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谈判建交的过程中，邓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设想。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①11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又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②11月27日，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邓小平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并指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①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正式建交，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全会正确地估量了中美建交对中国统一进程所产生的影响，适时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任务。全会公报指出：“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②..
1979年1月1日，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告台湾同胞书》表示：“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告台湾同胞书》还建议尽快实现通商、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③同日，为了给双方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中国政府还以国防部长徐向前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邓小平在1979年1月下旬访问美国期间，反复阐明了中国政府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方面的方针政策。他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①②《邓小平等关于“一国两制”的论述选载》1978年10月—1990年9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15页。①晓晴：《“一国两制”的构想与邓小平的思想特色》，《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25页。②《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3日。③《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①“一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②针对美国方面希望中国政府作出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这一情况，邓小平特别强调：“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愿望。”③..由此可见，早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提出了尊重台湾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设想作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得到了正式宣布和说明“。应该说，此时邓小平已经讲出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提出。对此，邓小平曾在1984年7月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谈话中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①..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形成
1979年以后，随着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推进，特别是1982年开始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不断取得进展，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和具体化。1984年春夏，邓小平正式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并对其含义进行明确阐释，这标志着“一国两制”的构想正式形成。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比较清楚地表达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指出：“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①此后，“一国两制”的构想进一步具体化。1981年9月30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最有关键性意义的有以下四条：（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
①②《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③《人民日报》，1979年1月6日。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
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二）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三）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四）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②..
不久，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内容又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为1982年12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正式通过。宪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①至此，“一国两制”构想的实质内容被法律化，为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法律依据。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首次明确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后在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②这就把“一国两制”构想实施的范围由台湾扩大到了香港。
随着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特别是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不断取得进展，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的认识越来越深化，语言表述也越来越明确。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字时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还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①..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布热津斯基的谈话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他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②4月28日，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邓小平又说，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作了最大努力，就是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两种制度。③..这里，邓小平又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改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使之更具有普遍意义。5月27日和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对台工作座谈会，也重申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此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便成为党和政府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统
②参见《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日。①参见《人民日报》，1982年12月4日。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9页。③《人民日报》，1984年4月29日。
一方针的正式的概括性语言，也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4年6月22日和23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全面阐释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指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10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①至此，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正式形成。
四、“一国两制”构想的继续发展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对于党和政府确定更加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促进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解决，起到了重大作用。1982年9月开始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于1984年9月和12月先后草签和正式签署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中葡两国政府进行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于1987年4月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海峡两岸的关系也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后，两岸的交流与交往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总之，和平统一祖国的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
在“一国两制”构想的正确性得到实践检验的同时，1984年到1987年，邓小平又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次总结和阐述，进一步发展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第一，说明了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原因。1984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时指出，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要考虑到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中国人民能够接受，英国人民能够接受，香港人民能够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香港人民不会接受，英国人民也不会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①..
第二，阐述了在实现祖国统一后保持香港、澳门和台湾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的根据。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说，1997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30年到50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50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50年’，不是随随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9页。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01、103页。
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50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50年不变，那么到了后50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①
第三，强调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把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视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基本前提和首要条件，他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指出：“‘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10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10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550万，这就有个10亿同2000万和550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10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①他还在1987年4月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②”
第四，认为解决国际争端也可以用“一国两制”的办法。邓小平在1984年10月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③他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指出：“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④
第五，提出解决台湾问题不能排除使用武力。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①
邓小平上述五个方面的基本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使其成为一个比较系统和完备的理论。
五、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01页。①②③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03、219、96、68页。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87页。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整个中华民族统一大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一构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深远的意义。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首次提出了在同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可以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思想；它创造了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新模式，使香港和澳门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它还为在世界范围内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思路，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邓小平提出这个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所广泛称道的创造性构想，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原因。综观“一国两制”构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以下几方面因素起了重要作用：①..
