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页

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推动和帮助各自的成员以及所联系的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也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相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人们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同志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同志是学有专长的专门家，他们都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原工商业者中不少人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营企业和做经济工作的经验，在调整国民经济、搞好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也能够利用自己的专长和社会关系，在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中作出自己的有益贡献。目前，在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积极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还有一些困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各民主党派协同党和政府，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在当前新的长征中，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实行互相监督，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骨肉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所面临的一项光荣的神圣的任务。我国政府公布的对台湾归回祖国的大政方针，充分考虑了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处境、利益和前途，是完全公平合理的。爱国一家，走祖国统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现在，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我们希望同台湾当局共同为祖国的统一携手迈进。台湾同胞富有爱国传统，一定能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宝贵贡献。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中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希望你们在促进台湾归回祖国的事业中，积极贡献力量。

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任何困难都挡不住我们前进，任何阻力都将被我们打破。我们的事业一定要胜利，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努力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实现四化的促进派，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促进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共同奋斗！

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一锤定音，直接点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从中可见邓小平的统战策略是非常高超的。

五、军事口才

1、不但要武装手足，还要武装头脑。

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时年还不到34岁，但他已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与组织才华了。他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配合默契，挥师杀敌，联手创建了后来名扬天下的“刘邓大军”。

然而就在这一年的1月12日，邓小平发表了他的一篇重要军事文章《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在此文中，他透出了一种敏锐的政治直觉和军事直觉。他一开篇就谈道：

“当前的战局，是处于暂时的局部的失利的境况，决不是抗日自卫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

今天的战争，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半年抗战的宝贵经验。不仅应研究战略战术，而且还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邓小平的军事观点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的确是英雄所见略同。在此我们还可以见出邓小平口才及行文方面的一个特点：厚实、稳重、言简意赅。虽不象毛泽东口才那样神采飞扬，具有诗意，但有一句就是一句，同样切中要害。

邓小平不但对抗日战争持“持久战”的观点，同时也注意到战争中“兵源”这个大问题。

接下来，邓小平以他具有彻底说服力的口才谈了征兵的实际困难。首先是由于历史上“好子不当兵”的传统观念，其次是由于对民众缺乏民族的教育特别是抗日的教育，第三是征调壮丁的方式还存在强迫的错误，最后是对抗日军人家属的困难没有给予解决。

邓小平谈话的逻辑性非常强。他层层道来，先摆出问题，然后再谈如何解决之办法。

邓小平从容道来：

必须了解，全国民众对日寇的侵略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能采取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动他们，必定能够很快地打破部分民众中的不健康的心理，必定能够鼓起他们最大的决心与勇气，自动地奔上前线，鼓励自己的夫、子、兄、弟上前线，为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这从某些区域进行动员工作收到显著成绩的例子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出来。

这些动员较好的区域，给我们显示出了一些可贵的经验。

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

在那里，进行了团结抗日积极分子与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分子（不是投机想升官发财的那些人）的工作，经过他们去进行招募，常常收效极大。

在那里，进行了抗日军人家属中的工作，召集了各军军人的家属开会，有可能时甚至举行会餐，向他们宣传解释各种抗日的问题，说明他们的光荣，给以光荣牌匾，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困难，已在可能的范围内，向当地政府或民众团体提出意见，求得部分的解决。这些工作的结果，给了一切人民以抗日军人家属光荣的榜样，创造了不少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哥哥送弟弟参加军队的新模范。

在那里，动员了政府和民众团体，来协同地进行这一工作，推动了这些组织进行宣传、慰劳与欢迎新兵上前线的工作。

在那里，驻扎的军队，首先起到了模范的作用。军队本身有了模范的纪律，与民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举行军民联欢晚会，请民众吃饭（常是以连队为单位每家请一人代表）。这些工作给了民众以最切实的影响，使他们从经验中改变了惧怕军队的心理和“好子不当兵”的观念，给了政府与军队招募新兵以便利。

在那里，军队中已动员了自己的战士去进行招募工作。只要保证自己的战士不会扰民，态度和蔼，所收成绩常常是可观的。

最后，在那里，有些地区是处在敌人的后方侧翼，或者处在时常被敌侵扰的范围内，他们充分地运用了组织游击队的方式，动员敌人后方我接敌区域的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些游击队本身的壮大与战斗力的增强，还逐渐成为正规的劲旅，实际上扩大了国防的力量；甚至在可能的时机，在不妨害与削弱游击战争的开展之条件下，还可动员一些游击部队加入正规的军队。这一方式的运用，在今天不少领土变为敌人后方的条件下特别重要，既是增强国防军队的一种良好手段，在持久抗战的战略上更有极伟大的意义。

