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同苏联盟友关系的实际破裂所产生的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变化，给当代中国外交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在摆脱了原有的“集团政治”性的所谓阵营之后，使我们有可能更为广泛地接触和团结民族主义力量乃至第二世界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国际统一战线，向着压迫、剥削别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抗争。这个反帝、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新中国赢得了很高声誉。正是在这种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坚持一切国家应当享有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中，中国争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好评（1971年中国终于在无理地被排除20余年后，重返联合国）。同时，在世界从此由两极走向多级化的意义上，中国外交所促动的全球性战略格局的变化，对战后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此看来，因实质上并不平等和由更多意识形态色彩维系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政治家寻求和开拓中国新的外交战略，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联系。在新的对外政策调整中，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更加务实和采取一种战略相处式的关系，从而使中国外交形象有了新的意义上的改变。
（二）关于“战略相处”关系
所谓国家间的战略关系，是指人们基于某种战略需要，或从某种战略角度出发，建立起来的比较紧密的相互关系。它不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作基础，也没有相互间必须承担的盟约义务，但在对付共同的敌人和危险时，会采取相配合的战略性姿态。
70年代初期，中国打开对美外交，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缓和，这代表了中国外交同大国建立战略相处关系的开端。毛泽东曾形象地称这种战略关系为“一条线”、“一大片”。即为了对抗苏联霸权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中国主张建立一条经过日本到西欧，再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的联合战线，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一大片”），共同遏制对全球和平与安全形成巨大威胁的苏联扩张主义。在实质上，这是一条“联合反霸”的统一战线。
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联合反霸”的战略关系，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政策，对推进全球的稳定和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甲。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调整，原来的“战略大三角”关系开始改变了自身的态势和意义，中美间的战略关系也随之变化。在这种国际关系复杂演变的转折点，中国的战略地位问题和它所代表的对外形象，也需要重新予以厘定。
首先，维护战略关系，但不能受制于人。8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倒退。其原因是美国决策者中形成了四个错误的观念：1.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2.认为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而美国却无求于中国；3.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4.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大约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湾政策严重逆转，发生了售台武器和试图建立美台官方关系的严重问题。显然，这些事件不能不极大地涉及到中国在战略关系中的地位和形象。
台湾问题无可争议，任何企图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妄图改变台湾政治地位的作法，都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对此，中国作出了强烈反应。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斩钉截铁地宣布，如果认为“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同时，邓小平对上述涉及中国战略的重大原则问题一一申明了坚定的立场：第一，中国愿意维护同美国的战略关系，但并非有求于美国，我们是从制止霸权主义，反对扩张的全球战略意义上着眼的。早在中美两国关系解冻之初，中国政府就反复向尼克松总统说明，中美关系缓和是全球战略的需要，因而也是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正因为如此，我们很欣赏尼克松总统到北京来向毛主席讲的第一句话：‘我是为美国自身利益而来’。中国同美国打交道，发展贸易关系，但并不抱什么幻想。因为中国同美国没有关系的时候，日子也过下去了，而且还过得不坏。”邓小平严正指出，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有求于美的观点是危险的，因为这首先就破坏了全球战略①。
其次，如果国际上的政治家、活动家把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估计过低，就不会对世界形势作出正确估计，也不会有正确的政策，更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指出，中国本身落后，军事装备更不先进。但中国也有一点长处，中国不怕包围，有长期进行持久战的经验，有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作战经验。中国地方大、人多。有“大块头”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中国人“不信邪”，“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10年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历史也说明，中国不是“一块豆腐，拿指头一戳就垮了”，否则“为什么能够形成一条线”呢②？这些强有力的申明，澄清了战略关系中一系列深刻的道理，为我们维护战略关系而又不受制于人奠定了政策和策略基础。
确立反霸战略关系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关系不应损害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一般说来，发达国家都有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侵略和掠夺剥削的不光彩历史。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它们怀有警惕、鄙视的心理是正常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一员，在处理同发达国家的战略关系时，对第三世界所形成的影响常常处在很“微妙”的状态。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我们在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确立战略关系的同时，不应轻视、缩小和疏远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其二，进行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但对第三世界各国却不能“以苏划线”。显然，这两种关系处理得是否妥当、适度，将直接涉及到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地位和形象。
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当我们需要同发达国家建立紧密的战略关系时，就容易产生同发展中国家疏远的印象；当我们强调“三个世界”划分中“制衡”的思想，更侧重于宣传联合反霸时，就容易忽略反映第三世界的要求；特别是当我们感到苏联威胁增大而霸权主义确在进行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时，就容易造成“以苏划线”的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说来，这些问题都带有重要的“原则”性质。
①参见邓小平1980年12月25日同巴基斯坦外长夏希的谈话；1981年4月6日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②参见《邓小平谈中苏战略形势和苏联的全球战略问题》1980年6月3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外交政策策略的一些偏向进行了及时纠正。1982年底，中央明确提出，不能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丢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对第三世界的正义斗争和合理要求要旗帜鲜明地支持。1982年4月，中央提出，我们要利用美苏矛盾，侧重反对苏霸，在有些问题上也要侧重反对美霸。“一边倒”不利于利用美苏矛盾，不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对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也是不利的。上述这些论断不仅确立了我们在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关系中所应坚持的立场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它已酝酿了对外战略方针上的一个重要转变。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明确提出中国要树立自己作为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形象，并在实际上担当这个角色。的同时，也正式宣布，中国将对自己的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这就是放弃使用“一条线”的战略策略，而真正将对外方针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无庸讳言，现存国际政治关系仍是一种持久和稳固的体系。因而，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不应过于意志化地追求某种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变革，而重要的是寻求作为主权国家同别国的和平共处，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权利。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昭示，邓小平曾赋予了它经典性的断语：“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历经了国际舞台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我们今天更加成熟。这成熟意味着，我们应该把“和平共处、独立自主”更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的形象长久地坚持下去。
