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研究机构对和平问题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1966年，在世界教友会组织的关于和平问题的讨论会上，印度学者S·达斯古普塔（SugataDasgupta）提交了一篇题为《和平不足与发展紊乱》（“peaceless-nessandMaldevelopment”）的论文，引起各国和平研究学者极大关注。他提出的“和平不足”（peacelessness，或译有限和平、低度和平）的概念，对后来和平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2]除此之外，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召开了一些会议，也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和平研究发展。
1986年，加拿大学者奈德（M.V.Naidu），在一篇题为《和平研究：性质与范围》的论文中，以下图综合概括了和平基础理论研究的课题与范围，从而勾画出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框架结构。[3]
众所周知，和平研究绝不是一种可以实现价值法除的研究领域。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对维持和平等现实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甚至在和平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和平的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4]但大体而言，国外和平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立场上，以实现人类持久和平为目标，致力于揭示现实世界“有限和平”的现状，要求从根本上改造不断引起暴力冲突的国际结构，也即追求积极和平的倾向；另一种是站在国家、地区安全的立场上，强调权力斗争和权力均衡，主张通过军备竞赛与控制等暴力方式维持“有限和平”的现状。[5]前者是战后各国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不断进行批判、并超越其局限性而形成的跨学科、多元方法的和平研究；后者是受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国际冲突解决研究，以注重国际关系权力结构分配的分析和探索维持现有和平的途径著称。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始终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6]
由此，当代和平研究呈现出彼此分裂、日趋疏远的学际关系。然而，人们不禁要问，积极和平研究与冲突解决研究之间果真是横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吗？和平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究竟有没有相互结合的可能性？
对此，一位日本学者——星野昭吉，在新近出版的《世界政治的变动与权力》一书中，以“和平的价值与权力概念”为题，对和平研究批判现实主义权力观念的基础上，对和平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相互结合，做了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7]
他指出，尽管以往的和平研究把权力与和平视为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系，但实际上，“权力既是和平的破坏者，同时又是和平的创造者。”[8]要实现“有限和平”向持久和平的转变，是不能脱离作为动力的权力的。同时，他指出，在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权力的追求、崇拜达到了极端，权力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地支配一切。然而，事实上权力绝不是单一的强制力量构成的，它还有作为接受权力、即受管制的一方的同意构成。权力是以作为统治者的权力主体与作为被统治者的权力客体相互结合的基础上存在的。当然，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强制的力量要比同意的力量大得多。在以往的两极国际格局中，权力体系的分配，一方面由掌握直接暴力的美、苏双方为权力主体；另一方面由支配结构暴力的发达国家为权力主体。而作为权力客体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完全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国际安全仅仅以避免超级大国间爆发核大战为目标，中小国家间的和平完全被忽视了。作为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副产品，大量武器装备的军售和转移，造成第三世界经常处于战争状态。这种国际安全体系是以牺牲周边中小国家利益、维护中心大国利益为特征的，和平只是维护超级大国军事平衡关系的有限和平。冷战后，在多极化的转型期的国际体系中，仍保留了大国主导国际安全体系的某些结构，由不对称的南北关系而产生的结构暴力犹为突出，世界仍处于不安定的有限和平、消极和平状态。
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又指出，南北间不公正的政治、经济分配结构必须加以改造，但目前的国际权力体系绝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发达国家是绝不会对自身权力体系进行改造的。“要实现彻底的改革，只有依靠权力体系的客体、被害者。”第三世界的力量“作为社会结构变革的权力（非权力的权力）是必不可少的”。[9]所谓“非权力的权力”是指“排除了强制支配关系，以平等为前提的、为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和目的而进行的协调行动，..以及反抗强国、大国的抵抗运动”。[10]只有凭借这种力量的不断增长，才可能实现由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向公正的世界秩序的转变，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从“有限和平”向永久和平的转变。
二、邓小平和平战略思想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从80年代起，他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结束“文革”、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10余年的政治实践中，他始终以冷静观察、客观分析的科学态度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动向。他科学地揭示了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同样，他对和平问题的诸多思想和论断，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与和平理论，为我国学术界关于和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的和平战略思想与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思想基础上的，它象一条红线贯穿邓小平和平战略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无论是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对世界和平力量的区分以及两种力量的消长分析，还是他对实现世界和平途径的论证，以及对中国人民、第三世界人民与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向往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表述中，都得以充分的体现。作为一个活跃在80年代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家，他既积极倡导和平、领导中国人民竭尽全力地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同时又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与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从不把和平看成一种抽象、孤立的空洞概念，而是在现实国家间相互影响、制约、依存的复杂关系中切实地、稳步地推进世界和平进程。他的和平思想的核心是，一切从国际权力的分配，即各种力量的配置的实际状况出发，一切从中国人民以及世界绝大多数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实际利益出发，抓住一切机遇去争取有利于和平力量的兴盛和壮大。
具体而言，邓小平的和平战略思想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第一，“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对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发展态势的科学判断。众所周知，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始终在国际战略指导思想上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威胁和紧迫性估计过高。但自70年代初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相继恢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随着推行以反霸为核心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地位迅速扩大和提高。与此同时，美苏之间的战略对立关系渐趋缓和。1979年，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以政治家的敏感和远见，洞察了国际形势的变迁。1983年，在多年细心观察基础上，他终于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新的战略构想。他指出：“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1]1984年，在他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正式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
