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撒切尔夫人暂时没有听进邓小平的忠告，仍然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方针同中方举行第四轮会谈，但不久就改变了对抗的态度。10月14日，赵紫阳接到柯利达为首相拟就的一封致中国总理的口信，在这封信中，撒切尔夫人实际上放弃了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要求，同意在中国政府基本方针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谈判。①中英谈判僵局再次打破。
六、在驻军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中英在主权、治权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争论基本解决后，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就进入了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商量具体问题的新阶段。中英合作已经成了会谈的主旋律，但也出现一些不大不小的争论。在磋商1997年后的安排问题时，双方曾就中央政府驻军香港的必要性问题发生了较大争执。
在第八轮会谈时提出了中国政府是否在未来香港驻军的问题。中方代表提出，1997年既收回主权，就必须驻军，因为这是国防的需要。但是，英方代表在谈判中多次提出中国不要去驻军。理由是：中国驻军问题敏感。人民解放军一到香港，港人就会惶惶不安，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
中方代表问，你们英国可以驻军，为什么我们收回香港后作为主权国不能去驻军？英方代表辩解说，这不一样。英国伦敦离香港很远，临时调兵很困难。你们离香港很近，驻军驻到深圳那边去嘛！后来英方又退一步说，你们有驻军权我承认，但平时不要来驻，只有在产生外来威胁情况下再去，没有外来侵略威胁不要去。有了外来侵略威胁要驻军，也要事先同特区政府磋商，特区政府可以否决。实际上要限制中国的主权。
邓小平对驻军问题非常重视。1984年5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有些领导人就此问题发表的意见，引起了外界的误会。香港记者公开报道了这一消息，
①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89页。①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90页。
宣传中方在香港驻军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港澳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会见前，他了解到这一情况，十分气愤，在东大厅会场，港澳代表、委员们与邓小平合影留念。记者拍照三分钟后本来可以退场，但邓小平突然说，你们别走，我有话，你们要宣传出去。有人说中国不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英国外相跟我谈的时候也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主权，就有权在香港驻军。他接着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有权力在此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①邓小平的话使报界哗然，香港恒生指数顿时下跌30点。
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跑到中国外交部去。他当时神经很紧张地说：听说昨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为驻军问题发了脾气，我们很惊讶。周南说，你有什么惊讶的！我们在谈判中一直在讲要驻军。这件事我们已经决定，不要另外打算盘。中方在香港1997年后驻军的坚定立场，迫使英国最后只好作出让步。
七、非常关注香港过渡期问题
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主要围绕三大问题：首先是主权问题；第二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第三个问题，是两国政府要谈好如何使香港从当时至1997年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简单地说，这三大问题就是1997问题、1997后问题和1997前问题。经过激烈的较量，到1983年年中时，1997或主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从1983年夏至这年冬季，英方以主权换治权的计划失败，同意按照中方“一国两制”和“十二条”特殊政策治理未来香港，因此，实际上1997后的安排也没有原则之争了。进入1984年以后，邓小平最担心和关注的，是第三个大问题，即香港过渡期的安排问题。
事实上，邓小平一直对香港过渡期问题存有忧虑。早在1982年9月与撒切尔夫人谈话时，他就坦率地说：“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①此后英国在主权、治权等问题上不断设障，特别是在1983的八九两月大打三张牌，把香港搅得天昏地暗，使邓小平对香港过渡期问题更加担心，怕英国利用这十几年管治香港的机会，继续制造麻烦。他决定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或减轻这种可能性。
在1984年2月下旬举行第九轮会谈时，中方在提交的文件里，除了主要规定1997年以后的安排外，还涉及1997年以前的香港管理问题。尤其令英方不安的是，中方代表提出了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以监督过渡时期各方面事务的建议。所要监督的如公务员的任命、财政金融政策、土地拍卖和政制发展等。
设立这个组织，是邓小平的主张。他主要出于担心英国在过渡期内可能会搞点名堂。目的是在香港回归祖国前的13年过渡期内，有关执行协议的问
①《人民日报》1984年5月26日。①《邓小平沦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题，双方通过这个专门小组进行联络和磋商，处理可能发生的事情。胡耀邦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说过，英国人过去撤出殖民地的纪录太差。香港回归还有十多年的过渡期，他们会不会不负责任，做些小平同志说的“拆烂污”的事？还是要防范它一手。设联合联络小组，主要考虑是这样。当然，还有些事可能需要两国商量解决，对两国都有好处。
4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杰弗里·豪。双方就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很多一致的见解。但在1997年之前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委员会问题，双方有较大分歧。不久前，香港的英资财团怡和宣布迁册百慕大，显然更使邓小平认为建立这个机构很有必要。他告诫说，1997年之前，香港政府不要把财源搞尽，比如卖掉大量土地，或用光政府财政储备，或进行大规模巨大的建设项目等。
