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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作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战争年代形成过山头，当时我们靠马克思主义觉悟、靠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没有形成什么派。就是那样，山头主义也有影响，所以专门反了一次山头主义。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搞久了也可以调动一下。

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

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但是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要搞几个大项目，表示我们的信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三、外交口才

1、实事求是，让卡尔逊大为尴尬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一位美国人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来到了中国，在此后的18个月里，他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对中国各个抗日战场进行了认真考察。1940年，他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该书记述的就是18个月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游历中国的见闻”，堪称抗战初期中国各战场考察实录。

卡尔逊在华北战场上考察时曾来到河北省南宫县。在八路军一二九师驻地，他会见了该师副师长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邓小平。

据卡尔逊回忆，在这个水果之乡（南宫县）他与邓小平和徐向前进行广泛的谈话。其中一次谈话，邓小平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时，卡尔逊问徐向前：“我特别想知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知道这是每个八路军战士都要宣誓去履行的。”

邓小平边吃水果边从容说道：“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对外政策；6，战时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邓小的记忆力相当好，而且并未卖弄口才，而是让口才自然而然地畅通而出。接着，他还纵论了国际形势。他说话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对情况的充分掌握让卡尔孙大为吃惊。

尤其当邓小平告诉卡尔逊：“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卡尔逊惊愕道：“你能肯定吗？”

“是的，”邓小平十分笃定地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这一来搞得卡尔逊十分尴尬，他说：“必定是电讯搞错了。”在此，我们感到了邓小平口才的锐利。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15岁就离开家乡到了法国巴黎，在巴黎勤工俭学并参加革命活动长达5年之久。这段经历无疑使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阔了大视野，看问题自然具有世界格局，心胸也自然十分博大，后来又去苏联留学，进行了坚定的马列主义训练，思想与口才当然锻炼得炉火纯青。

从编者所能收集到的资料看，邓小平与卡尔逊的谈话，应是他第一次以共产党的一名重要领导人的身份第一次从事外交活动，而且谈吐不凡，表现出重原则、重实事的一流外交家风度。他不仅给卡尔逊留下至深印象，也给我们留下至深印象。他日后在国际大舞台上纵横捭阖，大展鸿图当是后话，读者们也自会在本书后面陆续读到他高超的外交策略与外交口才。

2、从“乱中”理清全球

　三大矛盾众所周知，毛泽东曾根据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急剧分化和改组，于1974年2月在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说法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邓小平在联大发言时，首先开宗明义，提出了中国政府当时的立场：“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为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接下来，邓小平纵论国际风云，一语点出“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

为什么呢？邓小平层层道来：“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变。整个世界动荡不安。”接着，邓小平用了一句中国的说法来形容世界的局面，那就是“天下大乱”。在这个“乱”字当中，反动势力走向衰亡，而人民的力量却日益增大。

接着，邓小平以严密的逻辑分析，从“乱”中理出存在着的三大矛盾，而这三大矛盾正形成三个世界的国家相互斗争着的格局。

邓小平干干脆脆点出了这三个世界。他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接着，邓小平大展其口才的锐利，剑锋直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一点数他们的不是。

谈完此点，邓小平再转论“第二世界”的一些国家，指出这些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情况。比如葡萄牙，这个国家，它“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

而发展中国家呢？

邓小平以充满诗意的激情说道：“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更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最后，邓小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又一语点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也必然存在着矛盾、同时又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以及与“第二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大矛盾。因此，可得出“超级大国”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邓小平在联大的这次发言，气势恢宏，论理清晰，具有极高的口才艺术欣赏价值。

