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邓小平丈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①②《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2、48、49页。①②《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4页。
中共十二大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会议所通过的新宪法中得到确认，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项基本国策。这部根本大法的序言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①宪法中有关中国外交方面的这些规定，有助于中国在新的形势下突出自己不受大国约束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并有利于中国改善同受美苏影响较大的国家的关系，从而真正作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
（作者宫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法学博士）
①《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218页。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看“一国两制”的构想
刘建飞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为解决中国历史上遗留的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提出的战略方针和决策。如果我们将视野从中国移向世界，就会发现，“一国两制”构想还具有深远的国际战略意义，它不仅是依据当今世界的现实而提出的，而且对现今和未来的国际政治和战略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一国两制”构想产生的国际背景
任何重大理论建树和战略构想的形成，都是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分不开的。诚然，“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主要是依据70年代未、80年代初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出发、尊重台湾和香港澳门的实际和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而提出的，但是，当时国际环境的特点也是提出这一构想的重要依据。可以说，“一国两制”构想也是尊重了当时的世界现实。概括起来说，当时国际环境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两种制度将在同一个地球上长期并存。社会主义制度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因此，它一出现就遭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反对和攻击，因而发生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以及后来的祸水东引和遏制政策等等。而社会主义是以最终战胜并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为目的，因此才有了各种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较量，双方谁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从资本主义这方面来说，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由最初的直接出兵进犯的“热战”到实行遏制的“冷战”，这一转变本身就表明它对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之强大无可奈何。“冷战”虽以苏联东欧集团的失败而宣告结束，但社会主义制度仍在一些国家生存下来，尤其是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从社会主义这方面来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始终没有出现，而且资本主义还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了自我调节能力，生产力在某一阶段还能出现高速发展的势头。就两种体系的力量对比来说，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才能在综合国力上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局面的客观存在，使得两种体系各方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以及战略家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两种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当年“冷战”的主要鼓噪者、“铁幕”政策的发明人丘吉尔，在临退出政治舞台前就曾大声呼吁要尽快结束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尖锐对峙的局面。“一球两制”已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成为现实。既然两种社会制度能够在同一个地球上长期存在，那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两种社会制度在同一个国家内并存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尽管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主题。
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后，帝国主义的本性和特征决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会十分尖锐，进而会发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从本世纪初开始，世界的时代特征是“战争与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都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几年间，虽然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全世界人民头上，“冷战”几度险些转化为热战，而且局部战争不断。
到了本世纪7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发展本国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任务，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了巩固民族独立的地位，振兴本国经济，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迫切需要集中精力求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更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不使自己在世界竞争中被挤出先进行列，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也需要不断发展自己。而要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战争是发展的最大敌人。战争不仅破坏有关国家的发展环境和条件，造成资源、能源和人力的浪费，而且还会使发展计划中断；即使是战争的威胁也会使相应国家分散精力和财力，甚至制定出畸形的发展规划。前苏联大力发展军工和重工业，将之放在优先地位，最终使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缺乏后劲就是例证。
另一方面，到了70年代未，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形势有了重大转机，在这种背景下，“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①按照邓小平的分析，这种转机主要是由四个因素引起的：第一，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核武器，一旦打起核大战来，双方将同归于尽，因此谁都不敢先动手；第二，由于苏美两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和扩军备战活动遇到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执政当局的抵制，使得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全球战略部署的努力受到了挫折，一直未能完成；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第三世界、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以及美国和苏联的人民都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第四，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得世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苏联在内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上述两方面情况的出现，使得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①时代主题变换要求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包括无产阶级执政党在制定内外政策时都要考虑时代特征，因为时代潮流是不可抗拒的，顺之者则兴盛发达，逆之者则衰败没落，这是一个十分简单而又重要的真理。
为了适应时代主题的变换，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内外政策和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对内将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对外则由“一条线”战略转为实行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与这些转变相适应，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则“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①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而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一国两制”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最佳方案。这一方案不仅照顾到了国内大陆和台、港、澳各方的利益，也能使与统一问题有关联的外国的利益不受损害，从而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三）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在世界近代史上，欧洲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第一、二次科技革命都发生在欧洲，世界列强主要在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强盛起来，取代了欧洲的世界经济重心的地位，然而欧洲仍然保持着其发达的经济水平，北大西洋两岸成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进入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地位越来越重要。首先是日本崛起，脐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并超过欧洲诸强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随后，亚洲“四小龙”腾飞起来；近十多年来，东盟七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已实现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高，经济总量已名列世界前茅。更重要的是，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还相当强劲，而相比之下，美国和西欧的发展势头则比较软弱。连西欧和美国的学者也都承认，到下个世纪，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1996年春的亚欧会议就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重新认识亚洲并重新确立它们同亚洲国家的关系。这种局面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因此，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显得更加重要。台湾、香港和澳门都地处亚大地区的中心地带，而且经济都比较发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实现祖国统一的过程中，保持这些地方的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及有关的政治力量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亚大地区人民共同的愿望。为此，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时就应该尽可能采用和平的方式，而要实现和平统一，就应该充分尊重这些地方的现实情况，允许它们保持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实行“一国两制”，就如邓小平所讲的，“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而且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①..
