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保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最高准则——国家利益；
最终目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振兴中华民族。
——这些内涵散见在他的各种谈话和报告中，体现了他的和平外交战略的总体精神或总的方针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
二、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的基本构架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步探索、逐步推广出来的，它一开始就牵涉到许多方面许多层次，纵横交错地随着改革开放的客观历史进程的迫切需要而不断地推出并使之愈来愈丰富，到如今，已形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体系，其基本构架可以这样概述（初探式的）——
（一）世界主题论——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首先是基于对世界形势的客观分析。他指出：“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1]战争的根源来自于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来的世界两极格局被打破，超级大国只剩下美国一个，而美国既想独霸世界，但又因正在衰退着的经济而力不从心，由此看来，“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2]而现在，由于“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3]他说这个和平力量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占世界人口3/4的第三世界，也包括了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还包括了美苏两国的人民。[4]因此，“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5]“战争是可以避免的。”[6]
进而，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第三世界和整个欧洲在下一个世纪50年里有一个可喜的发展，到那时候便“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7]邓小平特别地强调了“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8]“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大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9]“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0]“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11]邓小平的分析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方面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引起战争的力量（即战争的根源）与制止战争的力量（即和平的因素）的对比，前者正在衰落，后者正在发展壮大，从而得出准确的判断——战争可以避免，世界和平有希望；另一方面是从经济发展的视线来推论出和平力量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国的发展将对世界和平起重要作用的辩证性预言。
邓小平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分析人手，从而得出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进而提出了新时代世界主题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2]一句话，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发展问题，我们要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来发展自己，也只有发展了的中国才能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只有发展才能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没有和平便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便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和平与发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
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准确判断闪耀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光辉，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的推出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和平外交战略的根基
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体现了世界主题——和平与发展的根本原则：和平外交战略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否则便会失去主权与国格，失去和平的根本保证；中国的发展必须以对外开放为前提，否则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落后则必定要挨打、要被侵犯、被掠夺。
1.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周恩来一贯主张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的涵义有五个要点：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13]二是自力更生。中国的事情“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14]三是不当别国附庸。“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15]四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16]五是不当头、不称霸。“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17]邓小平赋予“独立自主”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性在于：一是和平外交战略的立足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8]二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根本保证。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20]三是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是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四化建设的首要前提。
2.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对外开放的内容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21]这主要指同他们做生意、搞技术合作、合资经营、技术改造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22]总之，“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23]
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吸收和利用外资和外国智力，引进先进技术，借鉴和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在于：（1）“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24]
（2）“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25]（3）发展了的中国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对外开放的社会性质：“开放伤害不了我们”，[26]“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因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无论怎么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不会是资本主义”。[27]总之，对外开放不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28]对外开放的意义在于：“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29]
对外开放的方式：一是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岛的特区建设和发展的经验证明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30]二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31]就像“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32]一样。三是在大陆各地有条件的地方可搞“三资”企业。“‘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33]对外开放的原则：一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34]二是要“共同承担”风险，“不必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35]三是“要小心谨慎”，[36]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37]
对外开放的实践成就：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对外开放经过15年的实践，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38]
从1980年起，我国先后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总面积达34713平方公里；从1984年起国务院先后批准了14个对外开放城市，并在其中逐步兴办了32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1990年6月国务院又批准了上海市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1985年起，我国又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等一些沿海市、县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共包含41个省辖市、218个县（市），从南到北连线成片；1992年初，又开放了6个长江沿岸城市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到1993年止，已成立了52个高新技术开发区、13个保税区，开放了34个口岸，形成了东北、西北、西南的边境贸易合作区，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包括900多个市县的沿海、沿江、周边和内陆地区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
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地向深广拓展，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招商引资，到商业零售企业，外币经营业务，金融保险、旅游、房地产、饮食业等行业开放试点和逐步铺开。
在外贸体制上进行了大胆创新的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政企分开、承包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的各阶段；重点改革了进口管理体制，降低了3，371种进口产品的关税，取消了进口调节税；到1993年末，在我国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达17.5万个，实际上总共利用外资641.99亿美元。到1993年止，我国已与世界上22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到195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左右，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3.2％，排行第11位；我国的境外企业已达4，479家，中方总投资51，54亿美元；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已拓展到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签订各类劳务承包合同4.1万多份，合同金额30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突破170亿美元，派出承包劳务人员达67万人次。
（上述统计数截止期为1993年底。）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结论是整个对外开放思想体系的基石。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中国和中华民族正在全方位地进入国际社会和世界体系，在国际上采取了日益广泛的全面的互利合作态度，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对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正如世界银行所评论的，中国在生活水准提高的速度和规模上，是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国前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文章，称中国的改革将重新塑造整个世界。我国16年来对外开放的成就证明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是符合现时代中国国情的，因而是正确的、成功的。中国的发展必然对促进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起重大作用并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稳定国际国内局势——为争取世界和平所采取的战略