中方关于设立联络委员会的建议提出后，英国和香港社会反应强烈，特别遭到了英方的坚决反对。港英政府不愿意当“跛脚鸭”①恐怕在1997年前，联络小组会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甚至凌驾于港英政府之上的权力组织。英方采用一贯手法，把中国这个提议的内容公开，广泛制造舆论，以此压迫中方收回建议。香港社会一时反对声浪不断。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时英方在谈判中遇到的唯一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中方提出建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我所担心的是，这个机构会变成并列于总督的第二权力中心。更糟糕的是，它会造成某种英中‘共管’的印象，以至于摧毁人们的信心”。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了四五个月。
中英双方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的争论，是在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于1984年7月底第二次访华时达成协议的。中方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态度，作出了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比如，决定把联合联络委员会改名为联合联络小组，决定这个小组推迟至1988年才进驻香港，还同意让它跨越1997年，在2000年1月1日之前结束工作等。双方的妥协和合作精神促成了共识。
7月31日上午，刚从北戴河休养返回的邓小平会见了杰弗里·豪。在会谈中，邓小平表示赞同已经达成的重要协议。他还重点谈了对13年香港过渡时期的忧虑和对英国的希望。他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13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1997年后的事情。邓小平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中国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后50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的负担。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邓小平指出，虽然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①
①这是个美国俗语。新总统当选而旧总统尚未卸任时，旧总统实际上已难有所作为，被称为“跛脚鸭”。②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的岁月》，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第491、492页。
八、鼓励港人增强治港信心
1984年4月20日上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由北京赶到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透露中英会谈的进展信息。他声明：“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告诉大家：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②也就是说，香港到1997年时肯定要回归中国。这一声明打碎了某些香港人希望将来仍由英国管治的幻想。因此，一些人指责英国“出卖”香港，听到这种指责后，杰弗里·豪立即驳斥说，有人认为英国“出卖”（香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还详细介绍了英方已接受中国领导人关于1997年后如何管理香港的构想，即“一国两制”，并准备赋予香港高度的自治权。但在1997年以前的13年中，英国政府还负责香港的管治，维持它的繁荣和稳定。
英国外交大臣的谈话在香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遍认为大局已定。但是，不少香港人对将来英国管治结束后，香港人能否自己管理好香港，中国政府会不会信守诺言，归根结底，香港还能不能继续繁荣和稳定，十分担心和怀疑。5月份，有几位香港知名人士发表题为《香港的前途》的声明，大谈香港与英国“宪法上的深厚联系”，说香港人“对于与英国的联系即将撤除”，“觉得非常失望”。声明还要求英国在1997年后还应在香港保留一定的地位。
针对一些香港人尤其是某些知名人士的悲观、怀疑心理和言行，邓小平亲自作了耐心诚恳的说服工作，以打消他们的疑虑，建立起坚强的信心。
6月2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以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总商会主席唐骇千和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倪少杰为首的香港工商访问团。他告诉香港客人，中国政府已多次讲过，收回主权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他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两个传统：第一是不信邪，在世界的大风大浪面前稳如泰山，对什么样的风浪也不害怕；第二是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这一点也是被世界公认的。因为，不必担心将来政策会变，只要政策对就不会变。①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6月23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邓如莲和利国伟。钟士元是香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他们想反映自己及其他港人中存在的一些疑虑，如中国未来的政策会不会变，英国人走后港人能否治理好香港等问题。
