可以争取几十年的和平建设时间，从这种判断出发，我们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大幅度地减少国防和军费开支，大规模地减裁军队和军事机构，在1985年宣布减裁军队100万，而且实行军转民的方针，利用军队的科研力量和生产能力，生产民用产品，在部队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与此同时，我们调整了国民经济建设布局，重点发展经济和技术基础雄厚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用东部的发展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把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于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加速了我国的社会发展。
第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发展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广泛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等，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国家要迅速发展，必须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往来，吸收和利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何况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实行对外开放来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及科学文化知识。而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是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正是利用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量利用外资，兴办三资企业，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往来，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由于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了前29年的速度，也远远高于世界各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增长率为8.6％的速度向前发展；工业年均增长12.2％，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近10个百分点；农业年均增长5.9％，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4个百分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高出世界年均增长水平6个百分点。在这13年里，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31.4倍。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到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3.4％，是当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
二、中国的发展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中国的经济和整个的综合国力，在过去的15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当前仍在以10％左右的速度向现代化迈进。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发展和强大了，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有过明确的回答，他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
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观点，是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来的。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是反对人对人的剥削、压迫和奴役的，当然也是反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剥削、压迫和奴役的。因此，我们主张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自由和平等，主张通过协商解决国际的争端和问题，坚决反对诉诸武力。其次，我们的国家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中，不断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欺侮和压迫，饱尝奴役、侵略的中华民族，深恶痛绝一切侵略战争，酷爱和平和自由。坚持维护民族独立与平等。第三，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既是大国，又是小国，所谓大国，是指我们的国家面积大、人口多；所谓小国是指我们国家贫穷落后。当前我国人民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奔小康、实现现代化，这就迫切需要世界和平、稳定，不愿意看到世界发生战争。邓小平同志十分明确地表达过中国的这种强烈愿望，他说：“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2]
正是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我国坚决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侵略战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在建国后几十年时间，从来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在国外没有任何军事基地，也没有侵占过别的国家的一寸土地，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质，是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
中国既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那么中国的发展当然有利于世界和平。当前世界和平比冷战时期有了更多的保证，但是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还没有完全消除。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要巩固和争取世界和平，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和增强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邓小平同志曾经同外国朋友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
[3]他进一步展望21世纪，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4]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它会使世界和平更有保障。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同样，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需要中国的发展，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和互相促进的。中国要以自己的发展，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世界各国同样欢迎中国的发展，以利于巩固世界和平。
三、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由其国内政策的需要所决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必然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阐明我国内外政策的这种内在联系。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5]中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和平性质主要表现在：争取世界和平，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也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我们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扩军备战和军备竞赛；坚决主张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军事讹诈和侵略行径；坚决主张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不动就诉诸武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我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同志说：“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而且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和爆发点。他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提出用“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办法，来解决国际热点和爆发点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重视，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质。
根据世界和平的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态度。邓小平同志认为，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特点，是不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地位和平等权利，经常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欺侮和歧视弱小国家，企图由自己国家支宰世界，支配它国的命运，这就必然引起各种矛盾、摩擦以至战争。所以我们在国际生活中是有自己的原则立场的，我们支持各国人民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完全根据世界和平的利益和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最后我把自己的发言归结为三句话：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和平，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国正以自己的发展和和平的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是北京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
论邓小平崭新的战争观