1.“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实施及意义“一国两制”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12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港、澳、台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补充大陆经济，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早在50—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就曾多次表明要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周恩来曾提出过国共两党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问题，毛泽东也曾提出过如果和平统一祖国，台湾“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同大陆通商，但互不派特务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多次表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行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地区政务仍旧归蒋介石领导，共产党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由此可见，两种制度在统一的中国内同时并存的思想已具雏形。从1958年的炮击金门事件起，到1963年初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有关台湾回归祖国的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39]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的努力，由于国内外各种主客观原因，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已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播好了种子，开对了路子，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一国两制”的思想是邓小平于1978年底开始酝酿，到1983年夏基本形成的。1978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40]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发表的演说中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41]后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美籍华人学者杨力宇等多次谈话中一再阐述有关的思想，强调要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既要使台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要使台湾拥有充分的自治权，因而为了统一，可以保留制度上的不同。
邓小平首次使用“一国两制”的概念是在1982年1月接见海外朋友时，他说1981年9月底由叶剑英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42]到1983年6月下旬，邓小平将“九条方针”归纳为“六点办法”，即：“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43]“一国两制”的构想被运用到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引起了国际上很好的反应。从1982年9月起，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到1984年夏，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干部，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44]他一再强调，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段，而完全是从实际出发，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他再三声明：10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同时他也再三保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50年不变。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从而真正达到祖国和平统一的目的。他说：“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45]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指导下，中英、中葡三国政府分别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签署了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两个联合声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分别通过了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至此，“一国两制”构想得到了法律保障，迈出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关键性的第一步，并且得到了世界舆论的认可，同时也达到了稳定人心、稳定世界局势的良好效应。
总而言之，“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现时代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最佳方案，其前提是祖国统一，其主体仍是社会主义制度。它对台湾而言是国共两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第三次合作，属于中国内政问题，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对于香港、澳门则是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结束外国殖民统治，涉及到中外关系的问题，符合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和平共处原则。
“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不仅是邓小平的伟大创举，更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理论意义不仅在于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路线，创造性地把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原则用以解决国家内部事务，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特色的一个内容，而且还在于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关于国家的管理职能的理论；它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可以避免武力冲突，有利于人心稳定和世界局势的稳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环境，而且还在于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来一心一意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则在于为国际上许多历史遗留的争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线索，”[46]并创设了实际操作的“范例，”[47]成为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中最富魅力的新篇章，这将对当代世界格局的发展前途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意义。
2.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邓小平在1984年2月22日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即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如：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办法，“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48]否则难免会爆发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这类的方式。为的是既能向人民交代，使局势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为了抓紧时间搞建设，“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49]“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
[50]为的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51]因为“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52]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53]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是继“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又一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好战略，深刻体现了邓小平的务实精神，这样做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议时间，集中时间和人力物力办更多的实事，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既不互相伤害，又能互相得利，从总体上是符合有争端的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的，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良策。搁置争议不等于不要解决问题，而是在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暂时搁置争议，把它“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54]
3.解决双边及近邻关系在解决双边及近邻关系的问题上，邓小平除了提出“共同开发”的战略外，还着重对中印、中越、中苏、中日等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中印关系
邓小平在1982年10月22日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说：“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人口最多，加起来有十七亿，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在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合作得很好。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所公认。”[55]
邓小平认为中印两国不存在谁威胁谁的问题，只是一个边界问题，对此，“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56]用“一揽子解决”[57]的办法，互相做一些让步，采取一些合情合理的方式，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
[58]这里体现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指导思想，即搁置争议，发展合作。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进一步指出：“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59]“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60]
邓小平把中印关系同发展合作紧密联系起来，他强调要“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61]要明了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62]“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63]他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是关系到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和世界局势稳定的大问题。
中苏关系
早在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就说过，要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同苏联发展关系，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64]到了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65]邓小平进而总结了中苏两党在50年代未60年代前半期的激烈争论，他指出，经过实践检验后，证明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从历史上来看，从鸦片战争起沙俄就是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66]十月革命后，苏联还于1929年占去了中国的黑瞎子岛，那是在斯大林时期，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条约，承认了二战后美、英、苏在雅尔塔签订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定中所规定的内容。[67]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但如今，“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68]在此，邓小平采取的是尊重历史客观实际和现实情况的态度，表示要合情合理地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这是符合科学的态度与求实的精神的。
邓小平接着叙述了在60年代，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上不断加强军事设施、增加军队和导弹威胁中国的事实。邓小平一方面承认当时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中，我们当时说的话也并不是都对，另方面又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69]
邓小平一分为二地分析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强调对这些问题要“一风吹”，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70]他建议，从今以后在发展交往方面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71]由此调整了中苏的紧张关系，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在外交上“已经做成的事情”之一。[72]
中日关系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73]他指出：“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我们欢迎贵国的大中小企业加强同我们的合作。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对他们做一点工作，劝他们看得远一点。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日本需要的东西。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74]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表扬了“日本企业界对发展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抱积极态度，是一种有战略眼光的决策”。[75]