3、挂帅出征，舌战赫鲁晓夫

　1960年9月莫斯科将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大会。而那时，中苏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已经公开化。但是中国必须前去赴会。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得到了中央的一致同意。邓小平一行到达莫斯科。交锋很快就从欢迎国宴上拉开了。赫鲁晓夫陪着邓小平在主宾席前就坐。几次敬酒刚过，赫鲁晓夫就开始发话了：“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运动老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赫鲁晓夫这席话显然是借阿尔巴尼亚来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十分坦然，放下酒杯，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应该好好地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可他们总和我们过不去。”“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你们有不同的看法。”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呀！”赫鲁晓夫生气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还骂我们，说我们是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邓小平沉着且毫不含糊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邓小平这最后一句棉里藏针的话击中了赫鲁晓夫的要害，须知，正是在赫鲁晓夫的旨意下，苏联才单方面撕毁了对中国的援助合同，撤走了专家。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是令人痛恨的。至此，赫鲁晓夫语塞起来，不知说什么为好，不过，他也不肯示弱，沉默了片刻他就又毫不客气他说。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对斯大林的问题上态度那么前后不一致呢？”赫鲁晓夫的粗暴性格现在又显露出来了。邓小平显然不买他的帐，很干脆地回答说：“不对！我们的态度是一惯的。”“不！你们开始赞成我们，后来却又在反对我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个原则问题是要说清楚的哟。反对搞个人迷信我们过去赞成，现在也赞成。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态度，刘少奇同志向你们的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党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杨同志，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过没有？”

邓小平随即把目光落在一旁的米高扬身上，这位苏联领导人有些不自然地与赫鲁晓夫对视了一眼，忙调开了目光，端起杯子到别处敬酒去了。赫鲁晓夫气得用手拍打了一下桌子：“对斯大林的问题，我们是不能让步的，他是犯下了罪的..”

“不应这样一概而论！赫各晓夫同志，我们反对搞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怎样看待，这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评，但成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

“你知不知道？我们苏共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都更深切，我们受害也最深。”

“个人迷信要批判，但对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借反对个人迷信来攻击其它的兄弟党。”

邓小平毫不含糊，把气势汹汹的赫鲁晓夫弄得来一下子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

大厅里乐曲声还在回荡，宴会进行到了一半时间了。赫鲁晓夫用指头轻轻弹了弹酒杯，突然他的思维跳到了另一个问题上，他脖子一直，说道：“你知道的，高岗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你们中央却清除了他，这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高岗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这可是你说的啊！”邓小平的语调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他抓住赫鲁晓夫这句话里的轻率和不负责任，庄重地说：“今天我们都要把你的这个讲法记录在案的。”

赫鲁晓夫无言以对了，但他马上话锋一转又说：“邓小平同志，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们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呢？”

“你们喜欢的人，我们就给你们，这难道不好吗？”

“荒唐！简止是无稽之谈。”邓小平说完这句话后就不再理睬赫鲁晓夫了。

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这场舌战以后，与邓小平直接谈判的苏方首席代表苏斯洛夫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向邓小平进攻。他吸取了赫鲁晓夫败在邓小平手下的教训。谈判中他常常以一种讨论式的口吻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和批评。邓小平的口才是出类拔萃的，无论对手采取什么方式向他进攻，他都能巧言相辩，应对自如。

一次会谈中，苏斯洛夫对邓小平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这是我们不得不撤回来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呢？”邓小平反问一句。

“现在中国的气氛已经不适宜我们专家工作了，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拔白旗。在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让你们送了一面白旗。这证明你们对苏联专家的态度使得他们无法工作了，撤走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

苏斯洛夫讲得不紧不慢，很有依据，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下子被他弄愣了。邓小平悄悄示意工作人员立即向国内挂个紧急电话，对上述情况进地核实。当工作人员把国内核实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后，邓小平不动声色他说：“同志们，刚才苏斯洛夫同志说，我们给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送了白旗，这是造成苏联撤走专家的原因。我们刚刚做了核实，确实是送了一面旗，也的确是白色的。”邓小平说到这儿，略微停顿了一下。

“不过，我想告诉苏斯洛夫同志的是，这面白旗是锦缎制成的，还镶有一道漂亮的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色大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这就是实际情况。”

邓小平一言即出，便切中要害，苏斯洛夫一下子不知所措了，他把目光不自然地调开，耸耸双肩，做了个表示遗憾的神情，双手不住地搓动着。

邓小平继续用一种深沉而极有分量的声音说：“苏斯洛夫同志，可见你们掌握的情况与事实出入有多大的距离呀。”

“这..这也许是些不值一提的枝节问题。”

