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
宫力
自从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最终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务已经提到两国政府的议事日程。虽然因台湾问题，中美尚未建交，但两国领导人都表现出要克服这一难题的诚意。1973年2月，尼克松曾派基辛格访华，向中国方面表示，美国打算削减在台湾的军事力量，并准备在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后两年用“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台湾保持民间关系。然而，正当尼克松踌躇满志地准备实现他的宏伟目标之时，一场由“水门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极大地损害了他的政治地位，使他再也无法兑现其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水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束缚了尼克松的手脚，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正常实施，致使来自美国方面的推动解决台湾问题的积极性逐步消失，从而加大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难度。这时，随着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再次复出，对美谈判的艰巨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一
1974年4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利用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的机会，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基辛格搪塞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对此，棉里藏针的邓小平不失分寸地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此时，处于发发可危地位的尼克松已失去了往日的魄力，不敢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大的步子，因为他不希望得罪国会中那些与台湾关系密切的保守派议员，这些议员曾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不仅如此，尼克松为了避免招致那些亲台势力的攻击，还开始加强美国同台湾的关系。这包括美国有些快得异乎寻常地任命了一位高级外交官昂格尔去出任驻台北的新大使，而不是让那个大使馆由一名代办负责；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领事馆；以及向台湾再次出售潜艇和军事装备。显然，这些举动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然而，这也没有使他的处境改善多少。到了1974年8月，尼克松不得不辞去美国总统之职。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当初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的时候，实力强大的右翼势力是反对这样做的。然而正是由于尼克松本人一贯以“反共”著称，他才敢于挺身而出，冒着极大的风险，推行同中国和解的政策。假定没有水门事件掀起的狂澜，以尼克松的胆识和远见，他是能够兑现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诺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的辞职对于中美早日合理解决台湾问题是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水门事件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继任总统福特在其就职的时候说：“这是一个使我们的心灵感到创痛的历史时刻”。虽然福特总统上任后一再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变，美国将“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由于共和党在水门事件中大伤了元气，他所领导的政府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软弱无力的地位，根本不敢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
1974年10月21日，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飞抵北京，在谈到妨碍美国和中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问题时，他说：“就此事的紧迫性来说，就此事是否需要大大加速进行来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考虑和这个国家的政府的考虑而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十分忙。”但他又说，我们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改进，这就是我的目标”。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同年11月，已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但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在乔冠华外长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只是用最一般的词句谈到中美关系，但他强调了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定期会晤的重要性。
由于周恩来此时已发现癌症住院治疗，邓小平副总理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与基辛格举行会谈。随着会谈的深入，双方的态度都变得严峻起来。基辛格提出了一大堆困难，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基辛格表示：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政府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很明显，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比起尼克松在任时的承诺已有很大的改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①..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②邓小平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坚定性，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加大，基辛格的这次访问只能是空手而回。基辛格本人也表示，他这次访问的任务也只是为了“再次肯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事后双方发表了完全是礼节性的仅有四句话的公报，除了宣布福特总统将于1975年访华之外，什么具体的协议也没能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此陷入了僵局。
1977年，卡特总统上台后，开始寻找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同年6月30日，他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一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而又仍然保证台湾人“维持和平生活”。①为此，他决定派遣国务卿万斯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
1977年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同中国外长黄华举行正式会谈。万斯说：只要我们能够寻求一个基础，不致危害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并能使（美国同台湾）非正式的接触得以继续，那么，总统就准备使（美中）关系正常化。上海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因此，我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万斯代表美国政府声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
①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北设联络处的方案。①《参考消息》1977年7月2日。
条约即将“终止”，①美国将从台湾全部撤退其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但是万斯提出，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解释说，这种人员不具有外交人员性质，也没有国旗和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或权利。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发表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②万斯的这个方案与中方的要求仍有较大的距离，没有为中方所接受。黄华坚持中国关于中美建交的三项基本条件，并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
