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对外开放、广交朋友。这也是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起门来搞是搞不好的，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中国历史上曾一度落后，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邓小平说，解放以后“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7]实行对外开放“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一共三大方面”。[8]在国际上广交朋友，建立互相联系、互通有无、互助互补的良好关系，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国家关系，同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友好的良好环境，我们就能专心致志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对当代世界有战略性的大思路
国际形势的估量如果从大的方面说，是对时代即对人类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性质和方向的估量。估量时代的客观标准是，看哪种社会形态代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哪个阶级居于时代的中心。资本主义时代是从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而揭开帷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开创的，从而无产阶级取代了资产阶级居于时代的中心。尽管40年代未以来，发达国家借助新科技革命，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并没有使资本主义“返老还童”。近年来苏东剧变，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发生曲折，但是，作为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方向。邓小平曾充满信心地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9]所以，当今时代依然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一）对国际形势的估计
通观本世纪的形势，大体可以以70年代为界线。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是以战争和革命为世界主题，70年代以后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主题，当然这是从相对意义来区分的。前一时期是风暴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民族解放革命。在不到30年间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浩劫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计有33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伤亡人数达3000万。在此期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改写了人类社会所处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计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人口卷人战争，仅死亡人数达5000万以上。战后，欧亚和拉美许多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许多国家经过民族解放革命宣告独立，到50、60年代新兴的民族国家有90多个。那时真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年代。进到70年代，这股风暴逐渐过去了，新的革命风暴又未形成。人们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仍然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固守于“人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思维牢笼中。根据这种认识，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山、散、洞”的方针，进行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邓小平经过长时期的冷静观察，科学地估量了世界形势，得出了结论。指出，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苏美两家的全球战略部署受到挫折，没有完成。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于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都不敢动。与此同时，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复杂得很，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切的看法。”[10]
（二）对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
以上对国际形势认识的转变，也改变了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局势和问题的认识。80年代以来，邓小平多次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它许多问题，但都不象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1]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2]这些判断是对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
和平问题主要是指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发生新的世界战争问题。它为什么突出地成为当代世界一大主题呢？首先因为当时存在着东西两个超级大国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13]“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14]所以，和平问题显然是东西问题。其次因为世界战争是大打、打核大战。80年代，世界上核俱乐部共拥有5万多颗核弹头，爆炸力相当于1.5万米加（百万吨）。如果打核大战就是一场人类浩劫。邓小平说：“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15]又说：“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16]再次因为科学技术和经济因素等综合国力的较量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发达国家谁也不敢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寄托在发动战争上，邓小平说：“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17]无论哪个国家都要认真对待。
发展问题主要是指发展经济和文化的问题。为什么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核心呢？首先因为第三世界各国获得民族独立以后，发展问题是面临的首要问题。邓小平说：“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18]如果发展问题得不到解决，摆脱不了贫困，政治独立也不能巩固。其次因为是站在全人类发展高度来认识的。当今世界上共50多亿人口，其中1/4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3/4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叫不发达国家。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得不到解决，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在贫困中挣扎，试问全世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发展问题，能够顺利地解决吗？“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9]可见，发展问题的解决“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20]再次因为发展与和平是紧密相联的。“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
[21]如果贫困落后与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相伴随，那么贫困和动乱是孪生子会接踵而来，世界就不得安宁。邓小平认为，为了争取和平，第三世界要发展，欧洲也要发展，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22]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主题是否有变化呢？没有变。因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深圳等地，在讲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23]发展问题更严峻和突出，“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24]象这样变幻莫测的复杂国际局势，难于解决当代和平与发展的两大问题。
三、调整对外关系的大政策
邓小平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25]那么，我国的对外政策有哪些相应的调整变化呢？
（一）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们调整了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26]这样的对外政策有多层含义，略述如下：
首先，独立自主是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首位。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周恩来制订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和根本政策。周恩来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
[27]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这个立场，强调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28]邓小平指责西方一些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妄想损害我国的根本利益，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又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29]所以，我们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又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政策。其次，实行不结盟、不打牌。建国初期，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以军事遏制、经济封锁来孤立新中国：对此，我们实行了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政策。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这种结盟实际上不复存在。以后，我们确立了一条原则，同任何国家即使关系再好，也不结盟。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30]因为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不支持它们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不受制于人，就能更有利于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70年代初，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邓小平指出：在过去人们称之为美、苏、中政治“大三角”中，我们不再靠近谁，针对谁，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改善了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但是，“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31]中国不把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也不把自己绑在苏联战车上，总之，“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32]这样的做法并不等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明确立场，我们一再申明“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33]
