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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像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总之，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

8、绘声绘色他讲故斗故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逐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同志会见了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邓小平再见到当年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时不禁感慨万端。他一开口就充满感情地说：“这些老人啊！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儿见面了，今天随便聊聊吧。”说罢，他就以亲切随和的态度，像拉家常似他讲开了，他说：

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接着对马法五、高树勋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那时宋任穷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对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拚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

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走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从东向西数，一纵杨得志、苏振华，在冀鲁豫；二纵陈再道、宋任穷，在冀南；三纵陈锡联、彭涛，在太行；四纵陈赓、谢富治，在太岳。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

邓小平在这里首先回忆了解放战争时期，二野军团所打的两个战役——一个是上党战役，一个是平汉战役。他肯定了二野军团赫赫的战功，对战争故事的叙述也是极为精采的。他既生动地描述了战争的经过又总结了战争成败的经验。随后，他谈起了二野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战——大别山之战。那时，二野军团挑起了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挑子，往南直下一千里，挺进大别山。邓小平的叙述是很有吸引力的，他讲到了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又以深刻的见地谈起了我军致胜的谋略，他说：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胜。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走。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肉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中国真正的南北界线是淮河，淮河以南就叫南方，不是长江以南才叫南方。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桃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因为大别山的斗争不决走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有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国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主体四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三个旅，就这样迎接淮海战役。当然中间还打了一些小仗，凡是有机会取得胜利的，没有丧失过机会，该干的都干了。后来，转出大别山，以后到了豫西，成立扩大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这之后，邓小平讲到了淮海战役，他朴实无华的话语中明显地透出了一种英雄的自豪，他说：

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一句十分自豪的话，也是一句令人激动的话。它把当年的情景栩栩如生的再现了出来，令听活的人无不心潮难平。随后，邓小平又以一个军事家的深谋远虑分析了二野之所以能成为了不起的部队的原因。他说：

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下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队作战一开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1950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时二野还增加了一个十八兵团，十八兵团原先也是晋冀鲁豫的部队。

这就是二野的历史。二野担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概括全体，情况都是这个样子。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

二野的光荣故事是说也说不完的，在这里邓小平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们讲到了一些。他的语言是朴实的，然而朴实之中又有引人入胜的力量，他的语气是平缓的，但平缓之中又流露出无比的亲切和对人世苍桑的感慨。他娓娓对我们述说，既有生动的故事，又有精采的谋略，既有对往事的依恋，又有奋发向上的英雄主义气慨，真是万种风采融为一体，给听者营造了一个五彩缤纷，魅力无穷的世界。

六、文教口才

1、在美丽的晴空下，开门见山、纵论文化

1941年5月的一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邓小平这天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作了一篇有关文化工作的报告《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的方向》。

邓小平开门见山，直接切入问题，显示出他口才的一个特点，即决不拖泥带水，兜不必要的圈子。

他精神抖擞地说道：“我讲三个问题。一、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

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

今天的中国，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在第一个问题中，我们可看到邓小平的文化观或文艺观与毛泽东是不谋而合的。毛泽东曾说过超阶级的文艺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此，任何文艺都应有一定的阶级性。这的确是一个普遍的真理。邓小平在此也一针见血地点出：“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这句话不仅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性，同时也具有一“种令人折服的口才的闪光。邓小平为我们道出了文化的本质。

为什么说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呢？邓小平又细细为我们道来，使得这个立论更具有了说服力。

他说：（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好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刽·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他们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好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好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以实施其海淫海盗、毒化奴化政策。他们还制造谣言流言，散布失败情绪，推行怀柔政策，破坏我抗战法令，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

（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在政治上具有抗日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反共顽固派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妥协，对内搞封建主义。他们提倡旧思想、旧制度、旧道德，主张尊孔·、复古，保存“国粹”，读经救国。压制新文化运动，摧残新文化事业，封闭进步书店，禁售进步书籍报刊，压制抗日言论，镇压与取缔人民的反帝运动。宣传反共，排除异己，反对进步，鼓倒退。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破坏抗日军队、抗日政府和抗日根据地。颂扬独裁政治，宣传“安分守纪”、“严守国法”，使人民任其宰割。

这种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起了帮助的作用，对民族前途危害至大，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三）抗战民主派，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洛浦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

“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

“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

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②。

的确以理服人。三个阶级三种文化态度，邓小平在此为我们讲得清清楚楚，充分显示了他滴水不漏的口才。

谈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后，邓小平才转谈第二个问题，即“本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

他在点出了“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这一至理名言之后，又一口气谈了七点文化工作的具体方针和任务。在第四点中，邓小平号召全师应“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宣传。”在第七点中，他谈得更为具体，从中完全显示出他是一个文化方面的行家里手。他说：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邓小平在这里连“报告文学、摄影、绘画”都提到了。

