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次被打倒
1.风暴突起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由江青授意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相继召开，拉开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两个会议先后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担任副组长。以后，这个小组逐渐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发号施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5月31日，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很多青年学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乱揪乱斗现象在一些学校尤其是高校出现，学校陷于混乱，党组织开始瘫痪，无法开展工作。
面对一片混乱的局面，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万分忧虑，他们希望尽快结束混乱状态，把运动引向正常发展的轨道。按照以往开展运动的经验，在他们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
在工作组派出不久，局势暂时平定的时候，由于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暗中操纵，学生中出现了反工作组的事件，有的甚至把工作组赶出学校。为了维护工作组的权威，稳定局势，刘少奇、邓小平和在北京的中央常委表示了坚决支持工作组的态度。但是，与此相反，中央文革小组此时却在利用党报党刊，公开煽动学生闹事。许多学校发生学生间两派或几派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
江青、陈伯达、康生先是在学生中进行挑拨，接着又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于是毛泽东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讲话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①毛泽东的讲话，使人感到震惊。
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判说：”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的大字报把党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分歧，以及1962年、1964年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都说成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大字报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淮，但明显地是指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终于点明了从1966年初开
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版，5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始，斗争对象不断升级的“文化大革命”，其斗争的主要锋芒即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政治局常委由7人增至11人。刘少奇在常委中的排位由第2位降至第8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仅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其他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一个职务。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虽然保留了常委职务，但实际已经靠边站了，在全会期间及以后，他们相继受到批判，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但是，斗争并未到此为止，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2.打桥牌也成了罪过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对他们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这实际上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并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表明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坚决支持的态度。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四处串连，到处炮打党政机关、揪斗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从10月开始，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进一步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到1966年底，全国出现“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密召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面授机宜。要造反派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诬蔑、打击，搞臭他们。
12月25日，蒯大富带领5000人在北京各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诬蔑、谩骂。顿时，“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贴上了天安门城墙，贴满了大街小巷。
蒯大富只是拉开了迫害刘少奇、邓小平的序幕，更进一步的迫害又陆续展开了。
1967年2月5日，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造反派”们在宣读《告全市人民书》和刘少奇“二十大罪状”的同时，将“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罪状归纳为：
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批判个人崇拜，亵渎毛泽东的权威；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1963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通过1961年的高教60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反对毛泽东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不同意毛泽东对文化政策的批判；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等等。
除以上莫须有的罪名之外，造反派还散布流言蜚语，说邓小平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他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到北京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的策划下，造反派除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舆论批判外，更进一步地进行人身折磨和人格侮辱。1966年8月4日，江青、康生一伙乘毛泽东离京之机，组织了一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大会，分别在中南海内各家院里举行。
邓小平被围在院子里。在“邓小平不低头，我们就叫他灭亡！”“打倒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口号声中，邓小平站在烈日下爆晒，汗流浃背。他由两个彪形大汉架着，接受红卫兵的审问和批判。党的总书记，一个60
多岁的老人，就这样遭受着一批造反派的批判、折磨和凌辱。
随着邓小平被打倒，他的家人也受到了株连。他的子女被迫离开中南海。在北大就读的子女邓朴方和邓楠被秘密抓走，关押起来。造反派对他们进行审问，诱供、套供、逼供。对邓朴方，他们更是往死里整，邓朴方忍受不了造反派的非人折磨，愤而绝命。虽然没死幸存下来、但也成了终生残疾。
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上，林彪、江青等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但被毛泽东否决。他说：“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①
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版，31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二、在江西的沉思
1.被逐出京在全面完成了夺权斗争，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时，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在北京悄悄揭幕。“九大”与”八大”整整相隔了13年。“九大”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的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的口号打断数十次。“九大”创下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独特的记录，即把党的主席的接班人用法定的形式写入党章。在随后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虽然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却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中共“九大”召开之际，中国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除了严重的内乱之外，中国还受到来自前苏联的军事威胁。前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虎视眈眈。在“九大”召开之前不久，中苏在珍宝岛交战。“九大”后不久，中苏又在新疆发生多次军事接触。在漫长的中苏边境上，两国出现了严重的对峙局面。
