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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不但为我们摆正了中国与别国之间的关系，他于1980年5月31日，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还为我们制定了一条如何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原则。

邓小平以他实事求是的精神说道：

我们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是回过头看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不久前我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同志谈话时说，过去我们对意共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也说，正确的并不都在他们方面。我说，我们两党之间过去的争论一风吹了。

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8、与施密特纵论天下大事

　1984年秋，施密特应邓小平之邀，第二次访华。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在此之前不久，即8月28日，邓小平已满80岁，但他给施密特留下的印象总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他在谈话中对答如流，富有幽默。在谈话的每一部分都对情况了如指掌，思想集中。

经过一阵开场白地寒暄之后，邓小平说：“说到年龄，你知道，老化一直是中国领导的一个问题，也是苏联领导的一个问题。但十年至二十年之后，中国将有比较年轻的领导人。我们很清楚，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领导人。需要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你还记得我们在一九七五年的谈话，那次谈话之后不久我就被打倒了。”施密特回答说，“可是你又回来了，这是你的幸运，特别是中国的幸运。你到底被打倒了几次？”邓微微一笑说：“当时是第三次，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

然后邓小平严肃起来，并且很快地言归正传。“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是更加坚决地独立于超级大国，这一点也适用于你们的国家。当然，这不是要反对西欧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但你们不应把德国独立的战略丢掉。戴高乐懂得这一点。欧洲同美国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

在这一点上，施密特认为邓小平肯定没有改变他最近十年中的看法。并且认为，自从一九七四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深刻地打击了欧洲国家，以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受到了损害，从而也使欧洲对美国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

邓小平把话题引到苏联。“中国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障碍。苏联实行的政策威胁着中国的安全。欧洲形势怎样？”

施密特回答说：“自从一九七六年以来，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也恶化了。这部分地与针对欧洲的SS—20导弹有关。但入侵阿富汗这件事也使欧洲震惊。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也希望改善同莫斯科的关系，我们正在敦促限制军备。”

邓小平说：“我估计，就撤走他们的导弹而言，苏联会不断制造新的困难。不过美国人也不很明智。他们言行不一。”

“苏联和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破裂了呢？因为苏联不断企图干涉中国的事务，因为莫斯科竭尽全力想控制中国。俄国想当老大哥。当我们表示反对时，克里姆林宫干脆就撕毁两国的合同。最后苏联公开站到反对中国的一边，并到处企图煽动东南亚国家反对我们。”

施密特问苏联在越南所起的作用。邓小平回答说：“你知道，对莫斯科来说，越南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苏联在那里奉行的是和美国在台湾奉行的相同战略。人们一直称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的政策同社会主义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多少关系。”

“我感到，就其政治目标和在地球上的进攻方向而论，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按社会主义的理想行事，毋宁说是按历史上发展起来的俄国扩张主义的传统行事。”

“大概是这佯，”邓小平说，“因此我还不信，领导人的变动会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你看，中国在越南的独立战争中始终支持越南，先是抗日，而后是抗法，最后是抗美。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价值二百亿美元

（按当时的价格）的物资，而且是在我们自己需要每一个美元的时候。但几年以后，越南在苏联影响下站到了反对中国的一边。他们把数十万中国人从越南赶出来。以后，又在中越边境一再进行新的侵略。”

最府，在波尔布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占领了柬埔寨。越南这次侵略的目的是要建立大越南联邦。中国不愿意看到越南在这一地区称霸。因此，我们在一九七九年不得不给越南一次教训。为了使我们正确地被理解，我们重复了几次小规模的教训。如果越南继续拒绝从柬埔寨撤军，我们保留再次教训越南的权利。越南这样做受到苏联的完全支持，因此越南占领柬埔寨是我们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之一。我们同越南的关系可以从越南撤军后的那天起正常化。”

接着邓小平谈到老挝，但他一再回头来谈柬埔寨问题。很自然，这对北京来说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施密特从西哈努克那里知道，他的作用很多取决于中国。就此，施密特问了邓小平。回答是：“我们劝西哈努克，柬埔寨从越南占领下解放以后不再回到社会主义。希望他建设一个和平的、不结盟的国家。如果柬埔寨愿意参加东盟，我们也丝毫不反对。”

