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它彻底打破了一两个超极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小平同志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中国算一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大，将来怎样的多极化格局才能形成稳定的国际结构，这有待形势的发展变化，现在还难以完全说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美国、日本、德国、中国、俄罗斯，还有一些发展较快的地缘人口大国将在未来的多极世界格局中起重要作用。在多极世界格局中，中国应当而且能够成为重要一极。这既靠国内的建设和发展，也靠积极的外交活动。
三、警惕西方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
当代世界存在着东西矛盾、西西矛盾、南北矛盾、南南矛盾，其中东西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矛盾更带根本性。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还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的。80年代未和9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攻势下，国际形势逆转，先后发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致严重挫折。这是战后40多年来国际形势所发生的最重大最深刻的变化，小平同志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它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为了对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既搞“西化”、又搞“分化”，既保持“压力”、又保持“联系”，“两手促变”的战略，小平同志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新的战略对策。为实施这个战略，第一，必须坚持把经济搞上去。苏东剧变，经济没有搞好是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的较量。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争取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为此必须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苏东剧变，说到底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和斗争格局的变化，共产党丢权而导致改变社会制度。小平同志认真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为防止和平演变，强调我国必须坚持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他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他强调：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它三条。第三，必须坚持搞好党的建设。苏东剧变和演变的原因错综复杂，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其中最根本的是执政的共产党内尤其是最上层，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导致共产党蜕化变质，丧失执政地位，社会主义一步步演变为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在谈到我国问题时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真正关系大局的是这个事。
四、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
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这个战略。小平同志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他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2]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意味着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我国内政。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借口“人权”，对我进行制裁，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坚持顶住了这股逆流。他说，世界上除了人权之外还有国权，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中国必须在世界上树立“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是一致的。一方面，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才能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不沦为西方的附庸，真正维护住我国的主权、安全。在这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要求在当前国际关系下，既不打牌，也不结盟。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创造性贡献。首先是不打牌。毛泽东是一位大战略家，他制定的几个重大外交战略决策带有根强的应变性。建国初到50年代末，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遏制下，提出联苏抗美全方位“一边倒”的外交战略；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局势下，提出建立世界范围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70年代初，在主要是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下，提出联美遏苏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改变了这个战略，在美、苏、中政治“大三角”中，我们不再靠近谁、针对谁。我们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改善了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在世界上庄重地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这个重大转变把我国的外交战略重点，从主要警惕苏联霸权主义、百万大军压境的威胁，转向了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积极谋求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一切国家改善和发展相互关系，努力争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次，是不结盟。建国初期，在新中国受到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封锁和孤立形势下，我们实行“一边倒”政策，同苏联结盟，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这种结盟关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确立了一条原则：同任何国家，即使关系再好，也不结盟。我们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倡导和参与的不结盟运动，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他们所确立的独立、自主、非集团、和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不仅维护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有效地抵制了霸权主义，维护了世界和平。
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平，酷爱和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所以，我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就其实质来说是和平外交政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五、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
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世界各国最终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现时各国实行何种社会制度，这是各国自己的选择，别国不能干预：各国既然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就应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基于这种认识，小平同志提出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战略。建立和发展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我国同印度、缅甸在50年代共同倡导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小平同志指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时期，要在世界上实现稳定持久的和平和普遍的经济繁荣，就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时期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搞“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的陈旧概念，而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唯一准则。小平同志的这个观点，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既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也是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的需要。