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在整个革命进程中，无论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还是建设社会主义，都始终需要有马克思主义武装的革命政党的领导。1973年3月，邓小平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①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前提和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分割的。
1.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其它人民群众，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达到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制度。而无产阶级要形成为一个阶级的整体和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只有通过党的创造性活动，才能把无产者组织起来，并提高他们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由自发的阶级转变为自觉的阶级，联合起来，目标一致地推翻旧的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制定出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策略，组织和发动群众，使革命和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航向，一步一步引向胜利，最终完成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
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首先，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民主，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由于没有先进思想武装的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相继失败。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说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但它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提不出正确的纲领和路线，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虽然它具有革命的一面，但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勇气，也不可能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中国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具有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精神，同时他们与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牢固的联盟，因此，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中自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党成立之后70多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并通过三大改造的完成，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
设社会主义实践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才能富强，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这是历史的结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正确的结论却被无视，出现了破坏党的领导和否定党的领导的现象。
二、“文革”中扭曲的领导体制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固然十分巨大；但它在政治上所创造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却凿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先河。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以及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破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达到凌驾于中央之上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是非常注意党内民主的。他不仅在很多文章中从理论上论证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并且在实际工作中率先垂范，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形成和发扬。建国初期，毛泽东也是比较注意正确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的。他的个人专断的发生始于1958年对反冒进的批判。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种提法，为党内个人崇拜的盛行打开了绿灯，并直接导致了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悲剧的发生和毛泽东个人专数作风的进步升级。这次会议所造成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反右倾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先后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都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的不正之风。加上一些投机取巧，阿谈逢迎之徒的推波助澜，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不断发展。毛泽东曾认为“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①这句话如果反映了毛泽东要利用个人崇拜去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那么”文革”发动和刘少奇被打倒后，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理所应当收场。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遭受几千年封建专制思想影响和愚“忠”等儒家学说熏陶的民众思想意识，具有一种历史的惯性，它的相对独立性的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土壤气候”等条件的具备，则得以骤然爆发，毛泽东本人在“红语录”的海洋中，冉冉上升为“天神”，而他的每一句话则成为“最高指示”。在党中央内部，已经不是毛泽东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负责，而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了实现他各种“宏伟蓝图”的合法机器。尽管代表党内正确领导的力量也作过一定限度的抵制，但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基本上没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影响下，各级地方的一些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口号下，滋长了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①。致使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了严重的破坏。2.“革命委员会”取代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错误判断的情况下发动的，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他认为“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①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1版，33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①既然党和政府情况如此严重，在毛泽东看来，这场以“反修防修”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自然就不能由当时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号召人民群众公开地自下而上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所以运动一开始，中央领导就围绕运动是否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产生了分歧。北京大学聂元样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并引发了其它大学以针对党委为目标的摧毁“黑帮，黑组织”的造反运动。致使“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一开始就显示出了脱离党的领导的趋势。
1967年1月4日至1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宣告夺权。6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的组织联合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2月5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策划下，“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文汇报》在《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的社论中宣称：”上海人民公社创立的伟大功绩在于：革命左派实现大联合，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它创造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新经验。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重新造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踢开党委，全面夺权之风迅速在全国蔓延。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由毛远新等为骨干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支持下，宣布全省的临时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这是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政权机构中，第一个以革命委员会命名的新机构。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指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黑龙江省新生了。”社论号召“凡是愿意继续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该立即振作起来，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支持革命造反派，所有的革命干部，都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下，积极工作，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新考验。从此全国各地的党政大权被夺后，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种极不正常的机构，“革命委员会”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产物，其性质和作用是什么呢？
