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关于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和“不当头”的观点。
邓小平在1978年5月7日的谈话中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将来中国发展了，“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13]1979年3月30日他又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14]他在1986年4月4日又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15]1989年10月26日他进一步提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16]这里，邓小平将坚持和平与坚持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社会主义必须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本来是和平的象征。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建立了“和平、民主、富强”的形象，但后来这一形象被破坏了。这与苏联等国家长期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有关。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确实批判过“和平的社会主义”，对导师观点的片面理解，使我们不愿意过多强调和平。长期严峻的国际形势，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和颠覆企图，也谈不上和平，加上我们自己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认识，都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是否要强调和平这一点的认识发生扭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这不仅包括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要改革，也包括强调坚持和平，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应该指出，毛泽东也是一贯主张和平政策的，但是把坚持和平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邓小平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是否坚持和平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是重新正确认识、并有重大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内容。
与“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相联系，是邓小平同志永不称霸，决不当头的思想。人们已知道，邓小平在1990年12月24日与几位中央同志谈话提出了“不当头”的观点。但从新发现的材料看，邓小平在1982年8月21日谈话中就已经提出。他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不能当头头。“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17]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得更早，在70年代中期阐述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时就已提出，可见，这一观点并非是在两极格局解体后的形势下的一时的策略考虑，而是邓小平同志处理国际事务一贯坚持的原则主场，，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必然要求。
（作者是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组长、研究员）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2][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4][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7][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页。[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10][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2页。[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8页。[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329页。[1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6页。
邓小平国际局势策略思想研究
周春元
一、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对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策略指导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诞生45周年了。它面对的外部环境是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时期，新旧世界格局正在调整交替，国际社会各种力量正在重新组合，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出现大的曲折，其变化之大，影响之深，出人预料，引起各国政府、政党和人民的普遍关注。
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环境里，中国现在和今后怎么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要采取什么对策？中国人民应有怎样的思想准备？这是全国上下日夜都思考的大问题。
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为十二亿中国人民沿着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导航。他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高瞻远瞩，提出了一个对国际局势的策略指导思想，为我国制定对外方针政策奠定了可靠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正确看待国际局势的这一策略指导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1]这3句话，12个字，是有政治涵义的，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朴实语言表达了一条有完整内容的策略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待国际局势和参与国际事务活动的一个指导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要把握时机，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坚持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经济，加强社会稳定，就应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和应用邓小平同志这一光辉策略思想的指导方针。今天，我们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战略思想，就不能不研究邓小平关于国际局势这一有战略意义的策略指导思想。
二、冷静观察是认识国际局势的正确途径和起脚点
所谓冷静观察，是指头脑清醒地观察国际局势。就是说，我们不是头脑发热、感情用事地观察国际局势。观察国际局势之所以要冷静，是因为只有头脑冷静，才能正确观察国际局势，从而防止得出不正确的结论，避免导致错误而有害的行动。
我们知道，国际局势的各种现象和各种力量是错综复杂的，变化和发展是互相制约的，有些现象和本质又不易分清和识破，对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也很难一时分辨，特别是对一些国际活动的突发事件又难定性质，难识真伪，甚至有的具有进步和消极的两重性。在这种情况下，不经过冷静观察，就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明确主流和支流，分清敌人和朋友，找出有利和不利因素。所以，冷静观察是深入了解国际局势的必要途径和起脚点。邓小平同志讲到观察国际局势时坚定地指出：“要冷静、冷静、再冷静。”[2]当然，遇到问题要冷静，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容易做到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特别是其领导核心是完全需要和应该做到的。冷静既是观察国际局势的正确途径和起脚点，又是正确认识国际局势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能冷静观察了，就有可能进一步做到善于观察，即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和本质地观察。
第一，在冷静的条件下观察国际局势，就要全面地观察，全面观察就要放眼于大局，要始终把握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3]的战略思想，尽管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局势复杂，我们仍要把握当代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力争长期保持和不失时机地利用对于我国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以尽快地发展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第二，在冷静的条件下观察国际局势，就要联系地观察。联系地观察就要立足于国内，分析中国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关系，始终坚持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把维护祖国独立、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坚定地捍卫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邓小平同志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4]“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5]“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6]
第三，在冷静的条件下观察国际局势，就要发展地观察。发展地观察就要着眼未来，要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不为暂时的挫折所困惑，不为某些假象所迷惑，特别是不能把当前国际局势中的一切都看成漆黑一团，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光明。失掉信心，就失掉目标，就失掉一切。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
[7]第四，在冷静的条件下观察国际局势，就要本质地观察。本质地观窍就要抓住根本，分清敌、友、我的相互关系，顶住帝国主义的霸权势力和以武力相威胁的强权政治，它们的根本目的就是企图达到统治全世界，它们在国际上破坏世界和平、损害世界发展以及干涉别国内政的侵犯别国主权的一举一动，都是和它们的根本目的分不开的。它们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引诱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甚至利用煽动内乱的手段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目的也就是企图变社会主义国家为资本主义国家，妄图实现统治全世界。因此，我们要认清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重责，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抓住根本，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把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进步事业和正义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中国人民的战略利益所在，也是世界人民的一致愿望和普遍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8]“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9]
三、稳住阵脚是把握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和立脚点
