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关于中俄哈吉塔五国边界问题。中国与原苏联有着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线。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的边界条约。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中国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中国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从50年代后期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当时的苏联领导集团从大国沙文主义出发，表现出严重的霸权主义，妄图控制中国。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人数也不断增加，包括派到蒙古的军队，总数达到了100万人，局部地区还爆发了武装冲突，中苏边界局势异常紧张。70年代，为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霸权，中国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设想，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它在当时对缓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起了重要作用。80年代，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变化了的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对中国不利。基于此，中国适时调整了对苏政策，到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根据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和“多做实事，少说空话”的精神，中苏重开边境谈判。苏联解体后，由中国为一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组成的联合代表团为另一方继续谈判，经过漫长的谈判，1995年11月，中、俄、哈、吉、塔五国草签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
协定。1996年4月26日，上述五国元首在上海正式签署了这一协定。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情况；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中俄哈吉塔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是亚大地区第一份多国双边政治军事文件。这一文件说明五国人民希望与自己邻国相互信任、友好相处，它对保持和进一步加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必将产生深远、积极的影响，也将会为五国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持续和卓有成效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这一协定的签署还说明，和平谈判具有强大生命力。
四、深入研究和认真领会邓小平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战略思想与实践，意义十分重大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周边环境从总体上看，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段时期。从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到全面改善中国与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从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以日本为突破口打破西方制裁，到大举拓展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安全环境大为改善。这与邓小平和平解决争端的战略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不少周边国家间存在着边界和领土争端，并为此还爆发过武装冲突。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系列处理边界领土争端的方针，既维护主权，又兼顾周边环境稳定，显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邓小平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战略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要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因为，“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①和平是建设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提出要进行经济建设，但是始终未能真正将工作重心扭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除了在指导思想上有重大失误以外，严峻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紧张的周边环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因。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就不可能安心地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新时期确立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方针，是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出发点的。
另一方面，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环境里才有可能。邓小平经常说，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是经济落后的穷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和摆脱贫穷落后。为此，邓小平设计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伟蓝图。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但是，一打起仗来，这个宏伟蓝图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上30年至50年，这就是说，我们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至少希望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中国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所以，中国包括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在内的对外战略，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需要的。
当前国际上虽然冷战结束了，但世界并不太平。和平与安全依然是摆在各国人民面前的重要问题。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崔新界：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新概念：“经济转型国家”引发的新思考
——试以俄共“崛起”为例谈决定社会“经济转型”成败的非经济因素
姜长斌
199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并列的，使用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即“经济转型国家”。①
