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如何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989年“六·四”事件后，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36]“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37]“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38]后来，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
[39]同时也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40]“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41]总之，“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42]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已经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的共识。所以，要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实现我国战略目标，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综上所述，没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就无法一心一意地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没有小平同志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战略判断，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党战略重点的转移就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左”的思想就不容易被清理，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小平同志把时代主题的判断与党的基本路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达到了新的高度，也使时代主题判断本身具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主题的论断及其一系列精辟的阐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所处的时代，分析时代的基本矛盾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孟祥青：国防大学世界经济政治教研室；于燕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2]《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43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8页。[9]《列宁全集洛第21卷，第324页。[1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1页。[11]《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12]《人民日报》，1979年3月1日。[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页[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64、82、94、104—105、233、250、282页。[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页。[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6页。[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106页。[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页。[26]《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3页。[2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3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4页。[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0页。[3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3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36]《邓小平丈选》第3卷，第305页。[3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3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3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5页。[4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8页。[4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4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杨君游
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二战后确立的雅尔塔体系被打破，一种新的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在新的形势下，邓小平同志以求实的科学态度，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对当代世界的矛盾和问题作了冷静、深刻地分析与研究，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对时代本质的准确把握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到了80年代，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集中反映在东西南北关系上。根据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邓小平同志果断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和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表明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
为什么说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呢？
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看，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国际化，已使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空前程度。据统计材料，战前的1938年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直接投资有70％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战后从1945到1975年，主要资本输出国在国外的长期投资大约增长了10倍。其中，发达国家相互投资已占它们全部对外投资的70％，这一趋势仍在加强。例如，美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占它全部对外投资的75％；到1981年末，英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额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80％；1981年至1984年，日本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累计额占其同期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比率也从1972年至1980年的45.3％上升到50％。仅从发达国家相互间投资情况这一方面看，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确已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国际化基础上的全面资本渗透，形成了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局面。战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相互间矛盾的一种手段，但在现在这种局面下，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殚思极虑设法避免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发达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体系就会崩溃，各国就会蒙受灾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固有矛盾并没有消除，有时相互间矛盾还很尖锐激烈，但谁都不愿通过战争来解决，而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等和平方式来缓解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从1975年起建立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发达国家为了获得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保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它们在取得了国家的政治独立后，普遍面临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重任。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南方国家为了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达国家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使用经济手段，坚持对话与合作的方式。这种做法已经在某些局部取得一定进展。今后，它仍将是解决“南北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长期致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为此努力谋求与世界各国进行更广泛的友好合作，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2]
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对具有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看，情况也有变化。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它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它与社会主义间的矛盾就不会消失。但这种矛盾在不同的阶段对国际关系全局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有时上升为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有时则被其它更具全球性影响的问题所代替。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的斗争史中，我们看到，在两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矛盾曾经左右了世界全局。第一段时间是1917年至1945年这28年，斗争的主要特征是武装干涉与反武装干涉、武装侵占与反武装侵占。第二阶段是1945年到60年代中期这20年，斗争的主要特征是包围、遏制与反包围、反遏制。60年代中期以后，超级大国争霸加剧，第三世界形成并崛起，由此产生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以致到80年代，东西南北之间的矛盾运动成为牵动和左右世界全局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出来的和平发展问题，其全球影响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影响，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暂退次要地位。
进入90年代后，随着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解体，世界处于一种新旧格局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某些国家正欲谋主导新的世界秩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但是另一方面，世界和平力量在争取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将更有力地反对“一国主宰下的和平”，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此而引发的矛盾仍将是今后世界长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之一。
二、对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