二、“一国两制”的精神实质是和平共处
“一国两制”构想是依据世界现实提出来的，它反过来又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①“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②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称这一构想是“最富天才的创见”。美国的半官方机构兰德公司认为“一国两制”构想是在某种意义上超过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国际战略，而且是不动一枪一炮不花一分钱的超级战略。
①《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101页。
如前所述，“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世界时代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总方针变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贯穿其间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最早是由列宁提出来处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原则。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而且在总体实力上处于劣势。社会主义国家急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因此列宁从策略上考虑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得到了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好方式，也是处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①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对和平共处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将原来用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拿来解决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他指出：“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②可见“一国两制”构想与和平共处原则之间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一国两制”构想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就是和平共处。
两种社会制度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和平共处的思想，反过来又强化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应该运用和平共处原则的观念。邓小平论述道：“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③在这里邓小平以无产阶级大战略家的雄伟气魄，总结了20世纪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指出了以往各种国际战略模式所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最好方式的结论。这里，邓小平已不再把和平共处仅仅作为一个策略原则，而是上升到国际战略的高度。这对指导中国的外交政策，开阔人们的视野，改变传统的以“进攻”或“防范”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思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两制”与和平共处确实是一个“超级战略”。
三、“一国两制”构想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
国际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利益不同的国家、民族构成的，在相互交往及各自发展过程中，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争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战争往往是解决国际冲突和争端的最终手段。然而，战争是残酷的，它是以无数人的生命和巨大的财产浪费为代价的。而且战争往往并不能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会加深有关国家和民族的仇恨和隔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得到不断改进，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破坏性也愈来愈强。到了核武器时代，全人类都面临着被核大战毁灭的危险。全人类的生存危机促使很多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去思考、探索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邓小平这位爱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派”，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建设国家的实际出发，从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全人类的利益出发，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路，这就是“一国两制”、和平共处。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①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思路、新办法，这是他对国际社会的一大贡献，是他的“最富天才的创见”。在诸多国际争端中最重要、最常见的就是领土和边界争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在理论上勇于探索，提出了新办法，而且在实践上也作出了表率。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中俄哈吉塔五国边界问题的解决。1996年4月26日，上述五国元首在上海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协定规定：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这一协定是亚太地区第一份多国双边政治军事文件，它的签置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中国与前苏联有着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线，60年代，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在中苏及中蒙边界上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还一度在局部地区爆发了武装冲突，使中苏边界局势异常紧张。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三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使中国东北和西北7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处于长期稳定的和平安宁状态得到了协议保障。不仅如此，五国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促进了中亚和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乃至整个亚大地区甚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行动本身为今后世界各国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及领土争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同时也说明了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和平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问题上，邓小平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共同开发”。他说：“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①..他在列举了钓鱼岛问题和南沙群岛问题后说，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搁置主权问题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充分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①..的坦诚胸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方针和路线。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①
总之，“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②“一国两制”就是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在正确把握时代主题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既是解决国内统一问题也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新办法、新思路，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将证明这一构想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
