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同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谈话中谈到，中国若在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经济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针对一些人因苏东各国演变而发生信念危机鲜明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象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3]
仅仅是以上几处内容，就要比一般地肯定原来关于时代的提法更加具体和更有说服力了。
由于本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发展落后于资本主义，并进而遭挫折，国际形势的变化出现和平和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有人对原有时代提法的科学性、准确性产生怀疑或疑惑不解，这并不奇怪。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将时代的性质和特点等同起来；二是对时代特征的新变化由于受到传统提法的束缚，未能及时作出新的概括，这个问题由邓小平同志的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创造性提法所解决。
在这之前，从列宁到毛泽东，列宁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是把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作为统一的概念使用的。这在客观上也是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即刚刚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其主题或主旋律就是革命和战争，其他问题列居次要地位。如列宁在191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提出：资本主义“已经使生产力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内，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4]1977年，即6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认为：“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的和平。”
坚持这样的传统观念，就难以说明这样的现实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出现暂时低潮，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发展，既没有革命形势，也没有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时代是否改变了。如果不能对时代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回答，就会导致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发生动摇。
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正好是同先前的革命和战争的提法相对的。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在我们所处的大时代中，在时代性质和发展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其主要内容是会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决不是僵死不变的。现在看来历史上的革命和战争，曾推动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部分死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现今出现的和平和发展，从长过程来看，是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的，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此，决不因为时代主要内容的变化而改变了时代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相反，这恰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反映了时代的新特点。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概括，使我们对时代的认识深化了，即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既伴随有革命与战争的特定内容，也会出现和平与发展的特定内容。这就使列宁主义时代观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
展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任务
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突出问题的论断，既是对国际形势发展新变化、新特点和总趋势的科学概括，又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目标和任务的明确提示。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一致，以及开展广泛合作的基础。
当今和平和发展替代革命和战争，这是国际形势变化确已存在的事实。但由于我们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和对世界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未能更早地把握住新情况，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和前途与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联系在一起，忽视了经济建设应占的中心位置，分散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止一次地失去利用和平环境，发展经济的机遇。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人口最多，并具有一走实力和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她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在国际上的行动都会在世界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可以左右一定的国际舆论导向和行动投向。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新论断，对中国人民来说，第一，明确了把国内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有利条件和理论依据；第二，确定我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实现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的转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根据形势分析，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因而也就改变了过去为适应对付迫在眉睫的战争，而实行的许多决策，诸如“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5]“等，我们可以利用20年，甚至更长些的和平时间来从事经济建设，争取到下世纪中叶，实现“三步走”的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不只是和平发展的单方面的受益者，它还是世界和平和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和贡献者，使世界各国人民受益。因为不仅是中国人民一贯热爱世界和平，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且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广泛的市场，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此外，根据小平同志的思想，我们的对外政策，由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搞“一条线”的战略，转变为“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的全方位的反霸维和的战略，这就意味着我国独立自主地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同一切实行平等与和平政策的政党建立正常关系，开展积极合作，从而使和平和发展的进程更加健康。
邓小平同志认为，和平和发展也不单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要求和利益所在，而且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希望、要求和利益所在，这就指明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彼此合作的基础。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各国需要在这方面谋求尽可能多的合作点，消除尽可能多的分歧点和障碍。
和平与发展，目前还没有非常稳定而良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是可以不费力地坐享其成。相反，目前的状态还是令人极不满意的。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使两霸一起消失，而不过是代之以美国想一家独霸和西方七国群雄称霸。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就是战争根源的存在，就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协调、健康发展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在苏联解体之前的那个时期，邓小平同志对“两大问题”作出的估计是，和平是有希望的，但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而在这之后，即1992年，他在南巡谈话中又明确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怎么办，应该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两大问题。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在经济上，中国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经济发展，在推动解决南北关系的同时，采取通过新的途径加强南南合作，以南南合作的新成就，来促进和加快南北关系，使世界经济的关系在平等、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以经济促进和平。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这样做，不仅是从中国的利益出发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任务，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开展的合作，必将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国际政治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9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4]《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325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从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论到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主题论
宋一秀
毛泽东晚年依据世界格局的变动，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从70年代初开始，从战略高度调整了我国外交政策。而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分析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动，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理论，这不仅进一步调整了我国的外交战略，而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三个世界理论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关于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观察国际斗争局势的科学概括和总结。这一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逐步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实施冷战政策，反苏反共的叫喊声甚嚣尘上。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洞察了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意图。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时深刻指出：美国反苏战争的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因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比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更符合当时国际斗争格局的实际状况。
50年代中期，毛泽东依据当时国际斗争的新情况指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是帝国主义借反共产主义之名，行争夺亚洲、非洲地盘之实。他认为，当前世界的矛盾除了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外，还存在着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这一看法是“中间地带”观点的深入展开。