何谓“经济转型国家”？我个人理解，它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既包括某些发达国家（例如俄罗斯），也包括某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第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中，这些国家的经济构架和形态已不适应时代潮流，这类国家共同面临的都是“转型”问题；第三，旧经济构架的形成，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必然要涉及促使旧构架成型的非经济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原因，即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等社会存在和价值观问题。它们的转型成败，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经济转型的顺利与否。
当然，各国有各国的国情，转型的具体内容也会千差万别，不过，只“转变”经济，不转变其他，成功的经济转型最终只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本文力求以邓小平的理论思想为指导，用颇具代表性的现俄共这个“非经济”因素实例，对上述观点作一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1996年俄罗斯总统竞选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久加诺夫的崛起，是俄国政局变化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当然，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俄共究竟是依靠什么力量赢得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拥护的？换句话说，俄共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型共产党？还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坚持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政党？还有，也许是一个二者兼有的混合型政党？这个党能否担负起领导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任务？
列宁反复强调过：不能一般地谈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有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有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从原则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大民族沙文主义完全不能相容，因为大民族沙文主义具有历史反动性；马克思主义只能与被压迫民族的求独立、求解放的民族主义相融合，因为后者具有历史进步性①。这也是列宁晚年同斯大林产生尖锐分歧的关键问题之一。不可能设想，一个政党对内诚心追求社会主义公正，对外却热衷于追求大民族沙文主义目标，这两者是无论如何都统一不起来的，原苏共垮台的教训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俄共也不例外。
因此，在分析、讨论俄共的性质时，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了。它要么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新型共产党，要么是（或者主要是）坚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①《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①参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2、353页。
的民族主义政党。它如果是前者，那么它就能够领导俄罗斯完成经济转型任务，使俄罗斯成为现代意义的发达国家，它如果是后者，那么它不仅不能引导俄罗斯前进，反而会使俄罗斯联邦逆潮流而动，发生更大的倒退。我个人认为，研究俄共的性质，不能单凭某一个文件（例如党纲）、一篇讲话或者一纸竞选纲领，就匆忙地下结论；必须不仅综合地研究书面及口头的声明，而且还应该把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社会状况考虑在内。
二、虚线——精巧的马列主义词句
研究俄共的各种文件，会发现一种非常奇特的矛盾现象。在它的指导思想里，相互交叉地贯穿着两条线：一条是由连续不断的“精巧迷人”的马列主义词句组成的，另一条则是露骨的，甚至是毫不掩饰的粗暴的大民族沙文主义。
在运用马列主义词句方面，最典型的文件莫过于俄共《党章》和《党纲》了。1992年2月13～14日，俄共二大通过的《党章》指出，俄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建立社会公正、集体主义、自由平等的社会，建立真正的苏维埃人民政权，它是俄联邦公民为了实现纲领性目标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政治组织。1995年1月俄共三大通过的《党纲》①宣布：俄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俄国共产党（布）——苏联共产党（布）——苏联共产党——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继承者；其主要目标是：人民政权、社会公正、消灭人剥削人、爱国主义和族际主义的统一；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俄共遵循的是“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种群众运动和社会制度将会获得新的生命”，《纲领》还宣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未来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前提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在共产主义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纲领》还提到了“国际主义”和“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保证党的纪律”等词句。
我们有些人可能就是根据上述的只言片语得出结论说，俄共基本上是坚持马列主义的新型共产党，或者至少是具有社会民主党色彩的共产党。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三实线——不加掩饰的露骨的大民族沙文主义俄共成立于1990年6月，此前没有人认为有单独成立俄共的必要，因为有了苏共中央就完全可以代表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了。但是1988年6月末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以后，由于苏共政治路线的彻底改变，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为代表的各民族共和国脱离苏联或向苏共中央要求独立自主权的潮流，迅速地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势头。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出现了甚嚣尘上的社会舆论：抱怨俄罗斯生活水平落后的根源，是民族共和国拖了俄罗斯民族的后腿。在频繁改组的苏共中央（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不论是人员组成还是发言权
①载于《真理报》1995年1月第1～2版。
都越来越有利于民族共和国。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下，才成立俄共的，就是说它的成立不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捍卫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利益。