“那我们也来说说重大问题吧。”邓小平的目光中闪射出了一种义正辞严的光亮，语调也显得严厉起来了。“那么，你们到底为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走专家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这涉及到了我国各重要的经济部门，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你们片面的、单方面的违反国际准则，撕毁了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们的做法不仅给我们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的目光才行——”

邓小平的话字字如千斤，重重的击在人们的心上，会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凝重起来，各国代表都能掂量出邓小平这番话的历史分量。

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终于拔掉了文件中的一些钉子，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最后邓小平同志在会议结束时再次对赫鲁晓夫说：“对于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有保留意见，留待11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讨论解决吧，为了国际共运的团结，我们已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26国会议后，中苏分歧公开化、激烈化，大辩论达到一个高潮。..

在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中苏商定于1963年7月6日至20日再次在苏举行会谈，我方代表团团长又是邓小平。

会谈开始之后，邓小平与苏斯洛夫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更大的口才较量。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滔滔不绝做了长达70页的讲话，对中共大加指责和攻击。邓小平沉着冷静地听完他的长篇讲话，没有当场反驳。7月8日，在第二次会议上，根据规定由邓小平发言，这时他才大展口才，对苏斯洛夫的长篇大论进行了猛烈地回击。邓小平的讲话从容不迫，有理有节，他毫不含糊地批驳了对方的肆意攻击，捍卫了中共的原则立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回顾历史，中苏之间这场大辩论的发展和起因，其责任不该由中国承担..”

邓小平一口四川话，字字有力，句句在理，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他说：“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整个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是歪曲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苏斯洛夫不肯轻易言败，中苏双方的辩论在逐渐升级。然而就在这种紧张激烈的对抗性辩论期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苏共中央公然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未结束之前，双方不得公开发布消息”的协定，7月14日在双方的会谈正呈难分难解之际，居然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7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苏共的《公开信》，并加了编者按，明确指出：“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其中这样的例子总共有七、八十处之多，举不胜举”..

会场外公开挑衅激起了中共代表的极大义愤。在7月19日的双方会谈中，我方严肃地批评了苏方不守协议，明显地违背马列主义立场观点的做法。

苏斯洛夫被我方的严肃批驳激怒了，一反他“沉稳”的性格，对我方提出了“最坚决的抗议”。

他对邓小平说：“我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中共代表团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邓小平同志立即批驳了他：“你们还提出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

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你们想抗议什么？”苏斯洛夫有点心虚。“苏斯洛夫同志，这不是明摆在眼皮底下的吗？”邓小平声音不高，但很严厉，一下把对方打哑了。双方沉默了一会儿，邓小平说话了..“鉴于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建议今天的会谈暂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外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再商量。”这一轮中苏两党会谈在举行了九次会议后结束，会后发表了双方达成的例行公报。当天下午6时，在卡捷琳娜宴会厅主宾席的老位置上，邓小平与赫鲁晓夫又见面了。当然，他们谁也没忘记两年多之前在同一场合两人的交锋。邓小平襟怀坦荡地举杯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代表中共中央重申，邀请苏共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下一轮在北京举行的两党会谈。”赫鲁晓夫也若有所思地举杯说：“我们一定派代表团到北京来，一定来..”至此，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的交锋才暂告一段落。

4、“一秒钟的功夫就可以解决”

　在中日外交史上，有一件举足轻重的事情就是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签订。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这个条约的缔结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1974年，中日双方便开始酝酿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然而，经过多次谈判和协商，到了1977年秋天，条约的缔结仍然没有成功。这是中国外交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苦战。

1977年9月，重新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接见以滨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福田首相表示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对他寄予希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问题来说，一秒种的功夫就可以解决。”

“一秒钟的功夫就可以解决”是一句绝妙的外交辞令。它显示了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国政府希望尽快缔结条约的迫切心情，同时也在暗中敦促了日方，让他们尽快痛下决心。邓小平的这句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多方面的努力，这之后不久，中日双方的谈判果然又有了进展。

