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的访问能起某种探路的作用。然而，英国外交部最终下的指令是，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1997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促进对其长期的投资。麦理浩还询问，是否土地租约的1997年6月27日的到期日可以由“英国营治这个地区的期限内”有效的声明来代替。确定港督访华试探中方关于香港问题态度的策略后，英国外交部又要求对访京的内容绝对保密，以便防止万一邓小平否定英方的要求给香港带来严重后果。
1979年3月24日，麦理浩离开香港，经广州于26日到达北京。随行的有港督夫人、港督政治顾问魏德巍（即以后的港督卫奕信）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在北京的前两天，麦理浩的活动包括会见康世恩副总理、宴请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等，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举行了欢迎港督的宴会。
麦理浩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新界为99年，将期满，英国希望中国97年以后继续租让。”外交部对此没有一点准备，请示中央后，才答复他说：“中国要收回香港。”3月28日晚，中方通知说，次日邓小平副总理将会见港督，并希望他会见邓小平时，不要向邓小平提出这一问题。
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也在场陪同。出乎港督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将来谈判解决香港问题时，前提是香港系中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而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①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实业家到大陆投资，特别要帮助发展深圳，使深圳变成一个大城市。他再次申明，即使香港回归祖国，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国尚未决定何时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也许1997年前收回，也许下个世纪才采取行动。但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都会保持现状，投资者的利益都将受到保护。
此时，麦理浩趁机提出英方关于土地租期问题的方案。他对邓说，1997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提出英国解决这个似乎是纯商业性质问题的方案：消除土地契约中1997届满日期，代之以“只要英国管治这个地区”就有效的办法。
邓小平没有正面回答英方提出的这个老谋深算的问题。他机智他说，告诉投资者“放心好了”。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1997这个截止期限。
邓小平对港督的再次挑战作了更加深思熟虑和字斟句酌的回答。他说：不管怎么去说土地租期，但必须避免提及“英国的管治”。说未来的香港“将保持不变”，并不是指其政治状况，而只是指未来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不变，同时投资者不受损害。
港督与邓小平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英方没达到预期目标，但至少
①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
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得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经济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保证。回到英国驻华使馆后，麦理浩看到来自伦敦的电报，送来不好的消息：工党在英国下院选举中受挫，外交大臣欧文取消4月份访问北京的原定计划。当天下午，麦理浩会见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黄华说，向邓小平提出土地租期问题是“不合适的”。总督则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提出，中方应该给予明确回答。黄华外长说，邓小平的保证就足够了。晚上，麦理浩会见廖承志，没有获得新的信息。
3月30日，麦理浩一行离京去西安、兰州。4月4日，港督乘坐第一班穗港直通客车从广州返回香港。6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一次友好访问，并非为了谈判或草拟协定，而是为了通过接触获得一个概括印象：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香港在中国现代化计划里将担任何种角色，以及这种计划又可能怎样影响本港。至于香港前途问题，邓小平副总理郑重其事地“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
港督访问北京带回来的讯息，在香港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各报迅速以头版头条报道麦理浩访华的结果。中外投资者的信心大增。1979年香港民用楼字的平均价格上升幅度达到67％，1980年又上升30％。恒生指数1979—198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1979年6月13日，英国下议院就麦理浩访华一事辩论时，工党议员马丁询问，麦督访问北京时是否讨论过香港这个时代错误的产物，1997年是否归还中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布雷克回答时强调，香港并非时代错误的产物，而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还说，麦理浩这次不是为谈判香港问题而访华，因为这并非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①..
