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充分表明：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发达、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基点。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集》所做的序言中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了。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的政治勇气来源于对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来源于他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利益。
1975年，面对“四人帮”势力的猖獗，邓小平下决心抓整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①“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②邓小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多年的人，明知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置个人利害荣辱安危于度外。当邓小平在人民的拥护下再一次出来工作时，他怎样对待自己的责任呢？他说：“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他作了一个勇敢的选择。这正是人民期望于他的。他忠于自己的诺言，在重大原则，重大决策上，当人民的利益要求他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畏惧和忧疑，没有采取“做官”的态度，没有规避共产党人的责任。
四届人大召开以后，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开始了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绝下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在他们的煽动下，掀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阴风。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骨干也四出活动，重新拉起了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煽动停工停产，鼓动“反潮流”，准备进行再一次“夺权”。
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是反击斗争，还是妥协忍让？这关系到整顿工作的进退成败，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邓小平1973年重新参加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后，已经多次遇到“四人帮”的寻衅、发难。这些斗争，常常由一些小事开始，很快便卷起剧烈凶猛的波澜。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半年前，针对“四人帮”利用“风庆轮”事件对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务院领导的攻击，他当面对开“帽子公司”、“钢铁公司”的江青说：“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当时，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
①②《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5页、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定要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请教”，其锋芒所向也很清楚，无异于是在政治局内部捅“马蜂窝”。许多老同志都为邓小平此举捏着一把汗。
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觉察。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毛泽东的指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机了；那些在老干部面前言辞凌厉、咄咄逼人地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立时声细如蝇了。“四人帮”那种打着毛泽东旗号，另搞一套的伎俩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批评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低头闷坐着，一言不发。可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会议上大家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他们似有满腹委屈地四下放“风”，把原本明明白白的是非黑白完全颠倒了。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直接了当地说：“有的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他义正词严地驳斥道：“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他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三要三不要”，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自“文化大革命”发动的9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一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江青等人，现在闷声垂首地接受批评，也是第一次。不到1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是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各个领域的整顿势必要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的理论和政策。对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批判、纠正，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这种状况不仅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毛泽东不断听到“四人帮”的亲信毛远新的汇报，偏听偏信，态度逐渐发生下变化。不过，他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①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导致了对他的批判步步升级。然而，邓公“钢铁公司”的硬劲未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对毛远新对整顿工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驳斥：”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谗言，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努力被中断。但是，历史已经告诉国人，“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祸国殃民，邓小平的选择，代表了中国社会安邦治国之路。邓小平坚信自己的选择。
他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透彻地表述了这一认识：“‘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抓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也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心系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大局，心系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富裕，这就是邓小平又一次身处逆境时的胸怀。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392页，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二、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注重实践，讲求实效，这种务实作风是邓小平思想理论、思想方法的重要特征。
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他是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这个原则的，从他个人的曲折经历来说，他“三起三落”就反映了他的实事求是精神。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由于坚持从实际出发，拥护并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展，结果遭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的打击，开展了对邓、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错误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但是，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央正确路线下，又受到重用，直到建国后在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小平被作为“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1973年春天恢复在中央的工作后，由于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6年4月又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到1977年7月重新恢复工作。邓小平政治生涯的曲折经历，反映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出正确的判断，因而在受到错误处理之后，总是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因而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
1977年4月，邓小平在没有恢复工作之时，就给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5月，他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①这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而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对”两个凡是”的批评，破除了个人迷信，为随之而来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思想准备。
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1978年5月开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科学论断，本来是个哲学常识问题，这场讨论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是同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因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哲学理论上根本破除“两个凡是”。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意义，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①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推动了拨乱反正的开展，为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和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针、政策，同样是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1978年12月，邓小平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党的十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8页—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基础。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②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他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反对唯上、唯书，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实事求是，最根本的就是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他的许多重大理论观点、战略决策，都是从这个根本观点提出来的。所谓”猫论”是如此，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如此，都是实事求是地探求如何使社会生产力更快发展的规律和途径。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以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和谈话中，曾经引用并赞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讲过的话，即检验一个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大小，就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所以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最实在，实际上是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即为了人民的利益，走历史必由之路。