1987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宇都宫德马等人时说：“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日本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也是愿意中日友好的。”[76]中国人
担心的只是日本的极少数人的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不仅要批评、揭露这种倾向，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不断地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要真正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成为事实。
后来，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也指出过，日本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得利最多的两个国家之一，“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租界。”[77]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中国因此死了几千万人。所以，日本欠中国的历史帐是最多的。抗战胜利后，我们收复了所有被日本侵占的地方。悬案只是一个钓鱼岛，但那是一个没有人烟的小岛。对此岛的主权问题可以先挂起来，目前可先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对中日关系的调整也是邓小平自己承认的他在外交上“已经做成的事情”之一。[78]
4.改善与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当今世界各种国际关系中最令人瞩目的关键纽结之一。中美关系几十年来风雨不停，虽然于1979年跨越了鸿沟，但一直在峰谷之间动荡不安。中美关系若处理得好，将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对全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早在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就强调要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总政策下，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当时“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有实际进展”。[79]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指出：“中美关系也有个障得，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80]对这个问题，美国历来是介入的。早在50年代，麦克阿瑟和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81]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卡特执政后期，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障碍。邓小平由此引发出希望当权的里根总统能在中国统一的问题上有所作为，如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以便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82]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83]因为美国处于强者地位，中国处于弱者、受害者的地位，中美关系从我建国伊始到1972年的23年间，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是由尼克松担任美总统时改变了这个状况的。此后至今，中美关系的发展逐步建立了一个好的基础，即“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84]
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85]“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86]因此，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要互相尊重对方，互相照顾对方，双方都让点儿步，总要找到好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对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邓小平自己承认的他在外交上“已经做成的事情”之一。[87]他把中美关系的发展看成是稳定世界局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把中美关系的发展放在全球战略的高度，强调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是各国的国家利益，[88]因而必须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原则的基础上，也考虑到对方利益，互相尊重与让步，这就体现了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中欧关系
在对外开放方面，邓小平强调要发展中欧贸易关系。早在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就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这是一个战略问题。”[89]1985年4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进一步指出：“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应占相应的份额。在外贸上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转让，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第二个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现在欧洲在我们外贸中所占的比例不大，..我们一直在考虑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是作为一项政策来考虑的。希望欧洲的企业界为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创造条件。”[90]
在对和平力量的估计上，邓小平认为：“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91]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他们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因此整个欧洲必须联合、强大、发展，才能抵御战争。欧洲在技术上比我们开放，“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92]由此可见，邓小平已把搞好中欧关系上升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高度，把中欧关系的发展看成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因此，他强调发展中欧关系是我们的新方针。
5.军队建设从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出发，邓小平强调军队建设需要做到两点：一是裁军。“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93]
二是军队装备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国防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之一，但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要忍耐几年，到本世纪末，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94]在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发展经济与加强军队装备的关系，同时强调了自力更生搞好军队装备建设的思想。
6.稳定国内局势，促进和平与发展“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95]在稳定国际局势的同时，邓小平更注重稳定国内局势，因为这是稳定国际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邓小平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在对西藏的政策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要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着眼于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96]
二是在乎息国内动乱中，邓小平竭力阻止内战发生，防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97]他在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98]在邓小平的英明领导下，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地平息了国内动乱，使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步伐走上稳步发展的正常轨道。
三是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动乱之时，邓小平充满信心地向世人宣布：“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99]同时，他强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00]即稳住国内局势，脚踏实地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和平与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01]
1.和平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从政治角度来说，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是和平问题，因而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新规范。对此，邓小平的论述着重体现在5个方面：
一是国际关系的准则。“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102]我们要“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103]二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104]早在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就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谈判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需要讲信用，说话算数。只有在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的情况下，中国才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方式。也就是说，和平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佳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采取武力方式。
三是同一切和平力量合作。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105]“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有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加强合作。”[106]合作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要实行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107]“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108]“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109]
四是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10]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强调：“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111]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这是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唯一出路，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煽动别国内乱。“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112]对于中日关系、中苏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一再声明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13]重点要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对过去的事情不讲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历史帐讲完了就要“一风吹，一切向前看”，[114]过去的事就结束了，而开辟未来则重在“多做实事，少说空话。”[115]
五是正确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指出：“任何大党或者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116]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进一步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117]这一原则即是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根据邓小平在1980年5月的有关指示精神而概括的：“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18]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再三强调：发展两党两国关系，对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而关键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别国的做法，更不能丢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优越性。[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