“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采用“三结合”的形式。这种“三结合”之一，就是革命干部的代表，约占“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总数的20％。“文化大革命”进行一段时间后，毛泽东也感到以前对干部队伍估计过于严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站不出来。①开始强调革命干部的作用。因此在新成立的政权机构中要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但是，在“左”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革命干部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组成之二是革命群众的代表。又叫做“左”派或造反派的代表。占“革命委员会”委员总数的60％。毛泽东之所以要“革命造反派”的代表进入”革命委员会”中，在于毛泽东把他们看成是打倒“走资派”可以依靠的力量。由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对”左”派的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导致了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在“造反有理”的狂潮中，以群众的“左派”代表身份而进入“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之中。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记录》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组成之三是人民解放军当地负责人的代表，约占“革命委员会”委员总数的20％。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介入地方夺权斗争，在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军队代表虽然所占的比例不大，但实际上在“革命委员会”中起到了主持工作的作用。
“革命委员会”就其性质来说，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左”倾领导体制。它以取代党组织的方式，集党政大权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加上它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导致了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的严重倒退。
“革命委员会”是取代党委和政府的产物，所以从成立一开始就显示了巨大的作用。不可否认，它对缓和夺权后的紧张局势，维持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左”倾方针影响下，参加革委会的少数原来的领导干部，其中有能力的好干部受条件限制难以发挥作用。军队干部是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介人“革命委员会”的，由于思想上缺乏准备，又不了解当地历史情况，加上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所以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而加入“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代表，因为不是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程序产生的，所以参加革委会的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坏头头和一些坏干部则互相结合或互相对立，在革委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的不安定因素。致使全国一些地方的纷争和动荡继续发生，严重地危机着全国工业、农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转。所以“革命委员会”在取代党的领导之后，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担负起领导实现安定团结、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的重任。
三、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提出了整党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①他认为自五四运动以来，“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②。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现代化的建设，都要靠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混乱都是从否定党的领导、破坏党的领导开始的。所以“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整顿”，但“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③。
1.整党的重点：“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在“三项指示为纲”提出后，如何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存在一个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反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人来执行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指出，“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①。“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槁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②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所以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就是要使各级班子”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③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邓小平在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上，提出了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关键是建立省一一级领导。邓小平认为，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要“把省委的领导建立起来，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中央“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④。为将设想变成现实，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重新起用一批为革命立下战功的老干部，充实一些省委的领导班子。对追随”四人帮”，大搞派性的一些头头，采取“挂职下放”或“调虎离山”的办法，召集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一些省委的领导班子初步得到恢复和加强。7月15日以整军为目的的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叶剑英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击退了“四人帮”插手军队，乱中夺权的阴谋活动，有力地稳定了军队。
第二，要选择“敢字当头”的同志担任领导班子的一二把手。邓小平指出，有的人就是一个怕字。过去怕，还有点道理，不能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怕就只能怪自己，怪自己革命意志衰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②《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③《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9页～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②③④《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9页～35页，北京，人民出版杜，1994。退，怪自己革命干劲差。只能得出这个结论。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芋坑不拉屎怎么行？”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
①。第三，在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上采取逐级上升的方式。邓小平认为，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应从基层做起，不管老中青，都要看他是不是肯干，是不是能吃大苦耐大劳。“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要有全面的领导经验。县委书记当好了，到地委、省委工作就比较容易，比较顺手”②。所以“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每个台阶可以炔一点，比如搞个年把子再上来”③。为尽快选拔培养出一批敢字当头的领导人员、建立起一个精干的而不是臃肿的、坚强有力的而不是松散软弱的、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领导班子，邓小平要求，“有经验的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可以留到企业或到工业领导机关当顾问”①。
2.对派性要寸步不让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虽然“革命委员会”的产生使国家有了一个权力领导机关，但由于其组织成分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将造反组织的派性带进了“革命委员会”的内部。这些派性的斗争成了继1967年“一月风暴”全面夺权之后，新的动乱根源。直接影响了党的团结统一和国家的安定。所以，邓小平在1975年3月5日的工业书记会议上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②。5月29日，他再次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并提出如下处理意见。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了要具体分析和正确对待“造反”和“反潮流”的问题。对于造反，对于反潮流，都应当具体分析。“要看造哪个阶级的反，看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正确的要支持，错误的要批评。要特别警惕少数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决不可随风倒，决不能为漂亮的词句所迷惑，为吓人的帽子所压倒“解除思想武装，甚至把权让给人家。”“要划分造反派、反潮流分子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界限，不能说参加过反潮流，参加过造反的人，都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①
其次，分析了派性产生的原因。邓小平认为，派性产生的原因有二种，一是思想原因。由于“造反有理”和“全面夺权”的影响，一些人“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②。忘记了党的组织和纪律，滑向了宗派主义的泥坑。二是少数坏人的影响。“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坏人”，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故意制造派别事端，以便利用派性混水摸鱼，“在混乱中投机倒把，升官发财”