（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独立自主、不结盟、不打牌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意味着对外关系的无所作为。邓小平说，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34]邓小平倡导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内容有如下的几个方面：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的是，结束两个或一个超级大国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宰世界的不公正不平等的局面，创立一个政治平等，经济繁荣的新秩序。
处理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准则是，国家不分大小、穷富、强弱都一律平等，穷国通过发展走向富裕，富国也有所发展；在经济关系上遵循平等互利、等价交换原则，开展贸易和合作，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同认识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方式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说，处理国际关系“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5]
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是，通过谈判和平合理地解决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反对用战争手段侵入和压迫别国服从自己的意志。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36]于是，邓小平倡导“一国两制”来解决中英之间的历史争端，使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这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
在国际新秩序中的世界格局是，在力量对比基础上要形成相对稳定的新的国际结构。旧的世界格局是1945年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所确立的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它经历40多年，由于苏联解体被打破了。新的格局是怎么样呢？邓小平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37]现在是处于新；日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力量失衡，局势动荡，地区性冲突愈烈，中东、巴尔干的热战愈炽。海湾一战，以“美国领导”为旗帜的世界新秩序正式出台。由于美国自身的“衰落”，世界人民的警惕，连美国国内有识之士对这种新秩序也不以为然。现在，对新的世界格局有多种说法，一种是所谓“一三五七”，即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美俄中三角关系，美、欧、日、俄、中五极，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另一种是所谓“一点两面三制”，即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两个超级军事大国美俄，不同范围的四个三角形结构：政治上美俄中三角，经济上美欧日三角，在欧洲地区美俄西欧三角，在亚大地区美中日三角。邓小平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38]
（三）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在50年代倡导并一贯遵循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时期，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这个准则，并使它具有如下层次的内容：
1.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由于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两重身份，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说：“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39]这是一个根本国策。2.恢复和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我国调整和改善了同美国、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邓小平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40]3.恢复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60年代初，由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大论战，导致我国同苏东一些国家以及共产党的关系发生破裂。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同苏东一些国家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和党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发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一切政党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此，我们党倡导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政党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对党与党之间遗留的历史问题，采取“一风吹”，不纠缠旧帐，不搞争论的做法。因此，我们党先后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恢复和建立了关系。
在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为主题的时代，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41]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就为提出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16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7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0页。[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7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0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3页。[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13]、[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6页。[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21]《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43页。[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页。[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2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页。[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30]、[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3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3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3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37]、[3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39]、[4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4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邓小平的时代观
孟祥青 于燕燕
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小平同志以一位大战略家的胆识和气概，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的著名论断。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十四大报告把它称作是“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小平同志的论断是对当代世界形势高屋建领的正确判断的精辟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笔者认为，这也是邓小平同志时代观的核心。
小平同志的时代观可以概括为5个方面：
一、当代世界主题的新认识
在世界不同历史时期，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及人类面临的中心任务有所不同，因而，世界的主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世界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革命导师列宁分析了国际形势变化的特点，指出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并提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一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二是战争必然引起革命。据此，可以说列宁所处的时代，国际关系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当时，战争与革命就是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或基本特征。