洪保秀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邓小平把纷杂万端的当代国际问题形象地归纳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并且指出东西是争取和平的问题，南北是争取发展的问题，从而揭示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明确了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围绕这一主题，邓小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和概括，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一、在当代战争与和平的预测上，提出世界大战可以推迟或避免，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成为当代战争的主要形式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传统的观点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对当代战争与和平发展趋势作出了新的预测和结论。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2]他接着指出：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关于世界战争可以推迟或避免的新论断，是科学分析国际形势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一是随着东西方两大集团和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与对抗的结束，过去那种可能酿成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战略格局，主要表现为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军事对抗。40多年来，美苏互为对手，争夺世界霸权，成为引发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在东欧剧变、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美苏对抗的旧格局已经终结，两个“超级大国”是一“亡”一衰，美俄迎头相撞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大大降低，国际上各种力量正在分化组合，一时还形不成新的打大战的对立军事集团。
二是世界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退居次要地位，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成为竞争的重点。目前，世界几个军事大国都在压缩军备，大国间的军备竞争已大大降温。与此同时，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进行经济改革调整，都在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以使自己获得经济和科技优势，获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大国之所以将竞争的重点，由军事转向经济和科技，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国际竞争中的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或独立使用，或交替使用，或一并使用。在“冷战”时期以前，军事手段被视为主要竞争手段，国家可凭借军事实力获取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经济手段在很多情况下同样能够达到军事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从而形成了以经济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国际竞争新态势。
三是世界经济向国际化和区域化、集团化发展，彼此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在客观上成为抑制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活动越来越走向全球化。跨国公司、国际兼并、合作经营、股权国际化等方
面的发展不断掀起新浪潮。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各国在经济关系上正在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发动战争，打击的不仅是别人，也必将损害自己的利益。
四是核恐怖依然是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6月指出：“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3]苏联解体后，虽然美俄核裁军的步伐在加快，两国总统还表示，双方将不再把对方视为各自战略核武器的打击目标，但是，它们仍掌握了世界95％以上的核武器。美俄核弹头现有总数4.8万枚，即使按已签署的裁军协议计算，双方核弹头仍将保持在共约2万枚的水平上，爆炸总当量接近100亿吨TNT，仍相当于50万枚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因此，核恐怖依然是制约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是世界向多极化格局发展，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对世界战争是有力的制约。旧格局的结束加快了业已存在的多极化趋势发展。美国虽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已没有独霸世界的经济实力；德国、日本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在上升，但军事力量的发展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限制；苏联虽已解体，但俄罗斯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大国；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处境较困难，但在国际政治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中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总之，世界多极化进程在加速发展，正日益形成一种各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这有利于世界和平。
大战可以避免，但并不是说世界上就从此无战事。邓小平同志认为：“大战固然可以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4]他还指出，虽然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小的战争不可避免”。[5]这就肯定了在大战打不起来的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危险性突出了。冷战结束，一方面对话与缓和趋势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力量对比失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过去被冷战掩盖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日益激化起来，一些地区新的不稳定因素正在增长，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小战”又呈增多之势。面对这种形势，各国都由准备全面战争转向对付地区性威胁，并提到军事战略和防务政策的高度，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把对付地区性威胁作为军队的主要任务。
二、在战争根源的判断上，指出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列宁提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6]邓小平同志通过对战后国际形势的透彻分析，明确指出：“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7]1985年3月，他又指出：“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8]这是对战后发生的上百次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根源的科学总结，是对现代战争根源更深刻、更准确、更全面的揭示，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根源理论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谈战争根源的时候，首先指明了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危险，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他指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9]“超级大国奉行的霸权主义，威胁着世界和平。”[10]事实正是如此。战后以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奉行霸权主义政策，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军备竞赛。他们积累的核武器占世界核武库总数的95％以上，具有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的能力。美苏的军费开支约占全世界军费总数的60％，他们凭借实力对外搞侵略扩张，严重地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80年代末以来，过去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了，美国虽然受到削弱，但仍没有放弃霸权主义。美国声称“没有人能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其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这种企图充当“世界警察”的强权行为表明，霸权主义依旧存在，霸权主义依旧是现代世界不安和动乱的根源。
其次，地区霸权主义是造成地区动乱的重要祸根。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国际上不仅有全球霸权主义，也有地区霸权主义。”[1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局部战争表明，地区霸权主义是引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某些中小国家依仗其在地区范围内具有的较强实力，推行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不断制造事端，向邻国挑起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例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等等。事实说明，地区霸权主义是当代引发战争的重要根源。
在当代，既然霸权主义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那么，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12]他还强调：“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13]这些年来，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这一外交政策，才使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更加重了，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三、在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分析上，提出第三世界是和平力量的支柱，大多数发达国家也不愿打仗，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如何看待世界和平力量？列宁把和平力量的重点放在无产阶级身上。斯大林提出了防止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主要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强大。邓小平同志在继承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根据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作了新的分析。
