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毛泽东是一个令全世界都十分关注的伟人,而发生在中国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事件也是震动全球的。外国记者就这些重大事件提出了很多问题,所问皆是直言不讳,切中要害,涉及到中国政治的极敏感部分。邓小平的回答十分坦率,十分真诚。他没有丝毫的回避,旗帜鲜明地讲清了自己的观点,所言皆是客观的,冷静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邓小平谈话中一贯拥有的精神,它像一束耀眼的金光使他的谈话充满了真理的光芒。在谈到对伟人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同时指出了他晚年所犯的错误,他说:“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这真是精辟有力,恰如其分的结论。
2、要有“脱裤子”的精神
从1942年2月开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普遍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内容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影响,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权威地位,以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巩固。
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5月开始的,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了边区的整风运动。但由于一直处于对日作战前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所以直到1943年9月以前,主要是普遍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初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了整风动员讲话。这个讲话是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的又一篇重要文章,同时也是整风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其突出的价值在于这是中共历史上较早地称颂毛泽东,并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文献之一。
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全面阐述了整风的意义、目的、方法和态度。
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邓小平在谈到整风期间,每个同志应抱的态度时,款款道来,口才十分生动。
他说: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好好地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过去有些同志到党校,目的只是想听听报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整风主要靠自己下苦功夫。要自己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负责的精神,才会胸怀坦白,才会有“脱裤子”的精神,也才会把思想作风整好。没有这种决心的人,或者只是企图“秘密”地改正错误,不肯露出“尾巴”的人,是绝对整不好的。上期党校有些同志就吃了这个亏,于党于个人都是无益有害的。
邓小平在这节讲话中,运用了形象思维。他说要有“脱裤子”的精神,其实就是说一个人要勇于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那些“不肯露出‘尾巴’的人”,其实就是想把错误藏起来的人。
3、“古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
秋日的南京,的确是秋高气爽。1949年9月12日下午,二野军大的大操场好不热闹,大操场变成了万人大课堂。
4点半钟,全校人员已经集合好了,排成了26个大方阵。5点钟,邓小平满面含笑由徐立行、刘华清陪同健步登上主席台。
场下立即掌声雷动。邓小平以宏亮的声音宣布了演说的题目:“今天我来看望同学们,并向大家只讲一个题目,叫做‘过关’。古人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毛主席号召我们,特别是参加革命的青年同志要过好‘三关’,比关云长的‘五关’少两关,但是‘三关’都是大关,每个大关中又有许多小关,这叫做大关三个,小关无数..”
邓小平开始逐一阐释‘三关’的内容,同时又把学习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纳入‘三关”中一一予以解决。
邓小平干脆利落,大展口才,从容说道:“干革命首先要过好帝国主义关,也叫战争关。战争这一关,我们已打了几十年,现在人民解放军用了三年时间就打败了在美帝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要警惕的是帝国主义对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他们还会用各种手段来进行破坏和捣乱。对帝国主义怕不怕?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种种灾难,而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也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斗争失败了,再斗争又失败了,有压迫就有战争,而且一直斗争下去,直到胜利。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了,难道革命青年还怕帝国主义?”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完全接受邓政委的教导。小平同志继续说,“帝国主义虽然被赶走了,但是美国帮助蒋介石封锁我们怎么办?”他继续说,“我们是被帝国主义封锁惯了的,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被封锁;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被封锁;我们就是从敌人的封锁中打出来。帝国主义的封锁只能提高中国人民的觉悟,丢掉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这倒要谢谢帝国主义,谢谢它从反面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讲到原子弹,小平同志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但是原子弹是不能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根本胜利,是苏联对日宣战,红军出兵东北,日本侵略者对战争已经绝望,因而无条件投降。”