苏联解体以后，作为政府反对派的俄共虽然历经坎坷，但它始终一贯坚持的是“民族爱国主义”、“废除别洛韦日协定”、“恢复苏联强国地位”、改善人民生活等口号，以此争取民心。如果认真地对上述《党章》，特别是《党纲》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词句不过是美化民族沙文主义的外衣罢了。在形势需要时，类似的同句也完全可以丢掉。例如，久加诺夫在1993年12月12日宪法公决及议会大选前夕发表的竟选纲领《俄罗斯复兴①和国际形势》，通篇都是在“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口号下，谈如何继承并恢复旧俄国和苏联大国“所有宝贵而积极”的传统，谈如何保卫境内外“全体俄罗斯人的利益”的。再如，他1996年3月21日发表的总统竞选纲领，标题就是《俄罗斯，祖国，人民》，甚至不敢重提《党纲》中已经载明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而只是含糊地提出“对土地、地下矿藏、森林、水域、大陆架的全民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对自然资源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的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这实际是用“国家主权”偷换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概念。只要国家利益需要，“国家所有权”等等概念和措施，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做到的。列宁就曾说过，“土地国有化”是资产阶级也可以采取的措施。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正式通过的《党纲》里那些马列主义词句作出最深刻“反驳”的，还是久加诺夫自己在同一次俄共三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利益》②。这篇报告同《党纲》形成了黑白分明的对比：又黑又粗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主线完全压倒了马列主义虚线。
首先，报告人痛心疾首他说，由于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国家的疆界逆转了400年，回到了16世纪；它丧失了许多世纪发展的成果；失掉了诸多通向世界贸易之路的出口；同世界经济的生命攸关的联系被切断了”。考据一下历史事实就会知道，报告人是按照自己的独特“逻辑”说这番话的。众所周知，早在15世纪，莫斯科大公国仅有43万平方公里领土。仅仅过了一百年即16世纪，俄国疆域就扩大了十几倍，顶峰是伊凡雷帝在位期间，但那时它的领土面积也只是达到了550万平方公里，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却还拥有1700万平方公里。但是，从民族扩张主义的角度看，任何“逆向”运动都是不可忍受的。更重要的是，伊凡四世不仅是第一个用暴力消灭俄罗斯民族割据状态的沙皇，而且是第一个在此基础上开始疯狂向外扩张、大举征服“异族人”（喀山、阿斯特拉罕国，等等）的俄国沙皇。俄罗斯大民族沙文主义和扩张传统正是由他奠定的。此后的400年里，俄罗斯扩张到了20世纪的拥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世界第一大国，并且尝试过称霸全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反复谴责过大俄罗斯狂暴的扩张政策，说俄国历届统治者都“不择手段”、“丧心病狂”地执行野蛮的侵略方针。一句话，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在位期间扩张了多少领土来衡量自己的政绩的。而自称马列主义者的久加诺夫，却为俄罗斯失去某些扩张势头而难以忍受。他沮
①注意：不是俄共复兴！①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310、311页、第9卷第341、342页。②载于《苏俄报》1995年，月24日第1～3版。
丧他说：“因为失掉了自然边界和通向温暖海洋的出口，（俄罗斯）也就正在丧失国家自给力，它的一些区域，首先是那些原料产地，迟早会被纳入别国的经济体系并被分裂出去。”可见，他这里讲的不是具体的领土面积，而是遭受挫折的扩张传统。正因为久加诺夫等人如此坚决地维护俄罗斯的民族扩张传统和成果，所以他们对当今国际形势保有自己奇特的、完全脱离现实的看法，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他在报告里说：“遭到破坏的不仅是苏联的国家统一，世界舞台的势力均衡也被破坏了，而这种势力均衡是40多年来维持世界和平的基础。取代国际关系两极格局的，不是什么多极格局；所谓多极格局不过是那些幼稚的政治空想家们喋喋不休的梦话罢了（看来，特别有必要提请大家注意这句话！——本文作者）；现在只有一极格局，即美国一国称霸全球。”他甚至认为，苏联争霸世界的做法，是对人类作出的贡献。他说：“今天，全世界，特别是脑满肠肥的西方，都在享用俄国革命和胜利的成果。”接着，他把苏联的落后与垮台，主要归因于外部世界对苏联施加的压力。
俄共《党纲》里写道：“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的继承者。它作为国家和社会制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必然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恢复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久加诺夫在政治报告里回答说：“首先要捍卫住俄罗斯和统一的俄罗斯人民的国家完整；接着是必须自愿地重建统一的苏联国家。”他把这一任务列为俄共“总目标”的第一条。党纲明确地提出，要在此基础上“巩固（苏联）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恢复它在世界上的传统利益和阵地”，“不让世界新秩序的创造者实现攫取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和生产基地的企图”。为此，必须“废除有损俄罗斯利益和尊严的国际条约和协定”。这一切都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
四、不可思议的“俄罗斯思想”和“社会主义”
应该说，由于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作怪，俄共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混乱的、不可理解的。
首先，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理论，不可能由各民族的传统思想自发地形成，这是其一。其二，从人类的发展远景来说，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只适用于某些民族，而不适用于另一些民族，只不过是各个民族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不同罢了。
可是在俄共《党纲》里却写道：“可以大胆地断言，‘俄罗斯思想’其实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久加诺夫在政治报告里是这样展开这一观点的：“‘俄罗斯思想，其实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它对西方来说，是神秘莫测的，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他提出，俄罗斯人民的前途要么是“强国和社会主义”，要么是“国家继续分崩离析并最终变成殖民地”。
实际上，像俄共这样把社会主义和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生硬地捆在一起，不仅西方人会感到神秘莫测、不可思议，就连正在搞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也会目瞪口呆的。
退一步说，从政治报告阐述的俄罗斯历史事实来看，俄共所说的“俄罗斯思想其实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同样是不通的，是违反史实的。他一方面强调说从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开始，经过十二月党人，到了赫尔岑、
车尔尼舍夫斯基等就形成了“俄罗斯思想”。但这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还知道，民主主义思想在俄国从来没有成为强大的思潮。另一方面，久加诺夫把俄国的村社说成是“俄罗斯思想”的社会基础，他说：“俄国不久前是个农民国度。农村劳动者在历史上就是左派政党和运动的强大基础。这是因为实际上不曾存在过农民土地私有制，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村社土地使用制。”俄国村社本是资本主义前的一种封建统治下的农民土地使用制，是一种历史落后现象。列宁对此已有大量论述。对俄国村社能否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也是持怀疑态度的。①从历史事实上看，作为社会基础的村社只是产生过俄国民粹主义，但却不是社会主义。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在俄国农村占统治势力的是俄国社会革命党，而不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
可见，俄共的“俄罗斯思想”即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
五、俄共势力为什么会崛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不论怎么说，苏共是列宁创建的一个存在了近整个世纪的党，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深入人心的。不论对哪个民族的劳动者来说，社会主义理想都是有强大号召力的。从这一角度看，作为左翼力量的俄共的崛起，与东欧的形势是有相通之处的。