8月24日，中方决策人邓小平会见了万斯一行。邓小平认为万斯所阐明的美国立场，是从上海公报后退。他对万斯念了一段过去中美会谈的备忘录，指出基辛格曾承认美国欠了中国的债，并说正常化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邓小平还提到福特总统1975年访华时曾经说，在1976年选举之后，他将处在较好的地位，可以按照日本方式来实现正常化。邓小平认为，万斯提出的所谓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是一个没有标志或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这是中国方面所不能接受的。接着，邓小平阐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那就是，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中国还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民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能够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的立场是有帮助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
1978年春，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新的转机。这首先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了波折。苏联利用“缓和”稳定了西线，又开始向非洲渗透。继安哥拉事件之后，1977年苏联通过古巴策划建立“红海邦联”，受到抵制。苏联于心不甘又利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问题上的争端，推行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索马里的政策。直至出钱、出枪支持埃对索作战，终于迫使索马里军队于1978年3月从欧加登地区撤退。从此，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自己的阵地。这就向美国提出一个问题：苏联利用第三世界的地区纠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与美国所指望的固定世界现状的缓和原则是相容的吗？由于苏联核力量有迅速增长的趋势，而在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中却没有体现出诚意，美国国内的舆论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观点认为，苏联因“缓和”单方面获了利，而美国却吃了亏，从而对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因为，在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虽然中国的力量最弱，但却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再次打“中国牌”。
中国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开始重提“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但中国优先同已建交的国家发展贸易，并与日本和欧洲
①在这里万斯有意不用“废除”一同。②万斯：《困难的抉择》（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82、83页。
共同体签订了贸易协定，这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因为，日本和欧洲共同体在对华贸易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且已经捷足先登，美国如再不采取行动，就有可能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据美国报刊统计，仅1978年上半年，欧共体向中国出口就比美国多3倍。面对这种局面，美国方面决心通过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来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
1978年5月17日，卡特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令：“美国的决心已下”，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卡特让布热津斯基“不妨非正式地向中国人表明，美国正在打算在今年进一步减弱它在台湾的军事存在”，最为重要的是，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转告中国方面，美国接受中国关于正常化的三项条件（断交、废约、撤军），并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以前声明的五点（1977年布热津斯基曾敦促卡特加以重申这五点，当时没有结果）。但总统又认为，接受中国的三项基本条件并不妨碍美国坚持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将保留向台湾提供武器权利。卡特指示布热津斯基应当向中国申明，美国将坚持这些条件，并探讨若干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①
由于有了这份条件明确的指示，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下旬访华，向中国方面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对此，邓小平回答说，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美方接着提议，双方下个月开始就中美建交问题进行高度机密性的磋商。邓小平代表中方接受了这一建议。②
从1978年7月起，中美开始在北京举行建交秘密谈判。中国方面的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美国方面的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谈判中，中国方面表明的基本立场是：一、台湾问题是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是美国政府派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二、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须同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三、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可以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来往，可以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但美国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四、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美国方面的谈判策略是，逐渐表明立场，先解决一些容易达成协议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提出要了解美国全盘的立场到底如何。于是美方陆续提出了他们的基本立场，即接受中国关于断交、撤军、废约“三点要求”，但在此基础上坚持要中国保证以下三条：一、美国在正常化时刻发表关于台湾和平解决的单方面声明中国方面不予驳斥。二、美国将在非官方基础上保留与台湾的全部经济、文化及其他关系。三、美国可以继续出售武器给台湾。
由于中美双方的立场尚有相当的距离，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黄华和伍德科克第一回合的谈判从7月5日起到9月上旬共进行了五次，双方的立场
①《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回亿》，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9页。②谈话内容详见，《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回忆》，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55、56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章的有关部分。
都已清楚。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除此之外，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先后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柴泽民也举行了多次会谈，沟通情况，加深理解。在中美第一回合的谈判结束后，美国总统卡特于9月19日，利用中国新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向他递交国书之际，强调了美国希望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愿，并希望中国谅解美国在关系正常化后，仍想经过审慎选择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立场。卡特保证所出售武器在性质上决不会损害该地区的安定。在此前后，为了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友好姿态，卡特下令采取措施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转告其盟国，他们是否愿意销售军事装备给中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事。
经过多次谈判，中美双方的立场有所接近。1978年11月初，伍德科克在与黄华的会谈中，提出了美方拟定的建交公报草槁，其中建议把1979年1月1日作为中美正式建交的日期。在这之后由于黄华外长生病，中方改由韩念龙代外长与伍德科克举行谈判。中国也提出了一份建交公报草案，其中含有同意以1979年1月1日或3月1日为正式建交日期的内容。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要求中美两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当时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苏越又签定了同盟条约，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为随即召开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至此，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已经巩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已如箭在弦。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此前中国曾邀请一批美国大公司来华为自然资源开发，重工业建设以及石油开采等领域提出建议，表明了对美国技术和资金的兴趣。而美国也迫切希望打进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中国市场。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美尽早完成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5日会见了美方代表伍德科克，并与他就建交公报草案进行了讨论。鉴于美国要求于1979年底按条约规定期满“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邓小平还代表中国方面爽快地接受了卡特总统请他访问美国的正式邀请。这意味着历时半年之久的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1978年7月到12月，中美双方进行了近半年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以下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①
