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坐镇西南
1.剿匪反霸，稳定社会大西南解放后，邓小平未及洗去身上的征尘，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大西南的工作之中。在大西南的国民党军队主力被消灭后，共产党面临的形势依然是严峻的，国民党训练的所谓游击干部和有计划潜伏下来的武装力量，及有些已投诚的部队、又乘机叛乱，继续进行所谓的“游击战争”，与人民为敌，还有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等，不甘心灭亡，伺机破坏工厂和交通，抢劫粮食和物资，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
可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少数同志却开始滋长居功享乐思想。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无事可干了，应该享受胜利后应有的优裕生活了”。
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首先要问一下，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他的提问使所有到会者的责任感凝聚了。接着，他尖锐地指出，“当前，有90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有6000万基层群众尚待发动，有数十万土匪尚待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破残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在谈到剿匪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军队不仅永远是一支战斗队，而且是一支工作队，在当前的形势下野战军要地方化，一个师要兼负一个军分区的工作，负责彻底清剿匪特和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政权。”①
1949年12月29日，第二野战军政治部发出1950年工作指示，要求迅速完成扫清残敌全部解放西南的任务，并进而巩固已取得的胜利。为了加强对剿匪工作的领导，各级都成立了剿匪委员会，以野战步兵团为主担任剿匪任务，以地方武装为主担任守备任务。在实施强大军事打击的同时，遵照刘邓关于把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广泛进行宣传、发动匪属，分化瓦解匪众，迫使一些首匪先后缴械投降。
广大群众看到解放军是真正爱护人民，保护人民利益的子弟兵，他们也真诚地拥护军队、支援军队，积极配合剿匪。在刘邓的正确领导下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到1950年10月基本清除了川、黔、滇、康4省境内的匪患，共歼敌85万余人，重要匪首基本落网。
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大力建设地方武装。邓小平指出，我们确定除正规兵团注意按编制充实名额外。立即开始扩大地方武装，巩固后方秩序。同时还制定了建设人民武装自卫队的方针及发展民兵的具体步骤。经过剿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斗争，群众觉悟迅速提高，进一步提高了革命积极性，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建立了10余万人组成的地方武装和由80余万人组成的人民自卫队，建立了以贫雇农力基础的农村政权，为顺利进行土改创造了条件。
在政权巩固和群众普遍发动起来以后，从1951年春开始，在西南分三批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对土改运动，邓小平进行具体指导。在西南局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他指出，为了使土改不出偏差，应分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典型
①《邓小平和他的事业》，1版（下卷），1006页～1007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
试验（每个地委搞一二个县）；第二步在平地进行；第三步在山地进行。他提出不同地区的土改，应分批进行。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西南地区顺利地完成了土改，使广大贫雇农真正翻了身，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还十分重视经济工作。他认为这是事关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一环。他在川东区党委扩大会上强调，要巩固政权，首先要从经济方面着手。他指出，物价稳定，人民才安定，对共产党才有信仰。只有物价稳定，才能团结群众。所以，邓小平倾注大量精力，努力保持西南地区的物价平稳。从而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社会。
2.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西南地区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重要区域，民族问题显得十分严峻和突出。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始终是贯穿西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建设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大西南的民族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使西南民族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实践中，邓小平还提出了一系列重建民族关系的主张和见解，丰富了我党的民族理论宝库。
①坚持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由于西南地区民族众多，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加上历史上的反动统治有意制造民族矛盾，造成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隔阂。要保持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在进军大西南之前，刘邓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就把民族问题作为解放和建设西南的一个重要问题。1949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二野前委扩大会议上，除了研究进军西南的作战部署外，还专门研究了少数民族工作。并且在部队中广泛开展了民族政策教育，作为进军西南的思想政治准备。身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始终把民族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他反复强调，要坚持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而要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首先要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虽然消除民族隔阂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消除民族隔阂，不断增进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邓小平还指出，要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就必须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反对狭隘民族主义。这其中主要的首先要反的是大民族主义，即大汉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只要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①②从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社会的各项改革，党的各方面的政策，都必须紧密结合少数民族的实际，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有关改革的事情要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要征求少数民族头人的意见。由于坚持了这样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制定出了一系列受少数民族拥护的具体政策。例如当年贵州的一些苗族人就迫切要求实行减租和土改，原因是这部分苗族人种的是汉族地主的土地，受汉族地主的剥削。因此，西南局特地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入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就要防止把汉族地区实行的政策简单地照搬到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1版，第1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少数民族地区去。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①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尽管在具备了土改条件后，但是也没有采取汉族地区所实行的主要通过强力斗争的方式，而是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即内部和平协商、赎买以及自上和自下相结合的方式，一切有关土改的问题都与少数民族头人及愿意土改的人士共同协商，在取得一致意见后、然后才去实施。实行和平土改，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团结最大多数群众；有利于争取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有利于消除民族隔阂和宗教纠纷。所以，这种方针政策和方式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③由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邓小平在西南民族工作中，十分注重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他一贯要求，凡是有关少数民族的重大问题，都要同本民族的人民和干部充分商讨；最后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办。我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邓小平在大西南解放后，就积极推行和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0年6月25日，他在为西南局起草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必须坚决实行区域自治的方针。”并具体指示：“在康定地区必须坚决实行区域自治的方针，愈快愈有利。”要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要实现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关键的在于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对此.邓小平一贯重视。他指出，要立足于依靠少数民族干部开展工作，自治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应由本民族人士担任，并且真正行使权力；搞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在于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地区工作的开展。3.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中国革命胜利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革命队伍里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