（作者刘建飞：中央党校副教授，在读博士生）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88页。
邓小平时当代中国外交形象的战略思考
李向前
1985年，中国决定裁军100万。这项重大举措，震动了世界。引人瞩目的是，邓小平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百万裁军的战略意义作了下面的阐述：“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①以树立“和平形象”为一个大战略的立足点，是耐人寻味的。它同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演变之间形成了至关重要的联系。
所谓“外交形象”，无非指一个国家要向世界表明什么，以及经过某种预定的政策和外交行为，为世界留下特定的印象等等。如同人们在社会公共关系中需要一个与其内在特征相符的形象一样，国家也需要以完美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丑陋、偏私与凶恶必定为人们所疏远和唾弃；而公正、美好和善良，也必定会得到广泛的拥护和友谊。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对美好目标的追寻，往往要历经坎坷。因而对新中国外交形象的历史性考察，将有助于对确立中国“和平对外形象”这一重要命题的理解。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长期以来，国际上总是流行着一种“中国好战”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使中国外交形象深受伤害的舆论。对于居心不良、有意中伤者，中国领导人曾多次予以严肃批驳。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产生这种舆论的国际性原因，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现实状况的国际国内背景。
在很大程度上，“好战”的舆论同中国曾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某些不尽确切的表述和观点有密切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坚持着“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世界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特别是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我们不仅认为世界性的大战不可避免，甚至感觉它已迫在眉睫：“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这种概括和其后社会上广为使用的一个口号：“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把战争可能性及备战气氛推向了一个炽热点。
同时，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上，我们也坚持“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而且，在宣传上更侧重革命的因素在增长：“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①因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迫切任务，就是联合起来，埋葬帝、修、反和一切走狗！”这种并不确切的语言的使用，无疑给我们的对外形象带来某种不利影响。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以下凡引邓小平的话，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2、3卷。①《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
事实上，“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也需要世界性的和平，使整个经济落后国家获得发展自己的机会。那么，上述极端的语言和过于绝对化的判断是怎样发生的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了我们长期以来对形势的严峻估计。先是美国在朝鲜、台湾海峡发动战争，制造紧张局势，继而它在日本及东南亚对中国形成包围，最后在越南挑起了一场热战；其后是前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的战争危胁。60年代末，前苏联发动了对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捷克的军事入侵，并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和西部挑起武装冲突；70年代后期，苏联煽动地区霸权主义者入侵柬埔寨、直接出兵阿富汗等行径，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警惕，从而对可能针对中国国的侵略战争作出准备。
但是，毕竟我们作出的分析只是指出了它的可能。事实证明，针对中国或世界性的大战并未爆发，这就有可能使我们从另外的方面考虑问题：1.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是直接侵占还是军事遏制？2.美、苏两国是否真的会冒打核大战的风险？3.我们是否对国际形势作了“过火”的反应？
4.当今世界的诸种矛盾是否已经达到必然引起大规模热战的程度？换言之，这个世界的主流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显然，我们当时的答案不够精确。首先，美苏两国对中国的主要战略方针是“遏制”，而非大规模的侵犯（不排除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国进行小规模的“偷袭”），至少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证明上述两大国有全面进犯中国的战争计划。其次，如同现在人们所认识的那样，核武器的存在，一方面造成了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却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战争的发生。因为当人们意识到核战争的结果只是导致地球的毁灭，而不再分得出胜者和败者的时候，原子弹也就仅仅成为一种制约性的力量了①（当然，这不等于说，世界人民已无需承担制止核战争的义务）。第三，危险和威胁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作出估计。胡乔木认为，从50年代至70年代，我们对国际环境的恶化程度估计过高，作了“过火”的反应：当时“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②。因此我们极力与之抗争，极力试图消除这种危险，从而造成了我们国际国内政策中的“‘左”倾错误。最后，世界性大战至今未爆发这个事实说明，5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尽管动荡不已，但其基本矛盾并未激化到将要引起世界性大战的程度。因此，即使在当时，世界也仍然是存在着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老一代外交家王稼祥早在1962年就指出过这一点。他当时预言，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并不必然导致世界性战争。因而，“不要笼统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③这些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进一步证明了，和平的可能性远远大过了战争的可能性。
①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谁也不敢先动手”。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②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3页。③《王稼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至此，研究已经揭示，那些曾经造成我们对外形象中过于绝对化和极端性的“客观”危险，并不像描述的那样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说明我们的“过火”反应。
胡乔木在他的上述分析中指出，正是我们所处的“某种封闭状态”，造成了20年来的“左”倾错误①。而恰是国内政治和理论意识形态方面的“左”，又使我们越加封闭，越加对“战争与革命”问题作出过于绝对化和激烈的判断。两者互为因果，“交相放大”。