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这年秋天访问英国时，再次谈到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10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北京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香港前途问题可以由北京和伦敦通过磋商解决。中国会考虑香港投资者的利益。北京对1997年后香港的现状能否保持的问题，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租约虽然到1997年才告届满，但中国早已不再承认此项租约。10月28日，华国锋偕同外交部长黄华等到达伦敦，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华国锋在与撤切尔夫人举行的会谈中也提到香港前途问题，双方均同意维持香港的繁荣和安定。11月2日，黄华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关于香港的投资问题回答说，新界1997年到期，现在还有时间。中国的根本态度是：在将来解决新界问题时，要考虑到投资者的利益不受损害。他还透露，昨天在中英双方的会谈中也涉及这个问题。双方同意就这个问题保持接触。①华国锋关于香港问题的表态井没有超出邓小平3月对麦理浩的承诺。
这年12月，黄华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时，仍然称邓小平3月作出的关于香港问题的“权威性表态”足矣。1980年5月英国前首相卡拉汉访问中国，会晤邓小平和华国锋。他曾提出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讨论，但发现中国对此问题并不着急，更不将它当作迫切问题而列入优先处理及解决的议事日程之中。卡拉汉印象是，中国有许多内部重要问题比香港的前途更具有燃眉之急的意义，需要全力应付。1980年8月初，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布雷克访问北京，又与华国锋和邓小平讨论了1997问题，并提及香港政制改革及前途。但布雷克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信息。
①李宏：《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147页。①《人民日报》1979年11月4日。
1981年3月10日，港督麦理浩在伦敦会晤外交大臣卡林顿时说，英国新国籍法已使香港产生一连串恐慌浪潮。他促请英国政府从速处理香港新界租约问题，以挽回投资者的信心。卡林顿很重视麦理洽的建议，不久即飞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讨论香港问题。
邓小平4月3日会见卡林顿。这位外交大臣告诉邓：我来前在香港逗留了两三天，离开时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们英国是依靠法律办事的，也许有点过分，所以尽管你作出保证，1997年这个日于仍使香港的人感到不安。你和我都认为这种担心不必要，但事实是，由于1997年这个日于日益逼近，人们签订房地产契约和抵押契约时，必须要考虑期限和合同合法性问题，这将会碰到不少困难。我不想夸大这个问题，但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我曾经向黄华副总理提议过，我们双方是否可以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一些建议。我们将认真考虑中国在这方面的明显利益和重要立场。邓小平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但我们可以郑重他说，我在1979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你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至于其他的话，现在不能说的更多。不能说别的，我们要考虑中国有10亿人民。卡林顿表示：我可以澄清这一点，英国政府和我本人对你所作的权威性的保证毫不怀疑。我们要求中国政府仔细考虑香港难于捉摸的舆论。邓小平不愿继续探讨此问题，就坚决地回答道：“我们了解这一点。但我们不能说更多的话，已经说得不少了”。外交大臣只得作罢，调转话题，同邓小平谈起中英双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至此，尽管英方多次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所得的信息仍然没有越出邓小平1979年3月与麦理洽谈话的范围。显然，从1979年至1981年间，中国政府没有把解决香港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因为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有更为重大更加急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内政方面如调整中央领导班子，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和对毛泽东的评价，拨乱反正，调整国民经济等；外交方面如对越自卫反击战，发展与西欧的关系，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纠纷，开始中苏谈判等。只有在完全或部分解决这些关系中国前途命运或外交全局性问题之后，中国政府才可能腾出手来处理香港问题。英国政府继续试探中国对待香港问题方针的新发展。
1982年1月4日至8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兼掌玺大臣艾金斯访问中国，会见了赵紫阳总理、姬鹏飞副总理和张灿明副外长等。艾金斯发现，中国开始把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进一步政策。赵紫阳对艾金斯说，中国将收回对香港的主权，但保持香港的繁荣。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赵告诉掌玺大臣，中国打算与香港各界讨论香港问题，考虑港人的意见来修改自己的方案。
英国获得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新态度后，立即决定当年秋撒切尔夫人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为慎重起见，英国政府又请邓小平的老朋友、前首相希思专程访问中国，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1982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老朋友。希思回顾了1974年5月毛泽东同他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
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期间处理这个问题？”邓小平回答道，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包括新界，即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他十分诚恳地告诉希思：“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谁也交不了账。”①
邓小平还向老朋友透露：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他问希思，英国是否同意按中国的这种路线来协商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还请希思把中国的这种考虑转告撒切尔夫人。
希思提到如何维持香港投资者信心的问题。邓小平对他说，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自己管理香港。
希思回国后，向英国首相转达了邓小平的话。
三、提出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构想
