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整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改革为中心的革命，将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场改革正式开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它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已拉开了序幕，只是“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①
①《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全面整顿的先声全面整顿，铁路先行。这是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经过深入细致地观察分析而定下的结论。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发动后，许多铁路局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主要干线严重堵塞。全年货运量比上年下降12％。铁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整顿、发展就没有希望。
2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3月5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就是四届人大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接着，他分析了全国工业的形势，尖锐地指出：“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①会后，下发了“中发〔1975〕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文件在分析铁路运输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作出了迅速改变铁路运输被动状况的决定。
第一，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落实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第二，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
第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各铁路单位的政治运动和地区性的社会活动，仍由省、市、自治区统一部署。对于当前极少数问题较多，严重影响全国铁路运输的单位，有关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限期加以解决，不能再拖。铁路部门要更好地依靠地方党委，牢固树立与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搞好与沿线群众的关系。
第四，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安全正点。要发动群众首先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健全起来。这些制度，是必须的，没有不行，有了不执行是不允许的。
第五，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铁路运输是否畅通，关系到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战备的全局。对于一切破坏活动，都要依法严惩。各地党委要认真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表示：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并响亮地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会后，万里亲赴徐州、郑州、南昌等问题比较严重的铁路局，在地方党委的配合下，对全国的铁路系统开始了整顿。调整了一些路局搞资产阶级派性，闹不团结的领导班子，逮捕了一小撮坏人，恢复和健全了铁路的规章制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l994。度，疏通了严重堵塞的路局和车站，从而扭转了铁路运输的被动局面，从3月份起，铁路运输做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任务过半，全国铁路上半年货运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对铁路运输的整顿，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群众抱以热烈欢迎的态度。邓小平抓住时机，及时将整顿工作引向深人。3月下旬，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提出：“9号文件的精神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除了体制问题外，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①于是，在铁路整顿的带动下，整顿工作迅速地在整个工交战线开展起来。
5月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两次到会发表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小平关于钢铁工业整顿的讲话全面地概括了铁路整顿的基本经验，比他关于铁路运输的整顿的讲话有了新的发展。至此，中央关于进行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都已明确地显露出来。
2，整顿和反整顿的公开较量随着整顿工作的深入进行，遭到了来自“四人帮”集团的猖狂反扑。1975年3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文章别有用心地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文章指出：“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江青4月4日在给迟群的电话指示中强调：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要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等等。
“四人帮”如此大加笔伐“经验主义”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而是借批“经验主义”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四届人大组阁之所以失败，其原因之一是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必须重用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有功的老同志，依靠在国家管理和建设上有能力、有威望、有经验的老干部。这正是周恩来被“打”而又不”倒”，邓小平被”打倒”又东山再起的原因之一。因此，”反经验主义”就很有特殊意义了。以利用毛泽东打倒周恩来、小平等一大批党内正确领导力量，加快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
面对“四人帮”的挑衅，邓小平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出发点，不计个人荣誉和地位的得失，冒着第三次被打倒的危险，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3.《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为打退“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阴谋，邓小平在同“四人帮”进行直接①《十年后的评说》，1版，110页，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斗争的同时，继续推进整顿工作的深入进行。9月，他指示李先念和国家计委的有关同志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文件体现了1975年以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系列的讲话和国务院务虚会的精神，概括了工业初步整顿的经验，提出了发展工业的许多正确的或较为正确的重大方针政策，是一个力图在经济上治“文化大革命”之乱，并对中国工业进行改革尝试的文件。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建立强有力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所有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及时处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事无大小，都有党委直接处理，妨碍党委抓大事。要按照生产的需要和精兵简政的原则，建立精干的职能机构。
第二，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于擅自向企业摊派生产，调出产品，抽调资金、劳力、设备、材料的，企业有权抵制。
第三，改革管理体制，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该下放的企业，要坚持下放给地方管理，除了跨省、市的铁路、邮电、长江航运、民航、输油管和远洋航运，以及大油田等少数关键企业、关键建设项目和专业施工队伍，由中央各部力主管理外，其余的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还没有下放的，或由中央各部代管的，都应当根据条件，逐步地下放给地方管理，或实行中央、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
第四，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凡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不能用的东西，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有权拒绝收购。企业都要以产量多、质量好、消耗低、积累多为光荣，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凡是没有达到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较好水平的，要尽快达到；已经达到的，要赶超国内和国外的先进水平。
第五，精兵简政。做好编制定员和劳动定额工作，减少非生产人员和脱产人员，提高工时利用率。
第六，加强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所有企业都要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同时依靠群众，从实际出发，建立和健全下列主要的生产管理制度：（1）岗位责任制；（2）考勤制度；（3）技术操作规程；（4）质量检查制；（5）设备管理和维修制；（6）安全生产制；（7）经济核算制。其中岗位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每个工人、技术员都要有明确的职责，使遵守规章制度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工业二十条”的制定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工业战线整顿的深入，冶金部根据“二十条”的主要内容，及时采取了整顿措施。对不健全的规章制度有领导、有步骤地加以改革，建立了与现状相适应的新的规程，使全国钢铁工业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一直欠产严重、拖了全国钢铁生产后腿的鞍、武、包、大四大钢厂的生产逐步上升，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并开始补还欠帐。7月17日，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①
①《十年后的评说》，1版，114页，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二、科技工作的整顿
