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的思念》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完结】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周恩来90诞辰，特邀聂荣臻、薄一波等老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集，书中共收入60篇回忆文章。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首次发表，几篇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收入本书时，作者又作了补充修改。书名由陈云同志题签。
李先念：和人民一起纪念周恩来同志
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 继承他的遗愿——忆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片断
薄一波：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廖承志：教诲铭心头 恩情重如山
任其祥 谢庆斋 蒋钟麟 薛兆圣 孙诗圃：周恩来与商务印书馆工人
邓颖超：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
徐彬如；用“六大”精神武装顺直省委
童小鹏：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
于志恭：我在冯玉祥身边看到的周恩来
古耕虞：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
钱之光：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战斗在重庆
杜 英：周恩来与泰国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
于 土 许 真：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
张承宗：周恩来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地下党
戴镜元：忆周副主席在解放战争中的几件事
刘 昂：肝胆相照的光辉篇章
刘尊棋：和恩来同志的几次接触
王任重：随同周总理考察三峡记
钱正英：跟随周总理治水
林一山：周恩来与水利建设
段子俊：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奠基人
沈 鸿：一次难忘的接见
杨少桥 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
雷任民：回忆周总理对外贸工作的关怀和指导
林海云：关于周恩来外贸思想的片断回忆
周化民：周恩来在外贸领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刘希文 林连德：周总理与对日三原则
孔原：周恩来与新中国的人民海关建设
钱学森：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钱三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
朱光亚：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后
刘 杰：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
刘西尧：我当总理联络员前后
刘柏罗：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武 衡：周恩来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和指导
黄 镇：把友谊之路铺向觉醒的非洲
刘宁一：周恩来与建国前后的人民外交
熊向晖：于细微处见精神——记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孙平化 王效贤：樱花烂漫忆园丁
师 哲：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出访莫斯科
陈叔亮：新中国外交的伟大开拓者
姚仲明 杨清华：回忆周总理对建立和平共处国际关系的卓越贡献
张 越：周总理派我出使非洲
成元功：回忆在亚非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
程思远：争取李宗仁回国
许涤新：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徐萌山：周总理十分关怀台湾同胞
程子华：镌刻在心中的记忆
萧 克：周恩来与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林默涵：关心文艺事业 纠正“左”的错误
荒 煤：周恩来对电影艺术的亲切关怀
李梦华：谆谆教导 永志难忘
钱信忠：为人民的健康而操心的周总理
黄树则：不尽的思念
吴阶平：终生难忘的教诲
徐 熊：周总理教我怎样当好新闻记者
邓颖超：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
薛 明：周恩来与贺龙
连 贯：殚精竭虑 为国为民
邓颖超：继承遗志 永远向前
李先念：和人民一起纪念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2个年头了。再过一个月，即3月5日，是他的90诞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表达中国共产党人、非党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恩来同志的怀念，邀请聂荣臻、薄一波等老同志和古耕虞、程思远等老朋友撰写了回忆文章；邓颖超同志也写了怀念文章。在几十篇文稿聚集之后，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要我为这本集子写篇短文，作为序言。恩来同志是我的老战友、老领导，素来为我所敬重，我自然乐于接受这一任务。
恩来同志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坚贞的共产主义者。他从1919年参加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经历了许多艰难复杂而又光荣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工人武装斗争，南昌武装起义，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抗日大后方的统战工作，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人民解放战争直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克服“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而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恩来同志终因心力交瘁，病重不治，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正是被剥削、被压迫、被欺凌的中国人民进行翻天覆地斗争的年代，正是羸弱、贫穷、落后的中国开始走向强盛、富裕、文明的时代，恩来同志不仅从未间断地参加了由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些伟大而艰难的斗争，而且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和建设的光荣事业，直到最后一息。
恩来同志在长期斗争中，同党内党外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如同“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减少政治损失，维持经济生活，保护广大干部，支持正义群众，改善对外关系，等等。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当他逝世的消息传出以后，数以亿计的人痛哭失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连续几天自发出现前所未有的悼念人潮。1976年1月15日，首都百万以上的青年和老幼妇孺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几个小时，向他们最敬爱的人的灵车最后告别。有这么多的人民群众，自动走向街头，以最深沉的悲痛，来悼念一位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是没有先例的。这不禁使我想到，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才是远比钢铁还坚固的基座。有无这样的基座，关系着党的兴衰存亡。对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也是如此。
