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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九三二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的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肋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

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由于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在隔断三十年后，两国之间要重新交往起来，就应该十分谨慎而有原则。邓小平的外交口才是十分出色的，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他首先谈了历史上英，日，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损害，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他直言不讳他说：从中国得利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土地超过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这是毫不客气地当着戈尔巴乔夫算了一下两国的旧帐。旧帐不能不算，两国要重新往来，发展关系，过去的事情还是说清楚为好。而俄国人过去欺侮我们，让我们受的气也不能白白吞下去，所以，邓小平旗帜鲜明，冷静客观他讲了俄国过去对中国的损害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当然，讲过去也是为了未来，所以他又说：他讲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求辩论，只是想使苏联同志知道中国是怎样认识过去的，脑了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这些话说得十分明智，十分有分寸，它们既体现了我国政府与苏联发展关系上的积极态度，同时又能在暗中制约苏联人，让他们今后在与我们打交道时不要旧调重弹，要更公正，更平等，更合理一些。因此，邓小平的这些话是讲得十分高妙的，它看似寻常但却意味无穷，效力无穷，没有非凡的外交天才和谈话艺术是讲不出这样一番话来的。

15、中国有句话，叫做“愚公移山”，你们称得上“愚公移海”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荷兰首相吕贝尔斯。二人进行亲切友好的谈话，对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非常风趣地说：

我没有去过你们的国家，听说荷兰不少土地是填海造出来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了不起。中国有句话，叫做“愚公移山”，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你们称得上是“愚公移海”。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上是比较少的，你们比我们更少，但是搞得很好，成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经过这么一个轻松自然、充满机趣的开场白之后，邓小平开始给客人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接着还谈到了国际形势，以及对欧洲的希望。邓小平说：欢迎你第二次到中国来。一九七三年你来访问的时候，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到现在的八年多时间，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走了第一步。我们确定一心一意搞建设是正确的。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这也是正确的。这八年多只是开始起步，虽然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成就，但是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就是再过十三年，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水平。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我们两国的观点一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我们感觉，欧洲比较开放一些，特别是技术上开放，我们比较满意，当然不是完全满意。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对荷兰，对整个欧洲共同体的

政策都是一样的。我们同东欧也在发展关系，这是我们的新方针。邓小平的谈话实在妥当，不仅具有外交口才的艺术性，而且也给荷兰首相说明了我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欧洲的政策。

16、“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1989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语重心长地谈到了中美关系，并希望两国之间要好起来才行。

邓小平说：

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尽快解决六月以来中美之间发生的这些问题，使中美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取得新的前进，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埋了。

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此节谈话中的最后一句，使我们感到邓小平博大的脑怀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殷切期望。他说自己是东方的中国的一位退休老人，不仅富有诗意，同时也充满了感情。因为正是这样一位非凡的但又具有平常心的老人，在关注着中美两国的关系。

17、与拉吉夫·甘地纵论国际新秩序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

在会见中，邓小平谈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邓小平诚恳地说道：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印两国共有十八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我们两国是上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行列里的最大的队伍。

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和加拿大包括进去，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人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变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五十到七十年时间内发展起来。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这是我国政府的想法。

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未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

遵循这些原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两国同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我提出这一建议，请阁下考虑。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我想，我们就首先在阁下来访的新闻公报中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我想你们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

四、统战口才

1、“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

统一战线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十分重视它，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它。

早在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就专门谈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邓小平以一个谦虚的开场白，展开了他的统战口才。

他先谈了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接着又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种类以及历史状况。

邓小平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根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谈完宏观再谈具体，邓小平又说：我想讲点西康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

除了恰切的口才之外，邓小平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掌握得也是非常有分寸的。

接着邓小平讲了：“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

如何开展工作呢？邓小平以“急性病”与“慢性病”来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他说：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

一个生动形像的比喻，使邓小平的统战口才具有了可感性，而且让我们体会得也更加深刻。一句话，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我门“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而这两种“病”的辩证关系，邓小平也说得清清楚楚。他所讲的不要患急性病，并非是睡大觉式的慢慢来，而是稳步向前。民族工作如果这样做，就掌握了节奏并一定能做好。