其次,是过好封建主义关,又叫土改关。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而是要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就是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过好封建主义关,就是当革命触及家庭、亲友的利益时,能够坚定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线。
第三,就是过好社会主义关,也叫胜利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艰巨的,史无前例的革命,它要把人类历史上的私有制度转变为公有制度;把阶级社会转变为无阶级的社会;把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转变为人民民主专政;要把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人民富强的国家。我们要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转变,不树立巩固的革命世界观是不行的。”小平同志耐心地教育青年学生,要过好社会主义关,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
最后,小平同志把前面讲的过三关作了一个总结:“过关是长期的,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要准备过关,这一关过去了,还有那一关,倒下去了,再爬起来,要不怕艰苦困难,不怕流血牺牲,一关一关地过去,直到最后胜利。”为了过好关,小平同志号召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过关,过得好不好,关键是个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要站稳立场,就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旧的世界观,做个真正的革命者。”
小平同志的“过关教育”,处处打动了青年的心弦,触及灵魂深处,把学生中原有的一些怀疑和混乱的思想完全解决了,提高了思想觉悟和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志们一致反映:“听了报告,口服心眼。”并表示“一定要过好三关”,做真正的革命者。
邓小平这段演说不仅富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现实感,而且从口才学的角度说还十分具有感染力。他首先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作为引子一下把听众的注意力与兴趣提了起来,然后再单刀直入,直接谈革命战士,尤其是青年战士如何过好“三关”、要比关云长还少“两关”的问题。这种以古喻今,纵横对比的口才艺术使得听者更加兴奋,同时也使得谈话富有了生动性。
4、“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回忆(引自《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642—643页):到了西南,父亲工作之繁忙分毫不让战时。你想,又管军事,又管政治,又管经济,还有民族问题,也是千头万绪,
不容闲暇的。在西南,战争结束了,父亲问他的部下:“仗打完了没有?”父亲解释道,西南今后的工作,比普通军事斗争要复杂得多,不是打几
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他说,西南的任务是: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九十万,指的是要把战争俘虏和投诚的九十万原国民党部队改造过来,
成为人民的军队,成为能工作、能生产的人。六千万,指的是西南七千多万人口中,有六千多万是我们要依靠的人民群众,要把人民组织起来,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生产,恢复经济。六十万,指的是我军在西南的六十万部队,要把战斗队变为工作队,提高素质,加强纪律,去创造和建设一个新的大西南。做地方工作,父亲的风格,与做军事工作一样,作风是简单明了,处理
问题明确果断。父亲主持开会,两大特点。第一,开短会,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只开了九分钟。
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多余的话,话讲完了,就散会。
第二,先听意见后作决断。每逢开会,总是各部门先发言,不管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也不管提出多少问题,大家发完了言,摆完了问题,该父亲发言了。他一二三四五,当回答的回答,当发回研究的发回研究,当拍板决定的立即拍板作出决定。
西南局的人都说,他们常常是带着许多问题、许多烦愁、许多疑虑而来,
但散会时,则每个人都已目的明确、任务明确、方法明确。从以上毛毛这节回忆中,我们已深切感受到了邓小平口才的一些特点。首先,当邓小平谈到西南的工作任务时,只用三个数词就形像生动地表
达了首当其冲所要做的三件大事,讲得言简意赅,而且一下就抓到了工作的本质,讲话的核心也一一俱在了。
接着是,邓小平说话从不罗嗦,开会简洁明快,他的谈话有一种雷厉风行的感觉,这也是口才艺术中不易达到的一个境界。因为一般人说话喜欢夸夸其谈,那其实是在卖弄口才,而非真正的口才。
第三是,邓小平说话十分沉着,不急于先说,也不抢人家的话头,而是先听后说,逻辑严密,有轻有重,尺度的掌握也十分恰切。
5、打乒乓球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
据王任重同志回忆:1959年容国团得世界冠军后,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
这是典型的邓小平口才,词锋锐利,一针见血。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是专指那位搞阴谋却一天手持“小红书”的林彪。因当时受林彪的影响,思想理论界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思潮。有人甚至牵强附会地把体育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归功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
