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邓小平不仅经常强调和平环境是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和国际机遇，而且经常强调“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20]邓小平认为，在国际形势从旧的两极格局解体向新的多极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中国算一极”，[121]而且中国是一个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东方大国，正如“亚太世纪”[122]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一样，世界的长久和平与发展没有中国的长久稳定和发展也是不行的。“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123]因此，中国绝不当头，永不称霸，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人民一边，“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124]“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菏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125]2.发展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从经济角度来说，带有圭球性战略的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邓小平认为：“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126]
一是要开展南北对话。邓小平在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北方的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127]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进一步指出：“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128]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与再发展就要受到限制。很难说12亿人口的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30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129]可见，南北对话的关键在于，北方的发达国家要拿出钱来帮助南方的贫困落后国家发展经济，才能更好地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130]
二是要开展南南合作。“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131]“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132]
三是中国的发展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如果想在世界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前提是快速发展高科技领域。对此，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33]
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重要支柱。”[134]“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关系民族振兴的大事。”[135]
改革开放16年来，中国的科技领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而加速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华大地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腾飞，中国对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国际局势正起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我们将继续努力“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6]“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元。..它意味着到本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37]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她的持续稳定发展无疑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中国。
三、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的意义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战略主要是通过政治的形式，决策的形式，制定政策的形式，以及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分析与看法等方式表达的，其特点是：简明、明确、包容性大、针对性强、内涵丰富深刻。其深远的意义如下：
历史意义：邓小平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不仅着眼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以其宽广有思想视野回答了一系列当今世界的国际性的、长远的、全局的战略问题。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发展与稳定、“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等重大国际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和如何解决，都将对当今世界乃至人类文明的现在与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
理论意义：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仅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而且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理论上表现出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实践意义：邓小平作为一个以务实而著称于世的中国领导人，他的和平外交战略已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思想，尤其成为我国正确处理外交关系，参与国际事务，包括在经济上、文化上等全方位的国际交往与合作等等的行为准则。16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的正确性。随着历史的前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和平外交战略将显示出更灿烂的光彩，它的价值将会更充分地展示出来。
（作者是联合国世界和平工作中国研究院中美文化研究所所长）
注释：..
[1][8][9][10][11][12][1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105页。[2][3][4][5][9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7页。[6][7][9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13][14][15][18][19][34][3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17][10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20][8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21][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页。[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25][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2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页。[29][3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0页。[3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31][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3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3页。[38]《中国改革开放十五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217—246页。[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5年第2期，第3页。[40]《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04页。[41]《人民日报》1970年2月1日。[42]《瞭望》周刊海外版，1987年3月30日。[4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页。[4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45][4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8页。[4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0页。[48][4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页。[50][51][5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0页。[53][5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7—88页。[55][56][5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页。[58][126][13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20页。[5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页。[60][61][62][63][101][108][1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64][79][105][10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6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66][6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3页。[68][69][71][72][78][87][113][1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295页。[7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73][7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3页。[75][1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6页。[7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0页。[7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3页。[80][8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9页。[8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0页。[83][8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3页。[85][8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页。[8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页。[9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9页。[9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页[94][107][124][1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8—129页。[9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9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7页。