中国政府多次阐明自己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即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1972年3月8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①联合国大会于当年11月批准了中国的要求，把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不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就可以从法律上堵塞将来香港独立的路，为它回归祖国奠定基础。
新中国领导人对香港未来的政治前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都作了明确回答。至于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将实行什么制度，他们并没有给予明确说明。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对香港的经济制度发表了值得注意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的观点是“一国两制”构想的萌芽。①但是，仔细阅读这篇讲话，我们认为这个评价似乎过高。
周恩来确实提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要采取同内地不一样的政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他在这里并没有设想将来收回香港的主权后，也让这个地区实行与内地不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周恩来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大陆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私营企业已经全部公私合营。那么，对我们在香港建立的企业是否也要进行社会主义
①刘金田：《邓小平与希思》，载《世纪风采》，1996年第3期。①《“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有关文献资料选编》，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61、62页。①见晓晴：《“一国两制”的构想与邓小平的思想特色》，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改造呢？他正是就这个政策性问题作出明确回答的。他指出：“因为香港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对大陆在香港的企业不去变动它。但过去已经公私合营的，如南洋烟厂，再转回私营也不必要。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周恩来还认为，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它是个自由港，原料来的容易，联系的范围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
所以，周恩来在这篇讲话中宣布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不一样，首先是说只要香港还在英国的统治之下，那儿就只能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其次，特别指出大陆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资本主义环境，不要学内地。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在经济上充分利用香港。①周恩来并没有去设想收回香港后我们是否仍然让它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在这里显示出的务实态度，却可以给后人以很深的教益。人们可以沿着他的思路，大胆设想收回香港后也保留那儿原来的经济制度，以达到既有利于香港的继续繁荣稳定又有利于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的。
总之，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港政策，虽然是以充分利用香港为宗旨，但也对将来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原则。主要包括：1.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英国占据是非法的，因此，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这就是“一国”原则，即收回主权；2.未来采取和平方式，也就是通过双方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对香港未来的政治前途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都作了明确回答。毛泽东、周恩来在香港政策上的遗产，特别是他们长期保持香港现状以使多方受益的现实主义灵活政策，也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战略铺平了道路。
1978年中共中央恢复和加强了对台湾和港澳工作。1月底，中央对台工作小组提出了对台工作的建议。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预备会议的报告》批示认为：开展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内地的做法，要解放思想，大胆放手，多想办法，加快步伐，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年底，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成立，廖承志为主任，主要研究香港政策问题，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对香港大政方针的参谋部门。
“一国两制”方针是在1978年底和1979年初初露端脱的。但这个方针的要点首先是针对台湾回归祖国问题提出的。1978年下半年，在中美建交谈判中，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开始形成。邓小平1978年10月8日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说：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11月14日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邓小平也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譬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①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任务小组议员团时，又重申台湾回归后，首
①《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354页。①《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第15页。
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他接着指出，我们对待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邓小平在此提出的方针，实质上就是后来明确表述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战略。
在1979年3月会见港督麦理浩时，邓小平已经非常明确地宣布了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中方构想的两大支柱：主权收回；但以允许香港在回归祖国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搞它的资本主义，而大陆搞自己的社会主义，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保护。这正是“一国两制”的构想。此后，中央根据这个基本构想，在内部逐步酝酿体现这一战略的具体方针政策。