三、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酝酿，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一理论不但包含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1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深刻思索，而且包含着对40多年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对10年“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的深刻思索，也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70多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思索，是历史经验的记录、总结和升华，是集体智慧、群众智慧的结晶。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具体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
首先，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完全地面向群众，为了群众，是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来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共产党必须要为人民做两件大事：一是政治上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二是使人民富裕起来，过富裕幸福的生活。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这种理论论证了做这两件大事的必然性，以及一系列重大原则。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特点尤其鲜明。
邓小平在1969年到1972年这一段时间，在江西南昌市城郊一个小工厂，完全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同工人师傅们共同劳动了3年多，这使他充分体验了来自下层的情绪和呼声，使他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决心更加坚实、更加坚决。所以当他重新恢复领导工作后，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生产受到破坏，反而大批“唯生产力论”，大批按劳分配，叫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完全不能容忍。他主张全面整顿，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就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建国大纲。他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设计蓝图，关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关于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等等，无不是从为人民谋利益这个根本宗旨出发的。就是他反复强调的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完全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剥夺人民群众已经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就是向人民群众的利益进攻。这同样是不能容忍的。
其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分重视从群众中汲取养料。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是群众的伟大创造，邓小平讲到这一点时，充分赞扬群众的这种首创精神。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不在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①
1992年10月31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首都理论界学习十四大报告座谈会发言摘要》的报道，其中谈到邓小平看了十四大报告草稿后说的一段话：“小平同志还谈到，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可以佑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
①《邓小平文选》，l版，第3卷，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劳就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
再次，邓小平还以人民群众的情绪，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反映，作为检验自己理论的标尺。邓小平总是强调说，只要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人民必定拥护，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针对改革开放的实际，邓小平高兴地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已被大多数人所承认和接受；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这是社会主义的希望之所在。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总之，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酝酿和产生，首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邓小平这种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在“文革”中他第一次被打倒时就开始了。如果过去面对失误和曲折，只是使我们思考“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文革”的灾难则使邓小平认识到首先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说：“文革”的沉痛教训，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面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制造的混乱，他不得不反复说明那些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最基本的道理。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要为共产主义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打下物质基础，所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总结了1958年～1978年这2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曲折发展的经验以后，深刻地指出：“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①
邓小平对自己一生所做的工作总是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他承认自己“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他把自己的一切重大的贡献，都归功于党的集体领导，一贯主张不要突出他个人。他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就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绝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绝不能贪夭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①
人所共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1984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已近800斤，农民的纯收入全国平均每人达到355元，城乡居民的家庭平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已达到608元。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为使改革开放更加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于1984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没有把它看成是自己个人的功劳，而看成是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他在当年10月22日至23日召开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有条不紊。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
①《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①
邓小平把个人的作用同集体、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功绩上，首先肯定集体、突出集体的作用，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分子，他不贪群众、集体之功；在过失上，既有集体的责任，也有他个人一份，他不推托自己的责任。邓小平这种对待功过的科学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和群众路线。
①《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四、发扬民主，健全法制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得到了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处于最高地位的毛泽东的支持；1975年整顿之所以中途夭折，也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发动了对邓小平的错误批判的结果。这一事件很典型地说明，“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①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当十年动乱终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党和人民终于接受一个看似简单而实则深刻的教训：要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要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要建立真正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和根本保证。