1978年8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再次来到中国，8月9日，两国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会谈。园田直坦率他说：”这个条约日本沾两分光，中国沾八分光，所以，你们别耍手腕，还是在华国锋主席去罗马尼亚前缔结的好。你们中国搞外交有一手，但不善于交际。缔结条约之前，日本人和中国人首先要进一步相互理解。”在双方分析国际形势时，园田直又说：“如果条约缔结不成，我就不能回日本了，只好在北京自杀。我没有退路，你们也一样，如果谈崩了，我和你黄华外长都会受到世界的耻笑！”

8月1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园田直，虽然园田直是个有胆有识，灵牙利齿的外交家，但邓小平的外交口才也是无与伦比的。他从容地应对着园田直外相，谈吐极为潇洒。当双方谈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邓小平郑重他说：“那是名存实亡。那个条约规定，提前一年通知就可以废除。明年四月就到期了，我们将采取适当办法宣布废除。”

邓小平坦率的话语使园田直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小心地又问：“这个问题，对外可以讲吗？”

邓小平将手一挥，连声说：“尽管讲，尽管讲！”

园田直十分高兴，随后又吞吞吐吐地问：..还有一个问题..

“说真的，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讲的话，就无脸见江东父老..”

邓小平大方他说：“你尽管讲嘛！”

园田直说：“尖阁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领土，再发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代。”

邓小平严肃讲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然后微笑着摊开手说：“上一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这样的回答真是意味深长，含蓄无比。随后邓小平又说：“一如既往，搁置它二十年，三十年嘛！”

8月12日下午7时许，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终于签订了，黄华和园田直分别代表两国签了字，宾主双方都举杯同庆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1978年10月22日，为交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批准书，邓小平正式访问了日本。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来到首相官邸拜访了福田首相。当天中午，他访问了日本皇宫，与裕仁天皇在皇宫正殿行厅举行历史性会见。

这是二战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会见日本天皇。二次大战中，日本对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虽说现在中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但中国领导人在此次来访中会对日本天皇讲一些什么话呢？这是令所有日方人士都提心吊胆的事情。

会见开始之后，身穿西服的裕仁天皇首先伸出手去同邓小平及其夫人握手，说：“热烈欢迎，能够见到你们，很高兴。”邓小平接过话头，微笑着说：“感谢贵国的邀请。”随后，天皇把皇后向中国客人作了介绍。天皇和邓小平相对而坐，皇后和卓琳并肩坐在一张沙发上。天皇首先开口“你在百忙中不辞远道到日本来，尤其是日中条约签订了，还交换了批准书，我非常高兴。”

邓小平回答说：“中日条约可能具有出乎我们预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邓小平的这几句话讲得非常诚恳，也非常高明。他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既表明了我们着眼于未来的积极态度，又巧妙地点到了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非讲不可的问题。他的谈话是非常含蓄，非常艺术的，既体现了一种宽宏大量的大国风度，又自然他讲清了必须要讲的话，使那些一直提心吊胆的日方人士总算松了口气，天皇的紧张情绪也随之消除了，他似乎也受到极大的触动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那已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对每个有良知的日本人来讲，战争责任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中日关系而言，天皇的脑海里大概一直索绕着战争责任问题，因此才有可能在邓小平的触动之下，一气讲出原稿上没有提纲上也没有的心里话来。共同社说：“陛下在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件’这一措词，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一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这是邓小平超凡口才的效力。

邓小平点点头：“一点不错，我赞成。”“您身体很好啊。”“我七十四岁，听说陛下比我稍大一点，身体却很好。这最要紧。”皇后插话说：“北京很美吧？”“北京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正在加紧进行改造。”“东京也有公害问题。”天皇说。“看天空，好像在逐渐好起来嘛，北京可差远了。”尔后，两人又从城市问题谈及植物和历史，越谈越热烈。会见结束时，天皇和皇后把一张署名的照片和一对银花瓶赠送给邓小平和夫人，中方回赠了一幅画着驴子的水墨画卷和彩色刺绣屏风。

5、在美利坚语惊四座

　在中美建交过程中，两方首脑进行过无数次交锋，这些交锋既是才智上的较量，个性上的较量，更是口才上的较量。在这一紧张激烈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代表中方与美国代表会谈，他出言不凡，妙语联珠，为中美双方建交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1974年11月，基辛格第七次来华，当时由于周总理已住院治病，便由邓小平出面与基辛格会谈。