6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不结盟运动方兴未艾。中苏两党两国矛盾加深，并进一步扩大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美国闹独立的倾向愈演愈烈。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国际斗争的新动向，他认为世界局势正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他在先后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和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说，我们不感到英法是威胁，并希望英法强大起来。毛泽东已不把帝国主义看作铁板一块，随着苏联对外搞霸权主义，越来越嚣张，毛泽东断言苏联已经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力图称霸世界。从而，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即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称为第一中间地带，把西欧、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称为第二中间地带。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被称为“第一中间地带”，是因为这些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要求独立和解放；而其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第二中间地带”，是因为它们一般都不愿意打仗。这里可以看出，与“中间地带”、“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观点相比，“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又有了明显的丰富和发展。这表明，“三个世界”理论的雏形开始形成。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时，西方某些国际问题专家正在鼓吹美、苏、中“大三角”理论，对此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说，我不赞成“大三角”，我喜欢亚非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中国代表团正式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此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一再重申这一观点。这就成为“三个世界”理论的先声。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新的形势变化，这不仅需要对70年代世界新格局进行新的分析和理论概括，而且需要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新的理论指导。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按照这一战略观点，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两者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因此，他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同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就当今世界的格局、三个世界划分的标准、世界主要矛盾、三个世界各自的地位、中国在三个世界中的定位以及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方面面临的任务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完整的阐述。从而宣告了“三个世界”理论的诞生。
可见，从提出“中间地带”的观点，中经“两类矛盾”三体力量”的论述，再到“两个中间地带”思想，进而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过程，这既是毛泽东深刻反映对战后国际局势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他观察分析国际局势不断深入并做出理论概括的过程。
1978年9月，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
[2]1979年3月，他又深刻地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3]这就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高度，阐明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邓小平根据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加以认识，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主题论。这一理论，不是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后，对战争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指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4]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同时，“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5]1980年1月，他又说：“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6]1987年5月，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7]从1977年到1987年，邓小平从“战争可以延缓”到“战争可以避免”，这是对战争问题在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80年代初开始，邓小平根据70年代未以来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在对战争问题新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前世界格局中诸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变动的状况，从而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8]他又说：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和平问题实质是全球的政治问题，发展问题实质是全球的经济问题。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其中发展（南北）问题“十分突出”，是“核心”问题。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他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穷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不会有多大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因此，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
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就没有市场，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这个问题就是世界发展问题，这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同样，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对此，邓小平有过多种论述，诸如“中心”、“核心”、“大局”、“主要任务”、“根本任务”等等提法。他强调，经济发展是中心，要扭住这个中心不放，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发展生产力是大局，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国经济发展起来。中国要发展，“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立，自立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9]这就是说，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10]
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改革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没有和平环境，搞建设是不行的。
我们在制定国内建设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谁搞霸权，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犯别人利益，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中国的对外政策，从80年代到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侮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这是众所周知和持久不变的。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邓小平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主要表现在：
其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实践表明，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其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用来指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都是行不通的，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替霸权政泊。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情清楚楚。我们应当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为指导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准则。
其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甚至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爆发点。例如，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以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而且美国利益也不受损害。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都是一件大好事。
其四，和平共处原则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所以，和平共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总之，邓小平在考察了当代世界格局新变动的基础上，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观点，从当代世界的战略高度，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本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论，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代中国哲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1966年3月第1版，第1191页。[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7页。[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
邓小平对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战略思考
亓成章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而且是一位善于从国际与国内大视角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正确决策的伟大战略家。当苏东国家动荡、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必须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中心任务来抓”之时，邓小平同志却以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
[2]很显然，在和平与发展问题是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的国际大背景下，如果我们中国不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发展经济，不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反而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任务”取代或淡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那么，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利国际环境将会丧失，“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也将会化为乌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化不成了。可见，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对把握世界全局、有预见性地指明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以及对指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何等的重要。
一、关于和平问题
邓小平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代观。他既不固守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观点，也不固守我们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观点，更不重复我们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快进历史博物馆了”的观点，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当今我们面临的国际大势作出了深刻分析和判断。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指出：“粉粹‘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3]“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4]“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因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5]“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6]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7]邓小平作出“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的结论，主要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
