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①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出：“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②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毫不例外并且十分明确地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经济建设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首要的基本任务，这是由如下因素决定的。
第一，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需要。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其政权能否得到巩固，取决于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的能否改善以及改善的程度高低。居于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只有将其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上，才能以其产品的极大丰富去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并以在这种繁荣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社会的意识去取代旧的思想内容。反之，“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①
第二，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阵营的竞争和斗争中，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和根本点在于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从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对战胜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对战胜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之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阶级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归根到底保证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为中心。资本主义打破和战胜了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但资本主义可以被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①社会主义只有在这种高度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富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赢得同资本主义竞争的胜利。第三，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需要。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逐渐消亡，将人类社会推进到共产主义。其中，生产力、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等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都无一例外地需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物质前提。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就必须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上，以此不断提高社会的物质文明，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最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1975年全面整顿中，以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222页～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①《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其独特的深邃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就国内的主要矛盾、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在同居于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潮的斗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到思想见解的正确观点。
二、“三项指示为纲”
面对我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国民经济持续滑坡，而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的情况下，邓小平以较为灵活的策略方式，提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树立了一面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进行公开斗争的旗帜。这是我们党内正确领导继1976年“二月抗争”和批判极左思潮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力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努力。
1.“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破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也由此受到了比较强烈的震动。他认识到了国民经济的继续下降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倚重周恩来，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卓越的才能、挽救急速下降的国民经济的同时，又相继批准了“四人帮”所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致使周恩来挽救国民经济继续下滑的努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由于“四人帮”及其党羽在经济领域中大揪所谓的走资派，生产秩序再度混乱，国民经济急剧恶化。到1974年主要表现在：第一，铁路运输严重堵塞。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打乱了原来建立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加上派性之间的争斗，致使铁路运输难以正点运行，行车事故不断发生。仅1974年就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起。造成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的运输严重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馈四条大干线的畅通。严重地危及了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居民的生活。铁路运输已成为国民经济突出的薄弱环节。
第二，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在“四人帮”的“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的鼓动下，经济部门的斗、批、改和夺权运动愈演愈烈，造成许多企业的党委会开不成，工作抓不了，生产遭到了严重损失，仅1974年，全国就少产纲700多万吨。
第三，国民经济计划未能完成，财政收入继续下降。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7.1％实际增长1.4％、只完成计划的19.7％；许多主要工业部门的主要产品如钢、原煤、棉纱等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96.6亿元，出现了7.7亿元的财政赤字。其它如军队、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工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能否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是整顿得以进行的关键所在。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思想开始逐渐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道路回归。1971年秋，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说明了这场“革命”的失败。“轰轰烈烈”、“势不可当”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走下坡路，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在思想感情上重新与以周恩来力代表的老同志接近，以使不断恶化的国家政治局面和国民经济的状态在周恩来等老同志的努力下，能够得以好转。1972年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周恩来身患癌症的残酷现实，则需要一个能够接替他的人选，来力挽严重动荡的狂潮，协助毛泽东治国安邦。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此时提名重用邓小平，是如下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首先，客观形势迫切需要选择一个接替周恩来的人。周恩来总理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才能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瞩目和敬佩。但是，当时他已患癌症住院治疗，无情的客观现实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找出一个接替他的人。
其次，接替的人必须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有较高的威望，有丰富的军队、政治、经济建设和外交工作经验，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中，只有邓小平具备条件。
再次，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虽然对他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总的印象是好的，毛泽东曾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上讲邓小平的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之后又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材难得”。①这样比较历史地一贯认识是毛泽东能够提出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思想基础。