邓小平对他们说，“欢迎你们以个人身份到北京”，“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北京、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一下中华民族是有好处的”。他强调，“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500万香港人的利益的”。他还有针对性他说，“我听到好多不同意见，但我不承认那个是代表香港人的利益”。“香港真正的民意我们是知道的”。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67、68页。②《人民日报》1984年4月21日。①《人民日报》1984年6月23日；另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1页。
邓小平重申，“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针对他们提出对港人能否治理好香港的疑虑，邓小平说：“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他还谈到，“港人治港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最后对客人说，“到1997年还有13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①邓小平的谈话亲切倍至，论证非常严密，极富感染力，使原先执有偏见的香港人士也不得不为之所动。
1984年9月18日，中英双方就会谈全部文本达成协议，并于9月26日进行草签。香港问题至此圆满解决。中英联合声明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一致赞誉。香港人民的反应尤为强烈，他们普遍认为，协议内容“比许多人所期望的好得多”，全港人“对香港前途重获信心”，并能“继续维持香港繁荣和稳定”。
九、指导“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于1984年12月19日经两国首脑正式签署，并于第二年5月互换批文生效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随即提上了议事日程。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6月18日起草委员会名单公布，共59人，其中内地委员36人，香港委员23人。经过4年多时间的努力，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是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进一步法律化。
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作了重要的指导。起草工作开始时，他强调，“基本法”不宜太细。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正在举行第4次全体会议的起草委员会委员，作了重要的讲话，对“基本法”的意义和若干起草问题，谈了他的观点。邓小平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示范。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
在谈到基本法起草问题时，邓小平就香港未来的政治体制和中央与香港的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既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也不是实行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邓小平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1页；《人民日报》，1984年6月24日。
很赞成港督卫奕信关于“要循序渐进”的主张，认为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总之，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至于中央政府与香港的关系，邓小平提醒说，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中央确实是不干预也不需要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但是，当香港出现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北京就要过问、干预。“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①邓小平认为，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认真听取和采纳了邓小平的上述意见。
“基本法”公布以后，邓小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文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从提出1997问题到中英谈判，从中英联合声明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消除了长期笼罩在中英关系上的一个巨大阴影。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的客观原因是，中英国力对比有利于中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40年代国民党重庆政府因国力虚弱而失去收回香港的良机。
然而，仅仅依靠国力强大，并不一定能圆满解决香港这个极其复杂敏感的问题。单凭实力收回香港容易，但保持它的繁荣和稳定却非常难。没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也不能顺利完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作为举世公认的战略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地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客观地评价道：“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这一构想提供了一个典范，说明了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①不仅如此，邓小平从70年代末以来还身体力行直接参与谈判、会见英国和香港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在每一关键时刻，都起了重大作用。总之，邓小平的战略决策，是促成香港问题圆满解决的关键。
（作者王红续：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在读博士生）
①《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8页。①《外国领导人访华讲话选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03页。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看俄罗斯
——变革：从历史走向未来
姜长斌