我们热望全国一切军队能够得到适时的补充与扩大。在全国的征兵制还没有可能实施以前，我们盼望政府和军队都能运用这些经验。固然这些经验仍然是不充分的，但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式，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

邓小平谈征兵工作并非干巴巴的说教，而是让思想附在生动有力的口才上，从而达到了“动员新兵”的目的。

同时，邓小平考虑问题十分全面，动员了新兵和还想到了如何搞好新兵的政治工作，因为只有这样的新兵才能成为一支真正的铁甲之师。

邓小平以十分形象的话说道：“我们不仅要武装战士的手足，尤其重要的是武装战士的头脑。..新兵动员方式的改善，与部队政治工作的加强，将配合着战略战术的进步，锻炼出最大数量的、有优良技术的、有最高战斗力量的国防军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此，我们不仅看到了邓小平的建军思想，还看到了他对一支现代化军队的憧憬与期望。

2、“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充分领略了他的军事思想同时也欣赏到了他的军事口才。

邓小平在总论了“我们的对敌斗争”之后，立即切入“小结”，并引出他十分具体的一些战法。

首先，他从宏观上论述了敌我双方的较量，提出了“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此话说得何等精道！斗智才是最聪明的兵法，邓小平一语为我们点破。

接着他谈得更为周详，为我们实实在在地指出：

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过去我们对此原则认识不够，常常发生暴露自己的错误，每次暴露的结果，都遭到敌人的报复或破坏，吃亏很大。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惟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敌人也很注意隐蔽问题，如敌一一○师团的文件即曾提出“不震荡敌人，不刺激敌人，突然的跃进”的策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而收到了效果（如每次“扫荡”、蚕食前的准备），故我们一方面要隐蔽自己，一方面也要善于发现敌人。

这是十分精明的兵法，邓小平运用他逻辑严密的口才为我们讲得清清楚楚。

接下来，邓小平又谈了敌我斗争中敌进我进、游击战以及一元化的兵法。

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战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扫荡”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扫荡”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扫荡”斗争，以取得主动。“敌进我进”的斗争，也表现于隐蔽斗争上，敌人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和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将是日益发展日益激烈的。总之，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应是今后非常注意的问题。

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由于我们过去对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而在相当期间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重视不够，对地方武装发生了编并和放任两方面的错误，所以影响对敌斗争甚大。这也是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敌强我弱的特点了解不够所致。今后（在反攻之前）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增大，运动战在平原已无可能，在山地也可能缩到很小限度，所以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这方面1942年已获相当成绩，此后还应加强其指导。对于武装的爱护和党员干部的军事化，亦应切实注意。

敌人对我实行“总力战”，我们对敌亦提出了“一元化”的斗争。过去经验证明：一元化实行得好的地方，对敌斗争才有力量；如果内部磨擦，互相埋怨，结果只会放松或放任对敌斗争，遭受很大的损失。今后应根据中央对敌后根据地统一组织机构的决定，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

3、邓小平走马上任，打响整顿“第一炮”

1975年1月25日，四届人大会议刚闭会一周，复出后不久的邓小平来到了总参谋部机关，向团以上的干部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邓小平此时依然像过去那样，讲起话来不作任何“客套”，直接就切入问题的要害。

邓小平说道：“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后，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

“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现在有好多政策没有落实。各个单位要认真研究，把政策落实好，这样才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安定团结。

“我们总参谋部，顾名思义，就是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给我们军队的统帅毛主席当好参谋。毛泽东同志过去批评总参不参，这个状况要改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现在是问题成堆。我们总参谋部一走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路线、建军原则，好好地清理一下，使我们真正起到参谋的作用。

“今天就是同大家见个面。军队究竟怎么搞法，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议。但是我想，刚才说的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这些原则是不会错的。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希望我们总参谋部所有的干部，本着这样的精神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

新年伊始，邓小平走马上任。他一来到总参，就发表了这篇气势非凡、刚劲有力的讲话，从而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紧接着，邓小平在同年7月14日，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更加细致同时风格也更加凌厉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我们尤其感到了邓小平昔日重来的口才艺术，即实实在在、稳重厚实、生动有力。

邓小平一上来，就单刀直入，说道：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军队还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因为军队受的赞扬太多了，所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当然，全军总的面貌不是这样。但是从部分单位来说，从部分同志来说，是存在这五个字的。

