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作者：宫力【完结】
内容简介：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精髓在于，他把握住了国际形势的大局，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作出重大调整，在冷战尚未结束的时候就率先提出“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对此，吴建民评价说：“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认为，（我们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而小平对这个问题作了改变，他看到战后世界的变化，看到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政策做了调整，他最先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得出这个结论不得了，非常了不起，（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随着国内政策的调整，我们外交等一系列政策也随之调整。”
前言
总序
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理论及运作
八十年代中国调整对外方针的由来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一国两制”的构想
邓小平时当代中国外交形象的战略思考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初探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邓小平与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
邓小平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与实践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看俄罗斯
邓小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试论邓小平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战略思想与实践
新概念：“经济转型国家”引发的新思考
以发展经济贸易构筑中美关系的新支点
邓小平新时期外交思想论析
前言
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之托，我选编了这本《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本书共收录论文15篇，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对邓小平关于当代中国外交的战略思考及实践进行了探讨。其中大多数文章是作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的选编和统稿工作由宫力负责。对于入选论文，力求保持原貌，在此基础上，对一些标题和文字作了必要的修改。
本书在选编和定稿过程中，得到每个作者的大力支持；在出版过程中，得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宫力1996年6月10日于哈尔滨
总序
姜长斌 张文达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是激发我们写作《当代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丛书》的原动力。而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的出版，中国近几年的外交实践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更是我们编写工作的“加速器”。
令中国人民感到鼓舞的是，中国正在稳步地、不可逆转地步入世界强国之林。这种新形势，相应地要求大力提高国人的外交意识和国际意识水平。
世界科技革命浪潮的持续发展，高新信息手段的飞速进步，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联系，地球确实是“变小”了。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上的联合与分裂、纠纷与妥协、胁迫与对话的现象呈现出空前频仍的局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层出不穷的利益较量中加速推进。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似乎都在寻求各自的新位置、新发展、新方向。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对此，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中国要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第二，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更积极地、更高效地吸取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第三，中国要发展，还必须让世界更多地、更切实地了解中国，了解社会主义中国是真心诚意地希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了解中国坚决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目的，只是为了求得世界的安宁、公正与进步。
我们痛感到，在上述三个方面不论是国人还是世人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质，特别是对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方针和实践，都还了解得十分不够。反过来，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也亟待加强。
我们编写的本丛书的出发点可以用邓小平的三句话加以概括：（一）“我是一个中国人”；（二）“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三）“我是实事求是派”。我们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看待世界、研究世界的。具体他说，我们是站在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上研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全方位开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
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使中国的研究工作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历史重任。我们既反对妄自尊大，也反对妄自菲薄。我们有能力、有水平同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自由的交流，我们不但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我们还乐于博采众人之长，丰富自己的知识宝库。
我们这套丛书追求的目标，是向国人宣传、普及中国人的外交思想，使理论原则尽快转化为国人普遍的行为指导准则，使国人获得对世界的更确切、更系统的了解。我们同时追求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能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昭示国外学界，消除他们当中某些人对当代中国的误解与偏见，破除国际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的荒谬论调。
这套丛书的内容重点，完全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关系和对各国国际战略研究上面。我们也交代了一些历史背景，但那只是为了服务于“当代”送个主题。
我们这套丛书的读者对象是具有高等文化水平的干部、学生、涉外人员以及一切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国人；同时，我们也预期同国外人士开展更多的交流。我们真诚期待着专家、学者的批评与指导。
1996年11月
论邓小平的外交战略理论及运作
姜长斌
《邓小平文选》第3卷所收全部119篇文章中，有97篇谈到了中外关系和国际问题，73篇是同国际或境外人士的谈话，其余是国际问题专论。这些著述说明：第一，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和外交政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极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时代主题的概括和一系列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不是只对某些国家适用，而对另一些国家不适用。因为，它们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思想界对时代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世界政治经济矛盾的发展，进行精辟分析的结果，是覆盖“东西南北”的科学结论；第三，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已经奠定了牢靠的理论基础，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地研究它，在实践中运用它，发展它。
在我看来，邓小平的外交战略理论与运作可以概括为：以“和平与发展”为旗帜；以全方位改革开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霸反强权为支点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准则；其运作则是以中央决策层为核心，以智囊库和涉外执行机构为支撑，并有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实现机制。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中国国际战略的根本原则