80年代初，中国政府加快了统一祖国的步伐。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提出了九条政策，如台湾回归后，“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区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等。①对台政策系统化，加速了中国政府制定一系列香港政策的进程。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廖承志等会见了几十位香港各方面人士，广泛听取意见，同时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等有关单位配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最后在廖承志主持下，起草了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简称“十二条”）。“十二条”体现了两条基本原则：香港问题必须和平解决，解决香港问题必须坚持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主要的，这不能再晚了，否则中国政府将无法向历史、向人民交代，中国在国际上的伟大形象也将受到损害。第二，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要尽可能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保持它在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这条原则十分重要。因为要收回香港主权，就要尽可能使它对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致于被搞成个烂摊子，变成死港，结果背回一个包袱。当时的一位领导人曾经说，香港“经济上不能垮。（万一）垮了，这个包袱太大，我们背不了。”当时有人计算了一下，香港年收入360亿港元，支出300多亿，按当时汇率计算，港府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100亿左右。假如香港经济垮了，中央不大可能拿出这么巨大一笔钱来支持香港政府。因此，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极其重要。
要实现这两条原则，就必须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这些特殊政策的要点是：
第一，1997年后，香港在中国的主权管辖下高度自治，由香港当地人自己管理。收回香港以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国防、外交由中央政府负责外，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财政独立，财政收入不上缴中央，中央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一定的外事权，它可以进行经济、文化、体育、旅游等方面的对外谈判，签署有关的双边或多边协议。中央政府还授权特别行政区政府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
第二，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原来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居民还可以像过去一样生活。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的关税地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仍然要保持。港市照常流通，自由兑换。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市场，保障资金进出自由。
①《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日。
第三，照顾英国和英资财团在香港的利益。英国在香港有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英资财团掌握着香港的经济命脉。要照顾他们的利益，使英国和英资财团感到在香港仍有利可图，有同中国合作、共同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需要和愿望。恢复行使主权后，英籍的一般公务、警政人员可同中国籍人员一样，予以留用，薪金、津贴照旧。还可以聘请英国人担任顾问，或其些高级职务（最高可到副司级）。当然，他们只能以个人身份受聘，并且只能对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而不能由英国政府派出或对英国政府负责。特别行政区政府授权汇丰、渣打银行继续参与港币发行。
邓小平反复申明，在恢复行使主权后，上述对香港的特殊政策，50年不变。有的人提出，讲“50年不变”，时间太长了，不可以提短一点吗？邓小平说：“规定50年不变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使人们更加看到我们政策的可靠性和连续性，有利于和英国谈判，有利于收回主权，保持繁荣”。
1984年12月19日下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曾经问他，为什么“一国两制”政策要保持50年不变呢？邓小平回答说，之所以在1997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其根据是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和要在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撒切尔首相感到，邓小平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谈保持香港制度不变和繁荣稳定，确实是可信的，是现实主义的。①
的确如此，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它是从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了香港的历史和现状后制订的，是实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这些政策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既坚持了主权原则，又照顾到香港人民的愿望，同时适当照顾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利益，条件是十分宽大的，实际上是一种赎买政策。这是可以为三方面所接受的、切实可行的正确政策。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香港，就做不到各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只能会造成一个混乱的、萧条的香港，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香港。总之，“一国两制”是唯一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
四、坚持主权不容讨论的原则
英国决策者在不断试探中方态度，了解和咨询各方面包括港人在内的看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以及与中国政府谈判的策略。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中国的最高决策人是邓小平，英国的最后拍板者则是首相撒切尔夫人，她以态度强硬、决策果断甚而颇带个人专断作风而著称。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3页；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93、494页。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她虽然征询下属的意见，但有自己的立场。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她像当年的丘吉尔一样，坚持强硬立场，要竭尽全力维护英国的海外殖民利益。爆发于1982年春的英阿马岛之战，典型地反映了撒切尔夫人的这一特点。为了夺回这个居民不足一千人的群岛，英国出动舰船百艘，参战兵力达3.5万人，耗资7亿英镑，终于在6月14日迫使阿军宣布投降。
