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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五百万头猪。这些粮食不是全国到处分配，而是搞几个点，专粮专用。甚至还可以考虑用现代化的办法搞些养鸡场。这个问题要研究。最主要的是养猪。发展养猪，既可以使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又可以增加肥料，增产粮食。现在搞重体力劳动还很艰苦，不搞好职工生活不行。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活。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

国计民生是自古以来的治国者都必须认真对待的，连曾国藩也提出过“书、蔬、鱼、猪”这四个字。邓小平这样的治国大才当然更明白此中的道理，由此才在这里提出蔬菜、猪肉之类问题。这些东西并非小道，而是大道。邓小平在此以朴素的口才为我们娓娓道来，令人倍感亲切。

而且他在8月18日《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这次谈话中还再次提到：“城市可以帮助农村搞一些机械化的养鸡场、养猪场，这一方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改善城市的副食品供应。要是工人没有菜吃，没有肉吃，工业怎么能搞得好”？

邓小平说话的确是能一下子就说到事物的本质上。

8、“继续批邓，一直批到真理出来！”

　邓小平不但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且也具有十分高超的口才艺术。他说话有时无比犀利，有时无比含蓄，有时无比生动，有时还无比幽默。他对口才艺术中的各种技巧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运用得相当自如。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他一次在广大人民中间说的一句令人回味无穷的话语吧。

1976年下半年，当时毛泽东已逝世，“四人帮”面临倒台之际，社会上亦到处可见“批邓”的标语口号。这时邓小平来到了广州市，由许世友亲自派了几十名彪悍的便衣负责保护。

邓小平来到一个肉菜市场，他把帽沿压得低低的，把眉毛也给遮住了，所以没人认得出他。他来到一处国营的蔬菜摊前，只见摊档上的菜全是青黄色的，他便问这蔬菜部的职工说：“怎么卖这些黄叶菜？”

这职工没想到是邓小平，便咬牙切齿他说：“还说黄叶菜？这样下去，树叶也无得食！”

邓小平一听，一言不发就走了。

他在一个肉铺前站住，往柜台上一看，案板上只有几斤老母猪肉，但后面却足足排了成百人，售货员小心奕奕地把小片小片猪肉按票卖给市民。邓小平问售货员：：这么几斤猪肉，排了这百多人，每人能有多少？后面的岂非没得吃？”

售货员一听，苦笑道：“你没看见连母猪也杀来卖了么！现在政府哪还管我们有没有肉吃！”

邓小平无言以对，正想走开，突然一阵风吹来，把他的帽子吹掉了，排队的市民一看，哈！这不是邓小平吗？于是“邓小平！”“快来看邓小平！”“邓小平还在！”的声音吵了起来，市民纷纷涌了上来。

负责保护邓小平的便衣大吃一惊，连忙要邓小平迅速离场。但邓小平却笑着对便衣说：“我没有干对不起他们的事，干嘛要溜走？”他索性停了下来。

群众把邓小平团团围住了，许多人都知道邓小平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便向他鼓起掌来，最后，更有人提议要他讲几句什么。邓小平想了想说：“继续批邓，一直批到真理出来！”说完，他就大踏步地走了。

邓小平在这里说的“继续批邓，一直批到真理出来！”可谓力若千钧，同时也为广大民众传达出一种坚定的信心，即真理在手，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9、“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

　1961年，“共产风”的势头刮得很猛，但实际上是违背了实际情况，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这一年的4月15日，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县北小营召开的田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支书，生产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上，反复询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在场的大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好吃，相反地却违心地找出一些吃食堂也不错的理由。

其实，当时公共食堂继续下去已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境地。

随邓小平来视察的卓琳由于在上辇村孙旺家住了一个星期，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就告诉邓小平说：“上辇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

邓小平同志听后很高兴他说：“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单产1959年达到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你们的好经验应该总结一下，推广下去。”他还着重指出：“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同志在牛山公社白庙村考察食堂时，看到食堂停火，一片荒凉景象，只养着一头40斤左右的小猪。接着在深入农户访问时，看到一位老大娘喂养羊，猪圈却空着。他问老大娘：“您养羊，为什么不养猪？”大娘说：“还养猪，人还没吃的呢！”邓小平同志经过深入的了解考察，觉得问题严重，因而在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明确表态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在县委书记汇报当前工作时小平同志指示：“现在食堂是过渡时期，可以自由一下，不愿意在食堂入伙的就可以不摊工分了，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对不入食堂的户怎样分配的问题。”在公社、管理区、大队干部座谈会上，一些干部反映说，有些群众愿意办农忙季节食堂，冬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邓小平同志说：“这样也可以，一年农忙六个月吃公共食堂，农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还可以解决社员冬天烧炕取暖的问题，能节省一些煤。”