在战备疏散的名义下，朱德、李富春被赶到了广东从化县；陈毅被赶到石家庄；叶剑英被逐到长沙；聂荣臻去了邯郸；刘少奇躺在担架上被送到开封；陶铸被送合肥。在这种形势下，被隔离两年之久的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疏散转移到江西。
1969年10月，一架“专机”将邓小平、卓琳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三人，送达南昌。邓小平动身之前，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到江西后的生活、安全等作了具体指示。开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计划把邓小平安排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赣州。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指示，一定要把邓小平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并且对住房也作了详细安排。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江西省革委会对邓小平作了以下安排：邓小平夫妇在南昌市郊区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住在离工厂不远的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许光友的二层楼房，又称为“将军楼”。周恩来在危难之时对邓小平的保护，既出于深挚的友情，也出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考虑，也要尽力保护这位忠诚的革命战士。正是由于周恩来的保护、邓小平才得以保全，为他以后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提供了条件。
邓小平在“将军楼”一住就是3年，这3年是他思考的3年，是他对革命信念更坚定的3年，也是他与世隔绝饱受孤独的3年。
2.邓小平小道“将军楼”离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约莫2公里多的路程，每天早上邓小平和妻子卓琳步行去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重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钳工旧业，他干得一丝不苟，干得得心应手。他的妻子分配做拆洗马达线圈的工作。开始时，厂里的工人怀着好奇心观察这个“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时间久了，工人们被他的劳动态度、为人处世感动了，渐渐消除了与他的隔阂，开始与他建立了友谊。在劳动中、在生活上，工人们处处以工人特有的质朴感情来关心照顾这位年愈花甲的老人。工人们忘记了邓小平此时的身份，也忘记了邓小平以往的地位，都亲切地呼他“老邓”或“老头”。从“将军楼”到工厂有一段路十分泥泞，一次邓小平在上班的路上滑倒了。工人们知道后，立即悄悄地连夜把那段路修好每天邓小平夫妇去厂里劳动半天，下午，在他们开垦的菜地上，种上胡豆、白菜、谏椒、丝瓜、苦瓜等各种蔬菜。邓小平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菜园里郁郁葱葱、果实累累。邓小平当时65岁，在一家3人之中，他可谓是壮劳力，所以诸如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活，自然都由他来干。他的妻子患有高血压，时常还需要他照顾。年事已高的邓小平的继母，每天要为3人澡劳做饭。
邓小平获准把自己在北京的藏书带来，所以在劳动之余，他就抓紧时间读书。除了读大量马、列著作外，他还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邓小平的生活极有规律，早晨，到工厂劳动，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每天夜晚就寝前，他总要围着院子步行一小时。他沉思不语，步伐坚定快速、他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他在心中思考着，谋划着——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做着今后战斗的准备。
每天，邓小平都围着院子散步，不管数九严寒，还是盛夏酷暑，从不间断。天长日久，院子里的草地被踩出一条小路。后人把这条小路称做“第二条邓小平小道”，它是邓小平蒙难之际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而苦苦思索的见证。
三、“文革”理论与实践的破产
1.“九一三”事件林彪被指定为“副统帅”、“接班人”之后，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为了篡夺更高的领导权力，积极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林彪及其党羽为了林彪能够当上国家主席，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抢先发表讲话，仍然主张设国家主席，林彪的党羽在会上积极呼应。从中毛泽东察觉到了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动，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宣布对陈伯达实行隔离审查，责令林彪的几个主要党羽在会上检讨，并对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实行“掺沙子”。
党中央、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眼见形势不利，林彪一伙决心挺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1971年3月，林彪的儿子组建的“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工程”纪要》。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揭露林彪的阴谋活动。林彪从亲信处获知情况后，9月8日，林彪批准了林立果阴谋杀害毛泽东的行动。但是，由于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有所察觉，并采取了机警的行动，安全回到北京，使林彪集团谋杀毛泽东的行动破产。
林彪在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于9月13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在途经蒙古温都尔汗时，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引起全国人民的震动。震惊之余，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会出现林彪集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斗“走资派”，搞个人崇拜，究竟对不对？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中国究竟有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被林彪所反对、打倒的那些人，是否属于冤案？“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中的任何阶层带来任何利益和希望？“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广大群众从日常生活中切身地感受到：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就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以前好。“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①
2.“林彪不死，天理难容”1971年9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说：“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按照中央规定，此通知第一步下发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传达。
1971年11月5日、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的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去参加工厂召开的会议。这是邓小平自被打倒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不过，凭多年的政治经验，邓小平已经猜到可能出了什么事。因为1971年10月1日，建国后每年例行的
①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l版，436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国庆天安门广场游行活动取消了，而且作为“副统帅”林彪的名字已好几个星期没有在报上出现。从中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在工厂，邓小平整整听了两个半小时的文件传达。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中央文件和林彪、陈伯达罪行材料，自始至终，他没有离开一下座位，一直端坐着，没说一句话。
尽管在听文件传达时，邓小平没说一句话，但是他的心中已经掀起了巨澜。回到家后，当监护人员不在、女儿问起有关情况的时候，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当晚，为了庆祝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邓小平一家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
接着，邓小平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4000多字的信，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向毛泽东揭露了林彪、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最后表达了自己愿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
信发出后，邓小平在静候着毛泽东的回音。他坚信，随着林彪的灭亡，国家的形势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四、1973年的春天
