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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的工资从建国时候开始就是这么多，但是现在物价涨了，我的生活水平降了三分之二。”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我们还没有。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者在现有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里增设一些专业，把这些人放在里面，攻一个方面，总会有些人做出重大贡献。否则，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

7、“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就曾系统地阐述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

1986年10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藉华裔学者李政道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夫妇时，又一次提出了。“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这一著名论断。

邓小平还语重心长地对李政道一行说：

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你们成立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特别是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刚起步，也许本世界纪末可以看到比较显著的进步，真正的进步要到下个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中国的特点是又大又落后。办起事情来不容易。对于你们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当然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从现在的状况看，是有希望的。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现在看来搞对了，决心下对了，起码争取了几年时间。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邓小平将科学提升到如此高的高度来加以认识，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深懂科学的人。

8、“我先讲个故事”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满怀兴致地视察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他一边视察，一边发表了有关科学问题热情洋溢的讲话。

邓小平说：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李政道和其他国际朋友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

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⑧。

邓小平的讲话实在而深具说服力，同时也发人深醒，使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9、望“财神爷”放开手脚，大干快上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了一篇重要讲话《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开宗明义，直接切入主题：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祝贺你们会议的成功，是表示对科学技术、对知识的尊重。

七年前，也是三只份，开过一次科学大会，我讲过一篇话。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两句话。一句叫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叫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所以要讲这两条，是因为有争论。七年过去了，争论已经解决了。结论是谁做的？是实践做的，群众做的。

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但是，他们的意思，同我在科学大会上讲的话是一样的。

我也很高兴，科技界的同志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国家的经济搞得不错，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人民是满意的，全世界是公认的。这里面，有你们的一份功劳。中央要求科技界面向经济建设。你们是出了大力的。同志们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我们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走到工厂，走到地方，到处都受欢迎，到处都请你们谈战略，谈远景，谈规划。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科技专家在我们国家里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已经同过去大大不同了。你们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有成绩，就会使全国人民越加懂得知识的可贵，推动大家都来尊重知识，学习知识，掌握知识。人们正在通过你们的工作，来评价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评价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

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走。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现在，中央还要作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你们这次会议为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准备。这个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这个文件的方向，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今天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两点，请各单位讨论一下。

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这是大局。我们在国际上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在国内要排除一切干扰。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工作，只是为大家创造条件。有了干扰，就排除它一下。发现有什么东西束缚了大家，帮助大家想点办法，解放出来，工作还是要靠大家去做。希望大家放开手脚，把经济搞上去，把生产力搞上去。

朴素的语言为我们道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也是邓小平后来说过的一句旷世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如何发展呢？

邓小平抓住了症结，点出了要害，那就是改革科技体制，让科学技术人员这些“财神爷”放开手脚，大搞经济、大搞生产力。

10、“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

1992年年初，邓小平乘着快艇穿过碧波荡漾的伶仃洋去珠海视察。在珠海期间，他参观了一些高科技的厂家和公司。邓小平历来关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在参观过程中，他看到我国科技工作取得的成就十分兴奋，滔滔不绝的话语也不知不觉涌了出来。在珠海生化制药厂参观时，该厂厂长向邓小平介绍了他们生产的一流产品“凝血酶”，这一药品已打入了国际市场，创利颇丰。邓小平听完介绍赞赏地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这样才能摆脱被人欺负的局面。

邓小平的这番话是讲得十分有份量的。我们人人都知识，人穷了要受人欺负，国弱了要受人欺负，产品不好也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小邓平所讲的这些话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创名牌，出精品的迫切。同时，一种自强不息，不甘示弱的可贵精神也从这些话里透了出来。

接着，邓小平又对该厂的负责人说，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应有一席之地，你们这个厂的发展就是一席之地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每一年都有新东西，每一天都有新东西，这样才能占领阵地。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有希望，很有希望。这十年进步很快，但今后会比这十年更快。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每一行业，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个办法。

这是一番朝气蓬勃的谈话，也是一番雄心勃勃，充满活力的谈话。“尽管我岁数大了”但我感到有希望，很有希望。”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又催人奋发的肺腑之言呵！

1月25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同志来到珠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

小平同志一下车，看到公司门口站立着那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十分高兴地向大家招手，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年轻啊！”

