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3页
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页
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6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5页
经济犯罪的案件，在国外严重丧失国格人格的事件，还有搞特务的案件，都要抓紧处理。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
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
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2页
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我们要把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使这方面工作来一个改善。
《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
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9月—11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8页
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0、221页
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0、 241页
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4页
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态，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酋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中国正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1987年7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9页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未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4、 285页
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中国不允许乱》（1989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6页
（四）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现在就要着手，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能够培养这样一批人才出来的。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6页
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与此相关联的，在人事制度方面。可以考虑把退体制度建立起来。全国各个部门和单位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退休的、当顾问的人，负责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福利方面的事情。把退休人员的问题处理好，便于我们选拔人才。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7页
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拔中年干部。也许再过五年，大学毕业生里会出现一批人才，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下，对这些人我们要注意提拔。但是从现在的状况来说，重点应该放在选拔中年干部，要选拔他们当中合乎三个条件的人接班，老同志要让路。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先不说百年大计，十年大计首先要想嘛。一九七五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如果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你们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还在，脑袋也不管用了，这是自然规律。
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
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道理很明显，只是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现在真正干实际工作的还是那些年轻人。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有人说他们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现在庙也太多了，我们最近考虑，国务院的部委分得那样多好不好？部委下面有没有必要设那么多司局？军队是不是需要搞那么多兵种？可不可以适当改革一下？我认为，把我们地方的领导机关和军队的指挥机关槁得这样庞大、这样臃肿是不行啊！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的害处极大。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所以，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
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体制度。
这个问题，同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请同志们好好地考虑一下。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有了退体制度，对各个部门、各级职务的干部的退休年龄有了明白规定，就可以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一年该退休。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考虑过建立干部退体制度，但当时感到不那么迫切，当时在座的同志大多是四十七八岁。一九六六年到现在十三年，在座的同志大多是六十岁左右了，这个问题迫切了，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实行退体制度是不是看不起哪个同志？不是看得起看不起哪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体制度。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5、 226页
这里着重讲一下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没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大批干部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干部工作遭到严重破坏。这就造成了现在各级领导人员普遍老化的状况。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很多新的人才需要培养，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
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的问题。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3页
我们一定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同时也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建设巨大任务的形势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要坚决克服那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
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经过十多年的考验，中青年同志的政治面貌，领导和群众基本上都是清楚的。老同志还在，采取从上看和从下看互相结合的办法，是应当可以选好选准的。这项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都不在了。
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6、 327页
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但是，早了没有条件。现在，我们经过粉碎“四人帮”，又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六中全会，创造了这个条件。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再晚些解决行不行呢？
晚解决更困难，问题的本身会更严重，牵扯的问题也更多，牵扯的人肯定一年比一年多。还有一点，这个问题涉及很多老同志。现在确实也有个好的条件，因为许多觉悟比较高的老同志还在，能够带头，也能够克服阻力，只要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所以，时间不能再拖了。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6、 397页
体制改革，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我们有好多事情就是做得比较晚，现在耽误不得。
《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82年7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12页
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体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体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六十岁的就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就是九十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
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体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
《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13、 414页
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他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说具体点，现在有些五十多岁的同志很不错，但五十几岁的人再过十年就六十几岁了，所以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特别是陈云同志讲要选拔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这个意见很好。这些年轻人选拔上来以后，可以干得久一些，他们现在经验不够，过两年经验就够了；现在不称职，过两年就可能称职了。他们脑筋比较活。整党明年就要推进到基层，到各单位各企业，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就看我们能够不能够发现一批年轻人。因为到了本世纪末，现在三十岁的，那时是四十几；现在四十岁的，那时也才五十几。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多顾多问。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要说服老一点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整个形势是安定团结的，要说疙瘩比较多的，解决得不够好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毛病不要紧，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退体制度。因为位于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 92页
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政策不对，有什么必要连续呢？如果政策对，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这种政策本身就保证了它的连续性。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从中央到各个地方，都要有一批勇于探索、精力较好的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逐步实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当然还有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召开这次党代表会议是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就决定的，因为当时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年龄偏高，所以决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开一次党代表会议，中心目的是实现年轻化。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0页
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这个路子对，不能只靠人家扶着。他们受到了锻炼，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
《视察天津时的谈话》（1986年8月19日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6页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
十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
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
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2、 133页
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
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入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帐，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如果没有偿付能力，他不会干的。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8、199页
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
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2页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
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3、234页
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1983年7月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页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65页
我们在制定对内经济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
《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冬年10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79页
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
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现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市场也发展了。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
我们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这几年的合作是不错的，需要的是发展这种合作。
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
《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9页
到本世纪末，还有十六年。我们要一心一意地搞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国际交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便实现我们规定的本世纪达到的目标。在以后的五十年内，中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现更伟大的目标，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雄心壮志。
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1984 年10 月11 日）， 1984年10 月12 日《人民日报》
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是四百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就能实现翻两番呀？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自己造？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所以说，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槁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9、 90页
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而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
《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1981年11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8、 99页
一位日本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还有一个“五十年”。
即一九九七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你们根据的是什么，是否有个什么想法？我对他说，有。这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十年内，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我还对日本朋友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2、103页
我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
到本世纪末使我国的工农业年生产总值在一九八○年的水平上翻两番只是我们的第一个雄心壮志。我们还必须有第二个雄心壮志，那就是在下一个世纪再花五十年的时间，使我们的国家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实现这两个雄心壮志，都更加需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
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本世纪内不能变，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也不能变。五十年以后又怎么样？那时，中国同外国在经济上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
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的谈话（1985年1月19日），198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不久前，我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执行开放政策时，强调了理想和纪律，这是必要的。有人认为，中国谈理想，是否意味着要收了。不是这样。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也许今后要放得更大。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3、 114页
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
《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2页
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于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9页
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我们首先开放农村，很快见效。有的地方一年翻身，有的地方两年翻身。农村取得经验之后，转到城市。现在城市改革已经搞了近三年的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对外开放，也很快收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