在香港前途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当然不会像对付阿根廷那样对待中国，但也决不会轻易接受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构想，同意在1997年交回香港主权。她是“以好斗的、不合作的精神”处理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她决心把中英谈判当作一场硬仗，只有在经过一系列顽强的抵抗失利后，才可以“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某些让步”。①况且，她还自认为手中有几张可以同中国对手讨价还价的硬牌，比如所谓香港的“民意牌”，“信心牌”等。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她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港督尤德、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贸易部副次官格雷等陪同下，从日本抵达北京。
第二天，撒切尔夫人与赵紫阳主要围绕香港问题展开了会谈。英国首相用一份事先拟好的声明首先阐述英国的立场。她说：“香港是中英良好合作的无与伦比的典范。我注意到，中国观点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关于主权和香港继续繁荣。繁荣依赖信心。如果香港的行政控制发生剧烈变化或者甚至现在宣布这一点，将必然导致资金整个外流。英国决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无法防止它。香港的崩溃对我们两国都是不光彩的。信心和繁荣依赖于英国的管理。如果我们两国政府能就未来香港管理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这些安排可行并能维持这块殖民地人民的信心；而且如果它们使英国国会感到满意，那时我们就将考虑主权问题”。撒切尔夫人自认为她这番话可行和现实，因而具有说服力。资本主义的香港毕竟给中国带来了大量外汇和投资。她对赵紫阳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在相当程度上不具备约束力的官方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并且规定双方最初的官方谈判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她还始终坚持：“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上仍然有效，任何修订应以三个条约为根据”。①撒切尔夫人这篇讲话软硬兼施，颇有先发制人的味道。既赞扬中英在香港的合作，表示“关注”中国的立场；同时又强调港人的信心和香港的繁荣全仗着英国的管治；并威胁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则香港必然崩溃。她抓住中国诚心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这一点大为利用，企图说服中国领导人，要做到这一条，最终得放弃主权原则。中国总理坚决驳斥英国的错误立场，在主权问题上毫不妥协。他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香港将变成一个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自己治理，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自由港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港币的作用和性质也不变。针对英国首相关于港人信心有赖于英国管治、如果宣布中国收回主权信心将丧失的论点，中国总理指出：如果非要在主权和繁荣稳定二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不客气，中国宁愿首先选择主权。总之，收回主权是前提，决不能为了保持繁荣而不收回主权或推迟收回主权。赵紫阳还重申，中国政府不承认有关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不受它的约束。在与邓小平会谈之前，撒切尔夫人尚存一丝幻想。她认为邓小平是现实
①柯利达：《在华经历》，伦敦约翰·马利出版社1994年英文版，第174、175页。①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260、261页。
主义者，正是他有效地打开了解决香港问题的门，而且主张一国之中可以允许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存在。似乎可以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①
9月24日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大使柯华。英方陪同会见的有香港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驻华大使柯利达。会谈原定时间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上整整延长了50分钟，足见双方较量的激烈程度。
撒切尔夫人知道这次会谈最为关键，早早就做好了准备，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见一开始，她就如前一天与赵紫阳会谈那样，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摆出强硬姿态，打出“三个条约有效”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离不开英国”这两张牌，坚持三个条约必须遵守。她恐吓邓小平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治它。所以，任何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以继续维持英国对它的管治为前提。①
面对英国首相的挑战，邓小平寸步不让，表现得更为强硬而且更加有理有据。他首先全面概括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邓小平坚定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说，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他强调，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就应该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中自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现状。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之所以中国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以便制定我们在15年中和15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是香港人民、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各方面都有好处。邓小平还指出，中国不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他认为，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
①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261、262页。
但是在程度上并不像一些人估计的那么大。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回答说：
“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英国首相，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说，他所担心的就是今后15年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制造混乱的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但主要的是英国人。他希望从撒切尔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官员讨论如何避免这种混乱。
