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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

我们已经实现了安定团绪。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将坚持不变。

中美关系最近略有好转，但是，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朔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

6、“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再一次提到了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可谓语重心长，入情入理。

邓小平说：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来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这是随便淡谈脑子里转的问题。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有些话不一定准确，可能考虑不周到，但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中国入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7、并非感情冲动的“一国两制”

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唐翔千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

在这两次会见中，邓小平再一次以他卓越的统战口才深入地阐释了他“一国两制”的深刻思想：

邓小平说：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部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

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我们对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国务院总理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是经大会通过的，是很严肃的事。如果现在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末，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

8、邓小平坦言解疙瘩的妙法

　1984年7月31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

二人在一阵简单的寒暄之后，就立即进入了正题。

邓小平坦率地对豪说遭：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

豪一边听一边点头。

邓小平接着将话题引入具体问题上面。他说道：

坦率地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一九九七年后的事情。我们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今后中英两国要更好地合作。

现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了。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听完邓小平这席话，豪一行不得不佩服邓小平清晰的头脑、恢宏的心胸以及对香港问题如此细致入微的意见。

9、“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

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的全体成员。

这天，邓小平的兴致非常好，谈起话来极富感染力，而且也十分实在（说话实在是邓小平口才的一大特征）。

首先，他说：

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希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三年和十三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一九九七年以后，在座的六七十岁的人，那时精力就差了，但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年轻人有优势。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接着他又妙趣横生地说：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变的，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晕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木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央全会，讨论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似地的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想，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三日，一夜之间换一套入马。如果那样，新班子换上来，什么都不熟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即使不造成动乱，也会造成混乱。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宠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一个是怕变，一个是怕干预，还怕什么？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邓小平的讲话句句入理，完全打动了港澳同胞的内心。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拍起手来，接见大厅里回荡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10、“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从前面我们已经知道，邓小平在1982年9月24日时曾对撒切尔夫人明确地表示过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邓小平的谈话非常坚定、严肃。

他干净利落地说过：

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在第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而当时撒切尔夫人却说，我国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从容而勇敢地回答说：

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不仅在这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不要发生大的波动，一九九七年中国接管以后还要管理得更好。

1984年12月19日，当中英签定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后，邓小平再次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是信守诺言的”。

接着，邓小平还真诚地阐释了“50年不变”的道理。众人皆知西方谚语里有“诚实是最好的武器”一说，而邓小平的这番阐释正好是最诚实的口才，当然就是最好的口才。

邓小平款款说道：

一位日本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还有一个“五十年”，即一九九七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你们根据的是什么，是否有个什么想法？我对他说，有。这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十年内，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走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未到下一

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我还对日本朋友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最后，邓小平还言简意赅、逻辑严密地对撒切尔首相再次阐释了“一国两制”的内容及意义。邓小平说道：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l1、“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1987年4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精神抖擞、满面含笑地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

“今天没有别的，同大家见见面，快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了，应该对你们道声辛苦嘛！”

邓小平亲切的问候，一下拉近了和委员们的关系，大家的心相通了，气氛也热烈了起来。

接着，邓小平说：

你们委员会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靠大家的辛苦、智慧，工作进展是顺利的，合作是好的，这样香港会过渡得更好。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198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走。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这么迅速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三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我刚才说，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比。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还要讲一个不变。大家对于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一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说是不是在变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走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面对香港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邓小平信心百倍地谈论未来，并坚定地说：“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然而回首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的反复谈判、的确如国际社会所说是：“慑人心魄的反复较量”。

早在1975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希思访华时就曾问过毛泽东将来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毛泽东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1979年3月下旬，英国驻香港总督麦里浩爵士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香港问题。3月29日，邓小平接见了麦里浩，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方针，这个方针实际上已经明确表示了以“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从此，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就沿着邓小平“一国两制”这一创造性的构想向前推进。

转眼又到了1990年。这一年的2月17日，邓小平再次会见了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在这次会见时，邓小平发表了充满激情、感怀和理性的简短讲话。这番话讲得非常震动人心，同时也具有历史意义。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

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

12、“当然见，明天就见，在人民大会堂见”

1986年6月的北京，天空晴朗、阳光炙热，邓小平正在室内看着教委的报告，想着如何让中国的教育和科技更上层楼。这时，秘书进来说：“荣氏亲属观光团已到北京了，你见不见？”

邓小平高兴地说：“已经来了？当然见，明天就见，在人民大会堂见。气氛要热烈，场面要隆重。”

的确，荣氏亲属此刻正沉浸在团聚的欢乐之中。他们是6月15日到北京的，200多人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瑞士，200多位荣氏亲属在大哥荣尔仁的率领下已从世界各地乘飞机到了北京，下榻于香山饭店。

6月18日，荣氏亲属探亲团200多人和荣毅仁一家按时坐车来到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很快出来和大家见面了。

荣毅仁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的大哥荣尔仁。邓小平问他：“高寿？”荣尔仁说：“今年79岁，比邓主任小好几岁哩。”

接着，邓小平招呼大家坐下，让大家喝茶，自己靠在沙发上点了支烟。然后高兴地说道：

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至于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你们有本领、有知识，是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你们联系的人多，朋友多，希望你们跟他们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让他们回来看看，看一次不够，看几次就比较了解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是怎样前进的。现在我们有些条件还不怎么好，这不要紧，以后会逐步改善。

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2000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国家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比如，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办教育，就是五百亿美元，现在才七八十亿美元。如果拿出百分之五去搞国防，军费就可观了，但是我们不打算这样搞，因为我们不参加军备竞赛，总收入要更多地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

邓小平淡兴很浓，他从荣家谈到中国的未来。接着，还谈了我国的对外政策。

邓小平说：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

我们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我相信在国外的华侨、华人是会热心支持我国的建设事业的。

13、与卡特谈西藏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卡特，二人进行了亲切、坦率的谈话。邓小平纵论天下风云，一会儿国内、一会国外。当卡特问及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问题时，邓小平从容而坦然地说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国有几十个民族，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行政机构中少数民族干部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百分之六。至于说“文化大革命”使少数民族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不能表明我们歧视少数民族。那时不仅损害了少数民族，受害最大的还是汉族，大多数老一辈的革命家都被打倒了嘛，这些人几乎都是汉族嘛，包括我在内。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目前西藏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善，但总的讲还是处于落后状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如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广大的草原，人口又不多，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那里有不少汉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坏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

14、“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1990年4月7日，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一行来北京访问。邓小平会见了他们，并与谢国民一行纵论了国内国际形势，提出了要“振兴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口号。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谢国民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已经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级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去年发生动乱，当时我们控制了局势，这是完全必要的。我曾经请人转告布什总统，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三十亿人口，中国大陆就占十一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当然没有印度的发展也形不成。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大家都应该想开点。我们已经想开了，提出“一国两制”。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联合国的席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大陆虽然人均收入水平低，但并不是样样都落后。比如钢铁，年产量已经达到六千万吨，还有太空领域和其他领域高科技的发展，中国发射卫星的成功率很高。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虽然科学家研究条件差，生活待遇不高，但他们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最后，邓小平以热情的口才向全球华人发出了召唤：

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15、“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

　1990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再次谈到了祖国统一的问题。

邓小平通过郭向台湾打招呼：

台湾方面最近开始有些松动。但是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现在联合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

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16、处于伟大时代，做着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对新的历史时期的统战工作予以了高度的重视，认为它依然是我党的一个大法宝。

邓小平的这篇精采的讲话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统战工作的纲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下面就是他那天讲话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