他说：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和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如下几个层次的内容。首先，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是我国的真正朋友。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了，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不当头并不是无所作为。其次，调整和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超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调整和改善了同美国、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第三，恢复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国先后同东欧一些国家、苏联恢复和发展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实践证明，过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奉行的国际主义原则常彼扭曲，苏联曾把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说成是国际主义，把霸权主义同国际主义相混淆；只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靠得住、行得通的。现在，我们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切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准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第四，注意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在外部环境中，周边环境最为重要。基于这种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坚持“远交近亲”，按照“巩固周边、立足亚太、放眼世界”的方针，特别注意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六、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在“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个大背景下，提出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个科学论断，强调中国必须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反对封闭和闭关锁国。小平同志所以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把它作为大政策和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一是不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改变我国长期的贫穷落后状态。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领先地位，只是近几年落后了。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锁国，没有实行对外开放。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二是不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历史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各国经济一日千里的前进，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科学技术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密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得发展，实现现代化。
对外开放的实质，就是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我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就更加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以缩小同他们之间的差距。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在几百年间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超过了以往世代的总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了。我国的发展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了解、利用、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和科技的一切成果和经验，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社会制度的历史要求。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样做，不是引进资本主义，而是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当然，对西方糟粕的东西则应剔除，绝不能学。我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结果，引进了大量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促进了国内改革和与世界经济接轨，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强大活力。
七、建立国际新秩序
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新形势下，世界上许多国家领导人、政治家都谈论一个课题：建立国际新秩序。各种方案纷纷出台。但是真正有代表性的是两家，一家是美国的，一家是中国的。美国鼓吹的是，以美国为领导，以西方宫国俱乐部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他们强调，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要求美国领导世界，建立一个按美国价值标准为准绳的世界新秩序。克林顿上台后提出了“一个目标”（美国领导）和“三个支柱”（经济安全、军事实力、民主和人权）的对外战略主张，实质上就是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实力为依托，以“民主”和“人权”为旗帜，对外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称霸野心。现时，美国无疑要充当“世界领袖”，但毕竟其国力有所下降，处于力不从心的境地，因此往往不是采取单独行动，而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行动，或是要西方大国为其出钱出力。中国主张的就是小平同志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这两个不同方案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后者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建立公正、平等的新型国际关系。
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战略的基本内容是：（1）改变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求得共同发展和繁荣；（2）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参与协商解决世界事务，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宫压贫和由一个两个大国或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3）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把某种特定模式强加给别的国家；（4）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国际争端应通过谈判合理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反对武装入侵和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对于我国与外国有争议的问题，如历史上属于我国领土、现在有争议的钧鱼岛和南沙群岛，小平同志提出了“共同开发”的创造性构想。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主张，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赞成。它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思想，卓有成效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也卓有成效地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服务，其真理性和正确性已被实践所证实。世界正在走向新的世纪。坚持小平同志的战略思想，展望21世纪，中国会比本世纪强大，世界会比本世纪美好！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世界主题的变化与我国对外方针的调整
高放
一、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新秩序