二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代，世界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期的新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这是人类历史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战后40多年，西方国家之间无战争，世界范围内保持了相对和平；其次，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力量长期竞争共处，在世界范围内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第三，国际竞争的重点日益从军事转向科技经济领域，竞争越来越激烈；第四，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潮流。总之，正如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2]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小平同志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观察研究，以及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透彻分析，对时代主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和平与发展。1984年5月29日，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谈到：“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3]同年10月，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4]1985年3月小平同志再次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5]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旧格局的逐步瓦解，小平同志又提醒人们：“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6]在南方讲话中，再次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7]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不仅向我们揭示了时代面临的中心任务，而且还阐明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二、当代世界战争根源的新判断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特有现象，它起源干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文明社会战争的主要根源。恩格斯曾经指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8]人类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市场和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列宁明确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9]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根源的基本观点，指出：帝国主义制度酝酿着战争，“只有帝国主义消灭了，才会有太平。”[10]二战后，世界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其中之一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未爆发的战争，而第三世界国家以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屡开战端，对于人类战争史上的这一奇怪现象，毛泽东生前曾进行过探索，曾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11]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苏两霸之间的斗争，是酝酿爆发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
邓小平同志通过对战后国际形势的透彻分析，对当代战争根源问题进一步作出了科学论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12]而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在于美苏两霸的争夺。“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13]这是对战后以来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切中要害的结论，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进入90年代，世界形势剧变，苏联的解体，结束了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争霸的局面。但是，霸权主义及其影响依然存在，霸权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依然存在。只要有霸权主义存在，就必然推行强权政治，就会搅得世界不得安宁。因此，霸权主义仍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邓小平同志关于战争根源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根源理论的重大发展。他的突出贡献在于：第一，阐明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战争根源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为瓜分殖民地争斗不休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战后，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出现了政治、经济、军事争夺的新形式，主要以向外侵略扩张，企图控制别国的霸权主义表现出来，由此带来了世界的动荡不安。因此，“霸权主义战争根源说”，是对“帝国主义战争根源说”的发展，二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根源理论的具体运用。第二，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只要搞霸权主义，也会成为战争的根源。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存在旧制度的残余及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在对外政策上也可能推行霸权主义，即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控制其它国家，从而成为战争的策源地。第三，指明了战争根源中的最危险因素。霸权主义搅得世界不得安宁，但霸权主义有世界和地区，大霸和小霸之分，只有超级大国所推行的世界霸权主义，才是世界战争最主要、最危险的因素。
三、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新概括
邓小平同志在对当代世界战争根源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战争与和平的力量对比，进而得出结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
小平同志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14]1985年6月，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15]这是对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科学概括。
首先，强调第三世界是和平力量的支柱。小平同志多次阐述过第三世界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认为：第三世界是反霸主力军，是和平力量的支柱，第三世界的发展就是和平力量的发展。事实正是如此。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建立在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获得独立的基础之上的，共同的历史命运使它们之间有着团结合作反帝反殖的共同愿望。超级大国的争霸斗争，又严重威胁它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它们身受其害，主权与霸权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不能不激起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抗。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它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第三世界过去的和当前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是反霸、维护和平的基本力量。第三世界拥有近130个国家，30多亿人口，它们的斗争，有力地遏制了霸权主义势头，打乱了超级大国的战略部署，严重削弱了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能力，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中国是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16]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维护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利益，支援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斗争。早在50年代初，我国就倡导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成为我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由于它的和平性和进步性，在国际关系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既适用于双边外交，也适用于多边外交，如果国际上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能有切实的保障。小平同志反复论述说，中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中国最需要和平，不希望战争。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希望至少20年内不打仗，更希望70年内不打仗。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利的。中国每发展一步，和平力量就增长一分。到本世纪末，中国达到“小康水平”，制约战争的力量便会有很大增长。如果将来中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那时就更难打起来了。[17]
其次，指出东欧和西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邓小平同志指出：“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
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有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18]欧洲各国人民及其领导人都逐渐意识到，只有坚决阻止超级大国进一步走向对抗，才能有效地防止战争。所以，尽管一些欧洲国家属于超级大国的盟国，但他们都不愿意绑在超级大国的战车上，要求独立自主的离心倾向愈来愈强烈，特别是在涉及世界安危的问题上，更不愿听任超级大国的摆布，这对于超级大国的战争企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正是通过上述的分析，小平同志认为，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的力量，从而对当代世界战争与和平作出了新的预测，精辟地指出：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
四、发展问题战略地位的新阐述
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第三世界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我国所处的安全环境，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并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反帝反霸反殖的依靠力量。
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8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制约，反过来影响着北方发达国家的再发展，给世界经济的繁荣设置了巨大障碍。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对世界经济乃至世界和平有何影响？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小平同志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在深入思考研究的基础上，把发展问题与和平问题并列，不仅明确提出了时代主题的论断，而且深刻阐述了发展问题的战略地位及全球影响，认为它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小平同志说：“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19]“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0]所以，小平同志认为，发展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追问题，也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它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和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