2、“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这是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句开场白。

这个开场白非常好，是大口才家的作派。语调平缓而内力深厚，给人一种静水流深的感觉。

紧接着，邓小平就点出了这个不平凡的原因：

说它不平凡，不同干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这三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④

这三点的确是非凡的，它已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其中尤其是第三点更加显得重要，因为邓小平已经把台湾问题提到了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在这不平凡的一天，邓小平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他简洁明快，重点突出地回顾了上一年的工作成绩，并以此来勉励自己也激发大家继续努力。

邓小平意气风发地说道：

去年我国的生产形势很好，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情况要好得多。这是与我们认真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分不开的。更值得高兴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举国上下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局面。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开来、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开来，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认识，缺乏经验，需要好好学习，加倍努力。我们还要看到，在有些事情上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某些方面还会有困难。但是，只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善于学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的事业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去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门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委员对当前形势是高兴的和乐观的，也是乐意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这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天，邓小平以他平实而稳隍的口才回忆了过去不平凡的一年。同时，这一天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邓公出语干净利落，铁娘子不慎跌了一跤

　当今世界，香港拥有相当重要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然而对于中国来说，香港却是世界唯一特殊而且矛盾的地方，它既是一粒明珠，又是一种耻辱。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香港就归了英国管辖，租期99年。

然而归期就要临近了。1997年，中国就将收回主权。

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加快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步伐。邓小平运筹帷幄，提出了他关于如何解决香港问题的大构思，也就是后来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统战谋略。

1982年9月1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开始了她的远东之行。9月22日下午撒切尔夫人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并于当天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在钓鱼台国家馆，撒切尔夫人住进了第十二号楼。十二号楼的总统套房分总统和夫人的卧室，都在二层，各有五十多平方米。撒切尔夫人与一般女性不同，她喜欢侠那男性味十足的总统卧室，让她的随从住在女性色彩强烈的粉色的夫人卧室，她喜欢睡在龙床上，龙床上雕着一百一十六条姿态各异的龙，是仿明代皇宫龙床复制而成，总重量达一点二吨，厚重的暖阁足以让享用它的主人发思古之幽情。

推开窗户，可以看到她十分熟悉的一百多棵欧洲甜樱桃树，还有荷兰、法国的温室花卉，一片生机盎然。

在北京，撒切尔夫人的生活是十分愉快的，钓鱼台国宾馆的接待服务无微不至，可是，与中国领导人谈到香港问题时，撒切尔夫人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在中英会谈以前，有些人以为目前的香港状况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人不可一日无香港，因为，目前中国每年可以从香港得到近百亿美元的外贸收入，香港协助中国引进外资、科技、管理技术，一旦战争爆发，香港又可以成为中国的后勤生命线。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解决香港伺题的最佳办法，是北京同伦敦续约三十年至五十年。

北京收回香港主权，形势基本已定，连英国伦敦上议院内固执坚持3项不平等条约的言论也已经渐趋于沉寂，大家都觉得鸦片战争的名声已经是太臭了，代之而起的是不少议员主张承认北京拥有香港的主权，以换取英国人将来在香港以及对华贸易方面的最大利益。

第二天会谈之前，中国总理特地比撒切尔夫提前五分钟到场，主动与香港记者谈天，香港记者十分高兴，赶紧抓住这难逢的良机问这问那，最想问的当然还是香港的将来，得到的回答是“主权问题当然中国是要收回的。”“如果中国收回主权，一定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香港的繁荣和稳走。”