一是第三世界是和平力量的支柱。邓小平同志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14]事实正是这样，第三世界国家长期遭受外国的侵略和控制，尝够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苦头。他们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大力发展经济。第三世界国家为谋求自身的利益，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在各个领域采取不同形式与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袭击利比亚、越南侵略柬埔寨，都遭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谴责。第三世界国家还利用自己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扼守的战略要地和战略通道，作为反霸斗争的有力手段，严重削弱了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能力。苏联解体后，第三世界不少国家将面临更严峻的形势，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加强联合，为维护其共同利益而斗争。
二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一支重要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15]“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16]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大国，又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50年代，我国就倡寻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了世界上和平力量的赞同。在70年代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握有充分的主动权，对美苏争霸起到了制约的作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必将越来越大。
三是作为发达国家的第二世界，也是制止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1987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17]邓小平同志还说：“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18]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关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分析，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阶级、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为标准的分析方法。他告诉我们，不仅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成为和平力量，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成为和平力量；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可以成为和平力量，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在一定时期也可以成为和平力量。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四、在解决国际争端的途径上，提出避免战争手段，采用和平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针对当时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存在和“冷战”时期的情况，都侧重强调要用革命的办法、战争的办法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呢？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主要依靠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抑制战争爆发的新思路。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9]他还指出：“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20]依据这一思想，他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系列方法。
一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10月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说：“我们之间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21]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提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22]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克服中美关系倒退给两国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问题时说：“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变几十年不和关系的时候，总是首先肯定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23]邓小平同志的这些主张，不仅显示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宽广胸怀，也显示了一个大国领导人和政治家的气度，对于改善和加强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是寻求共同点。1987年2月，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印度外长时指出：“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边界问题不应该妨碍我们在其他方面改善关系。在国际问题上我们有不少共同的看法。”[24]1984年3月，邓小平同志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话时强调：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这“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25]邓小平关于寻求共同点的主张，是将正确处理事物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用于处理国家利益矛盾的典范。过去“左”的思潮盛行的时期，在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关系紧张国家的问题时，我们往往注重双方的差异和矛盾，而对双方的共同点却注意不够，影响了我国的对外
关系，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寻求共同点的办法，不仅可以用于处理国家之间具体的矛盾与冲突，也可以作为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时期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
三是实行“一国两制”。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26]根据这一思想，80年代，中国与英国、葡萄牙通过谈判，分别就香港、澳门问题达成联合声明。我国将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于1997年对香港和1999年对澳门先后恢复行使主权。港、澳问题的圆满解决，将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振兴中华和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为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鲜经验。
四是对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搁置争议，先共同开发。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27]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谈到：“‘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28]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又一个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这一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
五是和平对话。邓小平同志指出：南北问题“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
[2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主张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进而达到稳定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支持朝鲜北南双方进行对话井同时加入联合国，推动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与稳定；我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以及东盟各国一起，排除障碍，促进签署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协定，并为推动全面执行这一协定作出不懈的努力；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两个提案，连续多年获得一致通过；我国既坚持原则又照顾现实的做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和赞扬。实践证明，以和平对话代替武力对抗，有利于避免矛盾激化，这是邓小平同志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又一创造。邓小平关于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由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还存在，和平方式要在国际社会普遍实行，还会有一定的阻力和困难。但是，也应看到，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不断增多和全世界人民的不懈努力，和平方式将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稳定和世界和平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五、在战争准备的办法上，提出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转入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
战争准备工作是同对战争形势的预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50年代后期起，由于我们过重地估计了战争的危险，认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提出要立足干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并以“一切从最坏的情况出发”为国防建设的立足点，全国各地“深挖洞，广积粮”，大搞“山、散、洞”、大小三线、“三北”各沿海地区构筑大量应急工事，等等，这些主张，都是着眼于为国家积蓄潜力和战争准备而作出的。但是，这种长期“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冷静观察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判断，从这一认识出发，1985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由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相对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适应这一转变，在战争准备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不少新办法。