“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代世界形势的主流，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和时代特征，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客观实际的科学认识的结果，是主观认识能力的集中反映。
这里，还特别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全新认识。
1920—1921年苏俄进军华沙失败和里加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对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开始了新的探索。但1924年斯大林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把时代特征重又概括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即通常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个概括一直被苏共承袭至80年代中期。它的核心是立足于打世界大战和暴力输出革命，并且统帅着苏联的一切内外政策。它僵化成教条主义以后的致命弱点是，完全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严重落后于世界变化了的实际。因此，二战以后，这条路线迅速蜕变成了大国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至上”的双色硬壳。
直至60年代未，中国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这条路线的影响。但从70年代初开始，中国逐步制订了“三个世界”理论和路线。作为国际战略，它突出的是中国的安全利益，甩掉了意识形态至上的包袱。到了80年代初，中国工作重心的彻底转移，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主义，并制订相适应的国际战略。我们发现：（一）世界大战，特别是核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二）中苏对立的程度也不如原先估计得那么严重，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三）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强劲的崛起势头，但它们的绝大多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它们仍陷于发展危机而不能自拔；（四）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与主要任务的全新认识，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正处于极其难得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关键时期。
这一系列的新思路，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里得到了反复的论述。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国际战略思想。
和平，是相对战争而言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危及中国和平建设的大战、世界大战、核战争打不起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一开始，只是提“不是不可避免”，后来提“十年打不起来”、“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再后来提“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当然，大战打不起来，不是消极的、静止的，讲的只是可能和机遇，起决定作用的，是要看绝大多数国家是否真正执行和平的国际战略。二是，就世界范围而言，绵延不断的局部战争和热点冲突仍未解决，仍在给人类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意料不到的悲剧和灾难。这个争取全面和平的问题更为复杂，人类社会必须在长时期内用全新的思路和手段才能解决。
发展，是既同和平相联系，又比和平更艰巨的大问题。人类社会需要和平作保证，作为基本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尽可能快地缩小广大落后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世界将不会有什么安宁可言。和平是为了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世界和平。
上述两大问题，被邓小平概括为覆盖世界“东西南北”关系的要害，也被我国领导人反复申明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中国提出的这一思想，迅速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所接受。特别是在世界两霸之一——苏联衰落解体之后，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和各国领导人都在谈论和平与发展问题。但是，由于各国的利益千差万别，因而动机与目的也不大相同，有时甚至南辕北辙。
无庸讳言，中国所提和平与发展，首先是出自中国自身的利益要求。与此同时，它也在不同程度上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即符合当代世界的主要潮流，但是，中国同各类国家存在的诸多利益差距，要求我们在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下，制订出自己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战略。
二、中国国际战略的两大支点
（一）反霸反强权与和平促进多极化进程
两霸对峙格局瓦解以后，世界和中国面对的，首先是多极化问题。怎么看待这个多极化？这里至少有四大因素必须考虑在内：（一）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格局及雅尔塔格局的定型截然不同的是，这次两霸对峙是在和平环境中瓦解的，霸权主义虽然还存在，但是美国一家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不可能真正地独霸世界。这就决定了世界必然向多极化发展，而且从总体上说，多极化的定型也只能在和平环境中完成。（二）多极化的具体含义，是指世界利益合理的多极分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建立一种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可以断言，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然是长时期的充满曲折与竞争的世界进程。（三）旧格局的得胜霸主——美国，既是这一进程的最大障碍，又是这一进程的最活跃的客观动力。因为，
美国的主观愿望是独霸世界，即它的领导人和精英们公开申明的要“领导世界”。现在世界上不论什么事情，它都要插上一手。可是，它的能力是有限的，管不了那么多，因此它在插手各种矛盾和纠纷时就必然采用压一方、捧一方或控制一方、放纵一方的策略。在客观上，它这是在不断地培植异己力量，而异己力量的崛起同美国的主观愿望适得其反，当然也就有助于多极化进程。（四）中国是多极化的一极，这已没有疑问，但它在多极化格局中的位置和分量还要看它自身的发展情况而定，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用动态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万万大意不得。
总之，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于，既不使多极化进程变成无序化混乱，让不论什么形式的霸权主义乱中取胜，危害中国的发展与建设；更不可以使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最终落得无足轻重，中国必须取得同其幅员、资源及其发展宗旨相称的一极位置与分量。我们时刻要注意研究的是：
1.全方位开放、主权安全第一与建立国际新秩序这是矛盾的辩证统一。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最沉痛的教训之一，就是闭关锁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的最成功的经验，就是果断地实行全方位开放。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但是我们必须切记，当代中国的全方位开放战略，完全不同于从上个世纪末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倡议，后被西方列强接受并推行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或“门户开放主义”。当时，中国积弱累贫，早已是列强瓜分宰割的对象、毫无主权和领土完整权利可言。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既可充分代表列强中的后起者——美国的扩张利益和价值观，又可充分利用列强在中国你争我夺的矛盾。正如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一语道破的那样，“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世界”。美国的对外和对华战略后来虽然历经变化，但海约翰和威尔逊等人的这套理论至今仍留有明显的痕迹，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相当的影响。