①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从中美双方达成的协议来看，两国都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首先，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该项条约。第二，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后来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内政。不过中国方面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国对台出售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以暗示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将随着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继续缓和而减少。在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日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同一天，中美两国还分别就台湾问题发表政府声明。
美国政府的声明指出：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政府还声明，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以变通的方式基本上满足了中国一再坚持的“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条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美国政府声明，它将“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①这又为其以后再度插手台湾问题留下了一个伏笔。不过，美国政府单方面的这一声明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中国政府在同一天的声明中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回答。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台湾问题曾经是阻碍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现在这个问题在中美两国之间得到了解决，从而使中美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至于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①这段话既肯定了中美两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又针对美方声明“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恰当的回答。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所倡导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扩大了，中国的外交基础由此更加巩固，这对于遏制当时苏联的扩张势头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起到了有力的作用，对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步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联结两国关系纽带的恢复，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乃至军事上的交流与合作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为美国重整国力赢得了时间和回旋的余地。这对于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9年1月1日，随着新的一年的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正式建立起全面的外交关系。在此前一天，台湾当局的“国旗”在数百名面色阴沉的观众面前，从台湾驻美“使馆”最后一次降落。
①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年7月—1981年7月），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①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年7月—1981年7月），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
三
根据中美建交谈判时达成的协议，为了进一步巩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成果，增进两国政府之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互相沟通，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意义重大。由于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加剧，引起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关切，遂使邓小平的这次访问远远超出了一般性的外交活动，从而成为中美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战略对话。
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双方主要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副总理指出，今天的世界很不安宁，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第三和第二世界应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统一战线，坦率他讲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个主要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尽自己的责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特别是利用古巴在非洲插手，支持越南侵柬，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和惩罚。结果，世界形势可以说一年比一年紧张。苏联终究是要发动战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能推迟战争爆发，如果无所作为，形势会更加复杂。我们希望同美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各自应做的工作。卡特承认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到非洲，许多地区形势不稳，苏联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这些都是国际形势中的不利因素。他也同意中美应加强合作，在一些麻烦的地区协调行动。但是，他强调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力量正在加强，苏联面临许多困难，在国际上处境更加孤立。中美双方还讨论了南亚、中东、印支、朝鲜以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问题。邓小平表示希望美国扎扎实实地援助巴基斯坦，以免巴感到孤立，走上依靠苏联的道路；在中东帮助萨达特，对以色列施加恰当的压力，以免苏联钻空子，使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更加靠近苏联；在南朝鲜撤出全部美军，为恢复朝鲜南北谈判创造条件。对美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邓小平说，我们不反对美苏签订这种协议，但我们认为它管不住苏联，不相信它会约束苏联的扩张政策。重要的是要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说，中、美、日、西欧以及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破坏苏联的战略计划。①
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在会谈中和许多不同场合，反复阐明中国的愿望是力求和平解决，但是声明中国决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邓小平说，如果我们束缚自己的手脚，反而会不利于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邓小平希望美国不要做使台湾当局翘尾巴的事。
中美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看法比较接近，特别是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方面具有共同点。而这恰好是中美之间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以及在世界政治中的出发点不同，中美两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包括对苏联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又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这是正常的，对此，中美双方采取了求同存异的态度。在中美建交后的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所阐明的中国政府的立场合情合理，