应当指出，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在此以前国际上早有议论，许多学者对这两个问题都分别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象邓小平同志这样明确的概括，特别是把它作为中国整个国际战略指导思想的出发点，这对当代国际关系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的。
第二，对80年代以来国际格局中各种力量的配置、消长变化的客观分析。
1.世界大战的威胁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这是对战后美苏双方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制约的战略态势的准确概括，揭示了美苏双方不断扩张的全球战略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极大威胁；同时又指出了，双方的战略争夺中，蕴育着制约世界大战的因素，即彼此都掌握了毁灭对方的军事力量。2.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不断增长。在美苏长期的军备竞赛、战略扩张使双方均受挫折的同时，“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12]和平的力量首先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同时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以及美苏两国人民。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最强有力的动力，包括美苏人民在内的发达国家的人民广泛的和平运动也牵制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统治阶层推行战争和军备扩张政策。第三，彻底解决南北关系问题是争取持久和平的根本途径。在谈到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关系时，邓小平同志强调“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并把发展问题提到了“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因为第三世界虽然崛起，成为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但是其中“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南方国家富裕不起来，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甚至可能由此引起国际局势的动荡，世界和平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与此同时，邓小平指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是改善南北关系的出路，欧美发达国家面临着资本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等问题，而“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13]因此，发展的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只有按照公正、合理的原则调整南北关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促进持久、稳定的世界和平。
第四，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方面，70年代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曾重申第三世界国家共同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并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80年代，他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14]特别是在美苏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时期，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上，他更加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15]
三、努力开展中国的和平基础理论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我国理论界对和平问题的关注日趋增强。各个学科领域不断出现有利于和平问题研究的新动向。这不仅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法、政治学等学科直接相关，而且涉及到更广泛的异文化比较研究、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甚至连离现实较远的高度思维科学——哲学界，也由于冲破以往过分强调矛盾、冲突、斗争的片面性，大量引入了系统理论等新理论，为人们在新时期重新审视、思考和平问题提供了新视野、新方法。鉴于目前的现状与实际水平，我国开展和平基础理论研究应对以下若干问题给予注意：
1.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原则。这就是要求我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马克思主义和平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揭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和平思想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了以往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和平基础理论各个方面的系统研究。同时应当注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等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和平思想代替和平理论研究，和平理论研究应有自身独立的学科体系、理论范畴和概念。在一个以争取和平发展为国策的国家中，不仅应有政治家、外交家的思想和实践，也应当有学者对和平理论的系统阐释。2.确立捍卫人类共同利益的研究宗旨，明确从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利益出发的基本人权概念。在这方面，目前国际社会整体发展、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传统的本国利益为中心的时代已经让位于人类共存、人类共同利益为中心的时代，和平研究只能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但从现实出发，所谓人类共同利益，首先应予考虑和重视的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利益。因此，基本人权的概念必须符合第三世界求生存、图发展的要求。3.加强与各国和平研究之间的国际交流，实现学科研究的国际接轨。就目前国内水平而言，我国和平基础理论尚未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这是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相称的。为此，我们应当广泛开展对外和平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理论研究。通过加强国际交流，早日实现学科研究上与国际接轨。4.加强和平理论的普及教育，提高国民和平意识、培养促进世界和平的国际人才。与战争不是人的本性一样，和平也不是人生而知之的。除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外，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为此，和平理论不仅有高层次理论研究的任务，同时还面临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任务，这对世界上人口最多、并日趋国际化的中国，是一项意义深远、造福人类的大事业。（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法律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注释：