第二，但是俄共又与东欧左翼力量有巨大的区别，那就是俄共坚持的是进攻性的大民族沙文主义，而东欧左翼政党坚持的是防御性的民族主义。
第三，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俄国社会的转型必然异常困难和漫长。四五百年形成的俄罗斯民族发展价值观不可能不是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转型必然始终伴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可以说，在俄国社会整个转型期内，只要人民生活水平不得到普遍的提高，原有的价值观是会一直起作用的。
第四，因此在俄罗斯，不论哪个政党，只要坚持大民族沙文主义就会有“市场”，例如，日里诺夫斯基自由民主党的崛起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更何况是冠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俄共呢？！
第五，俄罗斯改革的困难和失误，导致一大部分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他们对苏联的怀旧，也是俄共声望上升的社会基础。只要改革不出现蒸蒸日上的情景，只要已经出现的困难仍保持现有的社会规模，那么不论是俄共，还是自由民主党都会是政坛上持续活跃的力量。
第六，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俄共确实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要只拘泥于俄共领导人在1996年的总统竞选中是否能够上台，而要看到俄共代表的社会势力是会长期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俄共真正新生的前提，是彻底抛弃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转而专心致志地从事国内经济的恢复，推进国内的社会改革。
因此，我们在分析俄罗斯的问题时，必须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不仅研究现实，而且要研究历史；一句话，要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和比较深远的政治眼光。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430、452页。
总之，现在这个俄共所代表的沙文主义势力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它会在国家整个转型期内起阻挠作用。这期间，现俄共可能掌权，也可能不掌权，但最终它必将消失。
俄罗斯等待着一个全新的、彻底摆脱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共产党——它一定会出现，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前景决定的。
（作者姜长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以发展经济贸易构筑中美关系的新支点
宫力
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把发展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放在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不仅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支点。他在打开中美经贸关系新局面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以及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娴熟本领，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起源于1972年。当时毛泽东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刚刚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中美关系有所缓和，逐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开始提上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中美上海公报曾明确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①在此之后，中美经贸关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总的来说，由于中美关系尚未全面正常化，发展中美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再加上中国国内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对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性还缺乏认识，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一直增长不快，直至1978年底，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还不足10亿美元，这与两个大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1978年12月，在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的亲自拍板下，中美两国政府排除障碍同时公布了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在这一时刻宣布建交，固然有对付当时苏联威胁的因素在起作用，但除此之外，经济战略方面的考虑也是不应忽视的。从中国方面来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需要学习和借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并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几乎是同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979年1月31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对美国广播电视界谈到他访问美国的三个使命时曾经指出其中有一项就是要“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①邓小平还说：“我们期望发展我们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关系能有广阔的前景。”
②这番话说明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同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之间的确有一种有机的联系。从美国方面来说，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在中国为实现现代化而积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①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①②《世界知识》杂志，1979年第5期。
和设备的情况下，美国也有意通过两国关系正常化来推动中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这样中美建交伊始，双方开始为克服发展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为早日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艰辛的努力。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在谈到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邓小平指出：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问题如能解决，障碍就减少了。