有不少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党掌握政权了，就不需要统一战线了；也有同志认为，在执政条件下，即使不搞统战，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也会自动地汇集到党和工农群众周围等等。对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统一战线工作，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在西南召开的第一次统战工作会上，邓小平深刻地阐明了统战工作在新形势下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①“如果抛弃了统一战线，革命还要遭受失败”。②因此，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是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邓小平要求每个党员都应作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邓小平深知，西南的封建势力比其他地区都大，因此反对封建，要有步骤方法，要团结民主人士、开明绅士与我们一道工作。刚进城不久，邓小平就在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上，提出由统战部召集一次民主党派代表及民主人士座谈会。他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并发请柬，请重庆市各界名流吃饭，向大家请教。
邓小平强调，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必须广泛吸收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并且要有意识地吸收一些开明士绅参加。到1950年9月，大多数县、市召开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许多地方还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通过这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止，1994。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②同上，155页。些会议，宣传了党的政策，团结了各阶层人民，推动了各项工作，对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给予多方面的照顾。妥善安置国民党军起义将领职位，承认这些将领对人民事业的贡献。对各级政府中的民主人士、民主党派负责人士，要使他们有职有权，要尊重他们，遇事同他们协商。组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减租、退押、土改运动，使他们了解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让他们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中，在牵涉到民主人士时，邓小平指示，对他们的处理，必须事先请示，不得违反。
由于正确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了敌人，促进了大西南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4.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廉政、勤政，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实现了社会的稳定。他一切为民着想，努力发展生产，殚精竭虑解决关系人民疾苦、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西南是受烟毒危害最大的地区，在国民党统治下，鸦片种植面积之大，吸毒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邓小平亲自领导和指挥禁绝烟毒，由于政策正确，措施得当，宣传得力，在短时间内，禁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为了解决大西南交通闭塞，交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在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的组织和大力支持下，修筑从拉萨到青海的青藏公路和修筑成都到重庆的成渝铁路。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实现了四川人民多年的愿望。青藏公路，不久之后也建成通车。
邓小平开创性的工作，很快改变了西南贫困、混乱的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他的工作也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扬。1951年1月，毛泽东称西南的工作“路线正确，方法适当，成绩很大。”①5月，毛泽东在邓小平写给中央的关于西南工作的综合报告上写道，“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并批转各地。
1951年春，梁漱俱根据毛泽东“到南方去看看土改”的建议，随章乃器领导的土改分团到了四川。他在重庆听了邓小平对四川情况的报告和在分团会议上的讲话，深感邓小平年轻有力，精明能干。口到北京后，梁漱俱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把一个混乱的四川，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迅速实现了稳定，实乃出乎人的意料。这一局面的取得，首推刘邓治川有方。特别是邓小平，精明能干，有才华，年纪轻轻，深得人心。梁漱溟还为邓小平正确地处理四川袍哥问题而赞叹不已。他说：“袍哥在四川历史甚久，散布范围很宽，影响很大，邓小平制定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件事办得好，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分化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便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明白人看得清清楚楚。此举实在高明！”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说：“梁先生看得蛮清，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①言谈之中透露出一代杰出领袖毛泽东对邓小平才华的欣赏和对他工作的赞扬。
①《邓小平淡邓小平》，1版，33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①《千秋功过》，1版，85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
二、中央领导核心的新成员
1.政务院副总理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任务完成、经济恢复之后，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调整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机构，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52年8月，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奉调进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的上级就是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于是这对当年曾经在上海和巴黎共同战斗过的伙伴，又开始了新的合作。不久，邓小平成了政务院发言人，并很快登上了国际舞1953年8月，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总理抓财政工作。根据毛泽东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的三句话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即：（一）预算归口管理；（二）支出包干使用；（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额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根据这6条方针，邓小平于1954年6月向中央人民政府作了《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一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收支相抵，并且结余16.5亿元，日子过得不错，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杰出的理财能力。
在此期间，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邓小平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参与了由周恩来主持的第一个选举法的起草工作；他还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在实践中，邓小平卓越的管理才能和远见卓识进一步得以实现并获得国内外承认。
2.同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继邓小平之后，东北和华东的党政最高负责人高岗、饶漱石也先后调到北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高岗进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安排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高岗一直对其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而心怀不满。
