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矢志不移寻求真理
1.救亡图存，路在何方？四川，乃天府之国。物华天宝，钟灵毓秀，自古以来，在四川这块大地上，孕育出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世纪伟人邓小平就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父亲邓文明，清末就学于成都法政学校，以后长期在外谋生。母亲淡氏，不幸早年去世。继母夏伯恨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儿。邓小平是邓家的长子，他的出世给邓家带来了欢乐和喜庆。
按照家族的辈分，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邓先圣。邓小平5岁就开始进私塾发蒙，私塾老师认为邓先圣这个名字不太好，就为邓小平改名为邓希贤①。邓小平7岁时转入新式小学读书，11岁考入广安县的高等小学，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广安县中学。邓小平自幼资质聪明，勤奋好学，受到父母和老师的喜爱。邓小平的童年、少年时期正处在中国大变革、大动乱的年代。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从此，中国逐渐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中国一次次战败，一次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中国成为任列强奴役、宰割的对象。中国人民备受欺凌和屈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人民是不甘被奴役和欺凌的。中国人民同侵略者展开了拼死的斗争，从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到义和团运动的狂飚，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这些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斗争的鲜血和生命却在告诫着侵略者：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
亡国灭种的处境刺激着每一个先进的中国人，他们忧心如焚，他们在艰难地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康有力希望通过改良，使中国走向富强，但是他发动的百日维新，如昙花一现，消失了。在20世纪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打起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开始了救国救民的伟大斗争。
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一些重大事件，也波及到了闭塞的四川广安。有些事件在年幼的邓小平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1年夏秋，四川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6月，保路风潮，传到了广安，也传到了协兴乡这个偏僻的小镇。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全川罢市、罢课风潮掀起后，协兴场上一些店铺也关门罢市，邓小平所在的北山小学也罢课放假。四川人民的这场斗争在邓小平的幼小心灵中种下了民主革命精神的种子。
1912年，也就是邓小平8岁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不久，革命的果实就被独夫民贼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复辟倒退，帝制自为，很快在人民的唾骂声中可耻地死去。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悲惨年代。国内，国家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农民破产，工人失业，加上天灾助虐，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外，列强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灭亡中国。
中国到底向何处去？如何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和人民？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思考、在探索。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1版，（上卷），5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5月底，五四运动的浪涛拍打到了广安这个偏远的县城。广安中学学生积极响应，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组织了游行、罢课，15岁的邓小平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邓小平的爱国思想更加浓烈。
“五四运动的发展及其后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中国革命及革命家的道路”。①在五四运动中受民主、科学两面旗帜的影响.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
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门科学知识，立志改变国家现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与各列强争雄的富强国家。强烈的国家、民族责任感，促使邓小平思考着为国家、民族寻找新的出路。1919年9月，邓小平考人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留法勤工俭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其宗旨是“节俭费用，推广西学”。这正与邓小平“工业救国”的朴素爱国思想相契合。他满怀希望地想到法国去，学习一技之长，来报效祖国。在预备学校，邓小平精力充沛，学习刻苦勤奋。经过一年的学习，1920年7月中旬，邓小平顺利地通过了各种考试，成为80多名合格者中年龄最小的一员。1920年8月28日，80多名川东子弟乘坐“吉庆”轮，沿长江东下，9月11日，他们在上海换乘法国“盎特莱蓬”号邮船，向着目的地——法兰西驶去。
别了，故乡。别了，祖国。年仅16岁的邓小平别故国，赴异域，从此走上了探索人生，寻求真理的道路。
2.留学法国的油印博士经过39天的长途航行，1920年10月19日，“盎特莱蓬”号邮船抵达马赛港。邓小平一行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法兰西的土地。紧接着，邓小平和同伴们到了巴黎，正式开始勤工俭学的生活。
邓小平到法国后遭遇的实际情况与他的愿望完全相反。他只在巴那学校和夏蒂荣中学等校学习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大部分时间只是做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经济危机。法国经济萧条，许多工厂相继全部或部分破产，工人失业，物价昂贵。法国人尚难就业，在法国的中国人就更加困难了。并且中国人的工资最多只有普通法国人的一半，而且大多是做学不到技艺的苦工。求生尚且困难，更不用说去求学了。
为了维持生计，邓小平曾先后在克鲁梭钢铁厂、巴黎的香布朗工厂、哈金森工厂等地做工，在这期间，他也曾做过饭馆招待、火车司炉、码头搬运工，以及清洁工等等。劳动锻炼了邓小平的身体，磨练了他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
邓小平被一种新思想——马克思主义深深地吸引。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广为流行。邓小平在较为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1922年成为一名共青团员，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决定创办机关刊物《少年》。
①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1版，30页，北瓦解放军出版社，1988。1924年2月改名为《赤光》。其宗旨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帮助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中国同志学习理论。刊物实行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负责刻蜡板，李富春负责发行。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乐观向上，充满了革命激情。邓小平负责刻板和油印，因为字迹清晰隽秀，装订简雅，同志们亲切地称赞他为“油印博士”。邓小平除了参加编辑、刻板、油印等工作外，还亲自撰写文章，号召在国民革命中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文章尖锐泼辣，充满战斗性，显示了邓小平飞扬的文采和革命者的豪情。