随后，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国事访问，邓小平访美的目的除了同卡特总统就紧迫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之外，就是要全面推进中美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中美建交“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今天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于双方都有好处。”①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的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互派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并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双方将就此进行商谈。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它们是中美之间30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对政府的协定，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还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这番话点明了最惠国待遇问题是发展中美贸易急待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
1979年2月24日至3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中美双方从3月初开始进行贸易谈判，但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有分歧。国务卿万斯等人主张对中国和苏联应“一视同仁”，谨慎从事，两头都要照顾，都应该给予最惠国待遇。万斯等人的这种想法显然是怕得罪苏联，但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苏联当时在动乱的伊朗煽动反美并支持越南在东南亚扩张，因此，参议院必将拒绝给苏联以最惠国待遇，这样一来也将殃及中国，因此应分别解决。1979年4月，为了防止中美关系倒退，布热津斯基一再向卡特总统进言，必须对中国采取广泛的主动，特别应在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①
①《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于1979年5月6日至15日率团访华，再一次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实质性问题。在开始谈判时，双方存在着不少分歧，但通过共同的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于5月14日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在克雷普斯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还正式签署了30年前遗留下来的关于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和互办贸易展览的协议；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大气、海洋和渔业、汁量和标准、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等四项科技合作议定书；两国有关人员就海运和航空协定进行卓有成效的讨论，为签订这两项协定作了必要的准备；两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也开始了有益的接触。克雷普斯到达北京时曾说，她这次来访的目的是：发展美中经济关系，扩大两国科技合作和建立两国企业管理专家之间的联系。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于5月10日会见了克雷普斯部长，并就进一步扩大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要为保持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势头作出努力。
二
随着中美贸易协定的草签，最终解决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几年来，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方面，中国的逆差越来越大，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势必影响两国贸易发展的势头。而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既有利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时也利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这一问题已引起了中美两国政府的注意。
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双方将在关税、手续税费用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商号、公司等贸易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领土内的对方的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协商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等。这是一个重要进展。
然而好事多磨，中美刚刚签订贸易协定，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人就主张把这个协定推迟到美国同苏联关系走上正轨时再提交国会批准，以免中美苏三角关系失衡。这种把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与美国对苏关系联系起来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争论，美国政府中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在苏联拒绝对苏联的移民入境作出保证之后，推迟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简直就是因为苏联顽固而去惩罚中国，这是不公平的。卡特总统经过慎重考虑于7月27日决定，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在参议院一有进展便采取行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他还接受蒙代尔副总统的建议，即在各种双边问题上都把中国与苏联明确区分开来。随后，经蒙代尔亲自向万斯国务卿呼吁，万斯应允宣布中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并允诺在1979年底以前建议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蒙代尔在1979年8月访华时，将这一基本决定告诉了中国方面。
此时，中国政府也在关注着这一问题的进展。1979年8月24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正在访华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提到了这一问题。事后杰克逊在北京对报界说，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推迟批准中美贸易协定，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1979年10月22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美国，同美方进一步商讨中美贸易协定和纺织品输美定额问题。10月23日，美国总统卡特终于将中美贸易协定送交国会，签署了一项公告，指出根据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中国有资格获得最惠国待遇。同一天，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在记者招待会上代表卡特总统正式宣布，中美贸易协定已提交美国国会要求批准，她还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贸易关系协定包括双边贸易的条款，其中也有为两国进出口贸易提供不歧视的互惠待遇，即最惠国待遇的规定。第二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74票对8票和294票对88票批准了中美贸易协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厄尔曼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美中关系的转折点。