[9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9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285页。[99][10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10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3页。[10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4页。[10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9页。[110][128][1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11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页。[114][1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257页。[1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1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1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6—407页。[1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1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127][1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6页。[1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9页。[134]《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6页。[135]同上书，第16—17页。[13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137]同上书，第57页。
邓小平与打开中美经贸关系新局面的进程
宫力
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把发展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放在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不仅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铸了一个新的支点。他在打开中美经贸关系新局面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以及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娴熟本领，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起源于1972年，当时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刚刚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中美关系有所缓和。逐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开始提上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中美上海公报曾明确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1]在此之后，中美经贸关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由于中美关系尚未全面正常化，发展中美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再加上中国国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对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性还缺乏认识，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一直增长不快，直至1978年底，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还不足10亿美元，这与两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是极不相称的，随着邓小平奇迹般的第三次复出，改变这种局面的历史重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肩上。
1978年12月，在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的亲自拍板下，中美两国政府排除障碍同时公布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在这一时刻宣布建交。固然有对付当时苏联威胁的因素在起作用，但除此之外，经济战略方面的考虑也是不应忽视的，从中国方面来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需要学习和借鉴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并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几乎是同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979年1月31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对美国广播电视界谈到他访问美国的三个使命时曾经指出其中有一项就是要“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2]邓小平还说：“我们期望发展我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关系能有广阔的前景。”[3]这番话说明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同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之间的确有一种有机的联系。从美国方面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积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的情况下，美国也有意通过两国关系正常化来推动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这样中美建交伊始，双方开始为克服发展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为早日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艰辛的努力。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在谈到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邓小平指出：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问题如能解决，障碍就减少了。
随后，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国事访问，邓小平访美的目的除了同卡特总统就紧迫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之外，就是要全面推进中美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中美建交“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今天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于双方都有好处”。[4]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走；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的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互派和互设总领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双方将就此进行商谈，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它们是中美之间30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对政府的协定，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还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这番话点明了最惠国待遇问题是发展中美贸易急待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
1979年2月24日至3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中美双方从3月初开始进行贸易谈判，但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有分歧。国务卿万斯等人主张对中国和苏联应“一视同仁”，谨慎从事，两头都要照顾，都应该给予最惠国待遇。万斯等人的这种想法显然是怕得罪苏联，但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当时在动乱的伊朗煽动反美并支持越南在东南亚扩张，因此，参议院必将拒绝给苏联以最惠国待遇，这样一来也将殃及中国，因此应分别解决。1979年4月，为了防止中美关系倒退，布热津斯基一再向卡特总统进言，必须对中国采取广泛的主动，特别应在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5]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于1979年5月6日至15日率团访华，再一次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实质性问题，在开始谈判时，双方存在着不少分歧，但通过共同的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于5月14日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在克雷普斯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还正式签署了30年前遗留下来的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和互办贸易展览的协议；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大气、海洋和渔业、计量和标准、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等四项科技合作议定书；两国有关人员就海运和航空协定进行卓有成效的讨论，为签订这两项协定作了必要的准备；两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也开始了有益的接触。克雷普斯到达北京时曾说，她这次来访的目的是：发展美中经济关系，扩大两国科技合作和建立两国企业管理专家之间的联系。现在这位美国部长的访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于5月10日会见了克雷普斯部长，并就进一步扩大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要为保持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势头作出努力。
二
随着中美贸易协定的草签，最终解决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几年来，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方面，中国的逆差越来越大，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势必影响两国贸易发展的势头。而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既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时也利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一问题已引起了中美两国政府的注意。
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3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双方将在关税、手续税费用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商号、公司等贸易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领土内的对方的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协商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等。这是一个重要进展。