以俄罗斯民族为主体的俄罗斯联邦现在正处于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危机之中。但是，这基本上还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危机——尽管这场危机的规模是空前的，具有很多新的历史特点，并且将在已知和未知的因素变化中决定该民族国家的未来。这也就是说，它将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欧亚地区乃至人类社会的新面貌。因此，在分析这场危机本身以及预测俄罗斯民族的未来时，我们还应该研究更多的东西。
现在，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危机的跟踪研究基本上是及时的，研究领域也比较宽，这一点应予积极的肯定。但是，只是对具体领域、具体问题进行随机分析，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那就是，对俄罗斯摆脱危机的前景、途径和时间无法进行有据有论的总体预测。我在一些研讨会上常常听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俄罗斯会很快摆脱危机，这同俄现政府的说法一致；二是认为俄罗斯已经一蹶不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再会对国际社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了。当然，更多的人是对其前景表示茫然，不知该怎么看。
本文试图以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科学论断为依据，从俄国历史传统和当代俄国发展进程两个角度，探讨一下俄罗斯的前景问题。
一、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年轻的民族
直到15世纪中叶（1462年），俄罗斯才在欧洲的边缘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莫斯科大公国：领土仅有43万平方公里，人口仅仅300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默默无闻的小国。但是过了一个多世纪，到16世纪下半叶伊凡四世在位时，其领土就扩大了10多倍，达550万平方公里，尽管连年征战，死伤人员不计其数，但人口还是达到了1000万（其中已有相当数量的非俄罗斯人）。按马克思说法是，当伊凡四世自行加冕为“全俄罗斯的沙皇”，庞大的俄罗斯国家“突然”出现后，当时的欧洲不能不“目瞪口呆”，甚至一向崇尚武力、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也都不得不第一次聆听俄国人“傲慢的语言”。此后，从罗曼诺夫王朝建立（1613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不满三个半世纪里，俄国（前苏联）的领土竟扩大到2240万平方公里，占了全球土地的六分之一。即使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联邦，也还拥有170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众所周知，在国力和军事力量方面，到了19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就已起着整个欧洲反动统治的宪兵作用。到了20世纪下半叶，苏联更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一度使从无畏惧感的美国也惧怕三分。
从一个小小的公国跳跃式地发展到称霸世界，不过用了500年的时间。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从一定意义上说，真有些像中古时期蒙古民族的征略。在近现代史上，俄罗斯的崛起特征是独一无二的。
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虽然只能说是开始于中古后期，但也表现非凡。过去苏联正史宣传的第一部文学和史学作品《伊戈尔远征记》是记载发生在现今乌克兰境内的事件，已被证明当时俄罗斯民族还没有形成。15世纪莫斯科公国时代还一直是方言纷杂，连自己统一的规范语言文字都没有，直到1775年才出现第一部俄语标准语法。但在此后不久，它仅仅用了一个世纪，就涌现了一批世界级的科学文化巨匠：门捷列夫、托尔斯泰、陀思朵也夫斯基、赫尔岑等等。还须指出，许多非俄罗斯族巨匠，如，柴可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等，也都是在俄罗斯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还有一点，俄罗斯民族的繁衍力也是惊人的，比起其他斯拉夫民族来说，要旺盛得多。据乌克兰作家久巴统计，从1913年到1959年，尽管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遭受过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带来的大饥荒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大镇压等大规模的生灵涂炭，俄罗斯族人还是从6000—7000万增加到了1.14亿，增幅远比其他斯拉夫民族要高。俄罗斯农村一向是多子女和大家庭的繁衍之源。
俄罗斯民族的崛起是在发展危机与改革（变革）的交替中进行的。已知的著名危机和改革有：伊凡四世的等级代表君主制大改革（1549—1572）、彼得一世的社会制度大改革（1700—1721）、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改革（1773—1775）、斯佩兰斯基改革（1808）、农民改革（1861）、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7年2月推翻帝制及西方式自由化改革、1917年十月革命及列宁新经济政策改革（1921—1928）、斯大林的经济（社会）军事化大改革（1929—1939）、勃烈日涅夫的争霸世界战略改革（1966—1975）、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1985—1991）以及叶利钦当前还难以命名的改革。
为了研究俄罗斯当前的危机与改革，并且对其前景稍加预测，我们就不得不在更广阔的背景下，从俄罗斯民族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问题。
二、绝对独裁制度下危机与改革交替的跳跃式扩张
160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中预言：“当今世界存在着两个伟大的民族，尽管起点不同，看来都在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他们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正当世界注意着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加入了一流民族的行列..美国人使用锹镐征服世界，俄国人则用剑乾征服世界。”