科学技术是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它虽然不是生产力的独立要素，但当它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要素之中，就会转化成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并转化成直接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所以，科学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的先进与否，对工业、农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科技工作却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1、“文化大革命”中科技工作的状况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我国的科技工作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成为深受其害的“重灾区”之一。整个科技领域几乎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
首先，科研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路线遭到了歪曲和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科学院建国后17年所执行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深受人们赞同的“科学十四条”等，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受到了批判；知识分子被加上了一个特殊的定语“资产阶级”；科学研究工作被指责为“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是“专家路线”、“崇洋媚外”等。为了扭转“资产阶级世界观及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批判“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反动观点”，江青、陈伯达等把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但视为“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提出了“要把牛顿、爱因斯但远远地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并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正式出版《相对论问题讨论》刊物，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其次，科技工作人员受到严重摧残。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学院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甚至“叛徒”或“特务”，许多科学家被打成追随“美帝”或“苏修”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广大知识分子被污蔑为“复辟基础”、“个人名利”、“知识私有”、“技术挂帅”等。1971年在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纪要中，把知识发子看作是“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的“臭老九”。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被立案审查或非法监禁。许多科技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行劳动改造。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再次，科研机构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集团将中国科学院视为“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应该”打碎、砸烂”的“保垒”。1967年，科学院被造反派夺权，群众造反派的头头开始进入科学院的最高领导层。1968年，在“斗、批、改”中，军工宣队进驻科学院，在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中占据主要地位。科学院的领导班子成了执行“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得力工具。在他们的策划下，中科院的科研机构出现了较大变动。一些研究所被撤销或被下放到地方，科技人员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研究基地、实验设备、资料、标本等，被损毁和散失，一些已有相当基础的研究课题被取消。领导班子的改组和研究机构的肢解，直接影响了中国科学院整体的性质和任务，使科学院失去了综合配套的优势。
2.中国科学院的早春邓小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全国的大局。如果农业搞不好，要拖工业的后腿；
而如果“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技工作的整顿迫在眉捷。为此，他重新启用了光明磊落、敢于同“左”倾势力进行斗争的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委派胡耀邦等人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
吹响了科技工作整顿的号角。
（1）胡耀邦要科学院刮起十二级台风。7月18日，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开始工作。为了澄清被“四人帮”集团混淆的关于科学技术的一些理论是非，重新唤起科技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他深入基层，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明确提出：“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10月5日，他在数学研究所提出，“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打上去不行！..今后二十五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8月19日，他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号召，科学院要刮起台风，“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10月15日，他听取了遗传所党委的汇报后说。“业务、政治、行政三个部门有个共同目标：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保证每年都要有新成果，这个必须弄清楚。”我们是搞政治的，“我们搞了五十四年，二十八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二十六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基础，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是要骂我们的”。因此、“所有的工作为一个目标，把科研工作搞上去”。①为实现上述目标，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精神，在李昌、王光伟等同志协助下，对科学院的工作进行了如下整顿。
首先是整顿领导班子，落实正确的科技工作政策。1975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为核心小组副组长，科学院的工作实际上由胡耀邦主持。他到任后，首先取消了造反派列席核心小组会议的制度。调刘华清、王屏，增补武衡、胡克实进入核心领导小组。同时改变核心小组政治、业务“一把抓”的现象，把行政业务和党的任务分开，专门建立行政办公会议、分工专人抓业务，虽然在当时科学院的革命委员会还存在，但科学院工作的领导权基本上集中在以胡耀邦为首的核心小组，干部的审查、任命，科研方针的确定等重大事项都由核心小组讨论决定。为整顿工作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
落实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始终是胡耀邦十分关注的一个议题。他多次提出要恢复所长制，“选所长、副所长、室正副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第一流的”。他常说，如果我是党委书记；我就找个懂业务的当所长，老老实实地对他讲，所长同志，我不懂，你来主持，听你的！10月5日，他在数学研究所的讲话中，明确驳斥了所谓恢复室主任是复旧的说法，指出：“说室主任制是修正主义路线，我看是形而上学。”“不是以名词吓唬人，把科研搞上去，谁都得服从这一条。”
为了使更多的科技工作人员发挥所长，胡耀邦不失时机地对没有安排适当工作的科技人员，本着专业对口的原则，进行了工作调整。同时，他深入
①张化，《中国科学院1975年的整顿》，《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1996。调查、发掘被埋没的人才。8月19日，他与部分科学家座谈时，真诚地向大家请求：“拜托大家帮助我一下，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而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经过胡耀邦等人的艰巨努力，先后有800多名科技人员落实了政策，重新走上了科研工作岗位。胡耀邦还从大家议论很多的生活困难人手，帮助解决科技人员的住房、夫妻分居、煤气炉子、子女上学等问题。使深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感到了温暖，看到了希望，涣发了活力，出现了较为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
其次是整顿思想，把科学研究作为党的中心工作。胡耀邦认为“思想作风的端正与否直接关系到科学工作方针政策的真正落实。影响着科技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发挥。“现在好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妨碍科研的，破坏科研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是去帮助科研发展，为科研服务，而是妨碍甚至破坏科技工作”。“科技工作的整顿以思想整顿为主”。
为使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牢固树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思想，胡耀邦在科学院共青团纪念中央红军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报告。他说：“长征到现在40年了，我们全国人民要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要进行一个新的长征。”这个新的长征就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现在，我们新的伟大长征的军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一定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本世纪末，一定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的前列。”他满怀激情地宣布：“25年后的今天，是2000年，那时再开这样的大会，要请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新长征的故事。我假使能挣挣扎扎地活到那一天，我将向为祖国‘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祝贺，把我的希望献给为祖国奋斗的年青人..”①胡耀邦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2500名青年同志，会场上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他提出的“新的长征”口号传得很广，影响很大。直到1975年底，整顿工作受到批判时，有的刊物还在宣传“新的长征”的思想。