所谓稳住阵脚，在军事上指率领作战的人站在战斗队列的最前方要沉住气，临阵不慌，即压住阵脚；在政治上一般指在斗争中的领导力量，在领导革命和建设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要沉住气，勿轻举妄动，即稳往阵脚，也就是说，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受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局势动荡的影响，而继续坚持沿着既定的路线向前进，即所谓稳住阵脚。
能不能稳住阵脚，对于执政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是其领导核心，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稳住了阵脚，党和政府在国际局势动荡面前不受影响和干扰，站稳立场，团结一致，坚定地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在世界发展中作出贡献，在国际竞争和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稳不住阵脚，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面前，特别是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出现曲折面前，党和政府及其领导核心受到影响和干扰，惊慌失措，思想混乱，组织涣散，政治动摇，不坚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因此遭受挫折。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判断国际局势时指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10]又指出：“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
[11]“第二，中国人吓不倒。”[12]“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13]还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么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14]稳住阵脚，就要正确看待人们普遍关心的几个热点问题：
第一，国际局势有一个战争问题，对于世界大战，只要苏美两家打不起来，别人没条件打，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我们也不怕。”[15]
同时也要看到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世界各种矛盾在深入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有的地方已经和正在发生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冷静观察，而且要稳住阵脚，当然，我们也不能示弱。
第二、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过的动乱，它有主观和客观的多种原因，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当它们动乱的时候，中国经过冷静观察，稳住了阵脚，坚持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稳定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保障条件，没有这一条，乱了阵脚，社会不稳定，中国就不能实现发展翻两番的目标，就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就显示不出优越性。因此，在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条件下，首先是中国不要乱，要稳住阵脚，认真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搞上去。邓小平同志指出：“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16]又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17]“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18]
第三，国内局势和国际局势的关系问题。对国内局势一个根本要求就是稳定。没有稳定的国内环境，什么事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同志指出：“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
[19]为了稳定国内局势，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稳住阵脚，就要有全国人民的安定团结，首先是党的稳定，政府的稳定，特别是党政领导核心要稳定，这是关键。在现在就是要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加强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邓小平同志指出：“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20]“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需要。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21]“江泽民同志应该成为你们这个集体的核心。”[22]“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指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3]
第四，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稳住阵脚。对国际局势稳住阵脚，主要是要在政治上稳住阵脚，即在实践中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战略部署不更改，坚决实现目标不转向。但也要解决在思想上稳住阵脚，即要做到遇事不慌，心中有数，思想坚定，信心十足，钢铁意志，在精神上要顶住。
如果在思想上稳不住阵脚，在政治上稳住阵脚就不牢固，就不可靠，就没有思想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在思想上稳住阵脚更重要，更是不可缺少的。
当然，在政治上、思想上稳住阵脚，还需要在组织上稳住阵脚，需要组织上的团结统一来保证，特别是中央领导核心要团结，这样，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到全面稳住阵脚，齐心协力，行动一致才能巍然不动，泰然处之。
四、沉着应付是面对国际局势的应蛮对策和落脚点
所谓沉着应付，是指遇事要镇定而慎重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就是说，面对动荡的国际局势，要以冷静、稳住和沉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采取相应的对策和办法并付诸实施，慎重从事，即沉着应付。
沉着很重要，只有沉着才能实事求是地、有把握地、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对策和措施，应付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24]
在沉着应付的策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对外工作采取了多方面的对策，取得重大成就，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表现了中国对世界进步事业的贡献，我们在这方面的主要对策有：
第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和平和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国际局势动荡、剧变和战争的主要根源：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和对外政策是世界发展中国家贫穷和落后的主要原因。为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
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我们的原则立场是鲜明的，有目共睹的。但又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有时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在政治上实行必要的和容许的妥协。如经过和平协商达成有关协议，发表联合公报。表明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上采用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
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中国自己也不称霸。而且不称霸的承诺是算数的，是永远的。表明我们对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和维护国际正义事业充满信心。
第二，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大问题。我们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认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与国关系理应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对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威胁。我们主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合作关系的障碍，我们绝不把这些问题强加于人，也不允许别国把这些问题强加于中国。
我们也反对由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地操纵国际事务，利用各种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人权问题说到底是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内的事，我们坚决反对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我们的这个原则立场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不怕威胁，顶住制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第三，沉着应付的基本要求是把握时代的形势发展的国际机遇，争取利用国际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利用一切可能的有利条件和有利时机，解决国内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25]利用矛盾和把握时机，既是沉着应付的基本要求和主要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应有的领导艺术和指导才能。
在可以利用的国际时机中，有利的条件和因素主要是：国际大环境和周边小环境都对我们有利；第三世界国家和团结合作也对我们有利；西方世界内部矛盾可以利用；原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教训可以吸取；国际垄断势力与西方国家政府相配合，在经济上搞制裁、在人权上搞攻击、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制造统一中国的障碍，又能激起我们发奋图强，变坏事为好事。
第四，沉着应付的根本目的是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中国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任务，主要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国内的中心任务和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26]还指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必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要实现伟大而艰巨的改革开放和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但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关键中的关键，核心问题的核心，是把执政党的建设搞好。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实现肩负的历史重任，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对国际局势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策略指导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这三句话，是认识过程的三个环节，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紧密联系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对国际局势的策略指导思想。冷静观察是认识国际局势的正确途径和起脚点；稳住阵脚是把握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的立脚点；沉着应付是面对国际局势的应变对策和落脚点。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当代国际斗争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战略与策略科学的一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教研室主任、教授）