邓小平的意思非常明确，那是要整掉军队中的这5个字。而且首先就必须消肿。

接下来，邓小平从容道来，分门别类将这5个字一一分析得透透彻彻。

在谈到第3个字“骄”字时，邓小平还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使他的口才更加具有形像感与说明力。邓小平说：

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位的，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从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现在，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

仅用一个战士不让座位，以及一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就活脱脱地烘托出这个“骄”字。口才不在于卖弄，而在于自然而然地流露，邓小平可称运用此法的高手。

讲到“惰”字时，邓小平也十分形像地说：

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这样，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写出来照着稿子念就没有错误？我看起码是文风不好。写的稿子都是照着报纸抄的，那不是八股？

正因为如此，军队所以必须整顿。邓小平此时话锋一转，又谈了“军委的工作”，而核心工作就是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

最后，邓小平还讲了“整编中的干部问题”，以及“高级干部的责任”。要求应在军中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团结。

4、“军七政三”与“政六军四”

　邓小平1977年8月23日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曾发表过一篇演讲《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邓小平开门见山，就提出：“四个现代化，有个国防现代化。”接着他又一语荡开，说道：“军队目前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邓小平说：

很多同志担心，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还有同志担心，军队经过林彪、“四人帮”这样久的破坏，如果不很快整顿，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这样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提出一些问题：军队怎样整顿，怎样准备打仗，怎样把军队搞好。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到国防现代化问题。

摆出了问题，就得解决问题，这是邓小平的工作作风，也是他口才艺术的一个特点，因此，他立即紧追问一句：“解决这些问题从何着手呢？”

当然，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包括毛泽东同志讲的交流干部，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九七五年那一次的调整，陷进帮派活动中去的人会更多，受害的干部也会更多。那次调整，保护了一部分干部。但是那次调整的面太窄，还有些应该调整的没有调整，应该交流的没有交流。调整、交流是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倡、多次指示的，本来是应该接着做下去的，我们没有来得及做，就停下来了。

首先是要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谈完此点，邓小平才回到这次谈话真正的主题，即还须从教育训练入手，并且要把这个训练提高到战略的地位来进行。

那么战略训练又怎么去实行呢？

邓小平又谈了两点，一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要大练作风与纪律。二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

接下来，邓小平重点谈如何在军队中办学的问题。

邓小平说：

学校怎么办？我想对学校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像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我曾经讲过，现在当个连长，不是拿着驳壳枪喊个“冲”就行了，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通信联系，你怎么指挥？一个连是这样，更不用说营、团、师、军了。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他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不能像前些年办学校的办法，要讲一点有用的东西。提出这三个要求，够不够？大家研究一下。

邓小平所提出的这三个要求可谓切中了要害，是真正治军的行家里手。

接下来，邓小平议论滔滔，谈了具体如何办军校，怎样选教师，选教材等。而且他特别强调教材的内容要包括现代战争的知识。

不仅如此，邓小平考虑问题十分全面，在招什么样的人进军事院校的问题上，他独有心得。他建议高级学校的学员应以团的干部为主。他强调军队干部“要认真学习军事知识，如飞机、坦克的型号、性能，怎么样对付，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怎样指挥等等”。

而且，邓小平还以生动的语言说军事学校“教学时间的比例，可以三七开，军七政三。”“政治学校，四六开，政六军四。”语言简洁有力，不拖泥带水，这也是邓小平谈话艺术的一大特点。

5、“消肿”

　自从1975年邓小平着手进行军队的整顿时，就提出了要“消肿”。当时，他要整掉5个字（前面已谈到），而第一个就是“肿”字。

问题明摆在那里，军队患上了“肥胖症”，需动手术予以消除。

邓小平在号召搞四个现代化时，其中就有一项国防现代化。而国防现代化之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尖端技术，而不是过去老式战争那样搞人海战术。因此，从这一点上说也需要“消肿”。

1980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总共他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消肿，第二是改革体制，第三是训练，第四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而“消肿”问题又一次首当其冲。