最后，主观上，毛泽东对“四人帮”集团产生了疑虑。林彪集团瓦解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发展到鼎盛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一股比较强大的势力。毛泽东对“四人帮”集团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认为张春桥、江青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保证“文化大革命”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同时认为作为才能干庸的王洪文等人是难以担负起安邦治国重任的，而这股势力的恶性发展已引起他的警觉和不安，急需一个具有较高治国才能的代表人物对“四人帮”集团予以牵制，这也是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2）在指导思想上，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1972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在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错误路线的实质上，周恩来认为，林彪一伙所推行的是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主张大力纠“左”，力图通过对“左”倾错误思潮的纠正，来逐步引导“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四人帮”出于乱中夺权的需要，抛出了林彪一伙“一向是极右的..他们所宣扬的’左’的词句仅仅是用来包藏他们右的实质”①的论断，在周恩来与“四人帮”关于批林批孔的基本方针发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错误地否定了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断言当时的任务是反对极右。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继续肯定了中共九大的错误方针，使这种“左”倾错误理论指导方针在党和国家的生活中仍占居着主导地位。到1975年，主要表现在：首先，仍然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①，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其次，提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4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①《红旗》，42期，1972。①《新年献词》，《人民日报》.1975年1月1日。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②之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引用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提出“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认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③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是他长期以来一系列“左”倾观点的继续和发展，混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工资的原则区别，甚至把林彪集团的上台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按劳分配联系起来，要求人们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
显而易见，毛泽东既要整治已经“天下大乱”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国家政治与经济，又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所以，他一方面谨慎地选择了既有丰富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又有很高的威望和卓越才华的邓小平来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实现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好转与复苏。另一方面，他对“柔中有钢，棉中藏针”的邓小平又不放心，所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双管齐下”，既安排了邓小平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同时再次抬举“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姚文元，以此来牵制邓小平，倚重他们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活动，以此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所以邓小平针对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采取了颇有斗争艺术的策略。
1975年2月，邓小平以对铁路运输的整顿为先声，揭开全面整顿的序幕。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以解决铁路问题为主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3月5日，邓小平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部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①
5月8日到29日，邓小平在北京又召开了先后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29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②从而首次提出了同“左”倾错误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三项指示为纲”。
2.“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三项指示为纲”的内容都是来源于毛泽东的指示，它是毛泽东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点所作出的讲话和决定。②《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告》附件，1975年2月18日。③《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告》附件，1975年2月18日。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②《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385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第一项，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反映了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的心理，仍然带有“左”的色彩。邓小平将其放在第一位，是以此淡化“三项指示为纲”和毛泽东所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冲突，借以掩盖”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以求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在全面整顿过程中，邓小平对该项指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作出了较为正确的解释。基本上不提所谓的“走资派”，很少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突出地强调批判派性，强调打击一小撮破坏生产的坏人，提出整顿就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子头所向不言而喻。
第二项，要安定团结，反映了毛泽东经过“文化大革命”的9年动乱，也希望呈现出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的思想。这和邓小平要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提供一个必备的稳定环境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三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则反映了毛泽东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一方面不断清除工人阶级和党内不断滋生的所谓走资派，另一面，又希望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并不断下降的状况有所好转的心态。虽然“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居于最后，但它却是邓小平重新复出以来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在三项指示中，“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居于核心地位。
首先，它是前二项指示的目的，从反修防修到安定团结，尽管毛泽东有不同的考虑，但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反修防修除了用以掩盖三项指示的核心，取得毛泽东的认可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它和安定团结一起消除派性，制止动乱，创造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为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在三项指示中，前两项是手段，而最后一项则是邓小平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其次，它反映了邓小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大局的思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都是以国民经济的不断持续发展为前提的，现代化和国民经济二者之间是同步发展，相辅相成的。在某种意义上，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步骤，所以邓小平在三项指示中重提毛泽东所说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深刻的含义在于借毛泽东的话把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落到实处。
3.“三项指示为纲”的作用作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在“句句是真理”、“句句闪光辉”、“最高指示”日新月异的年代里，是没有十分明显的特殊涵义和非凡作用的。但邓小平把三项指示合为一个整体，明确指出：“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并上升到”纲”的高度，则赋于了它非同小可的巨大蕴力，在全面整顿中展示了它拨正航向入坦途，推进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第一，在理论上，“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的违理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秆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其理论的核心和主要内容，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