当中央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饶漱石窥测形势，以为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到了，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
1953年夏，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会外，他们散布流言，诬蔑中央有所谓的“圈圈”和“摊摊”，特别是攻击中央领导核心的刘少奇和周恩来。贬低别人，借以抬高自己，损害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
明显表明高岗反党意图的是他散布的“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称“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本人则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他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所谓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中央。1953年12月，毛泽东要休假，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高岗出来反对。高岗阴谋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和周恩来，而由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
对于高岗的阴谋活动，饶漱石进行紧密配合。在全国财经会议、中央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正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饶漱石和高岗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①他们彼此呼应，配合默契。高岗一方面散布谣言，进行挑拨活动，煸起高级干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对高级干部进行拉拢，企图为我所用。
当时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并兼任西南局的领导职务，同时，在第二野战军中他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威，并深受毛泽东的信赖和器重。因此，邓小平也成了高岗拉拢的目标。但是却遭到了邓小平的断然拒绝。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曾回忆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扰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①
高岗也找陈云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同样遭到了陈云的拒绝。邓小平和陈云立即把高岗的阴谋活动向毛泽东作了反映。毛泽东在听过邓小平反映后问：“山雨欲来，风完满楼，你看风向来自何方呢？”邓小平回答说：“在其位谋其政，应本分事；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这是权利欲作怪呵！”邓小平的话提醒毛泽东，如果容忍党内这种“不在其位而欲谋其政”的危险权力欲的存在，将永无宁日。
对于高、饶阴谋活动，在全国财经会议中，毛泽东就有所察觉，并对他们做了警告。但是高岗无视毛泽东的告诫，变本加利地进行活动。傀春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的揭发，毛泽东对高、饶的阴谋活动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1954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都发了言，严肃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但是高岗拒绝党的教育，终于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1954年4月，邓小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担任的一切职务。为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1955年4月，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l版，（上卷），317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世界上有55个兄弟党代表团列席了大会。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驻苏大使）为成员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24日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整整讲了一夜，直至25日东方即白时止。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否定。
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没有邀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也没有邀请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报告结束后，苏共立即把报告的速记稿送到了中共代表团。中共代表团议论纷纷，意见很多。
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朱德受苏方邀请继续在苏联访问，谭震林留在莫斯科治病，邓小平和师哲一起乘飞机回国。回国后，邓小平立即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汇报。
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该文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由毛泽东最后审定的。
文章首先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同时，也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对斯大林产生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既指出了由于骄做而产生的主观主义、片面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认识问题；也指出了客观原因。即个人迷信有着很大的群众基础。另外，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集中。
文章最后指出，中共要健全集体领导和采取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以防止产生个人迷信。我们应从对斯大林的客观评价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4.中共八大的报告人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成为大会的主角之一。在会上，毛泽东致了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提出了团结党内外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为实现这一伟大任务，解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了反对突出个人，加强集体领导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①
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删除了过去党章中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同时，新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样一款。这是因为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他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毛泽东认为摆脱第一线繁忙的工作，可以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不担任国家主席、党的主席，仍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然可以以党的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在必要的时候、在适当的会议上作主题报告。这一设想可以说是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克服指定“接班人”制，阻止“家长制”，准备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
中共八大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总书记。成为6位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员，这年他刚刚52岁。
邓小平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标志，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成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
三、艰苦的探索
1.器重的“副帅”从1956年到1966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一直活跃在工作第一线，他后来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作为总书记，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主席的重要助手；作为副总理，他分担了许多政府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年轻体健、精力充沛、才华卓越，加上辩证的思维方法，求实务实的工作作风，工作起来效率很高，深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器重。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向赫鲁晓夫介绍邓小平说：你看到那位小个子吗？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
1958年，毛泽东在对赫鲁晓夫谈他的接班人时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这个人不简单，即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①..