他走进公司大厅，在一张长桌前坐了下来。公司总经理游景玉向小平同志详细介绍了公司的科研、生产和科技队伍等情况。当游景玉同志汇报到亚仿公司走的是一条科技、生产、效益相结合的道路时，小平同志问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游景玉同志回答：“我认为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听后，对大家说：“就是要靠你们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它是正确的。”大厅内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随后，小平同志又亲切地问游景玉：“你是留美学生吗？”游景玉同志说，我曾经去美国接受培训，负责引进仿真技术。我们这里有一批人在美国学习过。他们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决心把祖国的高科技事业发展起来。

小平同志沉思片刻，深情地说：你们带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样，都可以回来：回来我们妥善安排。起码国内相信他们。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接着，小平同志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公司的计算机房。只见不久将要交付使用的两组分别为330Mw和200Mw的模拟火车发电机组正在调试。这是具有九十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产品，它凝聚着亚洲仿真公司全体科技人员一年来日夜奋战的辛勤劳动。

参观中，游景玉同志汇报说：“我们公司投产第一年，人均产值达20多万元。”小平同志马上接着道：更重要的是水平，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了一批产业的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游景玉同志告诉小平同志，他们公司105人中80％以上是博士、硕士和高中级科技人员。小平同志听后看着机房内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对科技人员感慨地说：你们现在的条件要比五十年代好多了。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项目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你们的要求也更多，更高了。

小平同志在计算机房内走着看着，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当他走到一台计算机旁时，停了下来，与一位正在操作的复旦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交谈起来。小平同志握着这位年轻人的手，高兴地说：要握一握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当然老科学家也是很重要的。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接着，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对国家要爱哟！中国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全国各行业要共同努力，来证明我们可以干得多事情。走出计算机房时，小平同志高兴地连声说道：“好东西，好东西啊！”接着又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可以调动人力，统一规划，集中人才，打歼灭战。”

离开亚仿公司后，小平同志在车上依然谈锋甚健。他说：真高兴啊，我真高兴看到这样年轻的队伍。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给他100个中学生，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在这个公司就差不多有100人，学历比那时高得多了，珠海这个地方就容纳了这么多高科技人才，从全国来说，就更多了。

梁广大同志接过话题说：“您一贯重视科技人才。根据您的思想，我们准备在今年3月召开推动科技进步大会，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轿车，住房，现金等重奖。”邓小平点点头说：今天我看到那么多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有希望啊！从中国出去的科学工作者，都很怀念祖国，这很好啊！要把他们吸引回来。不是讲改革开放吗？开放嘛，进出就要自由一点嘛。事实上，回来的，绝大多数都能学有所用；只要安排妥当，绝大多数留学生回来后是不会出去的。

八、人生·哲理口才

1、“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在邓小平的口才中最富有哲理的恐怕就要数他那句名扬海内外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以下简称“猫论”）

据说这句话是邓小平的老朋友刘伯承在打仗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其道理即在打仗时不应拘于教条，应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地安排战略战术，一切视情况而定，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这句话由于言简意赅，生动形象，颇具说服力，因此深受一二九师和二野指战员的喜爱。

邓小平对刘帅常说的这句家乡话也倍感亲切，十分理解，非常赞同。但作为一名成熟的高级领导人，邓小平深知自己言论的重大社会影响，所以对于“猫论”的引用十分慎重。有关材料表明，60年代以前，在正式的公开场合，邓小平始终没有提过“猫论”。到了60年代前期，他也只在一些范围很小的会议上，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看法，偶尔几次引用过“猫论”。其中较有影响的一次是1962年7月2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农业问题时的讲话，一次是同年7月7日在接见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大家都知道，60年代初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犯了刮“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的错误的，把生产关系搞乱了，全国的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损失最重。这时，作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果敢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目的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所以不能在生产形式上简单划一。因此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两条标准，也是二个硬道理，即他后来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此句与“猫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一，“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第二，“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邓小平第一次公开地亮出了他有关“猫论”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次向正统思想提出挑战，肯定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深受农民欢迎并且可以大力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策略。邓小平的这一提法充分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从此，“猫论”不胫而走，在一定的范围内流传开来。

“猫论”这句朴实的话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而深刻的启示又一定要以生动形象的口才表达出来，因这样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理解。如果一个思想或一个哲理说得过于专业性、学术性，大多数人们就不太理解了。因此，可以这么说，一个人的口才是相当重要的，只有口才好，思想才能生辉，才能被人们喜闻乐见。而“猫论”是真正堪称一流口才的范本。它在最为形象的层面上为我们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猫捉老鼠是天经地义的事，而猫的颜色是根本没有挑剔的必要。从此，“猫论”以它简洁明快不可抗拒的哲学力量和逻辑力量为我们开启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门。同时也宣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至深道理。