1980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互换照会，确认各自已经完成的必要的法律手续，从而使中美贸易协定即日起开始生效。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对来自或输出至对方的产品应相应给予最惠国待遇。协定有效期为3年。协定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如未在有效期满前至少30天将终止协定的意愿通知对方，则本协定有效期延长3年，此后仍可依此方法延长。
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和正式生效，中美之间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之后，中美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1980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48.1亿美元，相当于中美建交前1978年的4倍多。其中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为38.3亿美元，输入产品主要以农产品为主，包括谷物、棉花、大豆，此外还有合成纤维、化工产品等；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额为9.8亿美元，输出产品主要是纺织品，矿物原料等。这种状况是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的经济需求所决定的。当时中国的农业经过10年“文革”尚未恢复元气，需要进口一些农产品以解燃眉之急；而美国自60年代后期纺织业逐渐萎缩，不得不从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地大量进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纺织品打入美国之后立即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中美两国政府及其官员对于中美贸易的发展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8月31日至9月2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率领中国机器制造业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长达四周的考察活动。在此期间，薄一波以副总理身份主持了9月12日在旧金山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开幕式，并以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方主席的身份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9月16日至1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9月17日，薄一波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在白宫玫瑰园正式签署了中美民航协定、海运协定、纺织品协议和领事条约。
这三项协定和一个条约的签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航协定将使中美两国之间结束30多年来没有例行定期直航班机的历史；海运协定将使美国的港口向中国的商船开放，而美国船只也将能够进入中国的停靠港口，从而进一步增加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商业机会；纺织品协议将使中国的纺织品更加有秩序地在美国推销，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也有利于美国的零售商和消费者；领事条约阐明了领事官员为两国公民提供服务的职责，将确保在对方国土上的本国公民的权益。以上的这些协定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经过非常艰辛的共同努力才得到的，它们将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
三
在中美贸易协定签定和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又把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聚焦点转向技术转让问题，这是中美之间的又一个棘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事关大局的关键性问题。
美国在对华技术转让问题上曾一度实行严格的限制，中美建交之后美方在此问题上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美国商务部于1980年4月把对中国出口从“Y”类调整为“P”类），但步子迈得不大。为了取得美国的先进技术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动力，邓小平利用多种场合对美国朝野做工作，敦促美方在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1982年9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像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我同黑格谈过，他也感到惊奇。就连联合国帮助我们普查人口的电子计算机也谈了好几年，拖到去年才最后批准。美国过去长期把中国放在‘Y’组，26个字母，是倒数第二个。以后稍微改了一下（改成‘P’组）。”邓小平认为，这种滞后的状况应尽快改变。
在中国领导人的一再要求和敦促下，美国作出了回应。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改为“V”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公布了七类电子产品向中国出口的绿区。这是一重要的步骤。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吹风”。1983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时表示，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但松动到什么程度，也还要看。邓小平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
在此之后，美国方面进一步放宽了高级技术对华出口限制。1984年，美国批准向中国出口许可证项目比1983年的4445项增加一倍。1985年12月，美国又将向中国出口的绿区扩大为27类。由此促进了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其中高级技术的对华销售额比重有了较大的增长，而这对于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1984年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兴趣。中美之间以经济贸易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1987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指示内阁对出口管制政策作一次审查，要求进一步放宽对华技术转让，并于3月初提出报告。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产品出口的绿区扩大为31类，在发放的技术水平上，也有放宽。到1988年，中美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在华投资项目已累计达630个，协议金额34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14％。中美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和文化、教育、新闻以及军事交流也有了长足的进展。
中美经济贸易的蓬勃发展成为支撑中美关系大厦的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支点。中国方面把吸收美国的资金技术看成是实现现代化的大局，美国则把开拓中国市场看作是振兴美国经济的重要目标。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相需求是显而易见的。1989年以后，虽然中美关系磕磕绊绊，但两国间的贸易却以每年20.7％速度增长，1994年，两国的贸易额已高达354.3亿美元。美国在华企业已达1.2万个，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随着近年来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经济优先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