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这年，他年仅20岁。1925年春，邓小平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担任党团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同年夏，为了支援国内的五卅运动，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共旅欧支部组织旅欧的华人、华工、留学生进行了游行斗争。此事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惧。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中国共产党人。中共旅欧支部受到重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回到巴黎，主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1925年8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组成了由邓小平、傅钟、施去病三人组成的书记局。这说明，在法国当局的镇压下，旅欧中共和青年团组织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迅速地恢复了组织，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
1926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邓小平离开生活战斗过5年多的法国，前往十月革命的故乡、社会主义革命的圣地——苏联。在莫斯科，邓小平先后进入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认真系统的学习。这就为邓小平回国进行革命斗争以至对他在漫长的未来斗争中经受考验，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血与火的考验
1.暴动百色1927年春，邓小平奉命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邓小平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的第一个场所，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他在军校担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邓小平离开古城西安，前往汉口。邓小平被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从这时起改名为邓小平，数月后，邓小平随中共中央秘密迁往上海，担任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29年夏，刚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明瑞、俞作柏酝酿反对蒋介石，同时希望与共产党合作。这是干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中央决定派人去广西，与李、俞配合，准备武装起义。
派谁去合适呢？中共中央进行了研究。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派邓小平同志去！”①周恩来在留法时期与邓小平就有密切的合作，他深谙邓小平工作出色，遇事机智果断，是最为恰当的入选。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的建议，年仅25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于1929年7月初到达广西南宁。这是邓小平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的开始。
邓小平到广西后，化名邓斌，迅速同李明瑞、俞作柏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着手发展革命力量。一方面，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势力。邓小平通过渠道建议李明瑞建立了教导总队，以培养初级军官。我党在教导总队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在新建立的警备大队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如四大队大队长为共产党员张云逸，五大队大队长为共产党员俞作豫。共产党人还注意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吸收农民运动分子充实部队。这就为以后建立红七、红八军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我党领导下，大力发展了地方革命势力。在我党影响下、俞作柏开放了广西的进步群众运动，工会、妇女协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相继恢复。在左右江地区有20多个县的县长由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担任。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广西变了。在短短的时间内，好像又回到了大革命时期那种生气勃勃的革命热潮之中。广西局势的发展，引起反动势力的惊恐和仇视，他们谋划着要扑灭这股正在燃起的革命火焰。正在这时，俞作柏和李明瑞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发动了倒蒋战争。而一代条雄蒋介石利用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手段，使李明瑞的亲信内部分化，战场倒戈，不到10天，倒蒋斗争就告失败。邓小平当机立断，把共产党掌握的三支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决定以百色、龙州为重点，重新开创新局面。
1929年10月，邓小平和张云逸在百色胜利会合。百色是距南宁约150公里的城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桂、滇、黔三省的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控制了百色，就等于控制了广西西部。一到百色，邓小平和张云逸就立即投入起义的准备工作。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整顿军队，扩大武装，建立政治制度等；其次，培训干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武装农民，消灭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根据地。1929年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二周年的纪念日，百色武装起义的枪声
①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1版（上卷），53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
打响了，鲜艳的革命旗帜在百色的上空飘扬。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正式诞生。按照中共中央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第二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权。
1930年2月，邓小平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权，他兼任红八军政委，根据中共中央任命，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为总政委兼前委书记。他们在左右江地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使红军发展到7000多人，红色区域扩及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2.“罗明路线”的代理人1931年夏，邓小平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他到任后，
迅速为前一个时期蒙受冤屈的干部群众平反，召开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了，局面大为改观。1932年冬，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1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进行了更加直接的领导。顿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左”风盛行。
对临时中央的极“左”路线和极“左”做法，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坚持此时已靠边站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表示了不同意见。结果，却受到临时中央的批判和斗争、罗明也被撤销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同时，在中央苏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在江西，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在山区和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政权；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力量都要发展；反对极“左”的土地分配政策，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为此，临时中央组织了一场对邓、毛、谢、古的斗争。1933年3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刊文对邓、毛、谢、古进行批判，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①