世界主题随着世界矛盾和形势的发展而常有变化。自从资本主义于16世纪在西欧各国兴起之后，充满着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和平往往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短暂间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的转折点就是以4次战争为标志的，即1898—1902年英国为重新瓜分殖民地面对南非布尔人发动的英布战争，1898年美国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对西班牙发动的美西战争，1900年英、法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904—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而进行的日俄战争。正是这次日俄战争引发了1905年俄国人民革命，从而结束了1871年第一个无产阶级民主政权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长达25年之久的和平发展时期，开始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可以说，从本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来，战争与革命长期成为世界的主题。特别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世界霸权，发动了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的两次世界大战，即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革命未能制止战争，战争却引起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加深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觉醒，增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力量，掀起了两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的革命高潮，赢得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后还爆发了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有过亚洲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东欧和东亚人民民主革命的高潮，其成果是有12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战后持续不断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洪流使亚非拉100多个国家兀立崛起。而从50到70年代美、法等国入侵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战争却屡遭失败。
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的主题显然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主要是由于：第一，40年代以来西方带头掀起的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先导的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科技革命，使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结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新产业异军突起；第三产业（服务性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产值和人员超过了传统的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脑力劳动者和中间阶级愈益壮大。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使越来越多国家的决策转向和平发展新科技和经济，国际上的竞争也从以军事武力争夺领土转向以高新科技产品争夺市场。第二，到80年代，超级大国已拥有5万多颗核弹头，总当量达260亿吨，世界上人均大约要承受3吨TNT当量的核威胁。核战争将给人类造成“核冬天”的灭绝性灾难，所以新的世界大战必须避免，而且可能避免。第三，世界人民掀起一浪高于一浪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运动。广大人民强烈要求裁军，禁止核试验，销毁核武器。世界各种保卫和平的组织已达数千个，参加和平运动的群众越来越广泛。第四，不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发展，而且众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因南北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更迫切需要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加快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是维护和平的坚强支柱，而且是促进发展的雄厚力量。第五，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有所缓和，难以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发展中国家因面临加快发展的紧迫民族任务，绝大多数国家革命形势，也难以形成。
邓小平同志及时洞察到世界形势和主题的重大变化，于1984年5月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1]1985年3月他进而讲到：“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
既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我国的对外方针就不能还是立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就不能还以推进世界革命为重点，而应该主要在国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必须对外维护我国的独立与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国际性质的表现，又是这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方面，我国主要致力于：第一，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主张裁减军备，促进禁止核武器。1985年我国主动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我国政府多次表明：要求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并且建议所有核国家就不使用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停止核生产达成协议。第二，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要警惕极少数人复活军国主义，同时表明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支持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反对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国际事务。第三，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应当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协商求得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或者以经济制裁等手段施加压力。中国作为政治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进行不懈的努力。第四，中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愿意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决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尊重各国人民对本国社会制度的选择；不输出革命，不搞意识形态的论战，求同存异，平等相待，与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全球的协调发展。第五，特别重视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关边界领土争端等问题坚持通过谈判协商、争取双方互相让步，求得和平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搁置起来，搞共同开发，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增进了解和友谊。与周边国家协同发展的重大深远意义还在于为我国真正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关系树立良好榜样，并且使东亚成为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地区，为振兴亚洲、使亚洲腾飞、迎接“亚洲太平洋世纪”的到来多作贡献。第六，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和南北关系的解决，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从1992年起已经被批准接纳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同七十七国集团也已建立了密切联系，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从长远来看，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最重要之点在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在以前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题的条件下，国际旧秩序就是由大国或大国集团依靠军事实力主宰世界、统治世界，通过战争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世界。那时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只有准备发动世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力求建立没有帝国主义，没有战争的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就要重新考虑、重新探索了。
邓小平同志早于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就讲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82年又提出要解决南北关系和加强南南合作以“改变国际经济秩序”[3]的主张。1988年他进而精辟地指明：“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4]1990年又重申：“鸵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5]“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6]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一些领导人近几年也曾经提出关于“世界新秩序”的种种主张，说穿了实质上都还是维护美、日和欧洲几个大国主宰世界旧秩序的修补。