显然，这是有意无意地向香港记者吹风，使他们知道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意向，邓小平已有坚定的决心，他说，我们不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人民会骂我们腐败无能，是李鸿章！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撒切尔夫人坚持“不平等条约有效论”，坚持十九世纪英国迫使中国缔结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拓展香港界址专条》按照国际法是有效的。认为这三个条约可以修改，却拒绝承认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还大谈特谈英国对香港市民“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对此，中国方面理直气壮地予以拒绝。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进行了摊牌性接触，却没有进行激烈争论。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进行关键性谈判。撒切尔夫人是富有外交斗争经验的政治家，她深受领导英国在二次大战中取胜的首相丘吉尔的影响，在国际事物中采取维护英国利益的强硬路线，有“铁娘子”之称。她此次前来中国谈判香港问题，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只见她身穿一袭蓝底红点丝质西装衣裙，脚蹬黑色高跟鞋，一条金光闪闪的珍珠项链端挂在颈项下面，腕戴一副镶有五光十色宝石的手镯，那是丈夫丹尼斯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手挽黑色提包，更显得雍容华贵，气度不凡，真不像五十二岁的人，中外记者无不喷喷称赞。

撒切尔夫人先来到人民大会堂珊疆厅，与邓颖超亲切会面。邓颖超以令人敬仰的传奇革命经历，质朴和蔼的风度给英国贵宾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位举世闻名的女政治家倾谈片划。撒切尔夫人旋即告辞，前往对面的福建厅，去跟邓小平进行关键性的谈判。撒切尔夫人在中国外交官引导下迈步前行，出于女人的特别细心和多年的出访经验不见邓小平外出迎接的身影，与刚才邓颖超在新疆厅外早就伫立恭侯的情景截然不同，宽阔的前额不由皱起了眉头。

突然，在距福建厅二十步左右时，邓小平神采奕奕健步走上前来，彬彬有礼地与撤切尔夫人握手问好。记者们一拥而上。撒切尔夫人笑着对迎上前来的邓小平风度十足地说：“我作为英国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邓小平晓得这位首相在香港问题上的观点，意味深长地回答道：“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位，但我认识的几位现在都下台了，欢迎来呀！”

“铁娘子”马上听出了邓小平弦外之音，知道这耐人寻味的大实话预示着今天谈判的艰难曲折，必须小心才是。有的记者暗自好笑，对此次会谈兴趣盎然，等着有好戏看，都把目光投向英国女首相，看她对邓小平寓意深刻的话做何反应。

只见撒切尔夫人客光焕发，仪态万千，在邓小平陪同下进入福建厅、坐在指给自己的沙发上紧张地正襟危坐，双手放在两膝上，准备迎接关键性的“战斗”。

铁娘子斜眼一看邓小平，只见他半靠在沙发上，笑容满面，轻松舒恰，面对大批记者拍照，不慌不忙地与自己寒暄，津津有味地大谈饮食之道，更感此人深不可测，便以优雅的风度主动客气地说：

“知道你很忙，刚从外地回来。”邓小平坦率地回答道：“我是陪同北朝鲜主席金日成去了四川。”记者退席之后，两人即转入正式会谈。撒切尔夫人对在前哨战中处于下风很不甘心，正式会谈一开始就大讲特讲香港在英国治理之下，已由荒山野岭变成了名闻世界的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香港今后要繁荣就仍要由英国治理。邓小平对此早已在预料之中，见“铁娘子”仍不愿放弃帝国主义的侵华产物，不肯将香港拱手奉还，神情格外严肃起来，斩截铁地回答：“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撒切尔夫人见邓小平如此干净利索、不容置疑地把中华民族坚决收回香

港主权的鲜明立场昭告于世，那么理直气壮，那么威武庄严，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邓小平明亮的眼光注视着客人，直率地说：

“香港问题很简单，我看一二年能解决。中国政府有三点原则性意见：第一，主权不容讨论，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队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二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撒切尔夫人此时无法正面反驳，只是气鼓鼓地一个劲儿强调，香港繁荣必须取得英国的合作。对此，邓不平毫不含糊地驳斥说：

“到一九九七年，中国要收回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的主权，这一点是肯定的，不能有别的选择。至于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主权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制度，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制度。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总之，香港仍是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撒切尔夫人见中国方面态度如此坚决，邓小平讲得又合情合理，只得同意本着维护香港繁荣和稳走的共同目的，两国通过外交途径继续商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阶段会谈至此结束。