“左”倾领导人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四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斗争。
5月5日，斗争进一步升级。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派员主持的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并且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讨，不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邓小平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被错误地解除领导职务。
到边远的地区当巡视员，实际上是劳动改造。但是到乐安县南村区不到10天，临时中央又令邓小平返回宁都。据说乐安县南村是边区，怕出问题。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1版，（上卷），31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随即指定在离江西省委驻地—七里村附近的农村参加劳动。留法时期就与邓小平有过密切交往的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对邓小平给予了多方面的关照，并把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做了汇报。王稼祥对邓小平是了解的。他认为在根据地战斗频繁，有才能的干部奇缺的情况下，把邓小平这样重要的富有才华的军事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这等于浪费人才。于是他建议邓小平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争取下，临时中央同意了这项建议。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不久，他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编报对邓小平来说，是轻车熟路，因为他在留学法国期间就有了编辑《少年》、《赤光》的成功实践。邓小平在战事频繁的艰苦条件下，带领两名助手努力工作，使《红星》报一期一期地出版，从未间断，被称为”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
3.长征途中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一个永载史册的壮举——长征，开始了。
中央机关长征时分成两路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朱德等负责同志都在这个纵队。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邓小平随总政治部机关一道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始终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在抢渡湘江时，中央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人、处境异常危险。如果继续按原计划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就将自投罗网，被蒋介石一网打尽。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
逃跑主义只会葬送红军，葬送革命事业！残酷的现实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清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大家都急切地要求改变错误的领导。人心的天平渐渐地向毛泽东倾斜。毛泽东被排斥在领导之外的状况开始转变。许多高级干部频繁地到毛泽东那里，向他反映情况。与他交换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影响日益扩大。
毛泽东向贵州挺进的建议，迅速地改变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1月7日，攻下了贵州北部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多数同志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邓小平虽然没有发言，但毫无疑问，他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中国革命也因此走出危机，迈向光明。
红军长征异常困难，作战一线更加艰苦。为了鼓舞士气，坚定必胜信念，必须加强宣传工作。这样，精明强干的邓小平在1935年6、7月间，由中央秘韦长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邓小平的宣传工作卓有成效，受到中
央和毛泽东的赞扬。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一个全新的革命局面正在到来。1936年2月，邓小平又随军东征。东征结束，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被任命力总政治部副主任，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挑起了更重的担子。
三、纵横华北
1.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军奋起反抗，从而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抗战爆发后，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经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红军改编后，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任命邓小平接替张浩，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邓小平与刘伯承从此一起工作，一个政治主管，一个军事主管，共同度过了13年的戎马生涯。两人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工作配合默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邓不可分”被人传为佳话。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太行山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刘邓率领一二九师经过一系列战斗，既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又为创建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保证。站稳脚跟后，刘邓又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很快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随后，又相继创建了冀南、大岳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邓小平赴延安参加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地方工作经验的发言。12月底邓小平从延安返回冀南。根据会议精神，他同刘伯承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的斗争方针，率领一二九师活跃在敌后，消耗和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
1939年8月，邓小平再次去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期间，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卓琳。8月，他同卓琳在延安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不久，返回太行山。
此时，根据地形势十分严峻。根据地除了要打击日寇大规模地清剿、“扫荡”外，还要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顽固派的挑衅、进犯，邓小平和刘伯承作好了充分的迎战准备。在刘邓指挥下，根据地军民先后取得了邯长战役、冀西战役、冀南战役、卫东战役等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使晋冀鲁豫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1940年8月起，刘邓所部又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从1941年开始，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号召进行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反“蚕食”斗争。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日伪军一次一次的疯狂“扫荡”，巩固了根据地。
为度过难关，对付新的局势，1942年，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一二九师采取两项新的举措。
一是精兵简政。刘邓首长亲自抓，使精兵简政迅速见到成效，部队“身体小了”，但更灵活机动，增强了战斗力，基层领导工作的力量得到了充实，节约了人力和财力，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晋冀鲁豫的精兵简政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①