第一，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对此，他在1984年12月会见撒切尔夫人时也曾说过：“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产如果考虑中国统一问题不从香港、澳门和台湾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情况出发，那就不可能提出比较现实的能为各有关方面可能接受的统一方案。
第二，考虑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把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看作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认为“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②在邓小平看来，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然我们可以利用国内的公有制以外的其他各种经济成份，也可以开办经济特区，大量引进、吸收国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当然也可以在长时期内更大程度上保留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便更多更好地利用它们的资金、技术、管理以及与西方的联系等多方面的优势，为大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可以说，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是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认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发展基本上与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深化同步，邓小平把开放政策长期不变作为论述统一后保持香港、澳门和台湾现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的根据，也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着眼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如何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邓小平考虑较多的问题。1984年2月，他在会见布热津斯基等人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方式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①1984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挪威首相科勒·维洛克时还说：“为了完成现代化战略发展目标，国内条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件是全国上下10亿人口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国际条件是要求有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是根据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原则解决香港问题，也是根据这一原则力图用香港方式解决台湾问题。”①因此，也可以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也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总方针紧密相关。
总之，“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为实现中国统一而提出的创造性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一理论体系中最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199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出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看法和主张，使“一国两制”的构想进一步丰富和具体化，也更有现实可行性。有理由相信，“一国两制”的构想将在和平统一祖国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者谢春涛：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
①晓晴：《“一国两制”的构想与邓小平的思想特色》，《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24页。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柳建辉
任何政党、国家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必须对自己的国际战略有一个较长期的、全局性的宏观考虑。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曾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分析、观察世界形势的变化，探索自己的外交战略方针，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在对时代特征问题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过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基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逐渐对当代世界主题作出科学的概括，从而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一、建国后党对时代特征问题的认识及其曲折
总体而言，建国后党和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基本沿用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提法，立足于战争与革命。然而，时代特征的某些具体内容必然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呈现出时代阶段性的特点。由于战后①世界格局的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客观影响，加上各国共产党人主观上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致使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特征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这期间，毛泽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提出了一些符合历史现实的战略构想，但也得出了某些与实际不符的结论，教训深刻。
（一）由于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对中国形成的威胁，60年代以来党和毛泽东改变了建国前后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估计，越来越强调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对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标志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对立，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以美苏两大国的争霸为主要特点的两极世界格局。战后初期，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斗争，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美国称霸受到阻碍。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上升为另一超级大国。于是，美苏两霸相争成为世界局势动荡不宁的主要根源，并对中国的周边环境造成相当的威胁。新中国成立之初及此后的许多年中，面临的就是这样一幅世界时局图。
战后帝国主义的依然存在和后来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发生的问题，一直为各国的政治家所瞩目。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更为关注，并提出自己的战争和平观。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提出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时曾认为：战后由于美苏两国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美国还谈不到进攻苏联的问题，因此，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1950年6月，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虽然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突出强调①本文所用“战后”皆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的是：“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此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多次的谈话、讲话中，不仅指出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他们要打世界大战并非易事，因为世界和平民主力量在发展壮大，而且突出强调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中国的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争取和平必须认清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两手对两手，“和平为上”，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之，此时党和毛泽东并未对世界战争的到来作出过急过快的估计，实践上更未提出具体要求。
进入6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加上主观指导上“左”的思想的发展，党和毛泽东对新的世界大战曾一度认为“迫在眉睫”。1965年7月在拟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党和毛泽东就提出要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并从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编制规划。尤其是1969年3月苏军数次入侵珍宝岛地区的突发流血事件，更加重了党内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苏军对我国的大规模入侵随时可能爆发的“左”的估计。于是，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4月28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再度要求全国各地做好反侵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6月间，林彪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中央军委办事组座谈会为此提出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10月17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局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由于对国际形势的误断以及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在时间上预料过快，以致盲目地搞“山、散、洞”、“一线、二线、三线”建设，不仅耗费了大量人财物，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恶化也产生了消极作用。这种认识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在此思想背景下，全党执行了一条全民皆兵，时刻准备打仗的行动路线，只讲战争、革命，在事实上忽视了和平与发展，未能抓紧利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在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时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争取较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因此，“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①。
（二）由于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党和毛泽东在坚决支持民族独立的革命解放运动时，又强调推进“世界革命”，并承担了过重的国际主义义务，外交工作也受到干扰。
战后，社会主义超出一国范围，形成一个新的阵营；而帝国主义的后院则频频告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凤起云涌。于是，人们认为帝国主义会从此一蹶不振，寿命难继，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日益逼近。出于这种过于乐观的预计，1961年苏联《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把当时所处的时代表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种观点，并在60年代重新表述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溃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70年代又进一步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二○声明》中进一步断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①上述提法，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历史发展“大时代”的长期性、曲折性缺乏清醒的认识。