综观历史，俄罗斯的发展危机和社会改革，始终都是由一个总矛盾决定的，这就是领土及势力范围的扩张同社会内在发展的矛盾。这个总矛盾可以分解为三个具体矛盾：（一）国家战略目标同社会内在需求的矛盾；（二）独裁专制同适当分权的矛盾；（三）传统文明同外来文明的矛盾。
可以说，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对这三个矛盾的暂时克服。所谓克服，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如1921年里加条约的签定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余全部都是国家扩张战略目标压倒社会内在需求，独裁极权战胜适当分权，传统文明排斥外来文明；其中，尤以伊凡四世、彼得大帝、斯大林变革最为典型。当然，其他改革也不可忽略，因为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它们都是深刻理解三次典型大变革（或大发展）绝对不可缺少的“注解”，否则，不仅那些大改革不可理解，而且当今的危机与出路也变得不可预测了。
16世纪中叶，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成为第一代“全俄罗斯的沙皇”，俄罗斯民族的割据状态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割据、分权的因素并没有消失，而且俄罗斯人也不满足于只是得到“欧洲幅员最大国家”的地位。在此关键时刻，俄罗斯“真正的东正教”领袖们决心要完成两桩大业：（一）向东，征服全部异教徒邻国，不仅吞并鞑靼—穆斯林居民的领土，而且还要强迫他们皈依大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二）向西，夺取立沃尼亚及其毗邻地区，占领波罗的海出海口。为此，伊凡四世就必须进一步克服国内的软弱涣散。
伊凡四世登基后，首先整顿了朝纲，初步战胜分权势力，建立了以沙皇特辖制为基础的等级代表君主制。此后，他轻易地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个软弱的汗国，对进行抵抗的喀山实行了全城大屠杀（因此，喀山鞑靼人至今仍怀有强烈的反俄情绪）。但是在向西扩张方面却由于邻国比较强大，以及俄罗斯内部不统一，不断遭受挫折，从而导致伊凡对内实行了长达7年（1565—1572）之久的血腥镇压，连他的儿子也未幸免。
伊凡的这种作法，既是对蒙古统治传统的继承，又开创了俄国后来独裁统治的典型方式。
1598年留里克王朝终结，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直至1917年。这时俄国开始了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变。
17世纪是罗曼诺夫王朝成功地向东扩张时期，疆域一直达到额尔古纳、格尔必齐河、鄂霍次克海及白令海峡，但止于外兴安岭。俄国向东扩张的成功，撑大了它的胃口。它的更大兴趣和扩张重点在南面和西面，它要吞并黑海和夺占波罗的海沿岸及出海口。这个任务由彼得大帝完成了。
17世纪末，俄国曾两度远征克里米亚均告失败。彼得清醒地看到，俄国的失败是由于军事技术落后，以及支撑军事力量的国民经济严重落后。他认识到俄国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进行制度改革（当时西方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首先完成了对反改革派——大贵族和射击军的残酷镇压，为他的全面改革扫清道路。就是说，彼得大帝完成了向绝对君主制的转变。这次改革用了21年（1700—1721），大大增强了国力。但是改革并没有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反而强化了君主独裁的封建农奴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征服了俄国的野蛮”。改革带来的唯一“实惠”，是扩大版图，压倒西方强邻，征服高加索，威镇波斯，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小视强大的俄国。为了表示俄国的雄心，彼得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君临欧洲的彼得堡。
彼得大帝的事例，鼓舞着俄国后继的历代君主。他之后的几个君主尽管懦弱无能，却为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一步实现黑海扩张野心奠定了基础。
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出身于德国贵族，却是最成功最典型的俄罗斯皇帝。她向西方学习，实行“开明专制”，但是，使她真正著名于世的甚至不是她杀害丈夫，篡权夺位，或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她的“伟大”在于：不仅实现了，而且大大超过了彼得大帝的一切梦想。她不仅制服了全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边睡”民族，强制他们俄罗斯化，而且称霸整个波罗的海、黑海海上，三次瓜分俄国的宿敌——波兰，直至争夺欧洲霸权。大俄罗斯帝国欧洲部分的轮廓正是由她勾划出来的。而在东方，经过19世纪直至1945年，虽然几经挫折，但是大片大片的别国领土都划进了俄国（后为苏联）版图。
扩张，从根本上说并不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相反却使俄罗斯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西欧，即使在上述最强盛时期也是如此。从发展的角度看，完全可以把1808年的斯佩兰斯基改革、1861年的农民改革、1906年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看作是一个过程的几个阶段。这个过程是俄国资本主义从无到有，试图摆脱封建专制桎梏的痛苦过程，但是封建统治者牢牢地控制着主动权，几次改革都是从上向下的“恩赐”，变革必须服从于专制制度的国家战略目标——扩张；俄国的资本主义始终在压制下成长，非常脆弱。只有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农民一道从下而上地推翻专制统治的。可是俄国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决定了革命（社会变革）的领导权飞快地转入了无产阶级手中，在同年就爆发了十月革命并且经过四年的血腥内战，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使俄国真正踏上了社会转型之路。其具体表现就是列宁倡导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路线。但这是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它要求俄国付出高昂而痛苦的代价，即彻底割断对外扩张、对内专制的历史传统，不再谋求什么欧洲霸权，更不要说世界霸权了。