对于这种作法,邓小平后来还在1960年3月25日的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作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报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央已经发了一个指示,准备还要搞点材料,再发个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邓小平这段有关毛泽东思想如何进行宣传的讲话可谓谈得非常之好,既科学又严肃,而且滴水不漏,十分完满。从口才学的角度说,还可以成为说理口才的范本。读者好好钻研此文,还可以大大提高自身的说理口才。
6、邓小平针锋相对,大斗“四人帮”
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后,受到了来自“四人帮”的疯狂干扰和破坏。面对“四人帮”的器张气焰,邓小平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此时,一向稳重,沉着的他也讲出了锋芒毕露的话语,对“四人帮”抛来的无耻谰言给予了迎头痛击。
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搞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受到了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批评。“四人帮”对此极为恼火,会议一结束,他们就四下放“风”,说政治局会上大家的“讲话过了头”,说政治局会议是“突然袭击”,是“围攻”。
面对如此张狂的言辞,邓小平严辞回敬道:“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对照主席的批评,还讲得太浅。”这些话像一把闪光的利刀,给“四人帮”有力的一击。随后,邓小平又紧紧抓住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声色俱厉地质问:“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邓小平层层进逼,将“四人帮”逼入了理屈词穷的境地。随后,他再展锋芒,抛出了一句震聋发聩的话语,他说: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结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这几句话看似寻常,但却具有无法比拟的威力,它给了“四人帮”致命的一击,同时也如电光火石般使在座的人们猛醒。
“四人帮”被邓小平的凌厉言辞驳得无言以对,他们默默坐了好长时间,都找不到什么说话。最后,王洪文做了点自我批评,出于无奈,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这是九年来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第一次垂首认错。
“四人帮”这次虽说败下阵来,但他们不肯轻易罢休。1975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表中央作重要报告。在会上,江青贼心不死,胡乱插话,再次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以超凡卓越的口才驳斥江青,与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辱枪舌战。
会议开始后不久邓小平说:“这次会议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时江青插话道:“内容不一样。”邓小平说:“重要性一样。”
当邓小平讲到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又插话说:“是少数。”邓小平高声回敬她说:“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就是个别的也值得很好注意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缺乏粮食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即便是少数也应当引起中央的注意。邓小平的回答是负责任的回答,它显示了一个中央领导人忧国忧民的心态,这样的回答,使江青那句不以为然的插语相形见绌。随后,邓小平又继续说:“据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农业产值按人平均为124元,最低的贵州倒数第一只有六十几元,..社员有的还倒欠债!”江青不等邓小平将话说完又抢
着说:“有些债要取消了。”邓小平扫视江青一眼当即指出:“那是政策问题,中央要另行研究。”
邓小平又说:“四川倒数第二,这行吗?”江青又插话:“八千万人口。”邓小平纠正道:“九千多万罗!”
会议本来没有安排江青讲话,邓小平讲完后,她偏要讲,开口批评不重视会议,说什么“第一书记只来一个内蒙的尤太忠”。面对气势汹汹的江青,邓小平也毫不客气,当即回敬道:“各省市是按中央通知办事,主管农业的书记来了就行。”
邓小平就是这样针锋相对,毫不让步地与“四人帮”对驳的。
7、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1975年夏季是火热的,芳菲正浓,万物争荣。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茶气势磅礴。
1975年全面整顿的发展趋势很清楚,邓小平和他的战友组成的“作战指挥部”,“横下一条条心”,竭尽全力所要“扭转”的,不仅是严重混乱的社会和生产秩序,也不仅是“四人帮”趁机夺权的嚣张气焰,而且是力图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这是斗争逻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不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7月17日,在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对于全国正在开始好转的经济形势有如下一段记载:“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1975年,偏离了正确航向的人民共和国的航船正在逐渐地调转船体,逐渐地驶入正确航道..
整顿工作的深入发展,已使新一轮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日益迫近..