由于中美建交一事已经历了许多波折，基辛格已没有往日那么热情了。会谈开始后不久，他就指着摆在他面前的三本很厚的提要手册对邓小平说：“邓副总理，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向你念一遍。”

邓小平说：“博士阁下，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说：“有好几吨重，而且还准备了不少，我讲的仅仅是开场白。”

邓小平又说：“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

这是一番十分有趣的对话，基辛格的谈话中显然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不悦，而邓小平的回答却是机敏巧妙的。他用风趣的话语回答对方，言词轻松而有弦外之音，基辛格一下子就充分意识到邓小平口才的厉害。他伸手扶了扶眼镜之后又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处境均不相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不可小视的亲台势力，因此，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美国将在一九七七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以便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过程中关键性的问题，基辛格讲出这一番话之后，邓小平严肃他说：“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断然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邓小平这番话讲得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它无情地戳穿了美国想搞“一中一台”的企图，明确表示了中国方面在这一问题上的严正立场，捍卫了我国的利益，使基辛格也一时无话可说。

1978年5月，卡特总统派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布热津斯基此次来华，主要是想与邓小平会谈，以推进中美建交的进程。邓小平一见到美国客人就关心地问：“长途旅行，一定很累了吧？”

布热津斯基兴致勃勃地回答道：“我不累，我的劲头儿很足呢！”

邓小平将话转入正题道：“我们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喜欢痛快，毛主席是军人，周总理是军人，我自己也是军人。”

布热津斯基马上说：“对！军人说话就是痛快。我们美国人也是以说话痛快出名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美国人不容易理解，或者美国不容易理解。”随后，布热津斯基又郑重严肃他说：“卡特总统要我带话给阁下，我们准备认真地谈，不光是谈国际形势，也不光是谈如何采取并行不悖的行动，来促进共同的目标和排除共同的危险，而是要开始更积极地谈关于我们双方当前关系的问题。”

邓小平道：“只要卡持总统下决心，我看问题是好解决的。”随后他话锋一转问道：“你认为怎样才能实现关系正常化？”

布热津斯基说：“关起门来，只限在座的诸位听。我可以告诉你们，总统本人准备尽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再拖延下去..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负起政治责任，来解决我们双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你们的问题”。随后他又强调说：“我奉命向你们确认，美国接受中国的三条，即：撤军，废约，断交，再次肯定美国上届政府向你们所讲的五点。我愿意把我到北京讲过几次的那句话再在这里重复一遍：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邓小平听他讲这样的话，就马上干脆地说：“我想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期待着卡特总统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好吧，咱们谈别的题目吧！”

邓小平不愧是一位谈判的高手，他能够迅速抓住机会，当机立断，说出极为关键的话来，他在会谈中出色的口才给布热津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布热津斯基的日记本中他这样写道：“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者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浮沉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

1979年1月1日，中美之间终于正式建交了。1月28日下午，邓小平等率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1月29日上午，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了正式欢迎仪式，晚上又举行了盛大的国宴。邓小平在美期间，同美国总统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进行了多次会议。在这些会谈中，邓小平淡笑风生，口才一流，魅力无穷，令美国官员也深深地佩服。美国总统卡特也在日记中写道：“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l月31日，在白宫东厅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邓小平和卡特亲自签署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走》和“文化协定”，黄华，方毅分别和美国签订了《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领事馆的协定》、《教育，农业和空间合作谅解的换文》、《关于高能物理合作协定》等。签字仪式后，邓小平以乐观的口吻说：“我们刚才办了件大事，这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又说：“我们曾经预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将在广泛的领域里迅速地展开，今天所签订的协定就是我们的第一批成果。”

卡特总统也热情洋溢他说：“我们已经找出了一条新的，不可逆转的途径，通向更坚实，更有建设性，更富有希望的两国关系。”

这时，一位美国记者向邓小平提了一个不客气的问题：“你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在坐的人门都紧张起来，不知这一问题邓小平听了会不会生气，连卡特总统也有些不安地瞧着邓小平。此刻，邓小平平静地微笑着回答说“有”！