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像暖流，温暖了干部群众的心，他说出了干部群众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仅上辇村，第二天就有250多户退出了食堂，余下的也仅继续了两个月。

邓小平办事实事求是，心里只装着人民。正因为如此，他的口才才十分具有折服力，而且，说出的活不仅非凡同时也很自信。

他在顺义期间，还十分关心乡村的集市贸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

他以坚定的口气说：“不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品都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来卖，把集市贸易繁荣起来。市场上的物品增多，市场也就活跃了，社会生活也就方便多了。农民的收入增加，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一稳定，人心也就安定，政治影响也好。”

在谈到手工业没依靠、原料没人供、产品没人给销等问题时，邓小平同志指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把县和基层的供销社恢复建立起来。县供销社搞几个人，只搞供销，不搞商店，有些人可以归队。农村基层供销社先把机构搞起来，再建立各种制度和章程。供销社的首要任务是组织生产，要把手工业专管起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抓。柳条现在就可以插，把现在的苇地经营好，想方设法解决原料问题。你们不能培植荆条，可以搞柳条，可以和别处换。你们要有这些人吃这个饭，干这个事”。对手工业人员，“要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组织好、有人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搞原料、搞销路，定出合理价格。要对他们不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他还指出：“县供销社和商业系统，要认真研究怎样管理自由市场，调剂商品价格问题”。

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指出发展家庭副业问题：“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丢，应该是六畜兴旺，尤其是养猪很重要。你们县是一个传统的养猪县、社员喜欢养猪，而且有丰富的经验。若是把这个传统丢了很可惜。一头猪不仅能赚20多元钱，肥料还能养二三亩地，不施化肥，也能增产，社会效益就高了。你们县土地、水利条件比较好，就是肥料问题制约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多养猪、养好猪，社员的收入增加了，粮食生产也搞上去了，..，你们要抓住春天这个大好时机，尽快地把养猪事业发展起来，既满足了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又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件好事。”

的确要心系民众，说话才能句句实在，妙语如珠。邓小平的一颗平常心非常了解人民的疾苦，因此他的口才才能够在平常中见出不平常的东西。

10、“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

　邓小平同志在几个座谈会上都指出：“调动干部和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就是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即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减产惩罚）和‘四固定”（即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队使用）的责任制。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互相比较生产条件，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搞生产竞赛。当然，定产指标要力求合理，还要留有10％的余地，照顾到有产可超。这样就会有奔头，就拼命去干了。”

在谈到分配问题时，邓小平同志说：“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起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评工记分必须搞得严密一些。死分死记，死分活记都不能很好地体现同工同酬，还是初级社时的老办法。比如二等劳动力干一等劳动力的活，还记二等工分，这就存在着平均主义，就会打击二等劳动力的积极性。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克服。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在讨论到怎样确定手工业人员的报酬时，邓小平同志指出：“手工业人员有技术，报酬低了会伤害他们的积极性，收入太多了农民不干。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以单独核算，可以作为一个大核算单位中的小核算单位。既照顾集体和大多数社员，又必须使他们多收入一些。在一个单位内，技术人员之间，也要实行定额包工、包件、包质量责任制，做到多劳多得，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他们就有奔头了。”在谈到拖拉机的管理时，也指出：“管理拖拉机站要像管理企业一样，采取一套管理工业企业的办法..拖拉机手的待遇应同企业工人待遇一样，要搞个工资加奖励制度..可以设两个奖，一个是个人奖，以一台机车为单位，就能调动起个人的积极性；另一个是集体奖，以小组为单位，..，各小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对生产也有好处。但要说明一点，本小组内的成员之间，必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在确定吃粮指标时，邓小平同志讲：“不要拉平，人与人之间劳动有强弱，干活也有好坏，出勤多少也不一样。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有差别，口粮的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农民就放心了，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灾害的积极性。”