[1]神岛二部《日本政治学动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52—154页。[2]星野昭吉《世界政治的变动与权力》（日文），同文馆，1994年版，第439页。[3]《加拿大和平研究杂志》（英文），17卷2号（1986年）第12页。[4]格雷汉姆·伊万斯编《世界政治辞典》（英文），剑桥大学1990年版，第311页。[5]星野昭吉《世界政治的变动与权力》（日文），同文馆，1994年版，第410—411页。[6]罗伯特·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见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英文），哥伦比亚大学，1986年版，第207—210页。[7]星野昭吉《世界政治的变动与权力》（日文），同文馆，1994年版，第407—443页。[8]同上书，第422页。[9]同上书，第434页。[10]同上书，第437页。[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127页。[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6页。[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淑琴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11月8日在京召开。此次会议为第六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的重要活动之一。是由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织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和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五家共同发起召开的。会议收到40余篇论文。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强卫同志主持了会议，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织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高潮、新华通讯社社长郭超人等出席了会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征代表五家致开幕词。参加会议者共153人，与会同志就“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等问题畅所欲言，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形成过程
对时代的判定和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判定，是理论提出的基础，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因此，时代问题应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之一。列宁首先正确回答了时代问题，才提出俄国革命一系列理论，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也是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出新民民主主义理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是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时代特征的结果。党的十四大报告在阐述这一理论形成过程时，首先指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与会同志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提法是在80年代中期形成的。
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战争与和平的形势虽然时紧时缓，但总的来说是趋于紧张的。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正处在最紧张的状态中，是两霸争夺世界最激烈的时期。全世界都估计到，80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
80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很难预料世界上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我们内部甚至估计，两霸战争布局在80年代中期完成，因此那时候可能爆发世界战争。我们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就是破坏两霸，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推迟战争爆发。使我们赢得长一点和平时间集中精力搞建设。
我们在强调战争危险的同时也看到，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使世界向着和平方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苏联的内外政策发生重大改变。苏联南下战略受挫，与美国长期军备竞赛使经济终于支撑不住。国际上和平力量的反对，国内改革要求的加强，都使苏联不得不改变其对外政策。1982年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苏联有变化。以后，这一变化愈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关系开始缓和，整个世界局势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总趋势。
随着美苏关系的变化，中美、中苏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基于对苏的共同战略考虑，中美自70年代形成一种“一条线”的关系。1979年初，中美建交，但此后却长期处于冷淡状态。中美关系冷淡，中苏关系却开始缓和。从1982年起，中苏恢复了副外长级谈判，两国也逐渐加强了经济文化交往。以后根据苏联的变化，邓小平提出中苏间三大障碍可从一个问题上开始，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而改变了三大障碍一个不解决中苏关系就不可能解决的态度，表现出了灵活性。
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我们特别强调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政策。1982年9月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突出地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1]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在1984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讲得更具体，他说，美国总想与中国搞战略关系，不是过去没搞过，毛泽东的时候搞过。但现在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包括美国，现在决不能与美国搞战略关系。我们既不与苏联搞，也不与美国搞，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对美国我们总保持批评态度，裁军我们讲两个，不但苏联裁，美国也要裁。美国也搞霸权主义，不光苏联搞。
美苏、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我们从1982年起对整个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外交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1984年至1985年，这一认识趋于成熟。
1982年10月31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是两个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问题的思想。1985年3月4日他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概念。邓小平在阐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时指出：“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2]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是个重要判断。发展是核心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的本质。
发展问题过去与东西方之间紧张的冷战关系交织在一起，为战争与和平的突出矛盾所掩盖。而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东西方关系的逐渐缓和，战争危险减弱，发展问题突出出来，成为世界核心问题。当今世界上出现的许多矛盾冲突和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它已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出发点。
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振兴中华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向我们发出的号召。机遇是一种客观可能性，抓住它才能成为现实，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作用。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我们一定要有强烈的“机遇意识”，真正认识机遇的难得。机遇为什么难得？因为机遇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性强，一晃即过去；二是变动性大，诸种主、客观条件总和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动，都会立即引起机遇的变动或消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古代中国哲人对机遇特点的精辟概括。
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逢百年难得的机遇。
1.时代主题的转换，已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邓小平经过几年的仔细观察，终于作出了科学的结论：要建设，没有和平的环境不行。他提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还在这次会议上及其后的讲话中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证。
世界战争之所以可能避免，首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其次，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是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现在苏联解体了，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不存在了。第三，世界经济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整体化，各国的经济日益彼此依赖，相互渗透，如摧毁对方，同时也摧毁自己的财富。最后，在核武器发展的条件下，双方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核战争将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重的威胁。