①《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谈话》，1979年1月。
解除了一些美国人对所谓中国坚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疑虑，同时也剥夺了亲台势力对此大作文章的借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然，中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还有分歧，要使美国真正尊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还需要经过不断的斗争。
邓小平访美的目的除了同卡特总统就紧迫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之外，就是要全面推进中美的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刚刚兴起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月30日邓小平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团体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中美建交“为促进中美人民的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今天，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我们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于双方都有好处。”①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卡特总统代表美国政府签署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副总理、普雷斯总统科学顾问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的合作的谅解的换文。方毅副总理、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签署了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协议。黄华外长、万斯国务卿签署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互派和互设总领馆的协议。中美双方还同意为互派常驻新闻记者提供方便；井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定，双方将就此进行商谈。这些协定的签订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美国加强同中国的交流，它们是中美之间30年来签订的第一批政府对政府的协定，标志着中美之间的合作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作者宫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法学博士）
①《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
邓小平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思考与实践
王红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香港问题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始终没有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日程。但是，直到逝世前几年，他还惦记着这件事。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就把收回香港的历史任务交给比他和周恩来年轻的人来完成。在1974年5月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毛泽东曾有意让邓小平担负起这项使命。当时邓小平复出不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曾侧面谈到香港问题，表示在将来的适当时候解决它。
从1979年起，中英两国政府开始了解决这一长期遗留问题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邓小平都给予了精心的战略指导，对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一、从战略全局角度考虑香港问题
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大战略家。两位伟人都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处理任何问题都着眼全局，决不就事论事、走一步看一步。他们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从国际战略全局和国内经济建设全局出发，眼光远大，堪称外交战略的大手笔。
建国前后，中共领导人否认英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把收回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但新中国把它作为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方面始终强调自己对香港的主权，另一方面又在收回对它的主权的实施步骤与方法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态度，采取了保持现状、长期打算的方针。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正是通观外交战略全局、中英关系全局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全局后下的一着妙棋。
首先，保持香港的现状，可以利用和扩大英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努力克服冷战环境下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的企图。英国很快承认新中国，主要是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位。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是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着。与英国企图促使中国与苏联拉开距离、利用两个共产党大国间的矛盾分歧的策略一样，毛泽东、周恩来也充分利用英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以便分化西方阵营，保持中国在东西方阵营中的有利地位。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重要的一着，就是把香港留在英国手中。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中国反而主动。可以通过香港抓住英国，使其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大拢。这样中国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可见，毛泽东制定的对港政策是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其次，保持香港的现状，避免了中英矛盾的激化。英国历来极其重视香港，把维护自己在香港的统治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前，它决定“不借一切代价保卫香港”。①五六十年代，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但英国依然决心保住香港，甚至认为香港永远属于英帝国。1960年5月23日，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访华途经香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香港地位问题时曾顽固他说：“香港地位并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香港为英帝国的一部分，与中国无关；如果任何人企图侵犯香港，我敢保证将引起战争”。②1967年以后，英国决定从苏伊土运河以东地区撤退，将其防卫力量集中于欧洲和北大西洋，但对香港的政策维持不变，英国的大臣们仍然不断重申维护英国在香港的权力的决心。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香港，必然导致中英之间激烈的军事冲突。虽然中国可以凭武力收回香港，但会使英国变成像美国那样的新中国的死对头。维持香港现状，使这个本来会变成中英关系热点的问题平淡下来，避免了中英公开冲突，有利于安定人心，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关系，为重建中英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再次，保持香港现状，充分利用它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作出了独特的贡献。50年代到60年代未，中国在国际上遇到严重的经济封锁与军事压力，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包括同海外华侨）往来的桥梁，其作用无可替代。中国通过香港取得所需的西方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可以从香港取得巨大的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建国以后，中国外贸逆差的很大部分都是靠从香港取得的外汇弥补的。据估计，如果没有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所带来的收益，中国外贸逆差将增加一倍。中国利用从对港贸易赚取的外汇，以供进口西方的机械、仪器、原料、科技乃至谷物。周恩来谈到这一点时说，中国大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①因此，采取搁置香港问题的政策，对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特殊阵地，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促进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不仅充分利用了香港的经济价值，而且利用这个自由港的特殊条件，做了许多在国内不能做或不方便做的事情。可以通过它与未建交国家和地区发生多方面关系，包括同台湾进行联系。香港成了中国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成了中国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