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8]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虽然战略武器数量少了一些，但从总体上讲，也还是有资格同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的。但由于俄罗斯今天的综合实力远远比不上昔日的苏联，再加上今日的俄罗斯在内政外交上搞“西化”，因此，美苏打一场世界性的核大战就更不可能了。昔日美苏两家打不起来，今日美俄两家至少目前还看不出有打世界大战的迹象。总之，在今天要打起世界大战还不可能。当然，战争的危险是依然存在的。
2、从全球看，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正如小平同志所说：“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大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10]邓小平还指出：“这个和平力量还应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11]“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12]日本人民是世界上唯一饱尝过原子弹袭击之苦的人民，他们特别反对核战争，“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13]二战后逐渐形成美苏争霸的因素不复存在，国际形势从总体上看，明显趋向缓和。全世界人民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的强弱。因此，冷战结束后各国都在调整政策，以更多精力解决自己国内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把经济发展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重点，综合国力的竞赛取代军备竞赛成为大国较量的主要形式；经济强国、经济集团代替了军事强国、军事集团，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缘经济的考虑也已超过了地缘政治的考虑。总之，制止战争的力量与反对战争因素是比以前更多更大了。
3、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在客观上也起着抑止战争的作用。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通讯技术、生物工程、海洋工程以及机器人工程的不断发展，使未来世界大战的可怕后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激起全世界人民对世界大战的强烈反对，全世界人民对和平的追求和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和高涨得多。这使包括美国当权者在内的各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核国家由一国发展成为多国，使核战争的结局将发生既没有胜利者又没有失败者的新变化。一旦打起核大战，都有致对方于毁灭程度或近似于“核冬天”的力量，这就迫使掌握了核武器的霸权主义国家不敢轻易动手先使用核武器。现在，世界上已有2万多个100万吨级的核弹头，其总爆炸力约为200亿吨梯恩梯（TNT），如爆发核战争，用1/4核弹头就会使全世界成为“核冬天”，达到致全人类于毁灭的临量水平。1945年8月，美国投在日本广岛上的那颗原子弹，其当量仅为1.5万吨梯恩梯（TNT），投在长崎的那颗原子弹当量也只有2.5万吨梯恩梯（TNT），就造成数10万人丧生的可怕后果；而今天，仅用一颗100万吨级原子弹所造成的毁灭力就是当年造成日本广岛或长崎毁灭力的40—60倍。由此可以想像，一旦在今天打起核大战，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啊！
二、关于发展问题
“发展”一词的概念，其内涵十分广泛，它泛指一个事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但在国际政治中，“发展”问题的特指含义，主要是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当今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指富国）处在赤道以北地区，故将发达国家统称为“北方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例外）；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指穷国）则处在赤道以南，将它们统称为“南方国家”。总的来说，“北方”与“南方”泛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即富裙国家与贫穷国家。因此，小平同志把发展问题亦称之为“南北”问题。
南北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其实质是经济不平等关系，即北方国家控制与剥削南方国家。南北国家的经济悬殊愈来愈大，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之一。
1、南北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北方国家控制与剥削南方国家是一个主要原因。北方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对南方国家的控制与剥削上。可以这样说，假如北方国家离开南方国家，北方很多国家的机器就要停转、汽车就要停开。如以石油为例，世界石油储备的一半以上、石油产量的1/3和石油出口的1/2以上集中在中东地区，而世界石油消费的80％却不是在中东，而是集中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各国。又如矿产资源，西欧所需矿产资源的50％，日本所需的80％均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美国大量消耗的36种矿产品中也有23种之多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南方国家是北方国家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譬如早在1981年，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美国全部出口产品的37％，欧共体全部出口产品的40％，日本全部出口产品的44％；近几年，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的产品总量，已超过日本和西欧出口产品的总额，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多么重要。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的重要投资场所。从二战结束至1980年止，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累计投资达6000亿美元，为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部资本输出额的12倍。（2）贫富悬殊的局面愈演愈烈，是形成南北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1950年，发达国家的年人均产值为2735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年人均产值只有276美元，前者为后者的9.9倍。到1980年，发达国家的年人均产值上升为8549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年人均产值才为757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3倍。进入20年代以后，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与日俱增：1921年，人均产值在100美元以下的最不发达国家就有25个；到1986年，人均产值在250美元以下的最不发达国家已达36个；到1988年，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已猛增到39个；其中，仅非洲就有27个。1984年以来，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就有1.5亿人口挣扎在饥饿线上。2、发展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解决办法：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5月同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会见时，除了谈和平问题以外，还着重讲了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他说：南北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14]1984年10月，小平同志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又说：“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穷，而且相对他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15]1985年3月，小平同志在同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又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限制的。..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当然，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6]1988年12月，小平同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会见时再次强调，“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17]
邓小平上述谈话，内容极其丰富。他一方面正确把握了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冷战结束，美苏力量相对衰弱；西欧、日本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增强；世界民族运动进入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新阶段；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发展权的斗争，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争取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成为当前国际斗争的焦点。另一方面，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只要世界上还有3/4的人口不摆脱贫困，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稳定和和平，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世界是一个整体，南方国家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国家就绝不会有好的出路。因此，解决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责任。就全世界来说，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进和平，当代世界的这两大问题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中国的发展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中国要同世界人民一道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那种认为“中国发展了会构成对别国的威胁”的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国际政治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7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页。[5][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0页。[8][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06页。[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282页。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战略思想
叶扬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
马列主义是正确认识当时的时代的产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正确认识当今的时代而形成和发展的。正如我们党十四大政治报告指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对国际形势的正确估量，对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对国际格局的准确分析以及对外关系的必要调整等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
（一）和平的国际环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的外部条件。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是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而是在战火纷飞或战争威胁始终存在的国际条件下，谁也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设上。邓小平一再指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2]又说，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可是，当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国际环境很不安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搞军备竞赛，战争因素在发展，世界各地局部战争不断。这对世界人民不利，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很不利。邓小平认为，在80年代我们要做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而三件事的第一件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还说：“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4]再者，我们搞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不仅需要和平，而且需要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5]“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