当谈话转到日本以后，施密特说：“按照你们的想法，日本也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正因为日本人懂得，他们在苏联面前是无力自卫的，所以他们对美国的依赖还要增长。这反过来又必然使苏联恼火。在我看来，日本人似乎面临一个长期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想减少自己对美国的政治依赖；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做得太过分，以便使其他亚洲国家不因日本自我武装而感到不安。”

邓小平说，中国同日本有良好关系。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是因为日本有一些人想把经济上的强大变为政治和军事强大。“中国对此并不十分不安，但你说得对，这使其他国家感到担忧。”施密特表示异议，说：“我经常去日本，但我却并未发现有新的日本军国主义。如果你原则上主张日本更多地独立于美国，那么合乎逻辑的是，应当允许日本在防务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性。”

邓小平强烈地表示反对说：“不，不！如果日本想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更大的政治因素，这没有问题，它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但如果日本要在军事上寻求更大的影响，那只会在亚洲处处引起人们的忧虑。简而言之：对日本来说，谦虚一点好。”当施密特问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时，邓小平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相似的弱点。他们的实际行动同他们口头上说的往往不相一致。没有平等的伙伴关系怎么能起作用呢？中美之间对台湾有分歧。里根有一次说过，台湾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华盛顿在上海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的政策一如既往，仍然是摇摆不定的。国会通过一些决议，这些决议所指的方向与上海公报完全相悖。实际上他们还总是以两个中国为基础，把台湾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另外，华盛顿视台湾为自己的基地，他们坚持‘四个航空母舰的政策’。”这是指台湾、以色列、中美洲和南非。

施密特又问：“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有朝一日能否也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邓小平的回答言简意赅：“我也这样希望。”

谈了整整一小时后，施密特把话题转向中国的军队和邓小平在军队领导中的作用。邓小平当时兼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虽然他不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也不在政府任职，但他是四百万军队的事实上的总司令。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正准备举行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大规模阅兵式。

邓小平表示，军队没有问题。不过很多军队领导人年纪过大。“但是你看，军队需要一位象我这样年纪更大的老将作总司令。”但他考虑几年后摆脱这一职务。如果高级军事领导岗位由七十岁的人，总司令甚至由八十岁的人担任，这是不好的。团长应当由三十岁以下的人担任，师长不应大于四十岁。”

施密特觉得他说得太年轻了。就插话说，他想象五十岁的人当师长也可以。邓小平反驳说：“不，这不行。否则师长以上还有更高的职衔，这些更高级的人就太老了。就是集团军的首长也不应大于五十岁。当然，这只能慢慢来。”

当施密特问将领们的政治态度如何时，邓小平说：“军队不愿意再有文化革命..我们要使军队现代化，但我们暂时不想为此拿出太多的钱。先进行经济改革，然后再抓军队。其实，我们的核武器目前也只是象征性的，无论如何我们的核武器不多。我们注意到，苏联的经济失灵同它过高的军事开支有多么密切的联系。”

施密特表示，中国究竟打算如何从根本上培养年轻的经济管理人员？邓小平说，现在当然要靠中小学和大学。但重要的是把能干的年轻人派到国外去：已经有一万多青年人在美国学习，在德国大概有一千人。企业自己也培养年轻的经营管理人员。施密特插话说：“我在中国各地访问过程中会见了一些厂长，他们使我感到意外的年轻，比在欧洲的厂长年轻得多。”

邓小平证实了他的观察并补充说：“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年轻人送到领导岗位上！应当从全国筛选有才干的年轻人。在一九七八年的三中全会上，我们通过了一系列大胆的决议解决了农业经济问题。新的农业政策已实行了六年，你看到了成果。随着实行新的开放的经济政策，我们将进行一个试验，即把农村的经济推广到城市。当然，城市的经济问题要复杂得多..

“自然，中国今后也必须继续把精力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因为那里生活着我国五分之四的人口。我们必须设法防止他们流入城市。虽然在文化革命期间曾把很多青年人从城市送到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工作岗位，所以他们又回来了。”

“如果我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失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欧洲的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中国每年增加七百万人或八百万人，他们都需要劳动岗位。待业是中国的中心问题。所以我们建立了新的企业，从而也就创造了新的劳动岗位。但正是为了这点，

必须使我们的经济体制更具有灵活性。因此，我们也鼓励企业不断开发新的生产领域，包括合作企业和私有企业..”