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重复阐述周恩来同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他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建设领导人、外交家等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巨大功绩。历史将记载这些功绩传之后世。我在这里只说几点我的深切感受，也是值得我和大家一起学习的几个方面。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既有革命胆略又有求实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每一重大斗争中，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他是非常务实的人，时刻不忘实事求是这一原则。每件工作，他都要弄清实际情况，考虑到前后左右，正反两面，以及当前和长远、国内和国际的种种条件及实际效果。他考虑问题的周密和细致是出了名的。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处理重大问题，即使是自己负责的日常工作，谨慎一点，周到一点，多花些时间和精力作调查研究，反复酝酿和讨论，是必要和值得的。恩来同志的这种认真处事的踏实作风，来之于他对党、国家、人民的事业绝对负责的态度。共产党人，首先是领导者，对人民的事业要负责任，这是根本的一条。恩来同志的这种求实作风，与他的谦逊也有很大关系。即使在工作很顺利很成功的时候，他也没有一点骄气。这确实不是容易做到的。有丰功伟绩的伟大人物，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现在，我们的任务更重了，工作更复杂了，也就更应象恩来同志那样，坚持求实态度和谦虚谨慎的作风。
周恩来同志另一个突出的长处是善于团结人。他确实能够做到团结一切应该团结和可以团结的人。他的这个特点，在党内早被承认，在党外更为著名。同他在一起工作，很自然有一种安定团结的亲切气氛。长期以来，他并不赞成那种事事斗争、处处斗争的“斗争哲学”，有时还加以抵制。当然，恩来同志所以团结最大多数，是为了同极少数敌人作斗争，并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因此这种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有利于事业成功的团结。而那种动不动就斗争、一斗又无边无沿扩大化的做法，则是无原则的斗争，有害的斗争。这种“斗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毫无共同之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我们党和国民党进行过两次合作，又进行过两次严重的武装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在两次合作中，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执行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功。他那时独当一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了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士，包括国民党中有若干民主进步思想的人士，以及赞成抗日的上层人物。同时，在青年学生、教师、工人、农民、商人等各个阶层中，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影响、团结了大多数。这样，使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面目暴露无遗，在政治上陷于极其孤立的地步，丧失了全国的民心。与之相反，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同敌伪作战，以及在抗日大后方的有效工作，我们党则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成为以后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度民主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党内活动中，在同党外人士共处中，以至在对外交往中，都使人感到他能平等待人，有民主作风。他在工作中，乐于同大家商量，倾听各种意见。他听了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都能认真考虑。对方的意见有错误，他也从不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听完，然后循循善诱，用事实和道理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一个领导者来说，民主也就是多谋。多谋才能善断，少谋易于武断。这个道理，古人就常讲。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问题要复杂得多，重大的决策，多谋才能比较正确，少出差错；出了差错也能较快地发现和改正。在一定意义上，领导者多谋，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进取心和向心力。我们共产党人是讲原则的，但发扬民主作风，倾听各种意见，集思广益，对我们的事业总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同志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文革”以前的几十年中，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专心一意，日夜操劳。许多同志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城市人民不断粮，他时常要为分配、调运、贮存粮食而工作到凌晨。他亲自计算粮食库存和调进、调出的数量，亲自给省市的领导人通电话，不得到妥善处理就不休息。我们常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样才是全心全意？我看恩来同志是一个榜样。到了“文革”时期，恩来同志工作更辛苦，往往夜以继日，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有时连半个小时的休息也得不到。他后来得了重病，是同操劳过度和精神郁闷分不开的。即使在重病期间，他仍念念不忘国家兴旺，人民利益，干部健康等大事，用各种形式抵制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阴谋。恩来同志要求自己，当天的事必须当天办完，他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他时刻对工作倾注全部心力，是因为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
周恩来同志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他对别人要求比较宽，对自己则很严，一言一行都考虑到对党的影响，对国家的影响，力求不使党和国家受到丝毫损害和玷污。他的严于律己，特别表现在对待错误的态度上。大一点的错误，他真心诚意，再三再四地作检讨，一遇到机会就作检讨。对小的失误，他也认真检查。他做自我批评，决不强调客观原因，首先着重从自己的思想、作风，从立场、观点、方法，去找根源。他所领导的工作有了问题，首先自己承担责任，决不委过于人，而且帮助有关同志尽快弥补损失。他的这种时时刻刻注意自我批评的好作风，在我们党内是很知名的，受到许多同志的赞扬，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林则徐有一副自勉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用在周恩来同志身上，虽不完全，但可代表他的主要特点。恩来同志确实胸如海洋，容量极大。他坚持原则立场，则如千仞高山。而所以能如此，因为他胸中没有私心，只有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只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周恩来同志崇高的形象将永久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李先念
1988年2月5日