注释：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3][8][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4页。[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10][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9页。[11][12][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6—327页。[14][20][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8页。[15][16][17][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页。[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6页。[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关于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几个问题
顾德欣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使用“国际战略”的概念。所谓国际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较长时期和全局性的谋划。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提出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指出了未来年代的发展趋向，以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有助于我们全面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上去学习他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战略判断
1、对时代内容的判断
对时代内容的判断指对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过渡时期中特定阶段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判断。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类社会进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历史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逐渐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里，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世界人民面临的任务是什么？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十四大报告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从列宁到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世界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内容的基本判断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结论是：“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上述判断的依据是：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19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斗争实际，认为各国资产阶级在市场上斗争的同时总是联合起来对付各国无产阶级。这样，资产阶级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也是国际性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同时是国际性的。因此，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且会在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同时发生。
列宁根据新的斗争形势，突破过去革命理论的束缚，提出一国首先胜利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列宁设想一国胜利后迅速把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烧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把俄国革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和阶梯。
在列宁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继续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奋斗的国际战略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斗争形势的变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了新的判断，在8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指明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也指出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战略任务。
邓小平同志关于两大主题的论述揭示了当前世界战略力量的发展变化和特殊的斗争形式。这就是：我们处在世界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但又具有一定活力；社会主义有着无限生命力，但经济、政治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两大政治力量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难以根本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双方势必处在一个积聚力量、相持不下的统一体中，呈现出竞争共处
的和平状态。在这一状态下，超级大国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仍是战争的根源，但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世界战争是可以抑制的，而最终解决世界前途的问题，主要看在和平竞争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即看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在经济发展上赶上和超过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前途，到头来是看谁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看谁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邓小平同志在90年代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2]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全力以赴搞好经济建设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义务，只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下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东方，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邓小平同志在对特定历史阶段中心内容和战略任务作出判断的同时，还对当前国际形势作出具体判断。
（1）在较长时期内世界大战可以避免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3]以前总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这个判断，是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前提，邓小平同志划清了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的界限，并通过对两种力量矛盾运动的辩证考察，科学地预见到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发展趋势。他指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如果工作做得好，战争是可以延缓的。
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终结，小平同志的这个基本估计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原来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现在一个解体了，一个野心很大但力不从心。
（2）战略格局走向多极化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旧的格局在改变中，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4]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党的十四大报告根据这一精神，概括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多极化的主要特征是美国地位下降，其他各极力量有所增强，到90年代初，西欧与美国实力大体持平，日本经济实力为美国的2/3，日美经济实力的差距正在缩小。中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综合国力增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在成长为世界多极格局的重要一极，在新旧格局转换期，世界格局处于一超多强局面，多极化趋势加快，美国难以独霸世界。
（3）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总根源早在70年代未，邓小平同志就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两极格局解体后，邓小平同志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仍是当代战争的根源。冷战结束前，霸权主义主要指美苏两家，冷战结束后，主要指美国。美国侵犯别国主权，推行新干涉主义，导致世界、区域不断出现紧张局势。
由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世界依然存在战争危险。目前，这种威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大战不打，小战不断，局部战争和局部冲突频频发生；二是美国开始进行两个冷战，一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
（4）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上升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同志特别关注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他多次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复杂得多，乱得多，这种矛盾突出表现在发达国家之间。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美国得分不多，得分最多的是别人，美国又面临两大对手，日本敢向美国说“不”，德国也敢向美国说“不”。这很值得注意。近年来，日美、日欧在经济领域内的激烈争夺完全证明邓小平同志这一判断的正确性。这一判断的重大意义在于：
全面持续地观察国际形势，不能把发达国家看成铁板一块，不能把我国面临的形势，尤其是“六·四”后的国际形势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要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