施密特又提到一般的通货膨胀危险，特别是当前的通货膨胀率。

邓小平的回答有很浓的乐观主义色彩，他说：“我不相信中国有通货膨胀。但即将通过的关于价格体制和工资改革的决议当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通货膨胀问题。”施密特指出，中国领导在今后一个时期会面临一系列更加困难的问题。”但愿你们到时又能得心应手地解决困难！我祝贺你们抓经济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我知道，我掌握的经济知识很少，”邓小平回答说，“我只是为实行灵活的政策提出了一般性建议，而实现这个建议是其他人的任务，不过他们在改革中将得到我的全力支持。我相信改革是必要的。迄今在执行新政策中取得的成就证明我是对的。这些成就首先证明，没有我，其他负责人照样能干。我想，三年以后城市的变化也会明显起来。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安，整个方向不合他们的意。要消除他们的忧虑，中国需要三年时间..”

几天后，施密特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阅兵。

邓小平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几十万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讲了七八分钟的话。

随后，邓小平站在一辆敞逢车上接受司令员的报告。接着，他检阅了集合在长安街上的队伍；他大声呼喊致意和接受雷鸣般的回答。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时，阅兵式开始了，世界上恐怕没有别的军队能比这次阅兵表演更加精确。

9、给美国人一个强硬的回答

八十年代初，中美刚刚建交后不久，世界上某些人对中国有一些轻漫的议论，说什么中国又穷又弱，在世界上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中美建交是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认为只要美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中国就可以吞下去。

面对如此议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讲了一番十分硬气的话，坚决有力地回击了世界上对中国的轻蔑之词。邓小平说：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好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穷，装备也确实是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的。过去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佯的议论。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有不少这样的代表团和那样的代表团往美国跑，我们没有控制住，而一些代表团的言论行动又不谨慎。本来去访问不是坏事，是好事，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人。不但在美国，在欧洲也可能有这样的反映。今后我们派代表团要控制一下，当然不是说正常的来往不需要发展。最近我们正在进行经济调整。我们敢于公布财政赤字，表明我们还有某种自信。通过调整，今年我们的财政收支可以基本达到平衡。日本朋友说，他们从来不相信用控制的方法能够达到财政收支平衡。我们可以办到，而且我们还进一步确定，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最典型的是我们在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最近荷兰发生了一件事，说是荷兰的公司槁的，准备同台湾签订合同，为台湾制造两艘潜艇。荷兰政府当然干预了这件事。其实荷兰政府搞这笔交易是得到某些人支持的。我们正在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荷兰不改变这个决定，中国同荷兰的关系肯定要倒退。当然，我们还做一点工作，希望荷兰改变它的立场，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议会是以微弱多数通过这个决定的，因此，改变这笔交易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果做了工作以后不行，那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希望在中美之间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情。既然中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的那末，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

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他说，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是使它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

我重复说，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竟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邓小平的这番谈话讲得可谓堂堂正正，傲骨铮铮。面对美国一些人和报纸的轻蔑与歪曲，他以坚定有力，准确无误的话语给予了回击。邓小平的谈话显示了一种高度的自尊，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它是令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振奋的。中国要发展要对外开放，但如果有人想借此机会期负我们那是决不允许的。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历来都没有风平浪静过，台湾问题一直是个焦点。美国一些人认为，只要美国政府的政策强硬，中国就可以作出些让步，但邓小平义正辞严他说：“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这话讲得真是太妙了！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霸权主义的威风，真是痛快淋漓，石破天惊。

10、“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讲过这样一段话：“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邓小平的这段话是讲得十分高明的，它是一个智者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产物，是极为英明的金玉之言。我们知道，中国历来都反对霸权主义，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这样几个原则：一是反对霸权主义；二是维护世界和平；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基于这样的原则，所以我们不能当头头。因为当了头头就难免有指手划脚之时，就难免有居高临下之态，这样是不利于团结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同时，当头头也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有时候头头必须出来平息争端，有时候它又要出力为别人排忧解难。正常的国际援助是应该的，但过多地卷入国际争端与事务之中，必将消耗自身的力量，影响自身的发展。中国现在本来就不够强大，若再在国际事务中大包大揽，肯定是弊多利少的。另外，当了第三世界的头头，就得领导这些国家去同发达国家，超级大国相对抗，若真的这样，中国就无法独立自主地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无法在处理大国关系时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所以，邓小平说我们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这真是一句具有远见卓识的话。这句话反映了一个超凡的谋略，是大智大慧的结晶。