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 继承他的遗愿——忆恩来早期革命活动片断
周恩来同志是现代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留法勤工俭学时期起，我们就一起共事。1988年3月，是他90周年诞辰，特以本文寄托我的缅怀之情。
（一）
本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学生中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恩来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1920年12月，恩来到达法国。他在勤工俭学生中有很大影响，我早闻其名。1923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上，我们第一次接触。他待人亲切，讲话精辟，思路敏捷，朝气蓬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年夏天，我在德国柏林又会到了他。不久，我放弃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回巴黎以主要精力从事团的训练工作，经常与他接触，了解就更多了。
恩来到法国后，没有做过工，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信，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可以说是位职业革命家。早在国内，他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其它进步学生运动，已经成为有强烈社会革命愿望的青年领袖。所以他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生不一样。他对我说，不进工厂做工，可以扩大接触面，深入研究各方面的问题。恩来以记者身份出现，行动方便。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他可以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处。
据资料记载，1921年3月到1922年3月，他给国内写了50多篇通信，共20多万字。这些通信，详尽报道了欧洲的政治形势，工人运动状况，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生活、斗争等情况，在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2年3月以后，恩来与赵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于建党建团活动。他是位讲求实际的人，对任何事情决不盲从，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各种社会思潮作了反复比较。开始，他曾密切注意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动向，对这派学生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有过某种同情，以后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想抛弃一切束缚，要求“彻底的自由解放”，这在阶级社会中，纯属空想。经过比较，觉得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1921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天，他在德国与几位同志商量，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许多人革命热情很高，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基础，从团结教育青年方面讲，也有这个必要。于是，他们就写信给赵世炎同志，请他出面筹备。在世炎、恩来等努力下，1922年6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922年8月我加入“少共”组织。不久，刘伯坚同志告诉我，恩来等倡议，需要筹集一笔钱作路费，赶紧派人回国，与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领导，以加强团的活动。虽然大家当时生活上都很拮据，还是凑了一笔款子，李维汉同志带信回到国内，终于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来信说，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青年团。我们建议，“少共”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附属于国内青年团，获得团中央批准。当恩来在1923年2月“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赵世炎为书记，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1923年2月，由于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恩来接替他任书记。从此，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四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我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来在这方面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
1000多名勤工俭学生，都是些热血青年，受着各种思潮的影响，政治上可以说没有一个“白丁”，他们不是属于共产党或青年团，就是属于无政府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左派或右派。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恩来领导党团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坚决斗争。因为我们组织得好，人数较多，又握有真理，这些斗争都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
1922年8月，旅欧“少共”创办了《少年》月刊（后改名《赤光》）。恩来是主要领导人和撰稿人。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说服力强，论战中常使对方无言以对。
因为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第一个论战的目标，就对准了无政府主义派。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中，都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离开了阶级斗争，高唱真善美，要求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根本行不通，对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了写文章而外，他还经常作为团组织的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辩论。恩来立场坚定，才思过人，口才雄辩，说理透彻。我多次见到他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有的还为他的演说鼓掌。由于恩来的领导和大家的努力，到1923年底，我们终于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其中一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象陈延年、陈乔年同志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恩来紧接着领导我们向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展开进攻。国家主义派是勤工俭学生中的主要右派，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极力鼓吹反苏反共，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污蔑我们搞统一战线是假，要吞并国民党赤化全中国是真。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恩来在文章中，在说理斗争中，反复举例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义，“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问题，象人走路一样，没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恩来的上述论点，驳得国家主义派理屈词穷，其中有些人有所觉悟，改变了立场。但曾琦、李璜之流很顽固，组织了“中国青年党”与我们对抗，而且后来把这种论战带到了国内。当然，中国革命的进程，给他们作了历史结论。