本世纪初，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问题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帝国主义为追求高额垄断利润，相互之间必然会围绕争夺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进行角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将使它们相互问已划定的势力范围和原来形成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后起的强国则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这种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将引起帝国主义战争。正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种经济基础，使帝国主义战争绝对不可避免。列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出的上述分析，很快由相继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战后，斯大林沿用上述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仍会导致新冲突而引发战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将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仍将不可避免。由于多种原因，这一观点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左右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成为唯一的权威理论。
但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井未像原先估计的那样。二战后世界上虽然爆发过多起局部战争和地区性武装冲突（除几起发生在欧洲外，其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亚、非、拉地区），帝国主义国家间却相间无战，世界大战并未爆发。从80年代开始，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国际上更是呈现出一个相对和平的趋势。这就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问题。
过去，我们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多年来是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存在，认为世界大战很快要打起来，因而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忽视了经济建设。
面对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中出现的这种新情况，邓小平同志不圃于已有的看法，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审察时机，忖度形势，对当代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冷静、深刻的分析，作出了新的判断。这就是“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
[3]“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4]对于总的国际局势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兔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理论在当代世界的运用、创新和发展。它纠正了过去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及其所带来的某些偏差，如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强调战争加速革命进程的观点，强调争取世界革命的全面胜利是当前主要任务的观点，等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新论断，以及在此基础上推断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对于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们面对90年代国际政治的现实，更能感到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作出的上述判断的预见性和准确性，感到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所表现出的理论勇气和深邃的洞察力。
三、对中国外交的指导调整
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在国内实行大胆而稳步的改革，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集中一切力量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基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论断，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在总结过去外交经验的基础上，适时地进行了重大的战略性调整，从而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第一，充实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新中国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以此根本区别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独立自主，首先是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犯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绝不在任何大国的威胁和压力下屈服，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根据国际关系的变化，我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在外交实践中，对这一原则作了新的充实和新的发展。在新时期，独立自主首先表现为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6]我们既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也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中国不同大国结盟，有利于抵制和反对任何大国的霸权和强权行径，有利于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有利于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和世界局势的稳定，这样就不会因为结盟关系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人。其次，中国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划线和决定亲疏好恶，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是否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发展。再次，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还体现了自力更生与积极发展对外友好合作关系的正确结合。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独立自主也不是崇洋媚外、奴颜卑膝。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积极主动地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同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贸易、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
第二，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中国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应当由有关国家通过谈判以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有关机构开展的有利于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活动。中国一贯反对军备竞赛，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大规模裁减常规武器和军队人员。中国提出许多公平合理的建议，并以裁军的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的和平愿望，推动世界和平的进程。为了促进发展，中国致力于国内长期大规模经济建设并主张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与交流，主张加强南南合作，改善南北关系。
第三，继续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以此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立足点。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战后世界的大事，它使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变革，第三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过去有饱受外来侵略和欺压的共同遭遇，在目前又都面临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它们既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也是解决整个人类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政治方面，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它们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其它一切正义行动；在经济方面，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以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正义事业，并根据自己的力量和可能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的平等互利、形式多样的经济技术合作。对第三世界国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中国一贯主张各方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排除外来干涉，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求得问题公平合理的解决。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只有紧紧团结和依靠第三世界，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的事业中，真正维护第三世界的利益，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将更加有效地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作者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0页。[3]、[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订本），第95、112页。[5]、[6]《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订本），第3、44页。
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的确立和意义
王凤梧
一、时代问题是具有统帅性质的大问题
时代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头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把握时代的脉搏是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策略的出发点，也是世界进步事业取得胜利的基石，时代问题是具有统帅性质的大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怎样认识帝国主义，人类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第二国际的所谓“理论权威”卡尔·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9月出版了《帝国主义》一书，书中提出了有名的“超帝国主义”的谬论。他把帝国主义只说成是一种政策，认为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和存在是所谓的“超帝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已经联合起来了，它们之间不再存在斗争和战争了，世界进入了永久和平的时代。以后，他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于不顾，从永久和平的时代观出发，1927年又出版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宣扬劳资利益的一致性，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超帝国主义理论等等，全面系统地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列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中，创立了“帝国主义论”。列宁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大震荡、大变革的年代。列宁当时敏锐地看到，世界在从资产阶级旧时代向无产阶级新时代过渡，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已经降临，他先后多次对时代做过不同的表述和概括。