邓小平治理经济的才干的确不同一般，而他的经济口才更是稳稳当当、滴水不漏。

11、“将来高跟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

　1958年，邓小平同志来到贵州。当时我国正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上缺乏经验，以致造成地方工业建设项目摊子大，战线长，投资规模膨胀，大大超过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承受能力，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城乡人民生活一度十分困难。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得不进行调整。此时，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来贵州视察工作的。

当贵州省委接到邓小平总书记要来贵州视察工作的通知后，便决定由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田维扬和当时担任省委常委、省政法委党组书记、副省长的吴实两人到清镇机场迎接总书记。1958年11月1日，邓总书记在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清镇机场。在乘车向贵阳方向行驶途中，总书记对吴实和田继扬说：“贵州光山多，要搞绿化。”还说：“公路太窄了，农村茅草房子太多，要改造。”

抵达贵阳，总书记只略事休息，就开始了视察工作。11月2日，他在花溪区视察时，针对当时存在的浮夸现象，向花溪区负责同志指出：“你们去年每人产值是否有160元呢？”小平同志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仔细询问：“房子怎么修？托儿所怎么办？娃娃怎么带？人家不愿入托儿所怎么办？”在田间又仔细询问农民伙食情况。

当时，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忽视多种经营。针对这一点，邓总书记于11月3日在遵义市湘江宾馆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对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等同志说：“要千方百计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铜县、铝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总要搞一些特色。农业还要规划种多少麻、烟等经济作物。”“为了发展多种经营，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小平同志特别注意到交通和能源。他强调：“交通要搞，每一个公社要通公路。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他一再指出：“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型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

人民公社化以后，社员的生活出现了单调和千篇一律的倾向。有鉴于此，小平同志于11月4日晚向遵义地委负责同志说：“将来高踉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的愿穿皮鞋，有的愿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该享受的应该享受。现在穷，问题还不大，富起来了就要求多样性。主活不仅是衣食住行，还有学习和文化娱乐，也是生活。”小平同志在视察过程中，已发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他提出每家喂一头猪，腌腊肉，并风趣他说：“不要把云贵川的腊肉搞失传了。”他还进一步说，农村茅草房子多了，生产队应实行互助，用二个冬、春的时间改造茅草房。他当即估算了一下，每户农民购玻璃及小五金只需一二元钱，就说：“可以办。”在遵义县大风暴人民公社，小平同志对那里的负责人说：“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这个自由。同样分三十元，有的愿意进馆子，有的愿储蓄起来买手表，各人自由支配。这就是说，要不要点自由？毛主席向来主张个人要有点自由，大集体小自由。”这段话体现了小平同志一贯的思想：搞革命，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与文化生活。

邓小平以人为本，想人民之所想，而且非常具体、细心。正因如此，他说出的话才有可感、可亲的地方，有一种真诚的对生活的向往，有一种古老而淳朴的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经常描述的“国泰民安”的意境。

12、新时代的号角：奔小康！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与前来我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举行会谈。在会谈中，大平首相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传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大平的这个问题，使邓小平陷入了沉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但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的提问启发了邓小平具体思考这个问题。他“想了一分钟”便讲了一段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话。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佯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了，相应的，与国外的经济交往，包括发展贸易，前景就更加宽广了。

有人担心，如果中国那时候稍微富一点了，会不会在国际的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坦率他说，现在我们的对外贸易总额还不如台湾多。我们发展到台湾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不会对国际市场产生什么威胁，因为自己的需要多了。”

邓小平说的这番话讲得十分实在，十分贴切，它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具有的实事求是的风格。“小康”水准的提出看起来似乎不那么诱人，不那么令人兴奋，但它是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它包含着对中国几十年历史和国情的深思熟虑，是极为睿智的治国良言。小康目标经过党中央领导集体和理论界的研究，被认定是一个科学的设想，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它被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13、邓小平妙语请荣毅仁“出山”

　改革开放后，为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邓小平决定广纳贤才，人尽其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便与叶剑英商量，准备请荣毅仁出山，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原工商界人士。在座谈过程中，邓小平以亲切的语调、大胆创新的思维，讲了一番新鲜而精妙的话，力劝荣毅仁出山。邓小平说：