充分利用西西矛盾，及时并善于把握实际存在着的机遇，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
1、独立自主原则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政治家一样，邓小平同志维护党和国家“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独立自主原则以新的内容。
邓小平同志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同时，特别看重中国发展道路上的独立自主和创新，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和国际斗争中的立足点。邓小平的探索是在中国原有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苏联模式的潜力已完全耗尽的情况下开始的，是在社会主义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严峻挑战、世界上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不能通过改革尽快摆脱传统体制的樊篱，走出一条既超越苏联模式又非全盘西化，既符合国情又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的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就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样的高度看待“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意义的。社会实践和历史进程证明：苏联在西方浪潮冲击下迷失方向，照搬资本主义道路，把国家的命运拴在西方大国身上，从而丧失了国家主权和独立，演出了亡党亡国的悲剧；中国由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广泛地发展了同西方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大胆借鉴、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又没有做它们的附庸，更未吞下它们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国家利益原则
1989年10月，在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重要谈话中明确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5]邓小平同志对尼克松说：“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6]
邓小平同志这段话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它揭示了国家关系的本质。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利益、国家政治利益。国家经济利益及国际社会中平等权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尽管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时要受该国领导人阶级立场、党派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最终是围绕国家利益运行的。因此，国家问关系归根到底是围绕国家主权运转的利益关系。
它阐明了处理国家利益关系的正确准则，即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当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更不能以某种意识形态因素为借口去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主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相互的、对等的，应当把维护本国利益同尊重对方利益结合起来。因而，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只能发展合作，不能搞对抗。
80年代未以来，邓小平同志针对党内思想动态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7]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只要在本世纪末最后十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他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在国际风浪中稳如泰山取得胜利的关键是继续毫不动摇地发展自己，继续集中精力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在5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后来以中印公报的形式正式提出，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1988年后邓小平同志曾在五次谈话中强调要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去处理国际问题。
他在强调这一原则时，突出两个思想。一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二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处理同大国的关系。
1989年10月，他在同国际友人谈话时说：“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年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8]翌年7月，他又说：“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9]
国际政治新秩序是由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12月同日本客人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与新秩序相对立的国际旧秩序的主要特征是以富掠贫，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国际新秩序核心是和平、公正、合理，它的实质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剥削。
另一个突出思想是正确处理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六·四”后，面对西方国家制裁、东欧剧变所带来的压力，邓小平同志分析说，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
[10]因此，中国具备同大国打交道的条件与可能。由于我们力量相对不够，需要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也有必要继续同大国打交道。因此，小平同志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如何处理同大国的关系，他提出一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11]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在此基础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进一步创造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国际条件。
4、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原则
邓小平同志指出：国际关系的历史不是看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应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这一原则是对国际关系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对我们进行国际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寻求国家利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维护本国社会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自己的重要职能，因而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在国家对外交往中，意识形态利益只是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被体现在各国的对外关系中。由于它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此，意识形态利益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国家关系不完全以意识形态定亲疏。
小平同志提出这一原则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利用美国的两面性，维护与发展中美关系。
美国对外政策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它要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将继续在人权、贸易、军售、台湾、西藏问题上对中国保持压力，本质上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强大。另一方面，它出于全球战略和实际经济利益的考虑，又不得不与中国打交道，以拓展在华市场，维持东亚稳定。
美国的这种两面性，为我们提供了在超越意识形态对抗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中美关系的可能性。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继续打交道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立的严峻性，应始终对美国保持应有的警惕。
5、党际关系原则
在如何发展与外国党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进入90年代后，这些原则突出地表现为一句话：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1990年3月，在苏联局势急剧变化，其内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迅速上升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2]
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13]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后来，他依据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特点和世界各国发展多样性的现实提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各国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别国只能尊重不能干涉，“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中”[14]
邓小平同志主张“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他把不搞争论看成是他的一个发明。不搞争论，决不是不分曲直不讲是非，而是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信社会进步的总趋势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搞争论，决不是不讲原则
随波逐流，而是有气魄容纳世界上的各种意见，有耐心等待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有决心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为中国自己负责，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是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职责，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国际义务。
6、睦邻友好原则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睦邻友好原则，主张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在我国周边，始终存在着不安定因素、热点或潜在的冲突危险。要消除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必须与相关的邻国协作配合，共同努力。因此，创造和维护与邻国和睦相处、友好合作、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希望世界和平、地区和平，特别希望同亚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成为较好的朋友，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