接下来，邓小平话锋一转，又论述了文化艺术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与缺点。他尤其批评了“某些作品缺乏丰满的现实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性，缺乏强烈的政治性，有的甚至与政治原则还有抵触之处，起了不好的作用。宣传形式不够大众化，往往不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也不善于多方面地多样地表现政治内容，有时在表现急遽多变的现实上显得无能。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比较复杂的高级的形式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向比较简单的普及的形式发展。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但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

邓小平的这节论述表现出极好的文学修养，口才当然也是十分完美的。

接着邓小平继续推进，发现了缺点就得克服缺点，他又谈了克服不足与缺点的四个意见，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四个决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文艺工作者提高和加强文艺方面的修养和政治学习。这两点可谓切中了要害。因为照后来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二者不能偏废。

最后，邓小平才全盘抵达他口才的终点，即第三个大问题，“关于宣传队工作”。他在此强调了“学习”、“政治”以及“不断增进新的知识”的重要性。

这样，优秀的思想以及稳健深刻的口才就一拍即合。

2、邓小平言简意赅，教育妇女

1930年春，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培训骨干力量，军前委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在武篆旧州屯，举办了一期干部训练班。学员共有一百人左右，其中女学员十几个人。邓小平亲自给这一批学员上课，每隔三天来讲一次。主要讲的是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建设问题，有时也联系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问题。

邓小平讲课十分生动，口才极好，采用启发式教育。一次，他向女学员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妇女受苦受难，走路讲话都抬不起头来。现在为什么能和男人一起参加学习？”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巧妙。据当时参加学习的黄美伦回忆，她一听邓小平提的这个问题，立即鼓起了勇气，大胆地站起来发言。她谈到了自己在参加革命后，才逐步认识到只有打倒封建统治阶级，妇女才会有真正出头的日子这一想法。

邓小平听了她的回答后，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他接着又问了一句：“你再讲一讲，革命给妇女带来什么好处？”

“读书明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黄美伦一口气搬出了十条好处。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笑了。这时，课堂气氛也活跃了起来。最后，邓小平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的话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可以说是句句说在了要害处。他联系当地妇女的实际情况，从妇女过去受到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压迫，一直说到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同时，他还赞扬的武篆妇女们的作用：组织妇女赤卫队、配合红军上山剿匪、护理伤病员、做军鞋、做米袋等等。接着，他还指出了今后妇女工作的方向。

在学习期间，每个学员都领到了两本油印教材：一本是《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另一本是《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这两本书都是邓小平编写的。据黄美伦回忆，邓小平写好此书后，还叮嘱刻钢板的同志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你们刻写时，字体要写得端正，笔划要写得清楚，使大家容易看懂！

邓小平在这个时期从左江到右江，沿途跋山涉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会布置工作，找群众谈心，得心应手地施展他那一流的教育宣传口才，以十分通俗生动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

从这节文字中，我们足以领略到邓小平口才早期的风采。他说话实在，没有废话、空话，更不尚空谈。他谈话没有长篇大论，而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并总是启发对方主动去开动脑筋想问题。

因此，我门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民如子的教育家。

还有一次，依然在右江，邓小平来到奉议县花茶屯，准备找当地干部开个会。会前，庙堂门口围着一伙人，在说说笑笑观看几个赤卫队员煮饭。邓小平也走过去与队员们亲切地交谈起来。当时，赤卫队员们不但筹粮不容易，就连厨具也被敌人抢劫一空。当中一位手拿铁锹作锅铲用的队员，正在比比划划跟大家开玩笑：说过去的皇帝权力很大，他使的家伙也比一般人用的大。邓小平听了，也笑哈哈地说道：皇帝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们也拿起大铲，把那些皇子皇孙铲除干净！他这生动的比喻，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接着，邓小平话锋一转，又说：“怎么样，你们敢不敢？”赤卫队员们坚强地回答：“怕什么，怕就不来当赤卫队员了！”

邓小平听了这回答，满意地笑了。由此可见，邓小平十分善于抓住一切机会，甩他那幽默而富于感染力的语言，去宣传党的主张，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

邓小平在右江期间，还主办过“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据黄大健回忆，那时，邓小平约26岁，穿着十分朴素，常穿半新旧的白色汗衫和半新旧的灰色裤，光着头，赤着脚，平易近人。他讲课精神充沛，态度和蔼，声音清晰、洪亮、有力。

3、邓小平妙语教育小荣香

1931年8月，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很关心干部队伍的成长，他常说：“革命干部是党培养起来的，是党的财富，我们要大力培养和重视革命干部，革命才能成功。”

年底，瑞金县委在县城同善社举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当时在南郊乡工作的杨荣香年纪很小，才十五六岁。邓小平待他像自己的小弟弟一样，很关心他的学习和进步。一天，邓小平对小荣香说：“荣香，你准备一下参加干部培训班。”“我不去！邓书记。”小荣香沉思片刻后回答说。“为啥子不去？”小荣香低下了头不吭声。原来他心里有顾虑。他想，前几个月肃反杀“社会民主党”，杀了那么多人，那些人都是党团员、干部，连老县委书记邓希平等人都被杀。