（作者李向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初探
张中云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其中，基本理论中的有关当今的时代、时代主题、世界矛盾、世界结构、世界格局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一、当今的时代
时代问题是国际战略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观察国际问题的立足点。国际风云的变幻，都是特定历史时代发生的现象，只有弄清时代的根本性质、主要内容、发展方向以及历史背景等，才能从规律上对它作出解释并加以把握，从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
当今人类社会发展处于什么历史时代，这是近年来人们有争议的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不易取得共识的问题。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资本论》所揭示的，列宁在《帝国主义论》进一步加以发展，并由十月革命胜利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得到证明的论断，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历史时代，要延续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历史时代它“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①这就是说，作为历史的大时代，是不可能直线向前发展而没有曲折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有关国际问题的论述，虽没有明确肯定或否定党历来关于时代问题的论断，但从他考察和论证当今社会主义的意义和人类历史发展前途中就能发现，他完全立足于我们正处于这个新时代。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握和理解邓小平有关社会主义一系列论断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意义。
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就是在已经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发生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它使这一历史总进程的标志更加明显。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35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①..所谓“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证明，已经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在1987年同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代特劳加尔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②
①《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6卷，第143页。①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这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还只是刚刚开始，由于整个帝国主义仍然十分强大，由于人民还缺乏经验，因而前进中碰到逆流，发生曲折是难免的，但是人类历史前进的这一总方向是不会逆转的。邓小平针对1989年“六·四”风波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③苏联、东欧发生演变后，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不行了”，“没有前途了”。邓小平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①
邓小平正是把握了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性质、特征和发展方向，才满怀信心地宣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②“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始终是站得住的。”③
二、时代主题
这是指历史大时代的核心内容。
本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青把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内容即主题，概括为革命和战争。认为，这是由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现实特点所决定的。1918年，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说：资本主义已经“使生产力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内，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作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①这一基本观点一直被共产党人继承下来，直到1977年党十一大仍然沿用这一基本提法，说：“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②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以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实际发展为依据的。事实上，在人们作出这一判断时期内，世界确实长期面临着战争和革命两大问题。远的不说，最近发现的前华约集团的军事地图、演习计划及报告的秘密材料也能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持久和平，而是面临新的战争危险。第三次世界大战逼近的最危险时刻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华约组织的备战已到这种程度：17万民主德国军队可以在2小时内应战。华约海军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225、311页。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21、346页。①《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0卷，第325页。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3页。
舰只在1小时内可以出动，预备师在2天内即可组织好。完全是处于临战姿态。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是停留在“冷战”上，它们随时准备由冷战转变为热战。
马克思主义者将革命与战争联系起来，也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因为战争会激化社会矛盾，并导致革命。例如1870年的普法战争引起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1904年日俄战争引起1905年俄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挣脱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
尽管以往人们在革命和战争程度的估计上，有估计过高的偏误，也有把时代的性质和主题本来是不同的两个东西等同起来的不确切的定式，但不可否认这两大问题始终是人们一度面临的迫切问题、主要问题。
70年代初期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然而在“友”的指导思想下，人们看不到或不承认已经出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1984年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提到世界两大问题的高度，无疑就是时代的新内容或称之为主题。这是对新形势作的新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的这一科学论断是以事实为根据，包含着极其重要的思想：1.突出了时代新的主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内容。邓小平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了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非常突出”的问题、“真正的大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就是说，在历史大时代不变的情况下，时代的核心内容已由革命和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2.纠正了我们对战争的过分担心，要求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还在1982年，他就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10年打不起来。”①3.断定世界制约战争的力量有明显增长和东西方国家关系得到改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说，过去鉴于“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②4.强调发展问题不只是南北经济关系问题，而且是世界发展的问题。邓小平说：“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世界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③“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④因此，“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①②③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05、281、96、56页。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①..