邓小平在处理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和实践的过程中，也是把它置于国际战略、祖国统一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之中考虑的。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80年代主要做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他将香港问题与这三件大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香港问题与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紧密相联。他要通过妥善处理香港问题，来显示中国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议热点。中国要通过成功地解决香港问题，既收回主权，又照顾英国的特殊利益，使之成为中英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在处理香港问题时也充分照顾其他国家在港投资和贸易利益，这又为发展与这些国家的良好关系提供了新的共同点。“一国两制”
①卡特伦：《中国与香港（1945—1967）），美国哈佛大学1971年博士论文，第104页。
②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①《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354页。
政策及其在香港问题上的成功运用，获得了世界各国的一致好评，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中国进入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后，香港的作用不但没有降低，相反更加重要了。邓小平非常重视香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他后来解释中国承诺香港现行制度在回归祖国后50年不变的根据时说，“五十年不变不是为了安定香港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发展战略所需要的时间是下个世纪五十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他在另一个场合又说：“五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五十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的。”①可见，香港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多么重要，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
邓小平是从中国统一这个全局出发，通盘构思解决台湾、香港以及澳门问题的。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是一致的，都是采用回归祖国、保持现状的现实主义灵活政策，实质上就是后来明确表述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战略。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说，台湾回归后，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中国人考虑问题总是从整个角度，政治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台湾回归与港澳回归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纯粹中国内政问题，后者则涉及到中英、中葡两国关系。
邓小平虽然把台港澳问题统筹考虑，但并没有把它们等量齐观。台湾回归，一直被当作三者之中最重要的，香港问题排在第二位。因此，中国对台政策支配着对港澳的政策。同时，邓小平又实行“中间突破”，把妥善解决香港问题作为顺利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先导和典范。他意识到，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邓小平在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说，国家的统一，从解决香港问题做起，现在已经走了重要的一步。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他告诉参加国庆观礼的港澳同胞，1997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
有一个外国人间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他回答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但是，在解决台湾问题方式上，中国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是始终不作放弃非和平方式的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这是一种战略考虑”。邓小平还指出，“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如果用于台湾，将对大家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之间的阴影也将消除”。①香港问题的谈判解决，更为中葡两国顺利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榜样。中国在解决香港问题上取得了意义远远超出问题本身的全局性战略胜利。
总之，在邓小平胸怀的全局里，香港问题被摆在了一个绝妙的位置，成为一着内联现代化建设、外接国际关系、打通祖国统一道路的活棋。
①《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①《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4、39，47页。
二、回应英方的试探，稳定投资者的信心
随着“新界”租期日益临近届满，从70年代中开始，人们尤其是香港的投资者对香港前途问题越来越关注。因为到了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香港将回归祖国，所以投资者都作尽快归本的打算，而对于长期性的投资没有兴趣。到了70年代末，香港的前途仍然不明朗，中外投资者更加持观望态度。地产业的投资受的影响最大。依照英国的法律，香港所有土地，都属于英国皇室所有。居民想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必须向港英政府提出申请，并支付一定的偿金，政府才按一定年限批给土地。由于“新界”是租借地，其土地的批给年限就要受租借期的脑制，一般是批到租借期届满前三天，即1997年6月27日为止。由于批地年限越来越短，而土地投资通常需要较长年限才能获益，所以中外投资者愈来愈裹足不前。
批地收入是港英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投资者的观望心理和行为，使政府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同时也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这种情况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在与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商讨之后，英国政府得出结论：“情况很清楚，由于批地租期日益缩短，香港政府无法批出跨越1997年的土地，很可能阻碍投资，损害人们的信心..如果不采取措施来缓解1997这个年限带来的不明朗性，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就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后果”。①了解中国政府对于“新界”租借届满究竟采取何种态度，进而与中方谈判以达成协议，是解决1997年带来的不明朗性的唯一途径。英国政府决定采取各种方法试探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
1978年12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时，向港督发出了邀请。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级官员。李强对香港大实业家们说，希望他们“帮助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在总督府记者招待会上，李强向世界银行家们宣布，中国“需要几百亿美元的外汇来支持实现现代化计划，香港这方面会发挥作用的”。他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李强返京后，又向港督发出正式邀请书。麦理浩欣然应允。1979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京试探中国。对1997问题态度的几种方案，以及中国领导人可能作出的回答，英国政府认为，最好的结果是中国表示同意可以由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如果中国1979或1982年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也许是最坏的事情；但最糟糕的局面，是中国政府拒绝讨论香港前途问题，而在1997年甚至1996年突然宣布让英国人滚蛋。英国在香港的管治是成功的，香港也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英国至少应该有条不紊地、光荣地撤出这块模范殖民地。同时，英国还有个想法，就是希望采取澳门形式，因为葡萄牙想把澳门交还给中国，中国不仅没有接受，还请他们再管一个时候，所以，英国想同中国“续约”。在访问北京之前，麦理浩曾对向邓小平提出香港问题的意义表示怀疑，他认为一旦得到否定性的回答并被公诸与众，后果将是“危险的”。当时的外交大臣戴维·欧文马上告诉麦理浩，他计划4月访问北京，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讨论香港前途问题，争取与中国达成让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的协议，因此希望总督①英国政府1984年《关于香港前途的中英联合声明的白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