1.毛泽东的批示林彪垮台后，中共中央对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71年10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林彪垮台后，毛泽东也希望国家能有一个安定的局面，尽管从全局上毛泽东仍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方面作了调整。此时，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抓紧“九一三”事件后的有利时机，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为解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对所谓的“二月逆流”，做了重新评价。他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按：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①
作为“二月逆流”成员之一的陈毅，于1972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在追悼会前，毛泽东对陈毅的妻子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同时，毛泽东也提到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到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心中十分欣慰，因为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当即暗示在场的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制造舆论。
同在江西劳动改造的王震，1972年利用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详细地向中央介绍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并极力建议毛泽东尽早启用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又一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信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交。毛泽东看信后，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毛泽东情不能已，挥笔写道：
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①
毛泽东的重要批示，使邓小平的处境得到迅速改变，同时，邓小平的命运也出现了新的转机。在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周恩来立即决定：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版，344页，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①《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版，（1966—1976），293页～29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厂，印若干份，分别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进行讨论。为了改变邓小平的处境，周恩来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即日起解除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同时决定，将邓小平以前的秘书（在“文革”中受尽磨难、此时正在干校劳动）王瑞林，派到邓小平身边，协助他工作。
1972年秋，贬居江西新建县的邓小平接到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让他到江西革命老区参观井顺便考察泰和县的农业机械化。在井冈山，邓小平漫步流连，遥想当年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在八角楼，当讲解员讲起林彪篡改“朱毛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时，此时仍然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紧箍咒的邓小平，不再沉默，他插话说：“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勇于坚持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为了完成总理交给的考察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替总理分忧，邓小平还对泰和县的农业机械化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邓小平先后走访了吉安、永新、宁岗、井冈山、泰和等县市。回到“将军楼”，一路风尘未洗，邓小平的心又飞到战争年代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赣南中央苏区。因为回京工作已成定局，在江西逗留的日子不会太久，邓小平急于抓紧时间重游故地，探望乡亲父老。12月5日，邓小平又匆匆上路了。他又重新踏上长征以后再也没回去过的阔别38年的那片红土地。走兴国，访于都，8日，到达会昌。1932年邓小平曾在此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合而为一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这里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蒙难之地。邓小平在多年之后，第二次蒙难之际重访故地，心中一定有许多感慨，但是他没向当地同志吐露这段辛酸往事，而是把它埋在心底。同日，邓小平又到了中央根据地的红都瑞金。江西老区的干部和群众对邓小平给予了热情招待，尽管当时他还戴着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瑞金县的同志深情地对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是啊，老区人民没有忘记他们40年前的这位老县委书记，没有忘记这位曾为他们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老区人民这句简单而富有感情的话使邓小平感动不已。随后，邓小平又走访了宁都和广昌。12月15日，他结束了这次为时10天的赣南之行，把他几十年来对赣南老区人民的思念洒播在当年战斗、工作过的红土地上。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前的老区之行，为他不久之后为党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提供了动力，也使他了解了当时中国工农业的基本情况。
2.国宴上的政治明星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告别了生活了3年多的江西，回到北京，住进了景山后街一座小院里。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启用邓小平的问题。江青一伙举手赞成邓小平复出，于心不甘，但是要他们直接站出来反对启用邓小平，他们又不敢，因为如果这样做，不仅是和周恩来等对立，而且可以说是反对毛泽东了。所以他们权衡再三，只能暂时妥协、让步，同意毛泽东启用邓小平。同日，中央做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9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周恩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4月9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公开露面，是在1973年4月12日中国领导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这次盛大宴会上，邓小平的出现引起了轰动，敏感的外国记者匆匆忙忙把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迅速传到外界，这件事立刻传遍全世界，成为一条重要新闻。邓小平引起了中外人士的注目。匈牙利人巴拉奇·代内什在其著作《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他（指邓小平）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雪白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7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
在恢复组织生活5个月后，邓小平在1973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从此，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总理进行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
1973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几天，毛泽东在同与会部分人员谈话中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12月22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1974年3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让邓小平去。江青却竭力反对。毛泽东得知情况后，3月27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指出：“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①
1974年4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率团参加了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版，（增订本），370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l991。
五、临危受命