世界形势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独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自我调整，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科技革命的发展，转入了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
世界形势的这些重要变化，使时代的主题发生了转换，从过去的时代主题“战争与革命”逐渐转换为目前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的转换使中国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期的、有利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难得的国际机遇。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在长达100多年中，中国一直不断遭到外敌入侵或处在严重的战争威胁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又被迫打了3年抗美援朝战争。60年代至70年代，又发生中苏军事对抗，实行“备战、备荒为人民”政策，“准备大打，早打”。可以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始终没有获得过较长一些时间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终于可能获得这种环境，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确实是百年难逢的良机啊！
2.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有利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由于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多极化发展的趋势。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东国家相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期和两极对峙的世界旧格局正在结束，世界进入冷战后期，加速向多极化的新格局过渡。
邓小平同志密切注意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二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其中一极。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过去在美苏两大集团对抗时期，由于中国特殊的战略制衡作用，形成了“大三角”关系。现在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将以独立的一极发挥作用，从而大大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这种形势将十分有利于我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和维护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
其次，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打破了过去“美苏垄断一切”的局面，扩大了各国自由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的空间，这有利于我们在世界上寻找平等互利的合作伙伴。哪里有利，我们就向哪里发展合作关系。正如邓小平说的，我们同谁都交往，同谁都交朋友。
还有，多极化的趋势，增加了我们利用矛盾，击破某些外国势力孤立和“制裁”我国阴谋的机会。
最后，世界格局转变过程中，还会给我们提供各种暂时机遇。例如，苏东剧变后，原苏东地区要稳定下来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个时期内它们将难于建立大业，缺少吸收外国投资的必要环境。这就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我国吸收外资的机遇。
3.世界形势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日益增长，经济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广大的国际机会。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即敏感地抓住这一世界形势发展的新趋势，指出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
这种趋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1）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世界竞争的重点势必逐渐转移到经济上。（2）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已使过去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世界竞争转变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实力及其对国际局势的影响能力，已不以单纯的军事力量来衡量，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来衡量。
在世界竞争中经济因素日益重要这一趋势已越来越明显的反映在各国的对外政策上：在国家利益中，经济利益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经济安全的地位日益突出；在政府的对外职能中，促进和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职能日益增强。各国政府直接施加影响，为本国企业争取扩大市场和有利的投资环境创造竞争优势，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机遇——
第一，在这种形势下，某些外国势力已难于利用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为借口，阻挠中国的对外开放。
第二，在这种形势下，世界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一种趋势。
第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大市场在世界上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潜力之大，被公认为世界之首。
4.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兴起，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经济环境。70年代以来，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兴起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现象。1993年亚太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54％以上，而且继续以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之势发展。80年代和90年代初，东亚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持续维持在7％以上。
中国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与本地区各国地理相近，交通方便，经济互补性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本地区经济的兴起，恰相呼应，彼此推动。
东亚地区各国是中国的周边邻邦，不仅有地利之便，而且文化传统方面有许多相同因素，国情相近，都是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日本除外），易于彼此理解，相互支持。中国与东亚各国同时维持快速增长已达10多年，组成当今世界上独特的快速增长区，这不是偶然的，彼此推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抓住机遇，首先是认清国际形势，抓住国际机遇。国内的机遇难得，国际的机遇更难得。
5.及时地善于利用机遇。这就是说，必须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及时地制定一套既积极而又切实可行的利用机遇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根据邓小平的论述，要善于利用机遇，应实行以下的方针政策：（1）及时作出决策。邓小平同志概括为一句话：机会要抓住，决策在及时。（2）紧紧扣住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3）抓住时机上台阶。发展应是波浪式前进的，即在某一阶段，抓住时机搞几年，发现问题再加整理，尔后要继续前进。（4）坚持改革开放。根本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5）正确对待“稳”。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