首先，强调发展问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发展问题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战后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上取得了独立，民族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发展中国家大多数还很贫穷，经济落后的状况亟待改变。80年代以来，由于受发达国家经济“滞胀”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债务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收入急剧减少，通货膨胀惊人，资金严重不足，出现了资金向发达国家倒流的现象，再加上贸易条件恶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整个国民经济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发展问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摆脱贫穷和落后来说，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同时，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推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基本因素。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无疑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21]因此，发展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紧迫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与繁荣问题。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问题不解决，人类的发展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其次，指出发展问题也是北方发达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关系到发达国家经济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22]小平同志还曾经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23]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重要的原料产地，又是发达国家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和重要的投资场所，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同发展中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达国家经济的繁荣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之上。
此外，小平同志还强调：发展问题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社会主义国家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新型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特别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属于发展中国家，急需发展自己的经济。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彼此是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
由此可见，当今世界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发展问题，而且都与南北关系的状况及发展前景息息相关，发展问题确实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的重大战略问题。
还应看到，发展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政治问题。小平同志多次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如果碍不到发展，世界就很难安宁，世界和平很难维持。这主要是因为，经济不发达，劳动人民长期贫困，不仅容易引起社会动荡，而且往往容易被大国所利用，产生国际纠纷。同时，反对发达国家控制、剥削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斗争，是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对于摆脱对发达国家依附，冲破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的地位，巩固和发展政治独立成果，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为改善南北关系，促进“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斗争，是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意义进行的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繁荣，增加了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而和平的国际环境，又是谋求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不可分割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和平是外部条件，发展则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他说，富的愈来愈宫，穷的愈来愈穷。”[24]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并使它们保持依附状态，造成了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发展中国家愈来愈穷，而发达国家则愈来愈富。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问题。而“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25]小平同志关于发展问题战略地位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尤其是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影响的阐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揭示了我们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对我们分析时代的基本矛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当今世界主题与党的基本路线相结合的新高度
邓小平同志在揭示时代主题的战略意义时，不仅从全球战略形势变化的高度着眼，而且也从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二者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使时代主题的论断具有了新高度，使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依据更加充分，也更加科学。
时代主题的论断，既反映了当代世界的客观现实，也是我国实行战略重点转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
首先，时代主题的判断，为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党的十三大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25]毫无疑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首先是根据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制定的，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我们所处的现实的国际环境。在现时代，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联成一气了。国情和“世情”是相比较、相渗透而存在的，不可能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一个国家所处的特定国际环境，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国情；而一个国家的国情又是“世情”的一部分，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时代的历史潮流，是最大的“世情”。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正是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制定的，它不仅反映了民族的特点，而且还适应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体现了时代精神，是民族特点与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换句话说，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可能，成为制定基本路线重要的科学依据之一。
其次，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必备条件。
加速经济建设是基本路线的中心。这个中心的确定，是根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及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需要，也离不开当前国际环境为我们提供的有利机遇与挑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明确指出：“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17]问题很明显，要安下心来搞经济建设，光有国内的安定团结局面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国际上不爆发大战的条件作为保障。小平同志特别指出：“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28]“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29]“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30]1989年“六·四”事件后，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中国、干涉中国内政。1990年7月，小平同志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再次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31]近年来，邓小平通过深入地分析国际形势，对世界范围内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作出了新的预测，得出了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32]的正确结论，如果我们不利用当前的和平环境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将来便会被动挨打，遗恨千古。如果我们不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保持和发展世界和平的大好局面，也不利于我们用较长时间彻底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所以，小平同志多年来一再告诫我们：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1988年，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就谈到：“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33]1990年4月，小平同志再次指出：“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34]1992年年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一再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他语重心长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