二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展经济生产，既改善了军队生活，又减轻了人民负担，克服了敌人封锁的困难。最为艰苦困难的1941年和1942年，终于过去了。
2.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1943年春天的来临，向全世界人民传达了即将胜利的佳讯。1943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1943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跨出困境，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关健一年。1943年，中央决定，中共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合并。此前，彭德怀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中央决定，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把主持北方局、主持晋冀鲁豫全面工作的重担交给邓小平，说明党中央对他在政治上和能力上的双重信任。10月9日、刘伯承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从这时起，邓小平在太行山全面负责领导党政军工作，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担。1943年12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北方局委员会会议，讨论和确定了1944年的工作方针：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1944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民，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同时主动向敌人发动春夏攻势和秋冬攻势，到年底共歼敌76000余人，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
邓小平在彭德怀、刘伯承及大批高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赴延安学习的情况下，在主持华北地区的党、政、军全面工作中，坚决而有效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领导全区人民，粉碎敌伪“扫荡”，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开展整风、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军事上、政治上、生产建设上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付的任务。
1945年4月至6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邓小平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没有参加七大。但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这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
在领导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文章和讲话。例如：1943年1月，他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削弱敌人，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方针。又如，1943年7月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对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政策作了阐述，再如，同年11月，《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国革命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从这些文章中，充分显示出邓小平作为革命战略家统揽全局、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领导才能。
①《毛泽东选集》,3版，第3卷，8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千里跃进大别山抗战胜利后，人民迎来的并不是和平，国民党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前，一面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加紧备战，并不断地桃起局部战争。国民党首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邓小平和司令员刘伯承，共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在全面内战爆发前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对停战协议的达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内战爆发后，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路南北开展运动战，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9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
1947年6月，在共产党兵力仍弱于国民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决策，由刘邓率大军挥师南下，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挺进大别山。由此，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晚，刘邓率领12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一夜之间突破了蒋介石号称可抵40万大军的黄河天然防线，揭开了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序幕。
突破黄河防线后，刘邓部队经过20多天的战斗，在鲁西南歼灭敌人5.6万人，受到中央的通令嘉奖。接着，他们疾速南进，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跨过陇海铁路，穿越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和淮河，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像一把利刃刺入蒋介石的心脏，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
刘邓大军进驻大别山，直接威胁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蒋介石调动20万人的主力围困大别山，欲趁刘邓大军站脚未稳之际，就地消灭，或将其赶出大别山。当时刘邓大军的处境也十分艰难：连续行军打仗，极度疲劳，缺乏在南方作战的经验，粮食、服装、弹药奇缺，群众有待发动。为此，刘邓决定分兵作战，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则留在大别山与敌人展开艰苦的斗争。在艰苦险恶的环境里，邓小平激励将士说：我们在大别山背上的敌人多些，吸引了蒋介石的兵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邓小平同战士们同甘共苦，充分发动群众，采取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轮翻“进剿”，并创立了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洞相继南下的陈粟、陈谢两路大军一起，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牵制吸引了敌人南线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为中共中央逐鹿中原的战略布置奠定了基础。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辖区扩大了的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从中原地区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新解放区土改和整党工作的具体政策。他为中原局起草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报送中央后，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在转发这个文件时，写信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说：“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①
①《邓小平与上海改革开放》，1版，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948年9月，邓小平参加了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西柏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号召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夺取全国胜利。