然而好事多磨，中美刚刚签订贸易协定，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就主张把这个协定推迟到美国同苏联关系走上正轨时再提交国会批准，以免中美苏三角关系失衡。这种把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美国对苏关系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争论，美国政府中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在苏联拒绝对苏联的移民入境作出保证之后，推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简直就是因为苏联顽固而去惩罚中国。这是不公平的。卡特总统经过慎重考虑于7月27日决定，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参议院一有进展便采取行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他还接受蒙代尔副总统的建议，即在各种双边问题上都把中国与苏联明确区分开来。随后，经蒙代尔亲自向万斯国务卿呼吁，万斯应允宣布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并允诺在1979年底以前建议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蒙代尔在1979年8月访华时，将这一基本决定告诉了中国方面。
此时，中国政府也在关注着这一问题的进展。1979年8月24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正在访华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提到了这一问题。事后杰克逊在北京对报界说，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推迟批准中美贸易协定，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1979年10月22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美国，同美方进一步商讨中美贸易协定和纺织品输美定额问题。10月23日，美国总统卡特终于将中美贸易协定送交国会，签署了一项公告，指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国有资格获得最惠国待遇。同一天，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卡特总统正式宣布，中美贸易协定已提交美国国会要求批准，她还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贸易关系协定包括双边贸易的条款，其中也有为两国进出口贸易提供不歧视的互惠待遇，即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第二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74票对8票和294票对88票批准了中美贸易协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厄尔曼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美中关系的转折点。
1980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互换照会，确认各自已经完成的必要的法律手续，从而使中美贸易协定即日起开始生效。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对来自或输出至对方的产品应相应给予最惠国待遇。协定有效期为3年。协定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如未在有效期满前至少30天将终止协定的意愿通知对方，则本协定有效期延长3年。此后仍可依此方法延长。
中美贸易协定的签定和正式生效，中美之间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之后，中美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1980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40亿8千多万美元。相当于中美建交前1978年的4倍多。其中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为38亿3千多万美元。输入产品主要以农产品为主，包括谷物、棉花、大豆，此外还有合成纤维、化工产品等；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额为9亿8千万美元。输出产品主要是纺织品、矿物原料等。这种状况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经济需求所决定的。当时中国的农业经过10年“文革”尚未恢复元气。需要进口一些农产品以解燃眉之急；而美国自60年代后期纺织业逐渐萎缩，不得不从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等地大量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纺织品打入美国之后立即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中美两国政府及其官员对于中美贸易的发展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8月31日至9月2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率领中国机器制造业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长达四周的考察活动。在此期间，薄一波以副总理身份主持了9月12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开幕式，并以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方主席的身份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9月16日至1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9月17日，薄一波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在白宫玫瑰园正式签署了中美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议和领事条约。
这三项协定和一个条约的签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航协定将使中美两国之间结束30多年来没有例行定期直航班机的历史；海运协定将使美国的港口向中国的商船开放，而美国船只也将能够进入中国的停靠港口，从而进一步增加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商业机会；纺织品协议将使中国的纺织品更加有秩序地在美国推销，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也有利于美国的零售商和消费者；领事条约阐明了领事官员为两国公民提供服务的职责，将确保在对方国土上的本国公民的权益。以上的这些协定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经过非常艰辛的共同努力才得到的，它们将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
三
在中美贸易协定签定和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又把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聚焦点转向技术转让问题，这是中美之间的又一个棘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事关大局的关键性问题。
美国在对华技术转让问题上曾一度实行严格的限制，中美建交之后美方在此问题上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美国商务部于1980年4月把对中国出口从“Y”类调整为“P”类），但步子迈得不大。为了取得美国的先进技术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动力，邓小平利用多种场合对美国朝野做工作，敦促美方在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1982年9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象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我同黑格谈过，他也感到惊奇。就连联合国帮助我们普查人口的电子计算机也谈了好几年，拖到去年才最后批准。美国过去长期把中国放在‘Y’组，26个字母，是倒数第二个。以后稍微改了一下（改成‘P’组）。邓小平认为，这种滞后的状况应尽快改变。
在中国领导人的一再要求和敦促下，美国作出了回应。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改为“V”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这是一重要的步骤。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吹风”。1983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表示，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但松动到什么程度，也还要看。邓小平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
在此之后，美国方面逐步放宽了高级技术对华出口限制，由此促进了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其中高级技术的对华销售额比重有了较大的增长。而这对于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1984年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兴趣。中美之间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到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大关，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外国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已累计达630个，协议金额34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14％。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和文化、教育、新闻以及军事交流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中美经济贸易的蓬勃发展成为支撑中美关系大厦的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支点。中国方面把吸收美国的资金技术看成是实现现代化的大局，美国则把开拓中国市场看作是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目标。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相需求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以后，虽然中美关系磕磕绊绊，但两国间的贸易却是以每年20.7％的速度增长，1994年，两国的贸易额已高达354.3亿美元，美国在华企业已达1.2万个，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随着近年来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经济优先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对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
[1]《中美关系资料选编》（冬梅编），时事出版社11982年版，第7页。[2][3]《世界知识》杂志，1979年第5期。
[4]《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5]布热律斯基：《实力与原则》（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74D—742页
邓小平的时代观、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
冷溶
对时代的判定和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判定，是理论提出的基础，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因此，时代问题应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之一。列宁首先正确回答了时代问题，才提出俄国革命一系列理论，创立了列宁主义；毛泽东也是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是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时代特征的结果，党的十四大报告在阐述这一理论形成原因时，首先指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行了充分讨论，但对时代的研究、主要是对时代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关系的研究显得不够，往往把它等同于外交政策，习惯于按照“先内政后外交”的顺序，把这个问题放在后面来阐述。阐述的位置或许并不重要，关键要把它的理论意义，突出地强调出来。