邓小平最后说：“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①撒切尔夫人显然被邓小平这番极其坚定而严密的话杀去一大半锐气，以至于会谈结束后仍然神思恍惚，在大会堂门外的台阶上摔了一跤。她没有想到邓小平如此强硬。回去之后撒切尔夫人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唷，邓小平真残酷啊！”②但是，她并没有被邓小平说服。相反，撒切尔夫人认为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条件了解太少。因此，她觉得“需要慢慢地、彻底地开导他们”，让中国领导人知道要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需要怎么办。这位首相还认为，虽然她没有达到自己的预定目的，但她使邓小平同意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即“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③可见，撒切尔夫人并不服输，还要继续同邓小平较量。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在主权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抵抗了将近半年时间。而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主权问题不容讨论”，英国政府必须先行承诺交还香港主权，才能真正进入谈判。因此，从1982年9月底到1983年3月初，中英双方实际没有开始进行正式谈判。
1983年1月28日，撒切尔首相召集政府高层官员和港督尤德开会，讨论香港。与会者表示，这年6月中国可能会单方面宣布其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计划。这种结果必须防止。撒切尔夫人提出，在谈判无进展的情况下应在香港发展民主体制，使它能在短期内获得独立或自治，正像英国过去在新加坡所作的那样。她还提议在香港搞全民公决。但其他与会者不赞成首相的设想。①
由于撒切尔夫人不向中方让步，中国政府就加紧进行完善关于香港方针政策的工作，并准备提交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和香港总督尤德深怕中国政府会以中英在主权问题上形成僵局为理由，而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中止两国间的谈判。他们急忙于1983年3月5日赶回伦敦，打算会见首相，劝她采取措施把中国拉回谈判桌上来。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5页。②柯利达：《在华经历》，伦敦约翰·马利出版社1994年英文版，第179页。③参见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262页：《人民日报》1982年9月25日。①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88、489页。
3月7日，撒切尔夫人在柯利达和尤德商讨对策时，最初仍然持强硬态度，甚至建议由联合国在香港主持一个全民投票，以向中国证明，英国的继续管治不仅是英国所希望的，而且受到港人的欢迎。柯利达不赞成这个办法。他主张由撒切尔夫人写一封信给赵紫阳总理，表示只要在香港的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撒切尔夫人让柯利达起草这封信，并决定3月9日再次开会。在3月9日的会上，撒切尔夫人修改批准了柯利达拟出的信。这封信以英国首相的名义表示：“只要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能够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与稳定，又能既为中国政府又为英国议会和香港人民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①
柯利达回到北京后，立即将这封信通过姚广呈给赵紫阳总理。英国首相在这封信中并没有痛快地承诺交还香港主权，而是附加了一大堆条件。但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决定适时地给英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准备与英国代表举行正式谈判。柯利达大使5月份接到赵紫阳总理的回信。此信肯定了英方新的态度，同意5月底和6月初举行两轮谈判商讨纯粹程序安排问题，并建议正式谈判可以先谈第二个问题，即1997年后怎么办。中国政府的灵活姿态，为双方开始正式谈判铺平了道路。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在6月22日，即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主持召开了他上任后的首次港澳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对中英谈判策略的一些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1.谈判开始不先谈主权问题，先谈97年以后如何管治的问题；此问题解决后，主权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这是中方的一条主要策略。2。谈判日期要设限，以1984年9月为最后期限，不能任由英国人无限期拖下去。要让英方知道，届时如仍未谈成，中国会单方面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邓小平的这些策略，成为中英谈判过程里中方的主要策略。中英两国的谈判进程基本上依此设计展开。
1983年6月底，中英两国代表就会谈程序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约定按以下顺序磋商香港问题：第一，先谈1997年以后对香港的安排；第二，商讨从现在开始至1997年过渡期的安排；第三，有关政权交接的事宜。①至此，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近10个月的“第一阶段”谈判，以撒切尔夫人在主权问题上作出有条件的让步，以及中国同意暂时搁置主权之争而结束。接下来的是20多轮所谓“第二阶段”谈判，即正式谈判。
五、邓小平请希思传话，劝英方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计划
撒切尔夫人新一轮进攻的主要目标，是运用各种方法来使中国同意在1997年以后由英国继续保持对香港的治权。英方为实现这个目标所采用的基本策略是，答应1997年交出对香港的主权，用主权换治权。外交大臣杰弗
①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89页。①王叔文主编：《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里·豪和外交部其他官员，却主张尽快在谈判中向中方表示不再谋求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但是，撒切尔夫人认为“没有理由作出这种让步”。她“要把每张讨价还价的牌都使用到最佳效果”。但她又承认，这些牌“太少了”。①从7月中旬开始的第一轮会谈到9月下旬的第四轮会谈前后，英方软硬兼施，会场内外互相配合，大打“信心”、“民意”、“经济”这三张牌。在前三轮会谈中英国没有迫使中国在治权问题上让步，谈判形成僵局。中英谈判的僵持，使英国前首相希思深感忧虑，又开始他的第6次访华，要为打破谈判僵局作出努力。9月10日，邓小平会见希思。邓小平批评英国当局说：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22日要会谈，我希望不要再纠缠在治权问题上。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联合声明的方式对两家都好，不是说对哪一家更好，特别是涉及到中英长期的关系。他告诫说：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邓小平最后再次强调，他希望英方在9月22—23日举行的第四轮会谈时，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希思向邓小平表示，他回伦敦后将把这番话转告撒切尔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