1975年,对于毛泽东,是一个不轻松的年份。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病情逐渐加重。此时的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他一生中所做的、可与新中国领导建立并列的两件大事之一,他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同时又迫切地想扭转“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社会出现的混乱现象,希望实现社会安定;希望加快经济发展,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却与安定团结、经济发展存在着根本对立的矛盾。
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自己思想上的深刻矛盾。
他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旦这个前提条件不存在,他对邓小平的支持也将不复存在。
“四人帮”深知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他们又一次开始活动了。
这一次,他们打头阵的是毛泽东的侄子、“四人帮”的亲信毛远新。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
毛泽东在不断听到、并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时,他的态度变了。他在听取汇报时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不过,他仍然对邓小平抱有希望。他指示在政治局内讨论对“文化大革的评价问题,希望能够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
邓小平谢绝了。答复是: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言辞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寓刚。
1975年11月起,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又先后靠边站了。
然而,邓公“钢铁公司”的硬劲未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毛远新对整顿工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驳斥:“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的态度导致了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一层新的阴云重新向人们心头压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8、“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对于怎样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一直是非常清楚的。1975年9月27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就说过:
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给少年儿童的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还有,毛泽东同志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社会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而且讲都怕讲,讲了就是罪,这怎么行呢?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邓小平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对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作了极好的说朗。口才也十分精彩。
然而1977年2月,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却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来,华国锋又在当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于1977年5月24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鲜明而简洁他说道:“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佯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⑥
不久,邓小平又干同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了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应从整个体系入手;而不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引用一些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来借以吓人。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了朝鲜后,回到了东北,在听取了吉林省委常汇报工作时说: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接着,邓小平还坚定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
9、一个伟大的演说家
邓小平既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有,军事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凡是亲耳听过的他讲话的人都不会忘记他那让人入迷的演讲。
一位老同志这样回忆道:“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在重庆工作了五年之久,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见到邓小平同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第一次听邓小平同志作大报告,是在重庆市人民政府的大礼堂。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抗日初期在延安,就曾听过小平同志的报告。他从抗日前线回延安开会,在延安北门外的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群抗大学生,坐在黄土地上。小平同志穿一身同我们一样的灰色粗布军服,很不合身。我坐得靠后,那是没有麦克风,他的话听得不十分真切,印象不深。从那以后,十多年没机会见他。二野捷报频传,对他的名字当然是十分熟悉的。
到了重庆,他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我们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的报告就是工作指示,必须十分注意听他的讲话。
从下午一点到六点多,他站在台上,手上不拿讲话稿,发言提纲也不带,也很少见他喝水,一气讲了五个多小时,逻辑性很强,条理分明,有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这真使我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从未见过作如此长报告而不停顿的人,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散场出来,大家纷纷议论:“我们的邓政委好厉害!”(那时小平同志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大家都称他为邓政委,而不叫什么书记,那时“书记”不作为称呼。)
此后,听邓政委讲话的次数比较多了。这时小平同志才40多岁,正是人生鼎盛之年,他作为中央的“封疆大吏”,担子是很重的。
有一次在西南军区大礼堂,为了整顿党风问题,他对西南局系统党政军各单位的干部作了一次大报告,他声色俱厉,词锋尖锐,指责我们有些干部进城以后,贪图享受,作风很不检点,甚至堕落腐化,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他宣布组织的决定,有的开除党籍,有的留党察看,还有的受到另几种不同处分。他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振作精神,把刚刚解放的西南地区的工作做好,上不负中央的重托,下不负西南人民喁喁之望。这次讲话时间也很长,但人们不觉其长,也不觉得累。走出会场,人们心情沉重,小平同志的这一重锤仍在耳边回响。..”
10、一语定乾坤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极为精彩的讲话。他说:“..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地最重要的保证。”
这是一篇震动全国的讲话,也是一篇震动世界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饱满的热情和庄重的姿态,沉雄有力的气势和高瞻远瞩的见识紧密结合,使其显得气字非凡,宏阔大气。这篇讲话向世界宣布了中国未来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为今天的中国人指明了行动的方向。这是伟大之声,这是巨人之声,这是继往开来的历史的最强音。
11、安邦治国之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会上作了一篇十分重要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今,这个原则已在神州大地广为普及,老幼皆知。
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邓小平已告诉了我们,那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古人说,行事之前应“立主脑”,用今天的话来翻译一下,就是办任何事之前,应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当然深谙此道,为此他为我们定下了一个治国的硬道理,按西方政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治国理念。
邓小平为我们细细道来: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
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
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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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反左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反右的有力武器。有了这个有力的武器,才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在大船驶向“四个现代化”的彼岸。
12、“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979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以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谈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民主与法制。而这两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保证。
邓小平说:
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前一段时间上海发生冲击领导机关的事,那是不能允许的。这实际上是属于“四人帮”打砸抢、武斗的思想体系。
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这次全国人大开会制定了七个法律。有的实际上部分地修改了我们的宪法,比如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原来的行政体制。这是建立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必要保障。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这次会议以后,要接着制定一系列的法制。我们的民法还没有,要制定;经济方面的很多法制,比如工厂法等等,也要制定。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