50年代末，毛泽东曾说，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我是主席，为正帅，邓小平是总书记，为副帅。从毛泽东的一次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邓小平的推重、欣赏和期望。在1956年至1966年的10年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出现过曲折。邓小平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参加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如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加强企业管理、重视关心选拔知识分子干部、实行职工代表大会等。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重大灾难。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邓小平和中央许多领导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出纠正措施，制定正确的工作条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邓小平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1962年2月，在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对错误处理的干部要甄别平反。1962年7月，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恢复农业生产，大胆地提出生产关系采取哪一种形式，要看哪一种形式能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为群众所自愿接受。
邓小平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各国领导人广泛接触。他曾多次率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2.探索中两种趋向的产生和发展建国初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及历史的原因，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较多地借鉴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照搬照抄前苏联的一些做法。但是到了“一五”计划的后期，前苏联经验的弊端开始表现出来。恰在这时，苏共“二十大”也揭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再加上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更加促使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对苏联经验和模式进行重新评估。毛泽东当时指出，苏联走的弯路，难道你也走？他指出，要“以苏为戒”，要“破除迷信”，要寻找适合中国恃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队1956年开始，我党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①刘金田：《邓小平的历程》，1版，（下卷），107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任何道路都不是笔直和平坦的，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从1956年至1966年10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
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种趋向以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探索为发端，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又进行了9个月的探索，1960年冬天以后又进行了5年的经济调整。在断断续续的探索中，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形成了许多重要思想和理论原则，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即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等等。
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政策。主要表现力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
在10年探索中，正确的趋向和错误的趋向往往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共存于党和人民的探索进程之中，共存于人们的认识发展过程之中。两种趋向在发展过程中，有时正确趋向占上风，有时错误趋向占上风。但是，10年中错误趋向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最后终于暂时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更加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尽管如此，正确的发展趋向也没有停止，10年中积累起来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东西并不可能被完全抛弃、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作用，这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根本错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的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积累起来的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准备。”①因此，从总的方面看，从长远来看，正确的趋向最终仍然战胜了错误的趋向。10年探索中积累起来的好东西、好的经验，后来被邓小平继承并发扬光大，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
10年探索中，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好的经验的取得，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成果。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一员，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中，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并在实际生活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3.要从“五定”着手整顿企业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遭受严重的挫折，也给工业企业管理带来严重的混乱。企业党组织包揽日常行政事务，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党的领导；许多企业技术、管理科室撤了，管理人员下放当工人，使生产、技术、财务、安全等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企业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差、浪费惊人；在分配中，不以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依据，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还有些企业推行“无人管理”或“工人自我管理”，搞所谓“八自”、“十八无”。有些企业把所有的规章制度看作教条主义、或压制工人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而一脚踢开，以致出现所谓”十大随便”（上班随便、下班随便、干活随便、吃饭随便、开会随便等）。由”于乱破规章制度，生产秩序混乱，因此生产事故时有发生。1959年的前几个月，工业交通部门因事故死亡3万多人。
①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版，406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对于工业企业管理的混乱状况，邓小平在“大跃进”不久，就已察觉，并且发表了切中时弊的见解，“工矿企业，在生产方面，同样还要提出加强经营管理，经济核算，责任制。规章制度，只能废除那些必须废除的，有的废除后要重建，不能统统否定规章制度。特别是大生产里边一系列的问题，就更要有充分的科学的根据，随便乱动不得。大生产应该着眼于搞技术革命，不是搞人海战术。”