这一个“有”字提起了在场的人们的兴趣，他们纷纷侧耳倾听着，想看看邓小平怎样解释这个“有”字，这时只见邓小平稍停了停，便掷地有声他说：“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人们都知道，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台湾方面当然是极为不满的，那位美国记者的提问本是想刺探一下我国政府内部有无反对的力量，但邓小平用那样的话来回答他，既给了他一个正面的回答，又进一步重申了台湾为中国

的一个省份的立场，真是太机智太巧妙不过了。人们都没有料到邓小平会这样回答提问，他们原以为邓小平会被这个问题难住，没想到他十分轻松十分高明地回答了它。这一回答真是语惊四座，绝妙异常，人们纷纷为邓小平机智风

趣的回答鼓起掌来，再一次领略到这位中国领导人超凡的口才。

6、邓小平直言舒尔茨：“有摩擦，但责任不在中国”

　1983年2月，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当时，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十分猖狂，邓小平在会谈中严辞谴责了它，但美国的舒尔茨对此很不服气，他竭力为美国方面辩解，于是，在邓小平和舒尔茨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

当双方入座相互问候之后，邓小平很快把话引入正题，“自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发展比较正常。作为中美双方，我们都应该珍惜这种关系。”

“但是，邓小平先生，”舒尔茨说，“在某些地方，还是发生了些小摩擦。”

“是。有摩擦，但责任不在中国，”邓小平指出，“就说技术转让吧，中国并不是非美国的先进技术不可。老实讲，我们搞现代化主要是靠自力更生。即使美国的技术可以全部转让，中国也未必就全部买进。”

“某些尖端技术，”舒尔茨略带傲慢地摇摇头，“可能也不是贵国自力更生所能办到的吧。”

“不，您错了！”邓小平用事实驳斥，“原子弹、氢弹和所有的核武器，算得上‘尖端’吧？美国这方面的技术一直在对中国搞封锁。但是，我们不都一一通过独立钻研，自力更生，办到了吗？”舒尔茨没有那么傲慢了。”

“问题不在于美国对我们转让什么，而在美国究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还是真正的朋友？”邓小平坦率而又严肃地对舒尔茨说，“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同美国能不能交朋友，美国够不够得上朋友，还存在着许多疑问呢！”

“这..未免太多心了吧？”舒尔茨感到尴尬。

“不，这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邓小平继续说道，“别说历史上美国对中国不平等，就是现在，也未必平等。前不久，美国司法机关公然企图‘传讯’中国政府，这是典型的霸权行径，真是岂有此理！请转告里根政府，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邓小平先生有所不知，美国司法制度是独立的，”舒尔茨辩解道，“政府无权过问呀！”

“如此说来，美国实际上就有三个政府了：国会，内阁，法院。那么，究竟要人家同你们哪个政府打交道好呢？”

邓小平义正词严，谈吐锋利，在抨击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上毫不留情。他的一席尖锐有力的话语驳得舒尔茨哑口无言，只有默不作声了。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说：“请转达我对里根总统的问候，并告诉他：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受侵犯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7、“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

　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永不称霸”。

邓小平这次讲话，谈了两个重点。他首先谈了国内问题。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都高兴。现在的情况比较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着艰苦奋斗的传统。其次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还有就是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方针，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在“四人帮”时期要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他们说这是洋奴哲学。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世界各国后来不是也利用了嘛！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再加一条，那就是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总起来说，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丰富的资源，加上利用世界的先进技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当然也不那么容易。世界上先进技术发展很快，发展速度不是用年来计算，而是用月、用日来计算的，叫做“日新月异”。我们就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和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来算，还是比较低的。现在我们的方针政策已经明确，我们的口号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①

谈完国内问题之后，邓小平言简意赅他讲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以及义务。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这个思想现在人们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现在还很穷，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是将来我们发展了，搞不搞霸权主义。朋友们、你们都比我年轻，你们是可以看到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作了一篇讲话，讲的就是这个内容。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邓小平在谈到外交时，不仅思想十分丰富，口才也尤为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