①②③《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5页～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②《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②《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③。同时邓小平又专门具体分析了军队内部派性产生的原因。指出：“我们的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有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军队在支左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军队的权力大得很，变成了派的后台，以后把派性带回到军队，在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了两派。”①再次，提出了反对派性的方针和方式。邓小平指出，“那些坚持搞派性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包括跟着闹派性的群众，是厌恶派性的”。只要把问题讲清楚，群众觉悟了，弄清了那些坚持闹派性的人的真面目，就不会跟他们走了。本着团结大多数，打击少数的目的，在方针上“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②。在反对派性的方式上，邓小平指出：“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③所谓调，就是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主要是调头头。调动后又出现个新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调两次、三次，最后得以解决。所谓批，就是批评教育。通过对闹派性的人进行批评教育，认识到派性的危害和加强团结统一的重要性。邓小平认为“绝大多数人，包括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都可以挽救过来”④。所谓斗，就是对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悔改的派性头头，“发动群众同他斗，寸上不让”。因为“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①。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铁道部部长万里对徐州铁路分局的派性问题斩下了第一刀。“文革”中，徐州铁路分局的内部帮派同地方的帮派纠缠到一起，相互之间矛盾尖锐，斗争虽然时起时伏，但从来没有止息。1975年2月26日，当时徐州市委第一书记汪冰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5号文件时，铁路分局的“踢派”头头带人冲进会场，企图捉住汪冰石。汪冰石乘混乱之机，从后门溜掉，藏身在煤矿，被迫转入了“地下”活动。”踢派”抓不到第一书记，于2月28日抓到了市委副书记王铁民。于是他们押着王铁民，前去冲击市民兵指挥部，双方展开了战斗。由于寡不敌众，“踢派”遭到失败，王铁民被抢跑，自己的大本营也被捣毁。面对失败的局面，“踢派”展开了新的斗争。一方面大造舆论攻势，致电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控诉民兵指挥部的暴行，一方面抢了17辆汽车和200多个铁耙，准备武斗，一时间，徐州局势骤然紧张。
当时，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赶到徐州。在铁路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会议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徐州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严重。派性破坏了安定
③《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②③④《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6页～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9页～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团结，破坏了运输生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派性是与无产阶级党性相对立的，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对少数带头闹派性的头头，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继续闹事的，严肃处理。对于顽固不化，触犯刑律的要绳之以法。
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在全市形成围剿派性的气候下，把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抓了起来。此举震动了徐州，人心大快。
接着，万里主持召开了分局党委常委会议。指出：“你们党委必须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党委，而不是闹派性的党委。要从大局出发，搞好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党委书记是班长，要负担一点责任，要把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带领全局职工把生产搞上去。”①
在万里的领导下，铁路分局领导通过近10天的努力，将徐州的盘根错节的派性予以解决。解决徐州派性的成效，带动了各行业反对派性斗争的深入。这必然引起靠乱中夺权的“四人帮”集团的强烈不满，他们掀起种种狂涛巨澜，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进行了猖狂的反扑。面对“四人帮”的无理挑衅，邓小平毫不退让，并及时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四人帮”集团。想以此打击“四人帮”在中央内部的派性体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等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江青等人的宗派行为。
3.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落实政策随着”敢字当头”的党的领导班子的建立，还必须要有一大批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代表党的正确力量的干部来充实和支持党的领导机构，以壮大同”左”倾势力斗争的力量，这样才能保证整顿的深入推进。而“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很多党的领导干部被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幸存的大部分都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所以，邓小平指出，必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把他们尽快解放出来。5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诚的女儿致信邓小平，提出了要求给贺诚予以分配工作的问题。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向毛泽东呈送了《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5月17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傅连璋被迫害致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鸣呼哀哉！”邓小平抓住这一契机，及时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引向深入。提出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设想。
第一，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第二，落实政策，还要注意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这些问题都要妥善解决。
第三，在落实政策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没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位置上。①
在叶剑英、率先念的协助下，邓小平作出了如下决定。一是把属于人民
①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1版，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内部矛盾问题的人，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是党员的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二是对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先在内部挂起来，以后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三是待释放、交换、作结论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即自行撤销。根据这一决定，当时长期被关押的300多名高级干部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条件下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一次重大行动。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正确力量在同“左”倾错误势力的斗争中的发展和壮大。这些被解放和落实政策的老干部在各条战线上成了抓整顿、与“四人帮”继续斗争的重要骨干力量，对于促进安定团结和使斗争的形势继续向党内正确力量有利的方向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4.加强党的纪律，整顿党的作风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在党内，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造反派对党组织的冲击和影响，党的作风和纪律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邓小平在整党中提出，现在，许多方面纪律松弛，影响很坏，危害甚大，必须加强纪律性，同一切违反政策、违反制度和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严禁打击报复。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要严肃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处分。要按照党纪国法制裁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决不能姑息纵容。7月17日，中央批准浙江省委的报告，肯定了他们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处理方案。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的纪律，在加强对党员教育的同时，对“双突”中发展的党员，也都作了严肃处理。
党的优良作风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法宝。邓小平指出，讲到党的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那时是整顿三风：一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二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三是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要三不要’中讲团结，反对分裂，与延安整风时反对宗派主义是一个精神。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要“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①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具体内容：
“要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各级党委要经常地调查研究，如实地了解情况，具体地加以分析。实事求是地反对报喜不报优，提倡说真话，不要说假话”。
“要批判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当官作者爷，搞特殊的坏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最经常的联系。”
“要批判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骄横跋扈，动辄训人的坏毛病。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人贵有自知之明，要严于解剖自己，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一切有党性的同志，都应该照这个规矩办事。