饱尝丧权辱国和闭关锁国两方面之苦的社会主义中国人民，今天在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内外战略时，牢牢地把握着主动权，非常清醒地、坚决地主张，“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一切其他国家和集团在处理同当代中国的关系时，首先必须理解中国维护主权和安全的民族感情，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今天和以后的全方位开放，贯穿着一根实实在在的主轴，即国家的主权与安全。这根主轴的完整表述，就是中国一向主张并彼国际社会越来越乐于接受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世界上一切国家，不分它们大小强弱、发达与否，都会带来长远、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之日，就是国际政治新秩序建成之时。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是要在有限的时期内，首先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论从法规上还是从实际运作上同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最终融人的肯定不是已有或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是一种新秩序；因此，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开放战略是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步”进行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是有自己的“序列表”，即轻重缓急的。我把它称之为“一圈一列一片一点”：
一圈，是指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真心实意地希望同它们永远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这是中国自身执着追求长期和平发展的目标所决定的。
一列，是指世界上一系列愿意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同中国交往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和先进技术，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不是这种交往的单方面受益者，资金和技术输出国同样也是受益者。
一片，是指渴望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获益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处理世界事务时，中国同它们最容易达成共识，最容易用共同的语言说话，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人类的福祉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同这一大片的关系将会越来越重要。
一点，是指冷战后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在目前和今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挟有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的美国，不仅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最敏感，反应最强烈，而且对社会主义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特殊战略。这就迫使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制订自己对美国的特殊战略。
2.“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这是中国国策非常形象的概括。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心一意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最怕的就是这项事业受到干扰。但是，怕有什么用？！中国整个近现代史都告诉我们：怕，只能把事情搞糟。中国谁也不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从事的事业，不论对谁都不会带来损害，中国发展了，不论对谁都会带来好处。这是第一句话的含义。第二句话是说，中国梦寐以求的是尽快发展自己，这种发展不能靠别人的施舍或恩赐。在当代，没有什么“无私的援助”。但是，中国的发展却必须指靠公平合理的互利合作。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这种互利合作是万万不可或缺的。同谁互利合作都成，只要不损害他人，——这就是“谁也不得罪”的来由，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无损于他人的真实表露。
如果有人认为“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只是一条消极的、无所作为的外交战略，那就大错特错了。两句话合在一起的中心意思是：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的国际战略必须时时处处“趋利避害”。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按“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底由中国首先提出的，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承认和使用，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如下巨大的发展：
1.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利益五项原则提出时，还只是中国同个别邻国就个别问题达成的共识，后来被许多国际性文件所承认。80年代中期以后，冷战格局行将瓦解和瓦解以后，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与主权争端陡增。如果沿用老办法，动辄使用武力解决这些争端，那么局部战争就会“遍地开花”，世界不但不会安宁，而它面临的主要任务——发展经济、缩小南北差距就更无从谈起了。在那种情况下，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与破坏。为了稳定世界局势，中国首先提出了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利益的解决争端的新办法。
中国在运用这一新办法处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经过努力，同周边国家达成的空前和平局面，保证了中国能够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国内经济建设上。而对于那些现实的和潜在的争端，中国保持着最大的克制和耐心，有些问题可能要留给后代人去寻求实际解决的办法。
中国的这一和平外交战略不仅适用于周边国家“一圈”，而且普遍适用于前面所说的“一圈一列一片一点”。
2.一个世界，多种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遗留有对港、澳、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问题。邓小平是提出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倡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中，不是只就中国的内政孤立地谈“一国两制”，他总是把“一国两制”的思路同解决国际问题的通用原则联系在一起。
因此可以说，“一国两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新发展。“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必然延伸，就是“一个世界，多种制度”。这同美国及其他某些人推行的世界必须照搬一个模式，是鲜明对立的。我们的原则是充分尊重各国人民的意志，另一个原则却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历史将会验证这两个对立的原则哪个更有生命力。我们坚信的是“一个世界，多种制度”。
三、一国的国际战略操作是一门“艺术”
国际战略理论，不是用于自我标榜的宣传品。它既是一个国家长时期里对外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又是这个国家在国际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形象标志。它应该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这个可操作性，在当代，只能由一整套分工合理、灵活机敏的机制加以保证。
（一）必须广泛宣传中国国际战略理论的各项原则
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理论和思想来自何处？毫无疑问，来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应大力宣传这一划时代的、全新的理论和思想。但是，不能不遗憾地说，现在我们连对国内宣传做得都很不够，我们有一些阐述或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文章或辅导教材，很少甚至根本不提邓小平的国际和外交战略思想，似乎这不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在国际上最有力的宣传莫过于中国的外交行为，但是舆论工具也不可缺少。动用舆论工具必须结合实例，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关于中国领土台湾、西藏等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威胁论”问题，通常都是美国的一些人挑起事端，中国进行自卫。对于参与这些事端的人和国家必须区别对待，有些是诚心同中国作对，有些是跟着跑，有些是不明真相，受骗上当。我们动用舆论进行自卫也必须有理、有力、有节。这一条可以说普遍适用。即使对于那些诚心挑起事端的人或国家，也要讲策略。如果事情涉及中国重大或较重大的合理利益，那就只能针锋相对，分毫不让，但只要事情无伤于中国的筋骨，就让他们叫去好了。这不是软弱，而是表明，他们介入中国内政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只要我们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我们的对外宣传就会是强有力的。