1915年他不断使用过“帝国主义时代”；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他提出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以后，他提出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并且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1924年，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书中给时代下了一个定义，叫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其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斯大林对时代的概括和总结是符合列宁关于时代的思想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球上2/3的领土，56％的人口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确实提到了当时历史日程上来了，1914年也确实发生了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中确实出现了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无产阶级确实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上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当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很快出现了欧亚革命风暴和第三国际。由于年青的共产党不成熟和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叛卖，1923年底，欧洲革命转入低潮；亚洲革命以中国革命为代表却在蓬勃向前发展，直到1927年才转入低潮。但总的来说，1923年底，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遭到失败，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稳定时期。与此同时，苏联在打败14国武装干涉取得了第一次卫国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也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即和平发展的短暂时期。苏联抓住了这个短暂时期，对外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实行了和平共处的政策；对内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文化革命，抓紧了自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为在第二次大战中粉碎德、日、意法西斯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世界到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延续到1933年，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实是战争引起了革命，革命又结束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形成了强大的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促进了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打击井瓦解了帝国主义维持了200多年的殖民体系。不仅中国革命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20世纪，在世界六大洲各个角落里所做的主要事情，都可以说是继续完成十月革命中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历史的实践证明，列宁的时代观和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两大主题的观点，在很长的历史时叨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斗转星移，从20世纪50年代未到60年代初，以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为标志，世界的历史条件变迁了，战争与革命的两大主题，逐步被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所替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比较多地是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很少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观点。因此，我们对时代的发展变化研究很差。从1957年到1976年的近20年时间里，由于没有及时认清和把握世界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的这个历史趋势，一直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坚持战争引起革命，革命结束战争论，即战争与革命是世界两大主题的观点。所以曾认为，世界大战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必然出现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以钢为纲的原因之一是认为未来的战争是钢铁战争，没有足够的钢铁就不能取得胜利。文化大革命中，深挖洞、广积粮、修三线、备战备荒、大串联的“重要意义”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取胜。由于对时代主题的转换未能及时认识上去，影响到没集中全力进行和平建设，给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而且也直接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
沉痛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今天更清醒地认识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对“世情”的认识和对“国情”的认识是一样的重要。脱离了国情不行，脱离了世情也不成。世情主要包括时代、时代的主题、时代的特征、时代的任务等等。列宁指出：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从1957年到1976年的近20年时间内。我们就是因为一直僵化地固守着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观点，在国内、国外战略性的部署上造成一系列的失误，从而严重影响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二、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
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他根据历史的变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种矛盾运动的发展变化，科学地揭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近半个世纪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世界保持了总体上的和平。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和在它支持下的第三世界的兴起。尽管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只要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能够牢牢地掌握住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获得更加伟大的胜利，世界大战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发生了世界第三次产业和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颗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群体技术的发展为标志，而且直至现在还在迅猛地向前发展。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结构、计划体制、劳动性质、阶级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同垄断资本进一步结合，对经济生活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措施。除了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外，资产阶级总结了统治经验，采取了调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50年代以后一段时间经济增长较快，各种矛盾有不同程度的缓和，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虽然，资本主义出现的暂时的稳定和发展并未消除其固有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调节措施只能暂时缓和危机，70年代以来已出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固有矛盾出现激化的趋向，但是，资本主义内在机制的变化反过来确实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当生产关系还允许生产力迅速发展时，革命是无望的。事实上，白领工人已经占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长期没有出现暴力革命的形势。当然，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革命的变革过程，但这个过程，目前看来还没有条件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完成。现在深化和发展民主在人民群众斗争的推动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性的潮流，独裁统治方式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纷纷削弱和倒台。事实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正在发展和深化。总之，和平与发展首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和人民的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压迫民族纷纷取得了独立。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民族压迫问题，而是发展问题了。而要发展经济又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总之，和平与发展是最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最现实的要求。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导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要求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但这种要求还不至于导致普遍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范围内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尽管一直十分激烈，但在当今的核时代、信息时代不一定非要使用世界大战的手段，完全可以依靠科技和发展经济实力而取胜。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已经半个世纪几乎没有开战了，20个左右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分割市场斗争激化，主要通过市场竞争和频繁的外交谈判表现出来，100多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处境非常困难，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仍然起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无力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武力相抗衡。他们同样需要和平与发展。
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的巨大变化，也缓和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尖锐对立的程度。两种制度当今谁想要用武力消灭谁，一时都很困难，两制之间战争的危险相对缩小。两制之间的主要斗争方式转向了“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两制之间在前50年的战争与革命的激烈较量中，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手下败将。现在两制进入了以经济为后盾，科学技术为武器，意识形态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和平演变”与防止和平演变斗争的新时期，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是紧迫的、严峻的。在紧迫严峻的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谋求经济上的大发展，而谋求经济上的大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全方位开放政策，全面开放的先决条件就是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抓住和平与发展这个世界范围的两大主题，才能推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进一步展现出美好的前景。总之，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当今时代人类的共同愿望和客观存在。
三、围绕和平与发展调整对外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正确认识国情和世情的基础上，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世界处在和平与发展的世情出发，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总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建立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基础之上的。从对立统一斗争的世情出发，确立了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因为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使我国的面貌在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得到了世人的瞩目和公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