一是利用大战在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的相对和平环境搞好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30]邓小平同志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状况归根到底将决定一切。强国言重，弱国言轻，爱好和平的国家对于世界的发言权，是与这些国家的实力相联系的。我国是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底子比较薄，属于第三世界，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千方百计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同志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的思想，对于我们做好战争准备、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是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在“忍耐”中求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31]他还指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32]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军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的同时，积极参加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以及抢险救灾活动，主动把国防科技向民用转让，军用机场、码头和港口支援民用，重视军地两用人才培养等等，为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做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国防系统遵照党和国家的决策，实行精简整编，减少军队员额，节约经费开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搞好农副业生产，减轻国家负担，变消耗为增值，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和平时期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内容。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忍耐”是积极的，绝不是消极的，要求我们立足现有条件，努力做好各项工作，绝不能降低我军的装备水平和忽视人员素质的提高。这些论述深刻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军队建设必须在忍耐中求发展的基本思想。
三是新时期的军事战略要从过去准备对付一般条件下的常规局部战争转向重点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从世界局势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新的世界大战一直未能爆发，但局部战争却接连不断，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已成为目前战争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面对这种情况，世界各国纷纷调整军事战略。美国强调要随时应付地区性突发事件，遏制局部战争的爆发，提出了“应急反应”的战略原则；
独联体各国大都放弃了原苏联推行的全球扩张性军事战略，均把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放在周边地区爆发以争夺领土为内容的局部战争上；北约集团变“灵活反应”战略为“应付危机”战略，强调提高防范冲突和控制危机的能力。由此可见，对付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我们也应当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四是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邓小平反复强调，要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实践证明，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是做好战争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问题。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大都为局部战争。这种类型的战争与全面战争相比，尽管参战的人数不多，作战的区域不大，但现代化程度较高，对军队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来看，军队质量优势对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己大大超过军队数量的优势。因此，减少数量，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成为多数国家军事战略调整的共同选择。同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军在武器装备上还有很大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在现有的条件下，争取时间，加速发展军事技术，特别是军事高科技，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并争取尽早装备部队。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现代战争的特点，研究高技术条件下，“以劣胜优”的新战法，弥补我军现代技术装备的不足。加强我军质量建设，还要从多方面努力。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进一步完善编制体制；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实现军队正规化、科学化管理；加强后勤现代化建设；加强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了，我军的质量建设必将得到大大的提高。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战争观，是建立在对世界基本矛盾和基本形势的科学分析之上的，其正确性已被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所证明。它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当代国际环境和现代战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防与军队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作用。
（作者是国防大学科研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师职研究员）
注释：
[1][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2][3][14][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7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4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6]《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4页。[7]《人民日报》1981年5月18日。[8][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10]《解放军报》1988年3月2日。[11]《人民日报》1978年11月9日。[12][15][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8页。[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页。[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331页。[24]《人民日报》1979年2月15日。[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3页。[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8页。[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7页。[3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4页。[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页。[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
拓展中国的和平基础理论研究之路
——邓小平和平战略思想的指导意义
刘小林
进入90年代后，国际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二战后以美苏双方对抗为主、合作为辅的均势结构已不复存在，全世界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力量已经摆脱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军事扩张导致全球性战争状态的威胁。然而，在当前多极化的转型期中，以民族、种族、宗教以及政治价值观冲突而导致的地区纷争不断，整个世界并不太平。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仍然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亟待各国从事和平研究的学者给予回答的一大课题。
一、国外和平基础理论研究现状及新动向
二战结束以来，和平研究已经由50年代初期分散、局部的研究，发展成具有世界性的、独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1948年，联合国8名社会科学家以《社会科学家争取和平的呼吁书》为题，把影响世界和平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概括为12项课题。[1]由此打开了当代和平研究之门。50、60年代，和平研究首先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和平研究机构和刊物，如1956年美国学者创办的《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以及由美国和平协会、世界和平基金会分别创办的《世界事务：国际问题评论季刊》（WorldAffairs：AQuarterlyReviewofInternation-alProblems）与《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加拿大学者于60年代初组建了加拿大和平研究所，1963年创办了《和平研究文摘》月刊。
其次，在欧洲，由挪威学者约翰·高尔图（JohanGaltung）主持，于1959年创办了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出版了《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ofPeaceResearch），成为蜚声国际的专门学术刊物。1961年，荷兰成立了战争与冲突研究所。1979年，联邦德国前总理、社会党国际著名活动家维利·勃兰特（WillyBrandt）主持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提出了《争取世界的生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报告，大大深化了和平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战后日本和平运动高涨，由学者组成的各种和平研究团体、大学的和平研究机构不胜枚举，全国性和平研究团体以日本和平学会最为著称，该组织设立了大量专题研究项目，出版了和平研究丛书，创办了《和平研究》杂志。
我国在50年代也曾开展过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和平运动。当时由宋庆龄、郭沫若等社会名流发起、组织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从事了大量维护世界和平的宣传、教育活动，并与国际爱好和平的组织、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国际交往。学术界也有相当的论文、论著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