1961年6、7月间，邓小平到东北调查，了解工矿企业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的途经。7月15日，邓小平在辽宁听取汇报时指出：“定员定额、责任制、技术政策、工资政策，这些问题解决了，企业才好领导管理，解决企业问题，要从几定人手..”7月25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指出，企业如何搞法，看来还是要搞几定。几走后，再着重搞品种质量，踏踏实实搞几年。
为了系统总结我党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解决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起草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8月11日到14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开会对草案进行了逐条讨论，最后归纳为七十条，提交8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经讨论修改后，9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转发这一文件。在转发批语中，中共中央说明了在企业中进行“五定”的意义：“‘五定’是摸清和核定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方法，是整顿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基础。‘五定’就是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只有把这些定下来，才好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1961年9月15日，中央又下发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就加强工业领导、调整工业计划、整顿管理体制等作了8项规定。其中第6项强调：“切实整顿企业的管理工作，从‘五定’八手，严格实行责任制和经济核算。”每个企业“五定”之后，不能任意变动。
1961年9月15日，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整顿企业要从‘五定’人手。应该打歼灭战。一个一个地抓。”“经过‘五定’，要把经济核算搞好，把责任制搞好，把协作关系恢复起来，协作关系不能打乱，使企业真正能独立经营，独立核算。”
4.“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大跃进”时期，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全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贫富拉平。生产上是“大呼隆”的大兵团作战，生活上是“吃大锅饭”，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左”倾错误政策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给中国的农业带来严重破坏。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力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棉花、油料等农作物的产量也大幅度跌落。1962年粮食供应紧张，灾情不断发展，有些地方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的现象。在严重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安徽省宿县、全椒等地的农民自发地搞起
了“包产到户”的生产形式。1961年安徽省委主张对这些形式加以支持和引导，在保持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和生产计划等几个“统一”的条件下，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不止20％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效果大都很好，深受农民群众和许多基层干部的欢迎。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对“包产到户”问题产生了争论，出现了不同意见。刘少奇认为农业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陈云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也同意或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在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仍不统一。
1962年7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如何恢复农业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谈了他对“包产到户”等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去年粮食比1957年减产800亿斤，其中40％是肥料问题。因为集体搞，个人积肥的积极性没有了，猪少了，鸡少了。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再次谈到“包产到户”问题，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①他还引用四川的一句谚语来说明这一道理。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打仗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路子”打。现在看来，非退一步不能前进。总的来说，就是要退，实际上也是这样，退了才能前进。邓小平最后指出，要恢复农业生产，就要百家争鸣，要集思广益，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但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却持有不同意见。在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时，毛泽东就认为，有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再需要搞“责任田”了。1962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就越大。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还是合作化y他批评邓子恢：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他还认为，“包产到户”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是地主富农同无产阶级争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斗争。
由于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等具体生产形式的错误的批判，使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责任制废止，并长期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导致了农业集体经济一再遭到严重的破坏。
5.注重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10年间，邓小平为加强执政党建设，弹精竭虑，付出了大量心血。在实践中，他做了辛勤的探索，在理论上，他提出了不少富于创见的思想主张。他这时期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第一，共产党是人民的工具，是人民的服务者。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一思想观点。他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以后，更要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的工具，是人民的服务者。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新的考验。因此，邓小平提醒大家：“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
党执政以后，由于地位的变化，我们的党员很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我们的领导干部，有一部分人可能经不起掌权的考验，不是做人民的公仆，而是当官做老爷。执政党的地位，也使一些共产党员滋长一种骄做自满的情绪，对此如不注意，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
党执政以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党内产生着一种停顿下来不求进取的情绪，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的作风。有的党员甚至腐化堕落、贪污受贿，走向犯罪。另外，执政党的地位确实也驱使一些动机不纯的人千方百计混入党内，妄图利用党的执政地位，来捞取个人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