（6）大胆探索。要抓住机遇，就必须坚定不移，大胆探索。思想要解放一些，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7）不搞争论。这是抓住时机的一个重要条件。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8）埋头实干。抓住时机，埋头实干，干我们自己的事，少管别人的事。以上8点，是邓小平同志直接针对利用机遇问题而发表的精辟意见，深刻地概括了利用机遇，加快发展的历史经验，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和政治意义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指出：国际上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没有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邓小平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其深刻的含义有如下几点：
（一）概括了国际形势变化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对世界来说，关系全局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究竟把什么问题突出起来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没有面临共同需要解决，因而可以合作的问题？类似这一系列问题，人们回答各异，提出解决的方案也难于取得共识，甚至出现对立。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共同的语言，找不到可以彼此进行合作的基点，这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的观念和思想认识能否跟上时代发展潮流前进，能否确切反映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趋势。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方面高于同时代的一切人，看到了人们视而不见的问题，抓住了人们抓不到的关键问题。
世界和平，可以说是全世界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为争取和平而开展的各项活动接连不断，数不胜数，但究竟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如何，有的人表现在心中无数，有的人在理论认识上抱否定态度。总的看人们处于担忧、恐惧和无奈之中。邓小平同志不拘泥于传统观念和分析这个问题的思想方法，而是从现实出发，观察了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国的动向，制约世界战争的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增强，以及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明确提出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维护世界和平是可能的，有希望的。
经济发展，是决定世界各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和命运的核心问题。
（二）丰富了马列主义时代观的内容
根据列宁主义关于区别社会历史发展不同时代性质和特征的原理，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仍然是列宁所揭示的，由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所开辟的新时代，即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本世纪上半期是社会主义取得了世界性大发展，大胜利的时期，而后半期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困难和曲折，遭到局部的、暂时的失败。有人便对当今所处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表示怀疑，认为当今时代的提法要改变。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认为：一系列社会主义的胜利，尤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就，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它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这实际肯定了列宁所揭示和论证的当今时代性质和发展方向。
我们有些人对列宁关于当今时代的提法产生怀疑，其主要原因，一是将时代的性质和特点等同起来；二是受传统提法的束缚，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新变化未能及时作出新概括。这个问题由邓小平同志的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创造性提法所解决。
回忆以往，列宁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是把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作为统一概括使用的。这在客观上也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即刚刚开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其主题或主旋律就是革命和战争，其它问题列居次要地位。但这样的传统观念，难以说明现实问题。由于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发展，即没有革命形势，也没有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时代是否改变了，如果不能对时代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就会导致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发生动摇。
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正好同先前革命和战争的提法相对，他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在时代性质和发展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其主要内容是会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决不是僵死不变的。现在看来历史上的革命和战争曾推动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部分死亡和社会主义胜利，而现今出现的和平和发展，从长过程看，也是不利于资本主义，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此，决不能因为时代主要内容的变化，而改变了时代性质和发展方向，相反是恰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反映了时代的新特点。
邓小平同志关于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概括对时代的认识深化了。即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既伴随有革命与战争的特定内容，也有和平与发展的特定内容，从而使列宁主义时代观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
（三）展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任务
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突出问题的论断，即是对国际形势发展新变化、新特点和总趋势的科学概括，又是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目标和任务的明确提示。这反映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一致，以及开展广泛合作的基础，对中国人民来说，第一，明确了把国内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有利条件和理论依据；第二，确定了我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和任务，实现了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的转变。对世界人民来说，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要求和利益所在，指明了彼此合作的基础。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彼此需要在和平与发展上谋求尽可能多的合作点，尽可能多地消除分岐和障碍。
与会同志还就从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论到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主题论、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以及世界主题的变化与我国对外方针的调整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一致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对当前世界形势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小平同志为我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对内对外重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邓小平同志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因此很好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次会议得到了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委会外联部副部长、联合国世界和平工作中国研究院中美文化研究所所长丛凤辉女士及广州经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友家具公司的大力赞助。
（作者是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室副主任）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