1.纠“左”受挫，国势日危“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了纠正“左”倾错误，他倾注了大量精力，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和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事实，重申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社论的发表，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的工作。此后，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获得“解放”。1973年春周恩来在手术前，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周恩来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受到江青一伙的百般阻挠。为此，叶剑英愤而作诗曰：“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体现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其次，整顿生产秩序，发展国民经济。1971年12月，周恩来提出，对企业要认真整顿，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在企业整顿取得一定成效后，周恩来又立即着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经过两年时间的治理调整，收到了明显成效。1973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计划。工农业总产值3968亿元，比上年增长9.2％。其中，工业总产值2789亿元，比上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1179亿元，比上年增长8.4％。1973年成为几年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第三，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1972年7月30日，周恩来指示叶剑英等人将气象局的业务抓起来。1972年秋，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召开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不久，部分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开始走向正常。
周恩来的纠“左”努力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其发展必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否定，这就引来了江青一伙的疯狂反扑，同时也引起了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认为林彪集团正是极右而决非极左。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这样就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1974年初，毛泽东批准了在全国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妄图为巩固和扩大他们已取得的权势服务。1974年1月，江青连续两次突然下令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和中央及国家机关干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等人以运动的领导者自居，在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竟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指责的地位。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公然声称要批“现在的儒”。她还以个人名义向各处写信、送材料，煽动“夺权”，还派人到部队“放火烧荒”。江青集团控制的写作班子利用“影射史学”，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恶毒攻击。他们还歪曲事实，制造事端，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所谓“反潮流”的典型。在汪青一伙的破坏捣乱下，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使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重新出现动荡和混乱。其次，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严重的混乱。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江青一伙把中国的历史歪曲为“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大力宣扬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出于夺权斗争的需要，江青一伙对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进行否定，并且对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新的道德伦理规范进行破坏，使人和人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践踏，素称礼义之邦的中国的伦理道德水平大大下降，“文化大革命”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内伤”加深了。
再次，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刚刚好转的经济形势再度恶化，铁路堵塞，许多企业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重新下降。
政治上日益动荡，思想上难以统一，愈加混乱，经济形势愈加恶化，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国家和民族将会陷入严重的危机。面对暗淡的前景，人们无不优心忡忡。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希望究竟在哪里？人们在思索着。同时，人们也希望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2.天降大任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但他不希望国家再度出现动乱局势。天下大乱然后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毛泽东的最初构想，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8年了，国家仍未实现“大治”，依然是一片混乱，因而毛泽东希望国家能尽快稳定下来，实现安定团结。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重申“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求“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并且批评了所谓“反潮流”的歪风。同年10月，毛泽东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体现了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愿望。“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臣。”理乱图治，振兴百业非靠富有经验，才华卓越的人不可。而江青一伙除善阴谋，善捣乱之外，则百无一能，百事无成。毛泽东也曾考虑让王洪文接班，并指定让他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经过一年多的观察、考验，毛泽东发现王洪文与江青等人结成上海帮，参与江青阴谋组阁的活动，且资历、能力有限，毛泽东感到王洪丈难以担当党和国家的重任。最后毛泽东还是把目光放在了久经考验，善于治国安邦的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此时，周恩来已经病重，难以正常地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毛泽东的视点集中在了邓小平的身上。因为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具有较高的威望，能力很强，是文武皆能的一把好手。
毛泽东重用邓小平得到了周恩来的坚决支持和拥护，自然也招致了江青集团的疯狂阻挠和破坏。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就打破了”四人帮”要让张春桥任第一副总理的计划。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11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借“风庆轮”事件首先发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让邓小平表态。邓小平毫不退让。江青等胡搅蛮缠，会议无法进行，邓小平气愤已极，拂袖而去。江青一伙，以为抓住了口实，当夜密谋，决定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但是，王洪文告状不但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受到批评。10月20日，毛泽东作出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的指示使江青等人发起的这次攻势遭到严重挫折。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陪同外宾前来的邓小平，对邓小平对江青的斗争表示了肯定，并要邓小平勇敢地承担起中央所赋予的重任。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毛泽东当着王洪文的面说，邓小平比王洪文强。这无异是对王洪文的当头一棒。毛泽东还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吧！”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中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等22人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等11人力副总理。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新的国务院成员，有四分之三是老干部组成，新的部长有10位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四届人大的召开，宣告了江青一伙组阁阴谋的破产。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日常工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领导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的重任交付给邓小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说明毛泽东具有伟大战略家的眼光。1975年邓小平在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后。他便义无反顾、大刀阔斧地开始对各项工作进行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