5.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邓小平认为，领导班子程度不同地存在“软、散、懒”的问题。一些单位的领导，有的怕字当头，不敢坚持原则，使党组织处于弱软无力的地位。”有的闹不团结，搞资产阶级派性，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形不成核心”，
①所以，最重要的是加强党的团结。全体党员，无论老党员、新党员，全部干部，无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把团结看作党的生命，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一切犯了或轻或重的资产阶级派性错误的同志，都要痛下决心，认真检查，切实改正。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坚决遵循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服从中央领导，服从上级领导，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体党员，都要光明正大”，“都要以大局为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忠诚履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②。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还阐明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各个地方，各个单位的一切工作，一切政治运动，都要有党委遵照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和各项具体政策，进行统一领导。”革委会，工会、青年团和民兵，要在同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①。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党之上。决不允许任何党员、任何党的干部违反“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
《论总纲》在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中提出的”党委一元化领导”，在今天看来是有一定缺陷的。但它的宗旨和指导思想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将一度被“革命委员会”夺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借以打击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为把全面整顿进一步推向深入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组织基础。
①《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
②《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四、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深远影响
1975年的全面整顿虽然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而中途夭折。但在整顿中，随着党的各级组织力量的加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有了发展和壮大。使我们党的正确力量同“左”倾势力的斗争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对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和粉碎“四人帮”之后迅速完成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任务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为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首先，1976年3、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①。而这场运动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有着深刻渊源的。（1）从运动的主体看。参加运动的群众有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学生和社会青年等。其中还有少数老红军战士和党政方面的高级干部。这些群众的革命觉悟是同党的教育分不开的。而且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些人，本身就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这场运动中起先锋作用的青年人，都是在红旗下出生和党的教育下长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虽然曾一度扰乱了他们的思想，但在1975年，受全面整顿的影响和洗涤，在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中，逐步明确了是非曲直，辨明了真理和谬误。当“四人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坚持真理的党内正确领导时，在强烈的革命正气和责任感的交互作用下，他们这种捍卫党的正确领导的正义行为也就有了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一篇题为《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作者，在被捕后审讯他的对话，可以清楚他说明这一点。问，“你为什么攻击党中央领导同志（指王、张、江、姚）？”答：“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修正主义者。我对他们批邓不满，我是拥护邓副主席的。”问：“为什么拥护邓小平？”答：”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钢铁上升，火车正点，教育开始恢复、人民生活得到重视。中国向好的方向转，不是向坏的方向转。是前进，不是倒退。邓小平同志关心群众，替群众办事，所以我拥护他。”群众拥护邓小平，并不是简单的拥护他个人，而是把邓小平看作是党的正确力量的代表，拥护以他为代表的在全面整顿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党的正确领导。
（2）从运动的领导组织看。“四五”运动从全局上来说，没有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但就许多具体单位来说，又是同党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如南京大学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于3月18日率领全系师生上街游行，事前曾向该系党总支作过汇报，并得到党总支书记的赞同和支持。曾被列为“01”反革命诗词”扬眉剑出鞘”的作者，铁道部第三工程局青年工人王立山，在党组织和群众的保护下，“四人帮”始终未能抓到他。而上述这些党组织，正是在全面整顿中得以恢复和发展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如果没有1975年党的正确力量的恢复和壮大，那么，1976年的“四五”运动无论在规模上和深度上都难以达到当时的程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版，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发的运动。”①其次，加速了”四人帮”集团的迅速瓦解。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四人帮”集团加速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张春桥提出：“今天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也认识到必须清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过和叶剑英、李失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采取了断然措施。
接着，在叶剑英、李先念、苏振华的领导和指挥下，对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也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粉碎了他们的叛乱阴谋。
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汪东兴固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这种作用是以党内正确力量的支持为基础的。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内的正确领导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并对华国锋最后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1975年全面整顿中又被重新重用的一些老同志如王震、杨成武。肖劲光等，利用他们的威望和影响起到了联络行动和稳定局势的作用。
2.为拨乱反正的迅速完成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作了组织准备首先，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深入进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揭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这场讨论一开始就遇到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的阻挠和压制。面对重重压力，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是赞成支持还是反对这场大讨论，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这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的正确领导和在全面整顿中被重新起用的胡耀邦等一批坚持党的原则的老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场公开的大讨论，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央一些部门，各省市党内正确力量的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促成了这场讨论的逐步深入发展。
7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会上，周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身份发表讲话，指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1978年6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公开地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6月30日《甘肃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正确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8月23H《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的《拨乱反正必须解放思想》的文章；《理论与实践》第八、九期合刊上发了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文章。也都公开表示了对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支持态度。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有力领导下，和胡耀邦，罗瑞卿等强有力的动员、组织下，在宋平、杨易辰、任仲夷等省委第一书记的带动下，广大干部、党员、群众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先后积极投入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这个讨论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做出主要贡献的胡耀邦、宋平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是在1975年前后被重新安排到领导岗位的党内正确领导，没有他们的参与、支持和领导，如此迅速地完成这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根本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