邓小平知道小荣香的心事后，和蔼地对他说：“荣香啊，肃反扩大化是错误的，我们不是已经纠正了？难道老书记被杀害了我们就不革命了？怕啥子嘛，不能一朝被蛇咬就十年怕草绳。要跟党走，要坚定革命的信念才对头。”

通过邓小平的引导教育后，小荣香解除了思想顾虑。他来到邓小平办公室，双手揉搓着衣角，红着脸对邓小平说：“邓书记，我想通了，只有跟党干革命，我们穷人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让我去参加培训班吧。”

“这才像个干革命的样子。”邓小平微笑地在他鼻子上刮了一下说。

小荣香参加干部培训班后，学习很认真，进步很快，得到老师和同志们的赞扬。不久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当上了瑞金少先队的总队长。

邓小平说话的确是能说到点子上，而不是长篇大论漫无边际，从他教育一个少年小荣香这件事就可看出他说话的艺术，尤其是在简洁明快的几句话中，说出了，“不能一朝被蛇咬就十年怕草绳。”这样生动形象的话，更是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4、拿起你的笔杆子

　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带着愉快的心情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生动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中心是谈领导艺术的，而这个艺术的中心是讲如何学会拿笔杆子。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不仅口才好，而且笔头也快。他的行文与他的口才一样十分生动有力，并且句句实在，具有深刻的哲思，同时又能具体地对我们的工作与学习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正因如此，邓小平在全国胜利后，在此告诫党内干部一定要重视笔杆子，即一定要会写。邓小平说：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笔杆子太重，不会写，怎么办？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领导同志不愿意写文章，新闻工作同志要主动去做工作，他不愿写，总有一个理由，“不会写，写不了”，或者“没有功夫”，那就主动找他，“你讲我写”，或者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但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写，新闻工作同志主动帮助，有计划地组织稿件，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

邓小平对于宣传工作的确是精通的，他深知报纸和写文章的重要性。

接下来他专谈了报纸，甚至还细致他讲了如何写文章。

他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过去表扬了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什么叫生动活泼？不在文字长短，而是要写出生动的过程，而且有结果。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

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

任何一个任务不是一家报纸所能完成的。各家报纸接触面不同，要各方面努力，才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⑥。

在此，我们通过邓小平谈办报，欣赏到了他那令人折服的口才艺术，而且还深懂了笔杆子的重要性。

5、“《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发言。

邓小平首先非常谦虚地说：

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虽然这次会议因为时间匆促没有邀请社会科学家。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大家可能没有全讲出来，或者没有时间完全讲清楚，好在以后还有机会讲。

接着，邓小平以他一贯的干脆利落的口才一口气讲了六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也就是说对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科技和教育战线的估计问题。总体来说，还是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调动积极性问题”。邓小平在此大展口才，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使知识分子放下包袱，重新摆正自己的位置。

邓小平在谈到“劳动”及“尊重劳动”时，尤其谈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说：

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不是讲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吗？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有位科学家反映，现在在农业科学院种庄稼不算劳动，要到农村种庄稼才算劳动。这真是怪事。好多农业院校自己培育品种，自己种田，怎么不是劳动？科学实验也是劳动。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自动化的生产，就是整天站在那里看仪表。这也是劳动。这种劳动同样是费力的，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要把这类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

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你们讲科研机构要出成果、出人才，教育战线也应该这样。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才，好的教师就是人才。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邓小平这节谈话十分精采，充分运用了口才技巧，以“臭老九”来指知识分子，是典型的反话正说，既生动又幽默，起到了对知识分子的赞美作用。

然后，邓小平还谈了“关于体制、机构问题”、“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关于后勤工作问题”、“关于学风问题”。

最后，邓小平为了更多地印刷学术刊物，甚至要求不必印的文件就不要印，一定要保证学术刊物的出版，因为纸张紧张。由此可见，邓小平对知识、科学的重视达到了何种程度。

6、“我的抓法是抓头头，抓方针”

　1977年9月16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谈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中，情绪热烈而饱满，语言干云冲天。

这一次，邓小平公开提出了拨乱反正这一重大主题，从教育界开刀。由此可见他的英明以及救国救民的苦心。因为教育历来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高度重视的，教育上去了，国民素质才能上去，国家的建设才能搞上去。邓小平当然深懂此道理。

邓小平说：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重点大学搞多少，谁管？体制怎么定？我看，重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个学校，搞点示范。学校每周学习时间多少、政治活动时间不能超过多少等等，这些都要具体化，教育部要干预。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师范大学要办好。省、市管的师范院校，教育部也要经常派人去检查。不办好师范教育，教师就没有来源。

大学学制本科一般定为四年，这个问题认识基本一致了。医科不同，可以长一些。还有个别专业也可以长些。所谓四年，基础课恐怕要两三年。基础打得不好，搞科研是有困难的。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