（二）理论必须变成行为指导原则
理论只有成为行为准则才有意义。
我认为，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战略布局和目标的产生、形成、发展和实现，都离不开对动态发展的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以及中国的全面应变能力的增长这两个根本条件。为了使两者相互适应，就必须使当代中国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深入人心，在各个涉外领域里成为普遍的指导原则。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具有这个“国际”或“世界”意识，并且不断地提高这个意识水平和应变能力，外交工作极其重要。但是认为国际战略的运作仅仅限于外交机构或涉外人员，那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同国外打交道的不可能只局限于职业涉外人员。各级地方领导人、企业家、学者直至普通居民，都有大量机会同国外人士交往。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全民素质水平的提高，正确的决策以及职业涉外人员的努力成果，完全可能被冲销或大大减色。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应该是现代中国价值观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既融人世界，又不被世界“吞没”。
1995—1996年处理由李登辉访美所引发的中美关系的严重波折，就是中国外交贯彻邓小平战略思想的成功范例。毫无疑问，中国今后还会照此模式行事下去。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当代的中国实行的是“和平社会主义”国际战略，但是这个“和平”不是一味退让妥协，一旦事情涉及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中国是坚持原则的。我们衷心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但绝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三）强化智囊库作用，完善运作机制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际战略运作机制的突出薄弱环节是智囊库网络和系列不健全，不发达，特别是高级智囊库问题更为突出。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1.底子薄。在闭关锁国时期，对智囊库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2.而现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还处于形成之中。3.研究人员流失现象严重。但是只要我们重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一提强化智囊库作用，就可能被误解为要另起炉灶，扩充人员编制，重建一个庞大“臃肿”的机构或网络。不是的。这主要指的是外交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建设问题，是个机制转换、体制改革问题，是要求调整并加强各研究机构（基本理论和对策研究）对中央的服务功能。要服务得好，就必须人员精干，覆盖问题面广，反应灵活。最根本的是要进行系统研究，随时反应，并且应提倡“针对一个问题提出多种对应方案”，供中央决策层选择最有利、最合适的方案。
中国的研究人员（除中央职能部门之外）基本上还处于“自由选题”状态，形不成高水平的、足够与发达国家抗争的有力机制。
四、结束语
“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这是当代中国内外战略的至理名言。专心致志地搞自
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充分显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最高最大的利益所在；别国的制度，别人的事情，我们确实管不了。
但是，这个“管不了”，归根到底是最合乎情理、最积极地“管”，正如邓小平说的，中国现在的事业“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中国的利益，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就在于此。
（作者姜长斌：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八十年代中国调整对外方针的由来
宫力
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由于在侵越战争中失利进行战略收缩，而当时处在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急剧地开始了它的全球扩张，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中国政府从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毅然决然地调整外交政策，实行了“一条线”（用毛泽东的话说，是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但、伊朗、欧洲）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组成了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国家安全，而且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全球扩张势头。事实证明，中国当时所采取的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措施，是符合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而进入80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世界霸主的地位，为此不借在地区“热点”搞“低热度战争”，从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四处伸手，又力不从心，逐渐失去了战略优势，形成了美苏对峙、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占了上风。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产生错觉，认为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有求于美国，因此中国可以吞下某些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特别是1981年美国共和党新总统里根上台前后，说了不少有可能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并且在对台关系上，特别是对台销售武器方面显然比卡特走得更远一些。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去重新审视和评判对方，并且对双方关系的战略价值进行一番新的估价。
中国政府对于发展中美关系是有诚意的。除了抗衡霸权主义扩张的需要之外，中国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也需要同美国建立更多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应该说，中国领导人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中美关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涉及到中国主权的台湾问题上，中国会因此作出无原则的让步。在美国一再出现违反中美建交原则的言论和行为的情况下，中国方面觉得有必要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香梅时，从世界格局的战略高度，有针对性的就中美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直率地指出：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邓小平说，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邓小平说，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穷，装备也确实是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邓小平说，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前年我们教训了一下越南。当时人们判断中国惹不起苏联。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有风险中国独立承担。结果我们还是做了。据此，邓小平认为，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议论。邓小平指出，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邓小平说：“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因此邓小平警告美国，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邓小平指出，既然中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的，那末，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邓小平还强调，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使之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认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80年代的观点，也不是70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60年代以前的观点。