邓小平一上来就单刀直入，说道：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军队“消肿”这个老问题。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一旦有事行不行？或讲的不是像对越自卫还击战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好应付。如果从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来说，衡量一下我们的战斗力，可靠性怎么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比如有好多干部没有打过仗，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装备又比较落后，等等。但是经过对越作战可以看出，勇敢这两个字我们还是有的。军队勇敢，这很好。仗打起来，开始可能吃些亏，经过一段时间情况就会变化，有勇敢这一条，我们就能学会打仗。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这件事在1975年我们就提出过，做了一些工作，也见效，后来由于遇到曲折，停了下来。经过这几年，军队的各级机构又加大了，随之官僚主义现象也发展了起来。现在解决问题很难，好多问题一拖就是好长时间。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还有，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总之，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这次的措施比1975年更进了一步。比如，各级指挥员人数，过去保留得多一点，这次要力求少一点。很多同志提议，一个团两个副团长、一个副政委就可以了，这个意见好。师也可以这样做嘛！现在领导班子实在太大。这个问题如果不果断处理，再过几年，不晓得问题会变成什么样子！请大家对比一下1975年和1979年的情况。1975年时，军队要包起来的干部已经相当多了，现在，相隔四年之后，要养起来、要退休的人就更多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下决心解决，再过几年，问题会更多、更大，处理起来会更困难。所以不下这个决心不行了。特别还要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军区一级、军一级、师一级干部，年龄大体差不多，都相当大了。过几年，统统老了，不但不能到军、师工作，到军区、总部工作也不好办。这是自然规律。在座的同志再过五年怎么样？恐怕到那时不说所有的人，就说大部分人。要坚持工作也困难了。再过七年八年，都七十岁出头了，你还能在战场上见分晓啊？真正打起仗来，三天三夜不睡觉行不行啊？所以，现在的“消肿”也有利于我们干部的更新。我们下面的干部之所以上不来，就是因为上面盖住了。这不只是军队，地方也一样。今天，主要的岗位还只能由老同志来搞，再过几年总不行了嘛！所以，这次精简要把盖子揭一层，包括团级的、营级的、连级的都要揭，为提拔新生力量创造一个条件。

对减下来的干部，我建议组织各种训练班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准备到哪个行业就专门学习哪一行的业务。地方上没有房子，可以利用军队的营房，教员请地方出。这些干部往哪里安置，可以同国务院有关各部门商量。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纳的行业。比如，与军队干部的特长比较接近的政法工作，就需要大批干部。现在，警察不够，警官更不够，法院院长、法官、律师、检察官、审判员都缺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按道理，军队的干部应该比较合格。这方面军队可输送一大批干部。又比如，我们现在缺乏教员，可以安排一批军队转业干部去教书。当然，转业干部中能当大学教员的，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但是，能当中学、小学教员的还有的是。要说服这些同志去当教员。大家提到，大专学校设军体教员，这方面名额有限。全国大专学校只有几百所，每所学校假定平均用十个人，顶多能容纳几千人、万把人。但对中小学教员的需要是大量的。如果我们培训一批合格的教员，地方上可以容纳。还有，各行各业缺乏管理人员，只要经过训练，条件相宜，也可以安排一批。军队干部指挥部队，也是管理，总有管理知识嘛。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各行各业都愿意接纳军队的人呢？因为军队人员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比较高，还有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军队转业干部中会管企业的人不多，但是总有管理军队的经验嘛！问题就是需要培训，转到哪一行就学哪一行。训练时间，有的半年，有的一年，有的一年半。经过训练，再转到地方，地方就比较容易安置。过去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无非去当政治部主任，搞政治工作或一般工作。现在这些人不缺，还有多余的。所以，要根据地方需要，按专业办训练班、速成学校等培训干部，解决“消肿”后的干部安排问题。

邓小平在此所谈军队的“消肿”问题十分具有说服力。邓小平层层道来，逻辑严密，从为何要“消肿”到如何“消肿”以及从军队“消肿”下来的干部如何安排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思考和准备。由此可见，邓小平语言的说服力以及行动的说服力都一一俱在了。

6、军委主席与总长对话录

　中国有句俗话：“仗可以千日不打，兵不可一日不练”。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知道，在和平时期，虽然没有什么仗可打，但军队的训练是不可以放松的。邓小平深深懂得这一点，就任军委主席后，他所决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1981年秋季华北军事大演习。

军官们都想把演习搞大一点，以便激扬军威，然而，搞演习是要花钱的，演习搞得越大，所花的钱就越多。当时我国正在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国家花钱的地方很多，军费开支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总参谋部和北京军区的筹划者们预定了三个方案：集团军规模的，方面军规模的，师规模的，请邓小平定夺。

预选方案送上去四天后，邓小平就把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召了去。杨得志首先汇报说：“演习拟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万人的方案；第二个方案，压缩到×万人左右；第三个方案，只搞图上作业。这三个方案考虑的根据，主要是调整时期要动用这样多的部队，动用这样多的钱，比较困难。在来之前，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有的同志说，搞第一方案演习花钱太多；政治上对苏联有没有影响？所得的效果又如何？还有的同志说，只动用××军加上一点训练保障，部队不做大的调动，可以节约一些。办公会议其他同志也认为规模小一点好，节约一点好。今天上午我又同秦基伟同志电话商量过，他还认为按第一方案好。我们考虑第一方案主要是花钱多些。”