11、妙语化解紧张气氛

　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曾说过：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历史吧。

1978年10月25日下午4点，一次举世瞩目的记者招待会在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拉开了序幕。

邓小平面对400多名记者侃侃而谈，妙语如珠。

当日本记者提出了钓鱼岛的归属权时，邓小平神态自若地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

本来，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微妙问题时，会场内刹那间紧张了起来，但当邓小平以如此巧妙而充满中国式智慧的气氛语言回答了这一问题后，会场的气氛又轻松起来了。

12、“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

　人所共知，中印之间曾发生过一次短暂而不愉快的边境战争。然而时间如梭，转眼已是1982年。就在这一年的10月22日，邓小平会见了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会见时，邓小平本着一切问题向前看的原则，以一个具有伟大胸襟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口吻对来访的印度朋友谈了中国政府对印度的外交政策：

“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

邓小平心平气和他说道：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人口最多，加起来有十七亿，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我们两国又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在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合作得很好。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所公认。

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一九七九年我见到你们的前外长时就讲过“一揽子解决”，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我相信，我们之间最终是会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

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问题。当然，南北问题也应解决。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中国有句话：愈富的人愈悭吝。要富国多拿点钱出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所以，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这种合作总能解决一些问题。这些年来第三世界有一些发展，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相互交流和合作。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

13、“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1986年9月2日这天，邓小平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面对华莱士各种敏感的提问，邓小平从容道来，表现出一代伟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风度与口才。

下面是邓小平答华莱士的提问：迈克·华莱士：邓主任，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邓小平：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迈：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邓：没有。

迈：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你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邓：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迈：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邓：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一百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迈：所以，就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邓：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迈：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邓：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迈：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邓：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迈：具体他说，哪一件事应该放在第一位做呢？

邓：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

迈：是指越南在柬埔寨的军队吗？

邓：是的。

迈：里根总统和夫人对我的节目很有兴趣，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看这个节目，在我的采访节目播出时，他们一定会观看。不知你有什么话对里根总统说？

邓：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迈：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

邓：有。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五十年代，麦克阿瑟、杜勒斯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

迈：美国在处理美台关系时是否未能按照它承担的义务去做？

邓：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明智的态度。

迈：什么态度？

邓：很遗憾他说，在卡特执政的后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刚才我说，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呢？

邓：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迈：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邓：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有些失误，耽误了，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发展速度不会慢，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

迈：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爱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您是否

了解这些情况？

邓：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同西方做生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还要加以解决。作为领导来说，要摸清情况，采取措施，包括教育干部。

迈：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他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迈：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我看到现在农民生活得很好，有摩托车、彩电，自己盖新房。你们采取措施，鼓励他们致富。他们把一部分收入交给国家，其余部分归自己。这跟我们的制度差不多，我们的人交完税，其余的就归自己。

邓：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现在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一万元不过二三千美元，还是一年的收入，能够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那能有多少？比起发达国家来，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

迈：邓主任刚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

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

邓：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了。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迈：还有两个问题。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

邓：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

迈：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邓：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迈：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迈：但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邓：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迈：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体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迈：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一九八五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

邓：坦率地告诉你，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14、坦言相告，余味无穷——与戈尔巴乔夫谈中苏关系

　早在六十年代，邓小平和苏联首脑赫鲁晓夫之间就有一场著名的舌战。当时邓小平谈吐机敏，很有威力，被赫氏称作“很难对付的小个子。”自那之后不久，中苏关系恶化了，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讲坛上向全世界说：“在欺侮他国上，那个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超级大国更为凶恶。”

岁月流逝，世事多变。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苏关系又有了缓和的迹象。八十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中国走在了前面，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贸易活动开始恢复了，从1982年至1986年，两国贸易增长了六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很想进一步与中国改善关系。1989年5月，56岁的戈尔巴乔夫来到了北京，会见了86岁的邓小平，这是中苏两国领导人在长达30年的脱离接触之后的第一次会面。在这次会面中，邓小平讲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话，显示了他出色的外交口才。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对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他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