邓小平后来说过：“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我们都采用。”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与李政道夫妇谈话时还说过：“他们许多人（指第三世界国家，编者注）想搞社会主义，我劝他们按照自己的情况搞，叫什么都可以，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行。”

邓小平在这里再次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他那闻名遐迩的“猫论”。

“猫论”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村生产形式的选择问题的，后来它的内涵更广大了，也更丰富了。它渐渐上升为一个哲理的问题，那就是一切都要讲实际，要看“硬道理”，要务实，切忌务虚。

随着时间的推移，“猫论”已愈发显示出它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超越了国界，还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有关人士的首肯与研究。《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对“猫论”还作过一番精僻的解释：“为了使中国在2000年达到技术合理化，准备采纳不管哪里来的技术、办法、发明创造和意见。如果这佯做要放弃毛的蓝蚂蚁式的公社而代之以个人耕作和个人收益的办法——好，那就这样做吧。（见《海外人士心目中的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猫论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它成为了邓小平人生哲理的一个重点，同时对我们的人生也有好大的启发。我们在一边欣赏这句话的口才的同时，也欣赏到了邓小平的人生智慧。真正是一举两得，获了一个双美。

另外，再说一件有趣的有关“猫论”的逸事。

邓小平家中现在就挂有一幅《双猫图》。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另一只猫毛色乌黑。两只猫一前一后，缓缓向前，异常灵动，十分惹人喜爱。更有趣的是《双猫图》的上方，是几行题辞：“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落款处，端端正正地写道：“小平同志雅正海石老人”。

这海石老人叫陈莲涛，时年八十三，被民间誉为“江南猫王”。陈毅、荣毅仁、梅兰芳、姜妙秀都很欣赏他画的猫。并收藏了他的作品。

1984年，邓小平得知“江南猫王”仍健在，便托人捎信给“猫王”向他致意。陈莲涛得知邓小平在百忙中还记着自己这样一个普通老画师，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精心构思，一丝不苟，画了一幅《双猫图》，托人敬献给邓小平。邓小平的大女儿也是画家，看到《双猫图》后爱不释手，向父亲要这幅画，父亲当然不给。于是她托人请“猫王”再画一幅。“猫王”欣然作画，又画了一只活灵活现，可爱媚人的小花猫赠给她。

2、“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

1976年春，一位省委领导同志在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后，去看望邓小平。这位领导同志向邓小平说：这次打招呼会议把批邓运动升了温。张春桥在会上明确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仅在文教界进行，厂矿，农村，部队都要开展。他还说，对你也可以在内部点名批判，看来他们这次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了。邓小平听了后淡然一笑说，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邓小平淡邓小平》第18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是句广为人知的俗语，邓小平用它来说明自己的为人真是生动，形象，风趣，诙谐。它准确地道出了邓小平乐观，豁达的胸怀；坚定、沉着的个性以及钢铁般的意志。

邓小平的一生经历过无数的波折和磨难，战争年代的惊险搏杀，血雨腥风；和平年代的党内斗争，政治风浪，几十年来他坎坷不断，命运多艰。然而，无论多么大的风浪，多么大的波折，邓小平始终能够做到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始终能够沉着，冷静，坚韧不拔。这种罕见的坚定性是令世人钦佩的，这正是一个伟人的力量所在。而“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则是这种品质的最准确，最生动的说法。

3、做事坦荡荡，说话坦荡荡

邓小平口才中有一个重大的特点，那就是讲真话，讲实话，用一句成语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这句话已成为邓小平做人的信条。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曾说过：“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③

的确，邓小平从参加革命至今，一生奉行实事求是，从不弄虚作假，做人，说话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

邓小平自己就说过：“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

1961年8月，邓小平来到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在庐疗总院267号小别墅，卓琳收拾好文件，轻轻关上门，在邓小平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若有所思地问：“老邓，我有些心里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

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卓林的内心想法，直率地说：“你不问，我也知道你要对我讲什么，你心有余悸，怕我这个邓老总走彭老总的老路，戴帽子挨批，是不是。”

卓琳关切地说：“前车可鉴。五九年那次庐山会议，张闻天没有听夫人刘英的劝告，他搞外交工作却在会上大谈经济工作，讲了真话，结果挨了批判。彭老总等人也戴上了右倾的帽子。这一次，你讲话也不要太直率了，别也戴上帽子回北京。”

邓小平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一口地道的四川口音，风趣盎然地说：“那一次，听说有的人口袋里装着两篇讲话稿来庐山，一篇准备彭德怀得势时用，一篇准备在毛主席得胜时用。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共产党人就是要讲真话，我该说的还要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