我们并不否认大国在国际事务中肩负重大的特殊作用。但是，第一，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新时代，必须做到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要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每国都有一票平等的表决权；第二，要使大国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按各项国际法规办事，坚决反对并有效防止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三，尊重各国人民对本国社会制度的选择，尊重各国的主权，反对任何外国、尤其是大国干涉别国内政；第四，各种国际分歧和争端要通过谈判协商求得和平解决，反对某些大国插手施加压力和用武力解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以保障世界持久和平和全球协调发展。中国人民将同各国人民一起，为实现这个长期的任务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深信，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得到发展、人民普遍觉醒并坚持斗争之下，这个目标是能够达到的。
二、实现和平共处，扩大国际合作
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的新形势下，我国要实行对外开放，面临着如何同世界各国相处的问题。
自古以来，不论什么性质的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外三种状态，即热战冲突、冷战对峙与和平共处。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和平法令。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列宁于1918—1920年，多次声明苏维埃俄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然而长期实践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以往很难持久地和平共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意识
形态或社会制度都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豺狼总想用武装入侵来消灭社会主义牛犊。而社会主义国家以往为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也总是把自己当作策动世界革命的基地，大力支援世界革命，难以同资本主义列强长期和平共处。列宁于1920年12月6日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曾经指出：“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资本家是会找借口来打仗的。”[7]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曾经4次遭到资本主义列强武装入侵：1918—1920年14国武装干涉苏俄；1941—1945年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武装进攻苏联；1950—1953年美国盗用联合国名义武装打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5—1954年和1961—1975年法、美帝国主义先后在印度支那半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武装侵略。在热战冲突失败之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对峙，通常采用外交抵制、经济封锁、舆论攻击等手段，企图压眼、困死社会主义国家。早在20—30年代，西方就对苏联槁过冷战；1946年以后更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进行冷战，经常剑拔弯张，唇枪舌战，不断磨擦，互相对峙。其问也有过一段时间，双方和平共处，局势有所缓和，关系有所改善，经贸有所发展，协作有所推进。但是和平共处为期不长，交往不深，往往又被热战冲突或冷战对峙所取代。
1949年我国建国以来，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经历了热战冲突、冷战对峙与和平共处这三种形式和状态。我国曾派出人民志愿军参与抗美援朝战争，还派出军事人员参与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战争，克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义务，有力地打击了并且挫败了帝国主义武装颠覆的阴谋。西方国家还对我国长期进行冷战。1954年我国同印度、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处理国与国之间争端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50—70年代的国际背景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很难得到全面贯彻和遵守。我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过热战冲突和冷战对峙，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中美政府首脑会谈后双方才转为和平共处。我国同某些民族独立国家也发生过武装冲突（如1959、1962年中印边境的冲突）和思想论战（如1959年发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1962年发表《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也难以做到和平共处。
1978年底我们党端正了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实践经验，调整了对内、对外方针政策。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科技革命的显赫成果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有力斗争，使世界大战的危险降低，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各国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都把维护和平、避免战争作为稳步发展本国经济的首要条件，都把注意力转向高新科技的发展和竞争。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非常必要而且可能争取较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当今奉行和平共处方什同以往有很多、很大的区别：第一，以往和平共处是短期的，时常被热战冲突和冷战对峙所打断，当今可能较长期和平共处；第二，以往和平共处只是外交斗争的一种策略，当今和平共处已经成为对外关系的战略方针；第三，以往和平共处主要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当今和平共处的对象包括三类国家，即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面向世界上所有国家；第四，以往和平共处只是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当今和平共处是以国际协作为主，协作中有竞争和斗争，竞争要遵循国际法规、协议和惯例，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第五，以往和平共处偏重于一般的原则，当今和平共处要以五项原则作为具体内容（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这四个“互”包含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多方面的协作）；第六，以往和平共处强调处理好国与国间的关系，国与国间的矛盾不诉诸武力解决，当今的和平共处则要求各国协同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众多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际性犯罪、防止艾滋病等。
近十几年来，我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广泛建立和发展了多种协作关系，协调解决了一系列国际争端和全球性的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了最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争取了多方面的国际支持和援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和赞扬。当今还有人认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斗争，不能合作；也有人只讲合作，不要斗争。必须警惕右，同时主要防止“左”，力争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样才可能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力争实现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战略目标。近年来我国争取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复关”之后我国同世界各》的多边贸易合作关系将更加有保障，更能捍卫我国的正当权益，更易于处理好有关外贸的摩擦和纠纷，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引进和利用外资将从侧重加工业和小项目转向以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大项目为主。出口商品将由以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制成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为主。我们要充分利用地缘经济的优势，着力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区域性的活动，如东亚经济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大经济合作组织、日本海经济圈、图们江开发区等等，同时还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和双边合作。到海外发行债券和股票，到海外投资和创办企业，参与企业跨国经营，这也是扩大国际合作的新举措。我国还参与国际环境与参与国际文化、教育、出版、卫生、体育等合作，与各国联手反对国际性贩毒、反对国际性走私、反对国际性恐怖活动、反对国际性刑事犯罪，促进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等。总之，我国的对外方针已经实现了从到处树敌、推进世界革命到远交近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转变。我国当今实行的是以经贸、科技合作为中心的全方位环球外交，其主要具体表现是：睦邻周边，亲近亚大，远联欧美，广交非拉，融进世界，协和万邦。这些必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