邓小平指出：“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①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谈，而是经过前一段时间对中美关系进行认真观察和缜密的思考总结出的结论。它表明，中国政府在维护中美战略关系的同时，也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更不会吞下有损于民族利益的苦果，只有中美双方共同遵守中美建交协议的各项原则，中美关系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否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停滞，甚至倒退。对于这一点中国方面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郑重的，不容忽视的。
①邓小平的讲话全文详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9、612页。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点，为稍后中国调整对外方针奠定了重要基础。就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中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的同时，苏联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1982年初以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和政治局委员契尔年科先后就中苏关系发表谈话，都强调苏“不寻求同中国对抗”、愿意采取“具体步骤”同中国改善关系。苏方还提到以科技交流、互派留学生和恢复边界问题谈判等建议相配合。这是一种新的动向。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从而把苏方的意图表达得更为明确和具体。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来看，在对华问题的语气上是历年来最为缓和的。过去勃列日涅夫谈到中国都是以攻击为主，偶尔也顺带说一下苏联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但显得毫无诚意。这次讲话则以强调同中国改善关系为主，侧重点与从前有所不同。勃列日涅夫还表示愿与中国“商定双方都能接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中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个讲话，并以此为契机提出了双方举行磋商的倡议。经协商，中苏确定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两国副外长级特使的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问题。
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些微妙变化，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来所奉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国际战略已显然不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从1982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对外方针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方面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更加强调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这样，美国也不再被列入反霸统一战线之内，相反，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还恢复了对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批评，并且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①1982年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②考虑到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这里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主要是指美国而言。中国对外战略的这种变化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也有利于保持世界战略力量之间的平衡。
随后，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大会上，中国外交的新战略正式确立。9月1日，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了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他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后一段话显然是针对前一段的中美关系有感而发，邓小平进而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从而表现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警惕。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②《人民日报》1982年8月23日。
在提出党和国家在80年代的主要任务时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①由此点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接着，胡耀邦在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为题，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原则。应该说，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所强调的独立自主有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不结盟”。胡耀邦明确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①在谈到同美国的关系时，胡耀邦认为，中美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发展了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关系。但是“两国关系中一直存在着阴影”。胡耀邦认为产生这种阴影的主要责任是在美国方面。这是因为美国“通过了一个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胡耀邦指出，“中美两国政府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不久前发表联合公报，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作出了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的规定。我们希望这些规定将得到切实履行。中美两国关系只有真正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才能继续取得健康的发展。”②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胡耀邦在谈到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阴影之后，引人注目地提到了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是要求苏联“采取实际步骤”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此举既可相对缓和对苏紧张关系又可牵制美国，是很高明的一步棋。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还表现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倾斜，他认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他指出，“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将不断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友好合作。”①
胡耀邦的上述讲话表明，为适应新时期的新情况，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方针在十二大之后将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不再同任何国家结盟或结成战略关系。由此出发，同美国的关系将会拉开一定距离，不再形成一种战略关系去对付苏联。中美关系要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正常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将发展经济建设作为解决一切国内外问题的基础，中国将避免同苏联的关系过分紧张和恶化。当然，在苏联把改善对华关系的言论变成行动之前，中国对美、苏两国的态度并不完全是等距离的（虽然胡耀邦在报告中把他们同称为“超级大国”），事实上，在强调“独立自主”的总前提下，中国重视中美关系仍然甚于重视中苏关系，这除了中国此时仍对苏联怀有戒心之外，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这当然也是一种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