（2）《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为系统纠正科技战线的“左”倾错误理论，全面、科学地阐述我们党的正确科技工作理论和思想，邓小平认为，有必要起草一个关于党的科技思想的文件，下发全党。在他的指示下，胡耀邦根据1961年中央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和李昌、胡克实等人一起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纲》重点阐述了需要正确处理的六个关系。
第一、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提纲》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生产、科技部不可能搞好。生产和科技搞不上去，物质基础不牢靠，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得到巩固。”“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领导干部懂得很多的业务、技术是困难的，但是不学点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不过问业务，也是不对的，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第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第三、专业队伍和群众运动的关系。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
①张化，《国科学院1975年的整顿》，《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1996。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科学实验运动中的骨干作用。要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向生产领域推广科研成果。
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要注意把生产试验研究同实验室的试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还有不少工作不可能到生产现场去试验研究，而必须是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研究的。决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第四，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我们的基点是放在自力更生上的。同时，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拿来为我所用。大力加强科技情报工作，做到知己知彼，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迎头赶上。
第五，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不能认为只有应用研究是国家需要的。理论研究同样也是国家需要的。生产部门要着重解决生产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也要注意理论研究。科学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等院校，有条件，也有责任更多地搞一些理论研究。这方面需要统筹安排。
第六，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呜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在科技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见，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分清界限。
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这种是非要通过学术讨论的办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轻易下结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等人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这一文件。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现在是拖整个的后腿；要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方面来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要又红又专。“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闹派性的、拖后腿的人好得多；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
《汇报提纲》在起草过程中，曾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当时深受压抑的广大科技人员看到了新的希望。
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1.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误解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最早提出来的。1875年春天，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计划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政党，马克思针对起草的统一
党的纲领草案，写下了《对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一文。文中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等含混不清的空话时，阐明了未来社会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原则。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可能有对于消费品的完全公平的分配，至于对”社会一切成员”在消费品分配的“平等的权利”，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各个人（例如老人和小孩）的需要不可能“平等”。就消费资料在各个劳动者中间的分配而言，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通行的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①。马克思把这种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式的“平等的权利”。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阶级差别，既然这样，他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力”也就不可能是资产者或其他削剥者的权利。马克思所以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称为“资产阶级权利”，是因为这个原则和资本主义商品的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个原则，它们都体现了交换双方的平等权利。就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来说，一切商品所有制都适用同样价值的尺度，因此，他们在价值尺度面前是平等的；就按劳分配而言，在劳动尺度面前，交换的双方也是平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性质改变了，但形式还存在。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权利”的理解，离开了马克思的原意的客观性，而把它变为可以任意取舍的主观价值判断或政策措施，他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按劳分配本身就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1974年10月，他同丹麦首相哈特林的谈话所说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踉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虽然他也说了“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但是他却忽略了所有制的变化对分配关系性质会发生决定性影响，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混同于旧社会的分配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权利”最明显的误解。
其二，把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是在非常严格意义上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的。但毛泽东却把“资产阶级权利”的范围扩大到分配关系以外。1958年，他曾列举过“资产阶级权利”在我国现实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10页～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活中的种种表现，除了薪金制、工资等级制、计件工资等属于分配关系外，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列举了很多。在毛泽东看来，凡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领域中存在的一切不平等的现象，甚至一切不合理现象，几乎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权利”。这样，他就误解了马克思所讲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所体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含义。