准确地说，夸大“国际阶级斗争”，正是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例如，我们曾长时期地坚持认为，当今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而“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这两个群体概念被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化身——笔者注）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际资产阶级的化身——笔者注）的斗争”，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两大阶级的决战已不可避免等等。显然，这是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推及到了国际，并据而判断，世界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这种夸大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夸大国际革命的意义，夸大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实性的“左”倾错误，同1957年后国内政治中“左”的东西的滋长，在时间上大体相平行。本来，1956年党的八大已宣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但不久出现的反右斗争，却又被认为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开始激化的证据。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代表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空想式的追求，从而也扩大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大同”及战胜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信念”。胡乔木称之为“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①。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号中出现了诸如“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将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不恰当的口号，并在实际中支持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
极左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致。在国内动乱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外交机构基本陷于瘫痪，驻外使馆人员公然起来造驻在国的“反”。1967年8月，北京竟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劣事件，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口号下付诸行动的，都是在“打倒帝修反”的狂热气氛下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盖洛普测试机构分别于1966年和1972年对美国公众关于中国的观感进行了测试，其结果是：在1966年的主要印象值中（取两项最高值参数），肯定（努力工作）和否定（好战）面各占其一；而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的主要印象值中，肯定面（“努力工作”和“进步性”）则占100％①。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我们国内政治形势及外交战略的相关变化呈对应关系。
造成我们主观上易于偏激处理对外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50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60年代及以后表面化的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争。这个论争的焦点，主要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如果说，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始终坚持“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国际剥削者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容易造成我们更强调“战争”的印象的话，那么在激烈争辩中的固执己见，以至最后演化成为的严厉批判，则又加重了我们思维和言词的片面性。这表现在，当我们高声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时，却忽略和淡漠了对世界和平和全球性稳定的争取。当时的逻辑是，只要强调了“和平”，就是“妥协”、“右倾”，甚至是“修正主义”。这犹如一场阵线分明、非此即彼的战斗，没有退让软弱可言。正是在这种针锋相对、鼓角齐鸣之中，减弱和模糊了中国外交政策中本应充分强调的“和平”性质。
①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3页。①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3页。①科林·麦克尔拉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由此看来，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要改变中国对外形象是不可能的。因为，很难想像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能够树立起“和平和发展”的旗帜。
毫无疑问，外交形象受到损害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60年代中后期，我们不得不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局面下面对世界，不得不在孤立的状态下勉力支撑我们的外交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已无法利用外部环境积极展开对中国具有绝对意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这种状况直到1971年打开对美外交之后，才发生了转机。但真正的历史变革，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我们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理论和实践，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迈出了当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整个战略中心的转移，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判断，提供了新的思维。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思维的倡导者，也是新的外交战略的总设计师。
关于和平问题，是邓小平在80年代初那篇题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讲话中最先提出的。当时他指出：“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随后不久，他又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是可能的。”那么，就当时的世界形势而言，这可能争取到的不打仗的“一点时间”究竟有多长呢？邓小平在1982年8月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那个著名谈话中提出：“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如果考虑到我们实现现代化第二个目标的时间表，即用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那么就需要“再加30到50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邓小平当时还以极其肯定的口吻告诉这位秘书长：“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
但是，世界毕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不仅霸权主义对别国的战争威胁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消失，各个国家之间领土、边界、主权等等的争端，也将会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如何看待这些可能引发战争的潜在问题，怎样认识和处理这种现实性的矛盾，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对外姿态。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学者时，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认为，到目前为止，采取“一国两制”这类办法解决上述问题“是可取的”。他说，对于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而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可以避免“始终顶着、僵持下去，甚至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他说，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而这样做的全部目的，“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因为，“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①可以说，这是当代世界政治家中最富于建设性，也最能赢得真正热爱和平声誉的精辟之见。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的重大改变，酝酿于1984年至1985年之间。而这个理论判断性的重要更改，是在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然对中国构成军事、政治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正是它的极其可贵之处。