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①。这种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为全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并被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的根本原因。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毛泽东的计划是“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②但是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通过的党章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来解决。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①照此逻辑，只要有阶级斗争，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从而使这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成了“文化大革命”无期限地继续进行下去的理论依据。所以，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不仅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已造成既成事实的条件下，否定了它继续进行的必要性。
第二，在政治上，“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沉重地打击了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恢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依据”三项指示为纲”中的“要安定团结”，对于”四人帮”集团闹派性，搞小圈子的错误行为给予了严正的斗争。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批评了他们的帮派言行，使他们在政治上一度陷于十分被动孤立的境地，江青和王洪文不得不作检讨，这对自”文革”以来长期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四人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于军队的整顿，打破了他们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诡计，清除了他们插手军队的势力，保证了军队的稳定，使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为防止他们利用军队颠覆党和国家的政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他们在全国各地兴风作浪、大搞派性斗争的爪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极左势力，使其猖狂之极的嚣张气焰有了一定的收敛。正是由于这些对于极左势力的斗争，使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同时从中央到地方，批林批孔所导致的混乱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已开始出现。
第三，在经济上，“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了“四人帮”以“革命”代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错误，在整顿的实践中，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为回升。在整顿中，邓小平把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提到”纲”的高度，并明确提出：“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①这实际上是对“文革”中那种割裂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唯生产力论”和“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企图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①《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1版，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②董存保：《杨余博蒙难记》，《东方记事》，第1期，1988。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章程》。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也是邓小平为减少“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从而在经济领域中力图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并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首先，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了较大改观，原油、原煤、发电量等均创历史上月产量的最高水平。同上一年相比，“工业总产值由1974年只增长0.3％，上升为1975年增长为15.196；钢产量由1974年下降41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278万吨；原煤产量由1974年下降400万吨，变为1975年增长6900万吨；发电量由1974年只增长20亿度，变为1975年增长270亿度”。①其次，国家基本建设也有较大增长，这一时期建成了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成了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也建成通车。再次，通过调整我国对外援助的支出，适应了我国国力能承担的能力。国家财政总收入815.6亿元，总支出820.9亿元，做到了收支基本平衡。
“三项指示为纲”的宗旨在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其核心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邓小平并没有明确地公开提出否认毛泽东所倡导的阶级斗争为纲。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不足之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以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考察，这是有其必然性的。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1975年，其斗争的形势虽然错综复杂，但斗争的基本线索是十分清晰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条。
一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的斗争，这是1975年斗争的主线。
二是邓小平力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毛泽东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矛盾。
三是“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以便乱中夺权，同毛泽东希望安定团结，阻止其“左”倾势力恶性发展的矛盾。
邓小平在毛泽东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理论的情况下，如果明确地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以否定，非但不能起到纠”左”的目的，甚至连1975年的其它各项整顿工作也难以取得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邓小平把“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都提到“纲”的高度，是借毛泽东的指示否定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比较切实可行的行动。反映了邓小平“柔中有钢”、“棉中藏针”的独特个性以及斗争中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408页～4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①《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5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三、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列宁曾经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理论家、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为彻底揭穿张春桥、姚文元等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极左错误理论，全面地阐述和宣传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更好地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促进整顿工作全面而深入地开展，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邓力群同志，从8月份开始，主持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论总纲》根据整顿工作全面开展以来，邓小平多次的讲话、指示精神和实际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存在的问题，继续努力的工作方向而起草的，原拟定在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义筹办的刊物《思想战线》的创刊号上发表。10月上旬写出初稿，以后又作了较大的修改。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文章没能定稿，更没能发表，只是后来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时，人们才看到它。
《论总纲》针对性极强，火药味极浓。它既批评了“左”倾错误，又无情地揭露了江青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是一篇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战斗檄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首先，《论总纲》是对“三项指示为纲”全面系统地深刻阐述。《论总纲》全文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文中写到：“‘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总纲。”如果说“三项指示为纲”树立了一面旨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鲜明斗争旗帜，那么《论总纲》则是围绕这面旗帜所进行的科学系统的理论阐明。
第一，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论总纲》针对“四人帮”集团订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制造动乱，妄图篡党夺权的阴谋，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接着《论总纲》层层递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四人帮”集团的种种具体阴谋活动：
