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促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胜利，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组织上，更进一步壮大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力量。使我们党的正确力量在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中争取了更多的主动权。1978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会议的中央工作会议。按照华国锋的本意，原订议题是：
（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2）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由于党内正确力量的增强，会议一开始，就冲破了原订的议题和调子。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当时党内外最为关注的6个重大问题。
（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的问题；（2）中央组织部“七七”决定和1940年的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被错定为叛徒的问题；（3）陶铸、王鹤寿同志的“叛徒”问题；（4）彭德怀同志的问题；（5）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问题；（6）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归根到底涉及到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关键问题。因而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东北组、中南组、西南组的发言十分热烈，都希望中央对6个问题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亲自参与了全面整顿并起到了打先锋作用的万里同志在华东组发言中说：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与会者还提到，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予充分肯定，正式为“右倾翻案风”平反。
在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下，会议通过了如下决定：（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律平反，（3）撤销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4）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5）纠正过去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6）撤销中央专案组；（7）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这样，原来华国锋设想的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就变成了纠正“左”倾错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的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1978年12月18日，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再次，促进了拨乱反正的完成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了有步骤、有计划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拨乱反正工作。在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胡乔木等同志的领导下，解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的党的领导干部，并从根本上纠正了”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伟大任务的胜利完成。从1978年至198t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能迅速地完成如此繁重的伟大历史任务，应该说归功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和不断发展壮大的各级党组织。
与拨乱反正进行的同时，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重新开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作了科学的设计，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建议。在他们的领导和推动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