时代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难点，是列宁的时代观与邓小平的时代观的继承发展关系。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在逻辑上就不彻底。这里引用过去不被人注意的邓小平的一段话，或许能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启示。
这段话刊登在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一文中。邓小平针对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观点，指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1]这段话说明，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在60年代前、70年代、80年代都不同。60年代前，我们按意识形态的不同，将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都分别属于这两大阵营。70年代，我们按照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把世界上国家分为三个部分。80年代后，我们发展了三个世界理论，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发展是核心问题的新理论。
下面着重谈谈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思想的形成过程。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两个转变”的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完整提法，是在80年中期才形成的。这是根据世界形势的客观变化得出的科学结论。
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战争与和平的形势虽时紧时缓，但总的来说是趋于紧张的。而在70年代未、80年代初，世界正处在最紧张的状态中，是两霸争夺世界最激烈的时期。苏联入侵阿富汗，策动越南入侵柬埔寨，都发生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估计到，80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80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2]我们内部甚至估计，两霸战争布局在80年代中期完成，因此那时候可能爆发世界战争。我们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就是要破坏两霸、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推迟战争爆发，使我们赢得长一点和平时间，集中精力搞建设。
我们在强调战争危险的同时也看到，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美苏两霸的战略布局进行得很不顺利，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使世界向着和平方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3]而后来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出人预料的变化。苏联的内外政策发生重大改变，苏联“南下战略”的受挫，与美国长期军备竞赛使经济上终于支撑不住，国际上和平力量的反对，国内改革要求的加强，都使苏联不得不改变其对外政策。这一改变的迹象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1982年已出现。当时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苏联有变化。以后经过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到戈尔巴乔夫，这一变化愈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关系开始缓和，整个世界局势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总趋势。也就是在这时，我们开始逐渐改变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即“两个转变”的第一个转变。比如，邓小平同志1982年8月21日会见德奎利亚尔时强调：“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4]再如，改变了对裁军谈判的态度，明确表示“我们是赞成谈判的”。[5]
随着美苏关系的变化，中美、中苏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开始了“两个转变”的第二个转变。
基于对苏共同的战略考虑，中美自70年代形成一种“一条线”的关系。1979年初中美建交，但此后却长期处于冷淡状态。其原因，主要是美国认为中国为对付苏联威胁而有求于美国，因此，即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冒犯中国，中国也会吞下去。中美刚一建交，卡特政府就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西方的一些国家也持这种看法。向来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中国政府，对此相应采取强硬态度。邓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6]
中美关系冷淡，中苏关系却开始缓和。从1982年起中苏恢复了副外长级谈判，两国也逐渐加强了经济文化交往。以后，根据苏联的变化，邓小平提出中苏间的三大障碍可以从一个问题上开始，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改变了三大障碍一个不解决，中苏关系就不可能解决的态度，表现了灵活性。
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我们特别强调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政策。1982年9月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突出地谈到这个问题，同年中央作出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决定，邓小平说：“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7]他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8]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在1984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讲得更具体，他说：美国总想与中国搞战略关系，不是过去没搞过。毛主席的时候搞过，但现在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包括美国。现在决不能与美国搞战略关系，我们既不与苏联搞，也不与美国搞，我们是独立自主。对美我们总保持批评态度。裁军我们讲两个，不但苏联裁，美国也要裁。美国也搞霸权主义，不光苏联搞。
这里要说明，独立自主是我们一贯的外交方针。邓小平说：“不仅今天如此，建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就是如此。”
[9]在“一条线”时，我们也是坚持独立自主的。美苏关系，中美、中苏关系的变化，使人们从1982年起对整个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外交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1984年至1995年，这一认识趋于成熟。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是两个“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问题的思想。1985年3月4日，他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概念。同年6月4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的思想。他在这一年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说，你们1982年来时我们还没有转变，现在完成了这个转变。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对外政策的正式提法，由“和平的外交政策”改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独立自主”和“和平”这两方面内容，这个提法一直沿用至今。
邓小平在阐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时，指出：“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判断。发展是核心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的本质，应着重强调。
发展问题由来已久，它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相伴随。第三世界原来多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二战后，它们先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以后，经济斗争成为主要问题，这场斗争在70年代有了重大进展，1974年召开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在这次会议上，阿尔及利亚等国针对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制订的援助不发达国家两个十年计划均已失败，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世界经济秩序极不合理的状况，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邓小平同志在那次会议上作了系统阐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著名讲演。人们也许忘记他讲演中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他说他当时“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可见邓小平同志很早就关注这个问题。
发展问题过去与东西方之间紧张的冷战关系交织在一起，为战争与和平的突出矛盾所掩盖，而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东西方关系的逐渐缓和，战争危险减弱，发展问题突出出来，成为世界的核心问题。当今世界上出现的许多矛盾、冲突的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它已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是决定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我所以提出注意“发展是核心”的思想，正因为东西矛盾与南北矛盾实际上长期存在，只是重点发生了变化，不强调这一点就不能反映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的本质，也不能正确把握当今世界变化的关键。
基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里简要概括邓小平的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10]邓小平同志认为，发展问题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因为发达国家面临一个再发展问题，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再发展也解决不了。
第二，解决发展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加强南北对话。双方要互相沟通。北方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南方发展中国家也应积极与发达国家建立联系，邓小平同志就要求我国要“加强同欧洲的联系”，注意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
第三，第三世界的发展关键靠自己的努力，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邓小平同志说：“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
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11]他强调：“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12]他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包括三个大方面，强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放。他在1984年10月31日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思想时就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