但这却是一条真正为俄国大多数居民谋福利并且受到他们衷心拥护的道路。斯大林领导的大变革以及确立的社会体制，说明要俄国抛弃与此相反的危害人类进步的坏传统是多么的困难。历史已经表明，斯大林搞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是被马克思痛斥过的“完全粗陋的和无思想的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条件下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十俄国传统的统治方式十对俄国得天独厚的资源的肆意挥霍”。这种体制称之为左倾空想社会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最为恰当。它最适合在战争时期发挥威力，苏联在二战中虽然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但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中，不能不说继承并发扬俄国旧传统的斯大林体制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如何看待俄罗斯当前的变革
在二战以后的和平时期里，苏联本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改弦易辙，对斯大林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真正走“和平的社会主义”之路；二是轻车熟路，走扩张发展之路。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他们驾轻就熟，走的正是第二条路，即依靠武力争夺世界霸主。他们走第一条路的机遇曾是很多的，赫、勃也作过某些尝试，但都因改走第一条路对于他们来说，代价过于高昂，既要放弃整整一个社会阶层手中过多、过剩的权力和利益，又要彻底抛弃根深蒂固的旧俄传统的发展价值观，尽管这样做不仅符合俄国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新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表面上看，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联手搞垮了苏联，但这正是对苏联坚持俄国恶劣传统的历史性报复。只能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本文作者必须郑重地说明，前面列举的都是帝王将相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这只是为了行文简便，绝不是说，俄国的命运是由他们个人决定的。他们只不过是代表了每一个时期占优势的社会阶级、阶层和势力的利益及要求罢了；也是前述三大社会矛盾斗争结果的标志。
历史上，俄罗斯民族是否具有反对向外扩张及对内独裁专制的民主传统力量？有过。但是他们都没能战胜旧势。除了19世纪的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和社会运动之外，最优秀、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就是20世纪的列宁。但是即使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力量也不足以战胜传统的和现实的统治势力，尽管他们在一个时期内得以掌握政权，例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一条充满希望之路，但是它实行不到10年就被优势传统势力葬送了。这是其一。
其二，俄国历史还表明，在每次鼎盛时期之后并进行下一轮变革和跃进之前，都有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混乱、衰退或收缩期。例如，伊凡四世死后1598年至1613年的“大混乱时期”；彼得一世之后的积弱不振和里海沿岸土地的得而复失（1730—1762）；从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到1878年丢失多瑙河三角洲及南部比萨拉比亚；1918年至二战前1938年苏联丧失的由俄罗斯帝国掠夺来的大片土地。就是说，俄罗斯的每次收缩期都至少要用掉20年左右的时间。这还是在传统的统治方式之下发生的。
当前，俄罗斯的混乱、收缩与变革，除了含有上述两个因素之外，它还有全新的特点。这次收缩和变革，从本质上应该说是自下而上的，收缩的规模也是空前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整个庞大的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竟没有引起大的震荡和暴力冲突得到证明。另外，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它要跳跃式追赶的已不是西欧，而是全世界的超强——美国。这是在二战以后俄罗斯从头展开的第二轮激烈竞争，是社会发展质量的竞争，也是俄国社会完全转型势力同传统势力的激烈斗争。
俄罗斯的幅员、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已有的武力装备仍是不可否认的巨大的客观存在。同其他大国相比，俄罗斯现在确实是软弱的、混乱的，但是，由此绝不能得出结论说，俄罗斯会永远衰落下去。不是的。这是变革时期的“软弱”和“混乱”。
目前，俄罗斯社会上两种势力的斗争仅仅是开始，社会营垒的界线并不分明。苏联解体后，两次杜马选举就充分说明，传统力量仍然不可低估。1993年12月第一次选举时，社会上几乎是一片民主改革的呼声，但得票率遥遥领先的却是号召以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历史性报复的自由民主党。1995年12月进行第二次选举时，糅合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俄共拔了头筹。自民党的成绩已不如1993年那么辉煌，在走下坡路，但仍位居第二。1996年的总统竞选中唯一能对现任总统提出挑战和真正威胁的仍是俄共。因此，大俄罗民族沙文主义是否会直线衰落下去，还不宜作最后结论，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两年俄国的社会意识是在变化，大俄罗斯沙文复仇主义已经不像前两年那么猖獗了。它需要改头换面，乔装打扮。但是，反传统的民主派又怎么样呢？虽然总体来说，与传统势力不相上下，可它四分五裂，各有各的打算，短期内还难以形成有效的统一力量。
这种局面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的政治力量对比，而且直接描绘出俄罗斯改革的进程。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还反映了俄罗斯要变革原有经济结构的艰难程度以及在新形势下各种社会势力的利益要求。这一次杜马选举拥护俄共的人增多了，但有相当一部分人首先考虑的不是俄共纲领的新变化，而是表达了对于本来就是低质量、低水平（同西方相比）生活的再次直线下降及社会贫富差距飞速扩大的忿感情绪。所谓怀旧，绝不是对旧的官僚独裁体制的依恋。