再说香港记者被请出福建厅后很不甘心，便等在大会堂北门外。

香港记者见撒切尔夫人从人民大会堂北门口走了出来，脸上露出落寞凝重的神情，慢腾腾步下台阶。她忽然抬头看见台阶右下方有记者迎候，马上露出动人的微笑，热情地与香港记者招手致意。

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件：在“铁娘子”下到倒数第二道台阶时，高跟鞋同阶石相绊，一下失去平衡，差点栽倒在地上。

众人见状大惊，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和两名工作人员不约而同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起将“铁娘子”扶起。另一个工作人员拾起手提包和高跟鞋，轻轻拍拍土，迅速递了过去。

撤切尔夫人处变不惊，神态自若地道声谢，先穿上高跟鞋，再接过手提包从容不迫地转身猫腰钻进轿车内，微笑着向记者招手告别。

九月二十七日，撒切尔夫人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又说：“虽然中国领导人向我表示，不承认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但英国方面却一定要承认，因为这些条约是有法律根据的。”

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傲慢言论，中国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严正指出：

“撒切尔夫人九月二十七日在香港谈话中称，三项条约是有效的，应该继续遵守。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香港是事关十亿中国人民（包括香港的中国居民）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大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有权利说，对香港的中国居民负有一个主权国家的责任。”

这时，英国当局搞了个小动作，让港币汇率指数在十月二十日跌至七十九点七，为空前最低点；香港外汇市场每一百美元兑港币六百九十四元，创二次大战后的最高纪录。

对此，香港经济评论家一针见血地道破英国当局的真正谜底：主要是英资财团从中操纵，企图影响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

中国政府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被英资财团的威胁所动，廖承志副委员长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会见以黄鉴为首的香港厂商联合会参观访问团时，阐明了中国对香港未来的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收回主权，港人治港，制度不变，保持繁荣。

这样一来，“港人治港”一时成为香港报刊、舆论的评议中心，成为香港广大社会阶层人士广为谈论的热门话题。

香港当局先在港人治港问题上制造障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李鹏飞率专业人士代表团一九八三年六月访问北京，宣传港人治港方案难以维持香港繁荣，受到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

港英当局见反对港人治港方案难以奏效，又指使香港市政局主席张有兴出面表示“：港人治港原则可行，但应有一段合理过渡期，可定为一九九七年后三十年。

邓小平见英国和港英当局不断制造障碍，毅然决然地在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会见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政协委员们时表示：

“由于英国坚持三项不平等条约有效，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实际上无从开展，陷于停顿，但时间不等人，如果中英会谈在一九八四年九月仍无法达成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只得做出让步。

4、“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光阴似箭，转眼两年过去了。1984年12月18日晚8点20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行又乘专机飞抵北京。

12月19日下午5点30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

签字仪式结束后，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论天说地，谈笑风生。邓小平颇有感慨地说：

“香港问题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一片光明。”

撒切尔夫人被邓小平幽默乐观的憎绪所感染，风度优雅地微笑着：表示对邓小平的这一评价完全赞成。她怀着对邓小平的崇敬之情说：

“回顾我两年多以前初次在这里同您见面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双方的了解也加深了。阁下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

邓小平谦逊地摆摆手，充满活力与自信地说：“这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构想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而这个构想也只有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才能提出。两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构想是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是否会忠实地执行这个协议，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人民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在撒切尔夫人问香港的现行制度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保持五十年不变的设想时，邓小平说：

“这一设想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它的根据是中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和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中国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之后还要用几十年时间才能达到真正发达起来的目标，因此对外开放政策在下个世纪是不会改变的。”

中英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受到香港同胞的衷心拥护，认为“一国两制”构想符合时代需要，有利于香港的和平过渡，有利于香港的繁荣，亦有利于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

5、“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第一次谈到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这个设想是邓小平统战思想的一着妙棋，他对问题考虑得十分详尽，话也说得十分实在。

邓小平说：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我们希望台湾方面仔细研究一下一九八一年九月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的内容和一九八三年六月邓颖超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消除误解。

你们今年三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