邓小平说：“我曾经听到过他讲过演习的设想，没有讲要花多少钱。”

杨得志两手交握，身体前倾，说：“到底怎么确定好，请邓主席指示。”

张震对第一方案作了一些补充说明。他表述得简洁清晰。杨得志均已说清，不再补充，两人静静的望着军委主席，请他定夺。

邓小平一步到位：

“由于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应，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苏联也搞嘛！苏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

杨得志、张震很专注地听着，并不碰茶杯。77岁高龄的邓小平说话缓慢，但很有力度，左手夹着烟，右手时而有个强调动作。思路惊人的敏锐，一句话一层意思，环环相扣。说完国外，话题回到国内。

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

“还有一个”，邓小平竖起一根指头，“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我们同越南打了一仗，还不是合成军。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吗？”

杨得志说：“对立案企图没有不同意，只是感觉规模大，花钱多。”说这话的时候，杨得志还在思索，邓小平讲的演习问题，着眼点显然是从政治

战略上考虑，给部队打打气，有鼓励作用，无疑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毛泽东讲话喜欢旁征博引，从侧面点拨。邓小平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但共同特点都是深入浅出，大话小说，看似不经意地即席发挥，深意却潜在里面。前面所说，表面也没离开方案，但实际上已超出方案和军事范畴，是在从政治上为演习规走指导思想。

果然，话锋又翻出一层。

“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象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现在人民不知道军队在干什么，经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给人民看，这样更加强了军民关系，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

杨得志默记——阅兵，观瞻，军民关系。张震说：“去年××军搞了一次阅兵，空降兵走得最好，大家反映很好。”邓小平说：“那次演习听说搞得不错，那次演习规模不大。”张震说：“那次演习是一个师，也用了空军。演习的钱花了××万元，

动用储备物资××万元，主要是油、弹药要钱。”邓小平说：“就是花油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打的炮弹也多一些。”邓小平捏着烟头又吸燃一支烟，扬了一下手掌：“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

节约一点儿，总参具体抓。”张震说：“杨总长是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的请秦基伟同志搞。”邓小平说：“看看部队这次搞得怎么样，这样的规模我们过去没有搞过，

关键问题看这次的组织能力怎么样。”张震说：“北京军区集训干部已搞过四次图上作业，已经有一定基础。”邓小平说：“演习时各军区首长、各军兵种首长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

总参要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儿，要把部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象个军队的样子，用炮弹可以，就是油多花了一些，现在主要是生产不出来。”

张震请示：“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要动用储备物资。”邓小平最后说：“好吧！就这样。”这次演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演习搞得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在国际上

都是比较罕见的。邓小平对这次演习十分满意。演习结束后，他高兴地与官员们痛饮了数杯美酒。这时，他的女儿担心他的身体上来劝阻，邓小平十分风趣地说：“我能喝，她尽给我捣乱，她不捣乱，我能喝十杯。”一席话说得大家都欢笑起来了。

7、邓小平奇语震世界：减少一百万，并没有削弱战斗力

　裁军问题历来是国际社会都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过多军队的存在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显然是一个威胁。早在二次大战以后，联合国就将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1945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更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然而，虽然人人都在喊裁军，喊了几十年，真正的裁军并没有实现，相反，世界军事力量却是有增无减。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裁减军队，反对军备竞赛，早在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在近10年的时间中，我军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1984年国庆阅兵式刚过，11月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座谈会上，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时邓小平说：“从哪里讲起呢？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邓小平出语不凡，这些话讲得真是语重心长，发人深思。随后他提出要裁军10O万！他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重申了裁军的话题，邓小平说：

在这么一个重要会议上，我想先就裁减军队这件事情，讲几句话。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过去我们讲过，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11）。

这段话的口才是很值得我们细细欣赏的，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用朴素平凡的语言表达了一个令全世界震动的决心——裁军100万。没有耸人听闻的词汇，也没有夸张激越的腔调，但这段话却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和气势，它所产生的冲击力是空前强大的。邓小平说：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这真是出语奇诡，让人无法预料。没有对国际局势的深入分析，没有出色的军事头脑是讲不出这样一番话的。这之后，邓小平又谈到了两个转变的问题。他思路敏捷，条理清晰，对世界大势的分析透彻深入，准确精辟，所言之事不能不令人信服。邓小平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