邓小平率先论及这一重大问题。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针对当时的状况，强调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并要求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切实保障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与邓小平的这些论述相一致，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此前后，理论界和党内外越来越多的群众也开始探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有关理论问题。其中一个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进展，是在民主作为手段与目的关系问题上获得了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民主建设之所以历经坎坷，重要原因之一，是在理论上把民主片面地理解为“只是一种手段”，没有能够认识到民主不仅是手段更重要的也是目的，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理论上的偏差，导致了实践中的错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民主被视为手段而畸形发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一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尝试受到批判和压制，而脱离中国国情的、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要形式的所谓“大民主”，却被当作”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①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而受到肯定和支持，甚至被写进了共和国神圣的宪法。十年动乱中，在这种”大民主”的旗帜下，上自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不但没有真正享受到民主的权利，反而遭到了这种“大民主”的无端侵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根据邓小平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总结了党内民主生活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总结了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特别是党中央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终于导致十年内乱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党内民主逐步推动人民民主的设想，并从几个方面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1.恢复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鉴于党内个人崇拜泛滥，家长制作风盛行，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版，第6册，59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甚至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名不副实的惨痛教训，邓小平再三强调，”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做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等毛病，都要坚决纠正。”①“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②
为了克服个人崇拜和家长制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我们党做了很大的努力。《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都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作了明确、全面的规定。随后，从党中央一级做起，先后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建立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生活会制度，使集体领导制度化；地方各级党委也相应建立和完善了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这些原则的规定和制度的执行，对于恢复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2.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从50年代后期起，党内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党内正常的民主渠道被堵塞。长期以来，党内实际上只允许一个声音，不准发表不同意见，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盛行起来的是不负责任、不受制约的“大民主”，说空话、说假话，而下敢说真话。否则，动辄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恶毒攻击”、“犯路线错误”等大帽子，而遭到挟嫌报复、打击陷害，直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这种状况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明确指出，这种状况不改变，思想无法解放，现代化无法实现，因此，“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①根据这些指导思想所形成的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制度，对于发扬党内民主，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党内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3.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之一，是国家法制遭到破坏。长期以来，我国不仅法律本身不健全，而且更严重的是并没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使宪法和法律的实践受到妨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无法无天。而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做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章和宪法中一直没有明确规定。这就在事实上留下了法治的”空子”，其结果不仅破坏了国家的法治，而且也损害了党的自身建设和执政党的地位。早在“文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②《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化大革命”前，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就曾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每一个党员，不管其功劳和职位如何，都要毫无例外地“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再次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①党的十二大和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总结了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分别写进党章和宪法。党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也都一再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必须领导人民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决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原则的确立，对于正确确立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具有决定意义。
与此同时，在人民民主方面，邓小平总结了历史上缺乏民主的沉重教训之后，得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①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根本目标和基本任务。是否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现代化的艰巨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民主，不能尊重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就无法真正持久地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主政治也必然要不断发展，否则就会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激烈冲突。社会主义要求加强整体协调，在社会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经济社会资源，没有民主就不能保证整体协调的科学性，避免出现严重夫误。社会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没有民主就无法实现这一要求。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连说真话、实话的权利都不能得到，甚至被迫违心他说假话、空话，人格遭受摧残和扭曲，是根本谈不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已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发展人民民主，重视民主政治建设，任何忽视甚至否定民主政治建设的观点和行为，都会在客观上损害社会主义。
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强调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民主不是抽象的原则的堆积，民主只停留在一般原则上，无法有效地作用于现实生活。民主更主要的是一种制度，而且是具有权威性稳定性的法律化的制度。只有转化为这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硬性规范，民主才能实现。
民主建设也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由于中国经济社会条件的特殊性，我国的民主建设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也不能盲目追求民主形式，而要讲究实效，从现实可能性出发，
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①《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民主建设。在民主建设问题上，也要防止急性病，特别要反对“大民主”的作法，不能搞什么“群众运动”。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同”全盘西化”、“无政府主义”和“急躁冒进情绪”划清了界限，对我们切实加强民主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包括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制度、基层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等项内容。要切实推进这些基本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向高度民主的伟大目标稳步前进。
总而言之，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以后，在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曾讲过“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几个”这样的话。这既是邓小平对自己身上具有敢做敢为，坦率直爽性格的自我表述，也是这种性格的具体表现。意思是他不怕别人抓辫子，扣帽子，不怕再一次被打倒，只要认定自己的主张和实践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邓小平这种敢做敢为，直言不讳的性格，与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胸怀坦荡的风格是一致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成为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思想，18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取得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沿着这条大道走下去的中国，必将赢得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