因此，对于俄罗斯目前的混乱、衰退和改革我们完全可以用历史类比的方法来观察它，并且推测它的前景。当然，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能要求我们说得分毫不差。但是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根据事实，作出合理的推断。
一、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回到斯大林的老路上去，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因为，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已经把俄国的老传统推上了最高峰或者说推入了最低谷，也就是说，这个老传统已经走进了历史的绝路，再也没有什么活力了。
二、由于旧传统还拥有相当的影响，完全西化也不可能，在传统势力的影响同西方自由派的碰撞下，俄国为了求得最终的稳定，只能走妥协的道路：
既保持一定的传统，又实行一定的自由化。
三、实际上，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显现了粗略的轮廓，而且可以肯定，俄国定会选择它，并且踏着这条道路重新振兴和强大起来。从俄罗斯这个年轻民族的素质、地缘和发展潜力看，目前的混乱和衰退不过是它再次强盛的前奏而已。当然，这个再度强盛将是另一种性质，另一种面貌，但我们也决不可低估它的威力和影响力。
我们说的再次强盛，不是指从衰退的谷底（俄的生产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多）缓慢地上升，而是指恢复到原有的综合国力（尽管它是严重畸形的，不利于社会大多数居民，但毕竟是存在过）水平上的再次上升。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俄国真正走完这条道路要多少时间？
依我看，它要花费的时间至少不会比历史上克服历次混乱最短的时间更少，而历史上最短的时间是20年左右。就是说，从1991年算起，至少要到2010年才能完成。考虑到这次转型的一系列新特点，20年是最保守的估计。但是从俄罗斯的发展史和它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看，它肯定是能完成这个转变的。对此不应该有什么怀疑。那时的东方和整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对此要有思想准备。
因此，既不要相信俄罗斯现政权的说法，也不要相信那种认为俄罗斯将从此一蹶不振的说法。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切身利益出发，更深入、更密切、视野更开阔地注视俄罗斯的变化。不要说等到俄罗斯完成转型，只要俄罗斯真正从衰退的谷底开始稳步地回升，就足够我们重视的了。而且在重视的同时，永远地、时刻地不要忘记研究它的转型过程和前景。
（作者姜长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导师）
邓小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王新堂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这个条约的签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两国人民的需要，同时也是两国政治家辛勤努力的结果。其中，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从全球战略和中国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和实行了这一时期中国对日方针和原则，抓住机遇，推动中日缔约谈判最终圆满完成，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一、邓小平对中日缔约的战略思考
邓小平考虑中日缔约的出发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基干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70年代初，世界形势和战略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美苏争霸态势易位，呈苏攻美守，在两强争霸世界的矛盾斗争中，苏联处于主要矛盾方面；美国放弃了长期奉行的僵硬的对华政策，为中美两国的接近提供了回旋余地；苏联成为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1974年，毛泽东根据变化了的世界形势，提出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划分为“三个世界”的战略，其核心是将苏联划人第一世界，使全世界清楚苏联是最主要的威胁。这一战略思想反映了这一时期“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霸”的客观要求。根据这一思想，中国制定了遏制苏联扩张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方针。
70年代中期以后，苏攻美守的态势进一步增强。苏联的战略武器大致与美国相当，常规武器已超出美国与西欧的总和，苏联加紧在非洲之角、红海口、加勒比、中东、印支等地区进行扩张，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苏联要加紧实施其全球战略。美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对苏联的扩张进行抵制。针对这种变化，邓小平提出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的一霸，即联美反苏，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邓小平在1977年底至1978年的时间里会见来访的外宾时，反复谈到苏联在加紧全球战略步署，战争的危险在增长；但战争可以设法推迟，办法有三条：一是自己要有准备，二是破坏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三是不搞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绥靖主义。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制定了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战略，即：团结和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和美国，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其目的在于推迟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的世界和平，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