其三，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破除的弊病，1958年秋，毛泽东提出讨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时，就产生了要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意向。他认为过去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是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过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体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有很大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非要实行不可的制度。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一种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国而，一度主张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同年郑州会议前夕，他的思想有了变化，他把“资产阶级权利”区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两部分，一部分保护，一部分废除。这表明，他把具有客观确定性的“资产阶级权利”，变成了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的政策措施。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期间，他再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指出：“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所有制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形‘左’实右，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了共产党了，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①并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路线。在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资产阶级权利”的说法，但是，这里所论及的问题，不仅被他视为”资产阶级权利”的重要内容，而且还把对待这类“资产阶级权利”的态度，看成了是区别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划分是不是“走资派”的一个重要标志。1975年初，他发表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的主要内容，也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权利”。在他的心目中，“资产阶级权利”仍然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应予消除的弊端，所谓“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说法，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2.张春桥、姚文元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歪曲由于毛泽东对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为张春桥、姚文元利用误解，大造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舆论提供了可乘之机。1975年3月，《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章写道：“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它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4月，张春桥在他所撰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写道：“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地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林彪一类人物如果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姚文元和张春桥的两篇文章，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这种法权必然导致新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逻辑出发，引伸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废除“按劳分配”等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正迎合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
但是，两篇文章的错误却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当作资本主义因素。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①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他们故意混淆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资本主义的平等交换的性质区别，掩盖了在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原则和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致性。以及按劳分配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着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着自觉的自愿的劳动纪律，提高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水平。
第二，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看作是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存在，“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①他们没有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为从经济基础上铲除资产阶级提供了保证，至于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各种违法犯
①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第4期，1975。①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第4期，1975。罪分子，那是属于社会主义在前进中的必然现象。从根本上否认了按劳分配原则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调动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劳动积极性，以创造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即“社会主义能够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
所以，能否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按劳分配政策，澄清人们头脑中的糊涂观念，是解放人们的思想，调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前提。于是，邓小平知难而进，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
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分配政策的科学阐述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①他认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在工资问题上，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既反对高低悬殊，也反对平均主义”。②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计委在《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阐述了按劳分配原则：第一，要明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原则。
在现阶段，它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第二，逐步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实行正常的升级制度，按照职工的劳动态度、技术业务能力、劳动和工作中的贡献，每一两年提高一部分职工的工资待遇。
同时，要对高温、高空、井下、野外、有毒、有害等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实行岗位津贴。
第三，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教育职工，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生活只能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劳动，不能把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分开。
邓小平的指示和国家计委的规定是对“四人帮”把按劳分配作为资本主义因素而加以批判的“左”倾错误行为的直接斗争，也是对毛泽东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权利”的有效抵制。邓小平虽然没有就“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正确分配政策作过多的阐述和解释，但他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等，则是立足于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而得出的正确结论，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时，这也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在民众心理上占统治地位，而毛泽东并不否认，“四人帮”又加以强化的“平均主义”小农传统意识的根本否定。它不仅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冲击，松动了长期束缚人们的封建主义枷锁，在一定程度上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0页～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②《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的形成作了思想准备。
四、整顿：改革的最初尝试
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邓小平以其特有的魄力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阐述了他对工业、科技等领域的整顿思想和一些具体的整顿措施。虽然内容中没有明确地提出“改革”二字，但就其整顿的实质和实践效果而言，是在力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对我国各行各业存在弊端的革故鼎新。正如邓小平所言，只是“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①这些改革试验反映了人民的愿望、深得人心。尤其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比较具体的方式，“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做了准备”。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在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仅解放了原有的生产力，而且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发展了新的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即是这种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总结。它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解放生产力的旧思路，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的正确途径。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比起1975年的整顿来，要深刻得多了，广泛得多了，完全不能等量齐观，但是追溯它的历史渊源，的确应该追溯到1975年”。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