“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那些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他们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没有仇恨、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在他们的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
同时《论总纲》又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行为。提出了判别其错误的一些观点：
“在阶级社会里，对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对造反，就要看他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对‘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
应该看到，《论总纲》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反修防修”的阐明同毛泽东的本意是有着差异的。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就是要人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以防止他人为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和地方复辟。而《论总纲》则是要人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增强识破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去判别和制止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大搞派性，制造混乱，进而乱中夺权阴谋的实现。所以《论总纲》的这种解释大大淡化了毛泽东本意中所具有的“左”的含义，将人们对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修防修指示的理解引向了较为正确的方向。
第二，关于”要安定团结”的指示。《论总纲》指出：“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进而指出安定团结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沦总纲》以犀利的文笔，严谨的逻辑，阐明了社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原因，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都当作敌我矛盾，并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甚至对敌斗争也不容许的方法，对革命群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
《论总纲》锋芒毕露，直刺“四人帮”的要害，指出导致动乱的具体行为是“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却有人还在分裂工人阶级，闹资产阶级派性。他们不是依靠整个工人阶级，而是依靠他们自己垒起来的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搞什么‘以我划线’，把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对了队’，封为”最革命的’，把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错了队’，甚至把老工人和模范人物都说成是‘保守派’、‘复辟势力’。”
关于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的前提，《沦总纲》指出：必须“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遵照党的基本路线的总政策，去划分敌我界线和是非界线。同时“为了实现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人员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以及有关解决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促进安定团结，在全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关于安定团结指示的释义上，《论总纲》以毛泽东的“现在以安定为好”开头，以落实党的备项政策为结尾，围绕实现安定团结这个中心，全面科学地剖析了导致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明确提出了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这既是对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倾势力制造动乱、打击和迫害党内健康力量的愤怒声讨，同时也是对毛泽东错误地判断我国的阶级斗争状况、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安定团结”这个概念的本身，其目的是要纠正此时毛泽东仍然认为“非常及时，完全必要”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关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为详尽地阐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三项指示为纲”中的中心地位，《论总纲》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正像毛主席所提出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种矛盾，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
对于“政治可以统帅一切”的错误理论，《论总纲》指出：他们是“用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冲击国家计划，冲击企业管理，冲击生产秩序。”“要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为进一步阐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彻底揭穿“四人帮”集团的假马克思主义外衣，《论总纲》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于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还是假于社会方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的童盾中的人才会相信。”《论总纲》最后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安排好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做出统一的国家计划，付之执行。”
《论总纲》以“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中心，科学地阐述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在批判“四人帮”以革命代生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将经济的发展提到了作为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标准的高度，展示了邓小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坚强决心，反映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脚踏实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务实作风。
其次，《论总纲》澄清了长期以来被“四人帮”混淆的理论是非。
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针对“四人帮”大批经验主义，否认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错误行为，《论总纲》指出：”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任何领导干部，如果浮在上面，脱离实际，就决不可能取得干社会主义的知识和才能。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须的，经验是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积累起来的，只要不把自己的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能够经常注意总结提高，这种经验是很宝贵的。”
“任何一个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1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针对“四人帮”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大批“唯生产力论”的行为，《论总纲》指出：一些人“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相互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相互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批判“四人帮”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现象，《沦总纲》认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人民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毛主席所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去解决。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作用，“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
《论总纲》对于这些理论问题的阐述在当时的条件下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对揭穿“四人帮”集团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外衣以及极左理论的错误实质，启迪人民的思想觉悟，将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实现党和国寨平作重心再次转移的预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关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和工作重心的转移上，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
1.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第一次努力1956年，我国胜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后，建国初期我国的主要矛盾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已显然不符合国内的现状，力重新分析、判断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确定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基本任务是：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大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指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大会认为，我们党已经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