三、世界矛盾
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当代世界上，矛盾很多，各种矛盾都起作用，不过作用和影响大小有所不同。邓小平全面分析了历史和现状，反复强调和论述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因为，当前全世界人民受到的主要威胁，解决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特别是解决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根本阻力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实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由此可见，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美国等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世界各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的矛盾。邓小平谈论国际问题时，出现频率较多的词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虽然没有用这是“主要矛盾”这样的概念，但是意思是清楚的，它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制约和影响着其它问题或矛盾的解决。
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的中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可分为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其中两项是国内任务，即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另一项是国际任务，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国内和国际任务是互相制约、互为条件的。若不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就难以顺利进行。而且当刚刚进入80年代时，邓小平就已提出：“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①他还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我们的“国策”、“总政策”。可见其所占的位置。
第二，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要问题的对立面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说：“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②西方七国也就是西方七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过去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现在又搞新殖民主义。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的力量虽有所削弱，但仍占主导地位，而且本质并未改变。邓小平指出：“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在横行，现在它们又打出“人权、自由、民主”的旗号任意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①..所以“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②..
第三，现在世界上同时要做的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这两件事，所遇到的阻力就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当前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形势下，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但是，困难重重，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345、104页。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383页。
阻力很大。帝国主义旧殖民统治是瓦解了，然而原来的旧秩序并没有被摧垮，原来的宗主国以种种理由和借口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竭力维护旧秩序。只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消除，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就难于建立。
第四，占世界经济主体的西方大国竭力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对外政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几个大国，控制着世界经济的70％，这是它们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经济基础，这一实力基础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是某届政府的政策，而是由这些国家社会制度本质所决定的。
四、世界结构
世界结构，即是世界划分的状态和形势。对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弄清楚世界的结构，也就是弄清楚世界上敌友我的阵势，做到心中有数。只要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没有结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上敌友我三方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法抹煞的。
关于世界结构或划分，列宁把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也即两个民族：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认为，世界形成为两个对立的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
60年代国际共运大论战，终于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到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不再使用原先两个阵营的提法。毛泽东提出：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同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和政策。他还对超级大国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邓小平当即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
在《邓小平文选》第2卷中，曾多次提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并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指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它为我国去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开辟了道路”；它“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①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思想，明确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团结谁、争取谁、反对谁的基本问题，摆正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这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虽然没有出现“三个世界”的概念，但是他在分析国际问题时，反复使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中的三个基本概念及其含义，即霸权主义、第三世界，发达国家，并与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策略相联系。如，在界定世界的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增长时说：“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127、160、127页。
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①此外，邓小平还认为，我们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是同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是相一致的。他在1986年3月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②苏联发生变化后，还有没有第一世界？是不是还存在三个世界？回答还是肯定的。只不过是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成员有所变动。美国依然存在，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已扩大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邓小平在1989年11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③无疑，在第三世界和七国首脑会议之间，还存在一批发达国家，也就是第二世界。今天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仍不失其意义。
五、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随着主导和影响国际秩序的力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改变了原有力量平衡的体制，形成了凡尔赛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建立了新的雅尔塔体制。这两次格局的变动，都是世界大战的结果。80年代末，随着苏联的衰落和最终解体，宣告以美苏两极主宰世界事务的雅尔塔体制的瓦解，世界各种力量发生分化和重新组合，出现新格局的趋势。
邓小平十分重视世界格局的新旧交替和最终形成。因为，一定的世界格局决定或影响着国际事务的处理和发展，每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都会受到这种格局的牵制。每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占有的地位，关系到自身在国际上的作用。
在当今世界格局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第一，格局的变动，会引起世界新的动荡不安。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①与此相联系，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旧格局下掩盖的一些深刻矛盾便会逐步暴露出来。新动荡便在情理之中，动荡中，什么矛盾又会突出起来，新；日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需要多久，邓小平对这些问题没有急于下判断，需要我们作“冷静观察”。
第二，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过渡，形势对我们有利。世界格局向多极转变，是国际形势发展中的积极因素。世界多极化，意味着决定国际大事的参与者更多，可防止少数大国专权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世界各种力量互相牵制，世界和平更有保障。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①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56、345页。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第三，中国是世界向多极格局转变中的一极，应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世界究竟向几极格局转变，众说纷坛。邓小平认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②中国不做超级大国，但决不不关心自己在未来多极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有自己独立的对外政策，有自己判断国际是非的标准和行动的准则。任何其他各极不能不考虑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中国在国际中的作用发挥越大，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也就越有保障。