由此可见，党内“左”倾指导思想的产生，不仅根源于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而且还根源于对人类社会当前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民族革命，这是现实的。但在所谓战争与革命的风暴中，随时准备迎接和支援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希图通过推进世界革命，摧毁帝国主义，以致犯了以世界革命观念干扰外交、以备战干扰正常经济建设的错误。不顾国力实际情况，承受在物质上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违背了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国内经济建设陷入困境，正在进行调整和恢复中进行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王稼祥等同志在1962年上半年，多次谈到对国际问题和调整对外方针的不同意见，并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力图纠正党内在世界战争、世界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对外援助方面的一些片面观点。提出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应该是“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实现持久和平”。对和平运动要予以适当的估价和支持，并进行某种合作。“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并且“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①。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对外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②，等等。上述建议是对“左”倾偏差的一种纠正，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当时并未被全党所接受。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新结论
80年代，随着东西方国家关系的调整和殖民体系瓦解后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历史任务的完成，和平与发展实际上已经成为时代的基本特征。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的多次谈话中，深刻指出了国际形势这一变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新结论；十四大又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外部条件），纳入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中，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战略转变。
（一）两大主题提出的主客观依据
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格局出现由两
①《人民日报）1970年5月21日。
①②《王稼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445页。
极化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1984年5月17日，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时，邓小平提出：“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①5月25日，在会见巴西总统的谈话中，邓小平又重复论证上述观点，井用“和平”二字概括第一个问题①。10月31日，在与缅甸总统谈话时，邓小平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强调，“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②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邓小平更为明确地阐述了他关于当代世界主题的观点：“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直到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更直截了当地告诫人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党和邓小平在判断时代主题的过程中，主要是从国情和世情两个方面，得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的。主观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的思想路线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能够立足于时代反思以往，用务实、冷静的战略眼光观察世界的新变化，摈弃以“世界革命”干扰外交的观念，对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等问题提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观点。同时，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邓小平提出必须创造和维护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也就是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客观上，党和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全局进行战略性判断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大趋势，列宁关于人类社会正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变。但必须看到，时代特征的某些具体内容必然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而变化，呈现出时代中的阶段性特点。第二，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和世界人民面临的战略任务的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和历史性竞争的现实说明，在世界范围内尚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当今世界，战争与革命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和平与发展却成了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三，依据对当今国际竞争重点变化的分析，即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由军事领域日益转向经济技术方面。正是从这个角度，邓小平强调发展是一个战略问题。第四，依据对当今国际关系中各主要战略力量的分布和相互制约关系的分析。世界和平力量的空前发展和壮大，使制约战争的愿望成为可能，世界和平前景广阔。因此，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两大主题的基本思想内容
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世界人民面临的两大战略问题，二者不可分割。和平是外部条件，发展则是核心问题。
1.世界正处于和平发展时期，两大主题互相联系，共同影响着人类前途。①《人民日报》1984年5月28日。①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6、105页。
首先，和平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和平，难有发展，而世界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根本。其次，和平与发展推动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直接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以及军事战略态势的均衡。再次，争取和平与发展，规定着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主要内容。
2.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70年代，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是世界战争的主要危险。邓小平据此对当代世界战争根源问题进一步作出科学论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①由于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②。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深入剖析了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力量的消长对比，认为制约战争爆发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③通过对当今世界战争策源地的剖析和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现状与发展趋势的估量，邓小平明确肯定：“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70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①“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②。“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③。苏东剧变后，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否已经改变，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否荡然无存，邓小平认为没有。因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和平与发展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因此，我们仍须冷静观察，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并对不同形式、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局部战争保持应有警惕。3.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人类社会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之路，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又必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这是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国际战略及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条件下的新发展。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同年底，他又进一步阐述说：“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①“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②。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改变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结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通过南北对话，推动世界
①《人民日报》1979年3月1日。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27页。①《人民日报》1988年5月16日。②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127页。①《人民日报》1988年12月3日。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各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保持长期和平。这里“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改变目前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经济关系；要通过南北对话，逐步建立起平等互利合作的南北关系；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国家之间的合作。1989年9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进一步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已经行不通了，现在不仅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且也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①事实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好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综合上述，国际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到80年代已集中反映在东西南北关系上。邓小平从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审时度势，果断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从而精辟揭示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明确了新时期中国的战略任务。根据这一新的时代特征的总概括，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适时进行了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性调整，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折：第一，从过去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转变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而更加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第二，从过去“一条线”、“两角争”，联合美、日、欧着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政策，转变为不和任何大国结盟，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更加突出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概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时代主题判断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外交战略思想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
①《人民日报》1989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