“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甩起来。

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邓小平这番话讲得十分诚恳，十分精当，它体现一种行动者的踏实，果决之风。在重要问题上，邓小平敢于打破陈规，敢于标新立异，很能鼓起人们的干劲，激起人们投身事业的热情。在邓小平的召唤下，63岁的荣毅仁感奋不已，他马上积极行动起来，开始为创办中信公司而奔走。1979年10月4日，中信公司终于成立了，从此中国大地又有了一个新行业——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信公司在经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看到中信公司的成就，邓小平又高兴他说：“中信和别人一起买了卫星，卫星已经放上天，很成功，..。发上去了就应该用嘛。”同时他还说：“他们在香港筹资，只要国内不提供担保，由他们搞去好了”。这是多么铿锵有力，自信洒脱的语言呵！

14、“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

　邓小平在1979年10月4日曾作过一篇重要讲话《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邓小平开门见山，劈头就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可见经济工作已到了刻不容缓，甚至夸张点说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的确，每个时期都各有各的工作重心。战争年代，打仗就压倒一切，建设年代，当然经济就压倒一切。

邓小平作为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领袖，更是急人民之所急，以人民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因此才如此紧迫地道出了经济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接下来，邓小平以他一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为我们定下了基本可行的目标。

邓小平说：“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就能花多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现在我们力量不行。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这是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

接着，邓小平淡了要重视经济人才，发现并培养经济人才（其中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的问题。

邓小平说：“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现在就要着手，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能够培养这样一批人才出来的。”

最后，邓小平还非常形象他说：人们对经济问题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看法，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把这些问题摆出来以后，梳几个辫子，权衡利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邓小平对经济问题的态度非常认真负责而且有一种脚踏实地的精神。因此他谈论到这方面的题目时，他的口才也显得实在可信。

15、“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在这次会见中，宾主双方进行了一次十分精采的对话。

吉尼布：“我们想，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多少年来，对美国来说是关闭的，现在要这样高速度实现现代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挑战，确实像重新开展一场革命似的。”

邓小平：“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是荒谬的。

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定了这个目标，要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头，靠具体的措施有力才能实现。现在人们怀疑，中国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目标？问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有什么根据。我们的根据可以讲有四条。

第一条，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

第二条，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我们现在有二百多万台机床，石油年产量超过一亿吨，煤炭超过了六亿吨，只有钢才三千多万吨。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第三条，我们相信中国人不笨。有十来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提倡解放思想，重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使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现在加强民主、发展民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发展民主，有人误解是提倡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林彪、‘四人帮’的时候才是搞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状况下不可能搞建设。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

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林彪、‘四人帮’把这种社会风气彻底破坏了。现在北京有个“西单墙”，就是那些不劳动的人，经常同事的人，‘四人帮’思想体系中中毒很深的人在那里活动，有的还搞特务活动。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尽管有错误，还是好意的，但是，里面实际上是‘四人帮’思想体系统治着。他们搞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种青年是极少数，但是能量比较大。我们对这些人采取严肃的态度，是为了教育年青一代。所以我们提出在加强民主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解放思想，也要恢复我们长期已有的好的社会风尚。我们说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有个条件，就是要实现安定团结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局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放松了科学研究和教育，这方面损失是很大的。我们要加强科学教育事业，要发现人才，很好地使用人才。归根到底，就是要发挥积极性，只要把人们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第四条，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要花很大的精力处理“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许多问题。去年开始我们才真正地把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一定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还会不断地遇到困难。比如，我们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比如，我们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是人才不够。比如，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了，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我们参加国际合作，在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方面，也还要摸索经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障碍，这些困难，这些不足，我们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逐步克服的。这三两年内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绩，过几年面貌会看得更清楚。现在尽管人们还有怀疑，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这个事业能够成功的。

吉：“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那末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否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混乱，即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在这些方面我们改革起来还有许多困难。”

吉：“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

邓：“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林克光：“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说市场经济只存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佯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4）

市场经济如何搞？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否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

以上问题，邓小平都一一给予了回答。邓小平的经济口才非同一般，在此我们可以深有体会。

16、与金日成纵论经济建设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二人一路兴致勃勃谈了许多问题。

邓小平向金日成同志介绍了我党十二大以后的工作重心以及奋斗目标。

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刚刚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二大以后，我国政治形势更加稳定，可以更好地一心一意搞建设了。

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十二大对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做了比较审慎的处理。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活。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17、南巡讲话，震撼神州

　1992年年初，邓小平先后去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是一次震动神州大地的旅行。在这次行程中，邓小平妙语叠出，讲了许多影响中国命运的惊世骇俗之言。邓小平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