（作者张中云：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53页。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谢春涛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也是党和政府确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多年来，它得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广泛赞同和支持，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历史地考察这一构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进一步理解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大有裨益。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提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等原则设想，为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1949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12月，国民党政权正式迁往台北。此后，中国便形成了国民党政权偏安台湾、与大陆新中国政权相对峙分离的局面。对于台湾问题，中共中央开始打算以武力方式乘胜解决。1949年10月和1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攻击金门岛和舟山登步岛的战斗，因缺乏有力的海、空军配合，严重受挫。此后，放慢了攻取台湾的步伐，转而以很大精力加紧建设和发展海、空力量。1950年5月，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相继解放，台湾战役进入战前准备阶段。然而，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宣布出兵朝鲜和台湾，中共中央不得不中止了乘胜夺取台湾的计划。
朝鲜停战以后，由于美国支持法国进攻越南，对中国造成了新的威胁，中共中央没有马上重新提出解放台湾的计划。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毛泽东等担心美国和台湾间正在进行的关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会导致以法律形式将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决定重新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1954年七八月间，先在政治上发起了解放台湾的宣传攻势。接着，从9月开始，又进行了炮击金门等一系列军事攻击性行动，引起了美国政府及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在对国民党集团进行了沉重打击，表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占台湾和分裂中国的决心后，鉴于攻取金门和台湾的条件尚不成熟，而且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担心台湾海峡事态扩大会影响世界和平，中共中央适时地采取了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并在英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的促成下，从1955年8月开始，在日内瓦与美国举行了大使级会谈。会谈虽然长期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结果，但毕竟使双方有了一条正式的外交接触渠道，为日后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亚非会议情况时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
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①1956年6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重申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②7月，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又表达了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愿望，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①毛泽东在几次会见外宾时，都提出要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还明确提出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我国的领土台湾。
但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不但顽固拒绝中共的和平建议，而且，还不断派兵对大陆进行骚扰。在此情况下，为了惩罚台湾当局，打击美国的侵略，支援中东地区阿拉伯人民的反美斗争，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突然开始猛烈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并出动海军封锁金门等岛与台湾岛之间的海上运输，使国民党的陆、海军力量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觉察出美国以使国民党军队放弃金门、马祖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停火，企图以此将大陆和台湾分开的阴谋后，中共中央决定让金门、马祖留在台湾当局手中，并对其进行象征性的炮击，以战争状态保持海峡两岸的接触。10月6日和25日，中国政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先后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①“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②中国政府用特殊的方式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奠定了祖国统一的政治基础。
此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些具体办法。他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蒋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毛泽东还请人转告台湾当局：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蒋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表示，可以保存，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由周恩来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
①《人民日报》1955年5月14日。②《人民日报》1956年6月29日。①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四十年的回顾与思考》，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①《人民日报》1958年10月6日。②《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5日。
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①..除作出上述表示外，中共中央还采取了释放国民党战犯等措施，来和缓海峡两岸的关系。但是，这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没有得到台湾当局的响应。1962年，趁大陆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之机，国民党军队还在“反攻大陆”的口号下，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武装袭扰，为大陆军民所击退；由于这种气氛和中国共产党党内不断发展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进入60年代中期以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有所减弱，“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口号反而大大加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由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转变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使台湾问题的自主解决出现了一定的转机。但是，由于美国政府迟迟没有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在与台湾的关系方面采取断交、撤军和废约等措施，仍然顽固地坚持要以中国政府保证不以武力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先决条件，从而使中美建交遇到很大阻碍，台湾问题也一直没有解决。
香港和澳门问题则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及强行租借过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曾宣布不承认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声明将在适当的时机收回主权。但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保留与西方交往的国际通道，暂时维持现状，没有立即收回香港和澳门的主权。1957年4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指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①..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是打算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并为此而提出了比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对香港和澳门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尽管这些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有一些不完备之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产生很大的作用，但为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内容，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美正式建交前后；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提出的。它的提出，有着重要的背景。
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决定和影响着党和政府在内政外交等方面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转变。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这样，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成为党和政府的理想选择。
①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36页。①《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355页。
二是中美正式建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两国迟迟不能正式建交，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1978年，卡特政府改变了过去的立场，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三原则。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下述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于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尽管谈判中双方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和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表明美国没有完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但中美建交毕竟消除了中国在实现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最大障碍，使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有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