西柏坡会议预示着国共两党之间的较量进入了大决成阶段。
2.大决战的岁月1948年秋开始，国共两党在中国北方地区展开了战略大决战。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下，我军连续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8年11月，三大战役的第二战，淮海战役打响了。淮海战场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皖边境，北到陇海铁路两侧，南达淮河，其中心是徐州。这里是长江的屏障，也是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大门。这是一场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指出：淮海战役为南线空前大战役。“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①为了统一南线我军的行动，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总前委负责淮海前线一切事宜，统一领导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拥有兵力80万人，大大超过了人民解放军参战的中野和华野60万人的总人数，在武器装备上更是占有巨大的优势。总前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和决策，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作出了正确的部署。总前委决定采取将敌军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办法。
淮海战役一开始，担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洋：张克侠率领两个军起义。华东野战军迅速切断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将其包围在碾庄地区。中原野战军立即转入徐蚌作战，占领战略要地宿县，形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随后，经过11天的苦战，我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在邓小平主持下，总前委建议，首先消灭远道来援、兵疲粮缺而又孤军深入的黄维兵团。中央同意总前委的部署、并指示在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临机处理，不要请示。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副美式装备，拥有兵力12万人。黄维乃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正值风华正茂之年，甚是骄蛮。在黄百韬兵团被围攻时，蒋介石令黄维北进驰援。总前委决定投入12万人的兵力，对黄维实施包围。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双堆集地区，并将其全部歼灭。接着，华东野战军又一鼓作气全歼了由徐州突围西逃的杜幸明集团，活捉徐州“剿匪”司令部副司令官杜聿明，击毙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这样，经过66天的战斗，以歼敌55.5万的战果，宣告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至此，国民党南线的全部精锐主力被彻底消灭，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领土，南京门户洞开，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全面胜利的局面。
60万对80万，淮海战役是一次以少胜多的重大战役。当时斯大林听说此事后，曾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斯大林还曾让尤金到中国学习和了解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①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军事统帅毛泽东对指挥淮海战役的总前委进行了表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1版，第3卷，272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1版，（上卷），61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扬。甚至多年以后，毛泽东对此还念念不忘，他对刘、陈、邓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吹响了渡江战役的号角。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指挥下，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长达500多公里的漫漫长江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以徘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被蒋介石称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胜利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最终覆灭。
3.向大西南进军1949年9月21日，邓小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949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刘伯承、陈毅等开国元勋们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盛大的开国庆典。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央要求发扬勇追穷寇、连续作战的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根据中央部署，第二野战军直攻云南、贵州、四川，解放大西南。同时，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1949年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开始向大西南进军。11月1日，刘邓指挥二野发起川黔战斗，11月21日攻克贵阳市并切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11月24日，二野又一举歼灭宋希濂集团及刘广文兵团3万余人。11月30日，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解放。蒋介石又命令其部队撤至成都地区。刘邓决定将蒋介石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消灭在成都盆地。12月20日，刘邓指挥二野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迅速切断了胡宗南集团的退路，从西、南、东三面对成都地区形成袋状包围。12月21日，二野各兵团发起了成都战役。27日，成都解放，胡宗南抛下他那已陷于绝望境地的众兵将，坐飞机只身逃注台湾。随后，二野陈赓兵团在四川西昌地区歼敌1万人，致使残存于西南地区的蒋介石正规部队全部肃清。与此同时，在云南的滇军宣布起义，云南全境解放。
在大西南，只剩最后一个地区——西藏没有解放。所以，在云、贵、川解放后，进军西藏的任务又落在了刘邓大军的肩上。
1950年，毛泽东授命刘邓大军，担负起进军西藏的任务。
刘邓决定把进藏的任务交给二野五兵团第十八军。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刘邓专门召集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部分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进藏部队勇敢地担当起这一光荣任务。邓小平特别强调，西藏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特殊性，工作政策性很强，我们要多靠政治，要团结达赖、班禅，要靠政策走路，要靠政策吃饭。
1950年10月，我军向西藏东大门昌都发起进攻，歼灭藏军5700多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1951年5月25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与中央政府代表团通过谈判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规定，命令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邓小平指示起草进军守则，要求部队学习藏语。1951年8月至9月，第十八军踏着千年积雪，冒着严寒，向着空气稀薄的世界屋脊西藏进军。9月，进藏的先遣部队进抵拉萨，受到当地藏族、汉族、回族等各界代表3万多人的热烈欢迎。10月26日，第十八军指挥机关率部进驻拉萨，其余各部先后到达指定地点。五星红旗在雪域高原上高高飘扬，粉碎了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分裂企图。
西藏的和平解放，标志着刘邓大军圆满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光荣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