卓琳怔了一下：“情况虽然完全是这样的，但你在会上不要说得那么重嘛。”

邓小平郑重其事地说：“正因为问题严重，所以要说重一些，好引起全党的重视。不过，我是真诚地为毛主席补台，而不是拆台。”

卓琳知道邓小平直率、真诚，刚中有柔，毛主席是相信他的，也就没有多劝了，只是不无担忧地说：“你看着行事吧。”

邓小平口才中这种说实话、说真话的例子相当多。也正因为他爱讲实话、真话的性格，才导致他的“三起三落”。

然而，邓小平是一位有着坚强心灵的硬汉，一位绝不向“左”倾错误路线低头的硬汉。他的确堪称做事坦荡荡，说话坦荡荡的真君子。

4、“比如坐小汽车去看电影，就要出点钱”

毛泽东曾说过“为人民服务”这一类充满人生哲理的话语，如“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一不怕若、二不怕死”、“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等等金玉良言。

然而邓小平谈类似的话时，也非常朴实，具体，给人一种心贴心的感觉。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一篇十分重要的讲话《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说了许多看似普通，却十分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可以从他的平常心中见出一种极高的境界。

邓小平为我们这样道来：

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实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会带来很多好处，首先官僚主义自然而然会减少一些。当然，我们的生活会没有过去那么舒服，但比一般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是不知要好多少。有时也会有些不方便，比如坐小汽车去看电影，就要出点钱。你不愿意花那个钱，不看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④。

邓小平提倡高级干部去看电影，坐小汽车也得付费，如不付就“不看就是了”，从这件小事可见他廉洁的作风。

他在谈到“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时，还说道：

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很多同志根本不去同群众接触，一个学校的负责人，不去跟学生谈话，甚至于跟教员都不大接触。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对群众的饮食起居关心到这种程度（在厨房、厕所、洗澡间都要细细看过），可见邓小平爱民如子的高尚情怀。

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要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同群众商量办事，共同克服困难。有的学校学生提出生活问题，说厨房没有人管，菠菜就切这么一下，连沙子都煮到锅里面去了。你切细一点，把沙子淘干净，这总可以办得到吧，这并不要增加经费。可是，工作不深入，不跟群众接近，不跟下面干部接近，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发生的许多问题，有许多群众上访，往往是由于我们工作跟不上，没有做好工作引起的。当然，上访人员里边的一些坏人搞违法乱纪的事，那就不能说是我们的工作问题了⑥。

连学校食堂的菠菜应该淘干净这么细微的事情邓小平都能注意到，这是真正的平常中的伟大。他的心与广大的人民是息息相通的，而绝不是高高在上的。

这样的高风亮节，这样的口才无不令人叹佩不已！

5、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在许多场合都讲过这样的话：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工作，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包括纠正不正之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看起来讲得很普通，很平常，但却在通俗与直白之中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它要求人们全面地观察，全面地分析和全面地处理问题，不能搞片面性，绝对化，不能顾此失彼。

邓小平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辩证法著作，但他的谈吐中无不充满了辩证的哲思，“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要求我们以辩证的观点来处理各种问题。今天，我们的耳边经常听到这句话，它以最浅显的方式告诉了我们无数深刻的道理。

6、小小年纪出语不凡

　在《邓小平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放学的路上，邓小平碰到一个同学在哭泣，他和其他同学急忙围上去询问原因。这位同学流着眼泪边哭边说，妹妹病重，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如果没有医生的治疗，妹妹可能会死的。有的同学急忙建议说：“那快去请医生呀！”听到这话，那位同学哭得更伤心了。邓小平知道这位同学家境很贫寒，是没有能力拿出一大笔钱去请医生的。怎么办？他一路思索着，盘算着，默默地走回自己的家。

第二天一早，邓小平还没有走进教室，就跑到那位同学身边，悄悄地塞给他5个银元，嘱咐他拿去给妹妹治病。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买500斤稻谷，是邓小平从父亲那里“偷”出来的。这是为了帮助别人。否则，他是无论如何不肯做这样的事的。

几天后，父亲发觉丢了钱，这是家里从未发生过的事，他非常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查问，邓小平不等父亲发问就主动站了出来，承认钱是自己拿的，并递给盛怒的父亲一根棍子。在接受父亲一顿打之后，邓小平含泪离去。当父亲怒气稍稍平息之后，开始感到困惑不解，这娃儿平时节俭得很，连给他的零用钱都舍不得花，有时妈妈给他的钱还不要，怎么突然偷走这么多的钱呢？莫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试探性地向儿子提出这个疑问，儿子告诉他，自己朋友的妹妹就要病死了，却无钱就医，在家等死..未等邓小平把话说完，邓绍昌便一把将儿子搂在怀里，连连称赞儿子做得对，然而，邓绍昌还想知道，为什么儿子受到惩罚时一声不吭，也不替自己申辩呢？儿子回答说：不管为什么，随便拿家里的钱是不对的，挨打受罚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为什么哭，那是因为自己不能挣钱救济别人，感到羞愧。