在外交方面主要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种性质的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现在我们只提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在国家关系上，不再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更不用美帝国主义、苏联霸权主义的字眼。因为无论别国采用什么主义的统治全是人家的内政，根据各国之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不应该加以干涉。现在，殖民主义基本上已经铲除，如果谁在搞对外侵略，搞扩张，谁就是霸权主义，不论它是什么性质的国家，我们都必须加以反对，其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以利于世界的发展。围绕时代主题在国际范围内只提反对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个重大突破。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已经同170个左右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政治倾向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即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以制度的异同论亲疏，完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为了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既包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又包括向前苏联、东欧国家开放，也包括向第三世界开放。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永远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互相同情，互相支持，这种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也不谋求与第三世界国家结盟。中国自己不结盟，但也不反对其他国家相互结盟。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还不具备革命形势，所以我们对其发生的局部变革或革命只进行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持。
在党际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了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并考虑到时代变化和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在对外关系上对有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作了必要的、及时的调整与发展，使之更加适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回项原则是100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际关系正确得到处理的经验总结，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产物。根据这四项原则，中国共产党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同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的关系，还同为数众多的第三世界的各种政党进行了交往，发展了关系。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已经同290多个外国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党际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的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的道义上的关系，国际关系是必须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关系。但是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一样，二者都不能脱离时代特点，都不能脱离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而且都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服务。
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以后，西方七国制裁我们，不久苏东剧变。在国际风云急骤变化的条件下，我们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的战略。同前苏联、同美国、同西欧、同日本全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现已经取得双边关系上的累累硕果。
为了稳定世界局势，我们把：“一国两制”的设想，延伸到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国际上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共同得利，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先搞增进了解与合作。
为了和平与发展，我们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一球多制”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为了和平与发展，我们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国家往来上，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只要不损害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就是我们的朋友。
围绕和平与发展处理国际事务，我们取得了节节胜利，并将取得更大的胜利。国际社会的问题很多，人口爆炸问题、粮食危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世界资源短缺问题、疾病蔓延问题、世界毒品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等，其中和平与发展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它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它的解决可以为其它问题的解决提供前提和条件；因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今后我们必须为维护世界和平、力求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和平与发展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作者是首都经贸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论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故略思想的提出、实现及其意义
冯特君 王晓峰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世界面临着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问题，现实呼唤着新思想的指导，邓小平同志的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应运而生。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正是这一著名论断提出了新时期的战略，为我们树起了一面光辉的旗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鼓舞着大家为之奋斗。
一
“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提出的依据是什么？
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是依据对战后历史经验的总结、当今现实状况的分析及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是有充分的、客观的、科学的根据的。
二战前，一直上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是这一时期世界的主题。这一时期，即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并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随之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但是战争与革命并非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二战的胜利改变了战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对战后国际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是走向新时期的一个转折点。（一）它彻底摧毁了德意日法西斯政权，清除了世界民主化进程的一大障碍，并提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反对法西斯的目标下结成联盟，亲密合作的成功经验；（二）它深刻地教育了各国人民，世界大战再也打不得了，人们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热核战争的情景人们不会忘记，它既是可怕的，更是可恨的，所以人们诅咒战争，反对战争；（三）它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舞台上各种力量的对比，不仅资本主义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还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壮大及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开始涌现；（四）二战期间，在科学技术方面从军工生产开始有许多突破。正是在原子能、航天技术及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突破，标志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始和兴起，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诸多因素形成的合力，决定着战后国际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一切不能不使得世界主题发生新变化。
二战结束后，又近半个世纪了，这半个世纪国际社会在二战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也确实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表现为：（一）世界和平得到了维护。战后以来，人们一直高度关注着维护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的问题。人们不会忘记，战后初期“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调曾一度甚嚣尘上。人们也都记得，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曾使世界到处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火药味，甚至几度濒临核战争的险境。由于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终于阻止了战争的爆发。人们高兴地看到，今后世界大战很难打起来，世界和平是可以争取和保持的。（二）世界关注发展问题。二战以后国际局势发展中最深刻的变化之一，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瓦解和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涌现。所谓发展问题，虽指整个世界的发展，但中心是这些国家的发展，战后几十年，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就整体而言，这些国家水平仍然很低。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发展极不平衡，许多国家处境更加困难，使得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这一点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应该说，发展问题的提出本身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三）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战后初期社会主义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后来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以至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但是，并不像敌对势力所断言的那样，社会主义已经灭亡了。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大地上，社会主义在生机勃勃地发展。（四）霸权主义日趋衰落。战后两个超级大国曾经一度争霸世界，他们到处伸手，肆意横行，弱肉强食，不可一世。如今，曾几何时，不是落得一个消亡，一个衰落的下场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霸权主义必然衰落，正义力量一定胜利，这个历史前进的规律是不可战胜的。最后，也是推动出现上述变化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还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和国际政治的全球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走上了互相制约、竞争共处的道路。科学技术革命的新发展，正在为人类社会开辟新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