因为它表现出一种对世界形势发展底蕴所进行的精确研究和准确把握。1984年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我们总的看法，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70年代、80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再次讲到：“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②同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菜格时再次指出：“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了变化，现在我们的看法大概一致了（指原来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今天分析，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避免的。”以此为标志，我们对世界性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趋于明朗化了。此后，由邓小平提出和确立的中国对世界形势的总看法，采用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表述。可以这样说，这是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深刻把握世界和平力量正在稳步增长这一历史性潮流的同时，中国先后进行了多次外交努力，以推进世界和平的发展进程，同时在世界面前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形象。这些重大举措包括：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同前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同周边国家如印度、韩国、越南、蒙古等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同欧、亚、非、拉丁美洲各国的友好关系，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积极加入世界性组织，参与国际性多边合作，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裁军百万，以此向世界“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新形象，就是这样在历经了深刻反思、冷静判断和果敢抉择之后，才最终树立的。然而，一国形象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和涉及的方面仍要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结盟与战略相处
事实上，不管维护怎样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它生活在集体相处的国际大家庭之中。于是，就有了大家庭成员问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各自需要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各国间关系的性质也表现出色彩纷呈的面貌。而一个国家的形象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定。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05页。
新中国40余年的外交实践，在根本的意义上奠定了中华民族从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中重新崛起的大国地位和形象。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确立自己国际形象的过程中，仍然历经了几次重大的历史性变动。大体上，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变动为“结盟——强调战略关系——全面实行独立自主”等三个主要阶段。
（一）关于结盟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必须结盟。对于饱受战火摧残，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并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敌视的新生政权说来，采取“一边倒”政策，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规定性的需要，更是保卫国家安全，展开国内经济建设所必须。应该说，这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中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但结盟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我们自身的角色被严格限定在了极端分明的对抗格局之中。这里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我们必须无条件地置身于同另一阵营的激烈斗争，以逐渐削弱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其二，必须无条件地（有一个时间过程）维护和保持本阵营内部的团结、统一，以壮大阵营自身力量。显然这在两军对垒中也是绝对必要的。然而，也正是这种结盟的规定性，限制了结盟者自身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削弱了他们的自由度（在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严禁“自由”的，一切服从纪律，一切服从大家庭，违者甚至有被“革出教门”的危险）。因为大家都要按照同一个指令和同一个方案行事，需要遵从一个共同的纲领，于是也就有了同一种面貌和同一种形象。
但事实上，这种绝对的“统一”是不可能存在的。各个国家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理解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都存在着相当差异。因而表面统一的阵营，实际潜伏了许多深刻的矛盾。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诸如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处理南斯拉夫问题，似及在其后对待若干重大国际事务的行动中，同苏联保持了相一致的立场，但实际上，新中国的外交目标并非刻板地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所谓“同一性”，而是谋求同一切愿意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和人民建立联系。在这一点上，中国同东欧许多国家有重要区别。正如毛泽东在宣布“一边倒”的同时向世界申明的那样：中国是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实践上，我们在建国初先后同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芬兰等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确立了在通过谈判手续之后同更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的政策。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宣布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情形下进行的，它为新中国树立了既严守独立自主又不失政治原则的国际形象。
然而，五六十年代激烈对抗的世界冷战格局，毕竟使我们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外交选择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特别是当国内政治中“左”的错误越加滋长时，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片面性。那种过于强调世界大战的迫近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提法，那种着重强调和支持世界革命的不切实际的宣传，都影响到中国作为追求世界和平和寻求睦邻友好力量的最初形象。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同苏联结盟关系的最终走向破裂（这种破裂首先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某些人顽强地企图以“家长”自居，对别国主权和内政施以粗暴干涉的结果。中国与前苏联的“闹翻”，最根本的是反对“老子党”对中国主权的干涉），造成了中国对外方针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方面，我们独自更高地举起了反帝和革命的大旗，成为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这一形象事实上表现为对原本社会主义阵营政治立场的执著坚持与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对世界政治力量作了新的划分，相继提出了“广大民族主义国家有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中间立场”，“中间地带仍然是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中心”，以及最后形成的关于“第二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等重大的理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