“为自己不能挣钱救济别人感到羞愧”这句话讲得多么好啊！它反映了少年时代的邓小平至善至美的心灵，同时也显示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这句看似寻常普通的话，却非一般寻常之人能够讲得出的，没有慈悲侠义的心肠，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胸怀，这句感人的良言便难以出口。

7、我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邓小平从年轻时就喜欢游泳，并养成了冷水浴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间断过。到了70岁的高龄以后，邓小平仍然坚持游泳。差不多每个夏天，他都要去北戴河、渤海或黄海劈波斩浪。

1983年夏天，邓小平已接近80高龄了，但他仍十分喜欢游泳。他在东北和华北一些地区视察之后，来到了黄海之滨的棒槌岛。在棒槌岛的7天时间里，除了一天因海上漂浮油污而没有下海外，他每天都去大海中畅游。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开门见山就说到了游泳，他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讲这番话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是位高龄老人了，然而，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却看不到丝毫垂暮的气息，看到的只是一种壮心不已的/TITLE>朝气。邓小平说他不仅喜欢游泳，而且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说这样自由度大些，有股气势，这反映了一种顽强可贵的精神，一种难得的生命活力。这种看似普通的话语从一位老人口中说出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东西，一种伟大的风范。

8、植树节快到了，我们家今年每人至少要栽3棵树

　1981年夏天，四川，陕西等地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水灾，长江、黄河上游发生了特大洪峰，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水灾发生后，邓小平同志惦记着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9月，他特地找到万里同志说，最近的洪灾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木材的过量采伐。看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以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中国公民，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株树，比如三至五株，包栽包活，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总之，要有进一步的办法。

10月19日和11月9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植树造林的谈话精神，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并由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决议（草案）。12月13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在法律上为每个适龄公民规定了每年植树3至5株的义务。

邓小平同志是义务植树的倡导者，也是义务植树的积极实践者。每年植树季节，他都要拿起工具，参加到植树造林的行列，去履行一个普遍公民的义务。人大决议实施的第一年——1982年植树节的前两天，百忙中的小平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植树节快到了，我们家今年每人至少栽3棵树，要包种包活。3月12日那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小平同志带领家人前来植树。他精神饱满，种了一棵又一棵。旁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不累。一人栽三棵到五棵，我们要完成任务。”

小平同志的行动，是无声的号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青少年都纷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这个造福人类、荫及子孙的绿色浪潮席卷华夏大地。那一年，全国有近2亿人参加义务植树，种树10亿株。1983年3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十三陵植树时又讲了一番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话，邓小平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讲的也是造福子孙后代。邓小平的确对生命有一种美好的幢憬，具有一种人生的大境界。他讲的这番植树的话正好反映出他内心的这种境界。他不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沉缅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的伤怀之中，而是充满朝气，依然是壮心不已。

9、“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邓小平对中曾根谈了“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的观点，在此他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与大外交家的风范。他热情地要求日本来我国投资，共同开发，共同合作。

接着，邓小平转了一个话头，以平常心的大境界回答了中曾根提出的一个十分精彩的问题。中曾根问：“你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

邓小平娓娓道出了他心中的欢乐和痛苦。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因据邓小平女儿毛毛的回忆：“我的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

而这一次，邓小平却对中曾根敞开了心扉，由此可见他的真诚以及他对中日友好的殷切期望。

邓小平说：

谈到我个人的经历，你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览室里看到的那张有我在里面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时只有十九岁。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从这节谈话中，我们足以感到邓小平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它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如以佛家的话来说，一个人的至高境界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愁。”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个人，心中装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一心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正是因为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才使他度过了各种艰难险阻。

10、“人总是要死的”

“我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老战士见面总是愉快的。我们要把经历过的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期忘掉，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

邓小平以这段非常富有人生意味的开场白展开了他那充满哲思的论述。这一天是1988年9月5日，当时他正在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论中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邓小平如一个充满智慧的时间老人一样，满怀深情、感怀以及热烈的憧憬对胡萨克说：

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1922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1954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1956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1921年建党到1957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你看过我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