在对外开放、和平共处、国际合作中，还有一个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和平演变”本是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于1953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战略方针。帝国主义在武装入侵社会主义国家硬的一手屡遭失败之后，想改用软的一手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当东西方超越热战冲突和冷战对峙、处于和平共处状态时，尤其是要警惕其和平演变的战略。1985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为强调缓和国际形势、同西方和平共处，对西方的压力步步退让，一味迁就，终于被西方和平演变过去，导致1989年东欧的剧变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这个深刻的教训值得重视。邓小平同志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8]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为什么到80年代末才发展为“世界大战”，并且应验奏效呢？和平演变并不是只依靠广播攻势和文字宣传，主要是以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作为物质后盾，向社会主义国家显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高新科技还能得到很快很大发展，从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比之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得更快更多。和平演变战略之所以能够得逞，除了依靠新科技革命成果作为物质基础之外，西方还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原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长期难以改掉的情况，集中火力使用三个武器，即市场经济、多党制和自由、人权等观念，发起猛烈的和平攻势。因此，为了有效地挫败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不仅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思想教育，而且更带根本性的是要加快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为此就要加快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自觉地、主动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充满生机与活力；自觉地、主动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根本端正党风，彻底惩治腐败；自觉地、主动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自由与人权，真正形成既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如果体制改革长期滞后或者没有配套协调进行，如果科技和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势必引起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不满。这样就会给西方施展和实现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
人们经常引用西欧英、法等国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多次出现封建王朝复辟的历史事例，以此说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也是曲折的、有反复的。殊不知，欧洲封建势力能够复辟都是在新兴资本主义尚未创造出新科技和新生产力之时。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英、法资产阶级实现了体制改革、蒸汽化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之后，封建势力再也不可能复辟了。而且，德、意、俄、日等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还被迫主动从上而下进行体制改革，自觉地去发展资本主义和新科技，以适应世界的新潮流。由此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新科技和进行体制改革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真可谓早改早主动，晚改陷被动，不改无出路。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283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78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论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
丛凤辉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把外交政策列入治国安邦的基本国策之中，外交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好的外交政策，即适合当地客观现实需要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外交政策，必然能促进国富民乐、国强民安，反之则将导致国祸民殃、国亡民灾。
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拿破仑帝国也曾威震全球而不可一世，但却毁于其外交政策的不适，他所推行的大陆封锁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孤立英国的目的，反而孤立了法兰西帝国本身。英国推行的反封锁政策使法国工业失去了许多原料来源，导致法国工商业危机爆发，不但使法国商品在欧洲市场上失去竞争能力，而且使法国与欧洲大陆各国的矛盾加剧，从而招致四面八方对拿破仑企囹建立大陆霸权行径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最终导致拿破仑侵俄战争的失败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许多可惜鉴的经验和教训。唐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打开了国门，促进了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从而使国家得以兴盛；明朝明成祖选派郑和下西洋，从而促进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使社会得以繁荣；从明朝中叶起到鸦片战争的300多年间的闭关自守则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与愚昧无知。
当人类历史进入到电子和信息时代，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引起产业革命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科学化与智能化，从而赐给全球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共享的文明财富，交通四通八达，通讯全球连网，时空距离相对缩小，人们的视听觉行范围扩大，知识堆积，信息爆炸，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相互依存的关系愈来愈加强，进而愈来愈突现出全人类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本世纪前半叶，人类饱尝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忧患，经过了多少艰苦卓绝的奋斗，从黑暗中走向光明，走向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崭新时代、辉煌时代。
历史在走自己的路，时代的主题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地发生变化。过去那种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为反帝反修而一律排外，时刻准备打仗的外交战略已彼实践证明了是不适合中国国情、不适合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必然要被新时代改革开放前进的洪流所淘汰。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正是顺应了新时代的历史潮流并且适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深刻的现实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的总体内涵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按他自己所说的话，综合与归纳起来看，其总体内涵如下：
首要目标——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与维护世界和平；
根本原则——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
基本准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
基本立场——立足于自己的实际，同第三世界各国广泛合作；
基本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