社会民主党与国民党右派，当时人数很少，影响也不大，没有成为我们论战的重点。
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刻苦。他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唯一的一间住房不到10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我们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装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我到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当我们确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以后，都更加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日夜思念着在黑暗中痛苦挣扎的祖国人民，向往能尽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1924年6月，恩来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他高兴极了。我们几个人在我的住处为他送行。我弄了些葡萄酒，开怀畅饮，由于高兴，恩来和大家居然都喝得有些醉意。
（二）
大革命时期，我与恩来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一起工作。
1925年9月，我由苏联回国，经上海到达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恩来和陈延年同志。当时延年是区党委书记，恩来是区党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阔别一年，战友重逢，倍感亲切。恩来告诉我，他从2月份起进行东征，率部讨伐陈炯明，打了几个月仗，把陈炯明的军队赶出了东江地区。6月，为讨伐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又回师广州。因为黄埔学生军觉悟高，纪律好，所到之处，各界群众热诚欢迎，大力支持，所以东征和镇压刘、杨叛乱的作战，都很顺利。他为此高兴。但廖仲恺被刺，国民党右派极力阻挠革命，使革命阵线不能同心协力，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他又忧心忡忡。恩来说，陈炯明趁东征军回师之机，又卷土重来，霸占东江，因此正忙于组织第二次东征。10月初，他又挥师东征了。东征军的主力，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中有大批黄埔学生参加，所以，黄埔师生人人都在关心着第二次东征的动向，我也一样。由于恩来组织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东征军仍然所向披靡。10月中旬的惠州之役，陈炯明以精锐部队凭坚固守，两天未能攻克，蒋介石产生了动摇，想放弃攻城。由于恩来坚持，并直接参与指挥，在东征军特别是黄埔学生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下，终于攻克惠州，歼灭了陈炯明主力，为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到11且中旬，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下旬，恩来被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在那里建立政权，革新政治，组织群众团体等，同样成绩卓著。我听了这些喜讯，真为他高业
两次东征，恩来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出类拔萃的组织领导才能。
我到黄埔军校，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恩来指示我，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他说，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黄埔有我们党的党团领导小组，由鲁易同志（当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负责，以后由熊雄同志负责。我去后，恩来要我作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配合鲁易同志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壮大左派力量，削弱右派势力。他还向我介绍了左派“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要我们积极指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我和鲁易、熊雄等同志根据恩来的指示精神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又有恩来过去在黄埔的工作基础和重要影响，所以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蒋介石是极端看重军权的。在他看来，我们所进行的工作，是在挖他的墙脚，所以对我们非常仇视。
当时的黄埔军校，为北伐培养了大批军官。这其中，恩来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对我们党施展了第一个大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一天，我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被突然扣留在中山舰上，恩来被软禁在造币厂。经过我们党的交涉，蒋介石自感羽毛未丰，慑于左派势力强大，不得不于当天释放了我们。我来到区党委，陆续会到了延年、恩来、黄锦辉等同志。大家在一起议论，都非常气愤，一致主张给蒋介石以反击。恩来作了具体分析。他说，二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头，他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7个，团长中有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主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底子，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我们都同意恩来的分析。同时，大家也议论，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是会反共反人民的。恩来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我们在紧张中等待党中央的决策。过了几天，恩来向军委的几个同志传达，说陈独秀决定向蒋介石让步。于是，我们被迫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无疑是我们党的一次重大挫折。但恩来在这一事件中的头脑是清醒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按他的意见办，那当时的中国革命，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中山舰事件”后，恩来被免去了在第一军的职务，我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在恩来领导下，专门从事区党委军委的工作。不久，军委以主要精力为北伐战争作准备。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为进行北伐途经广州，恩来要我跟他一起去独立团，召开了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会上，恩来讲话，分析了形势，指明了任务，他要求共产党员应身先士卒，使独立团完成好北伐先锋的光荣使命，并且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鼓励大家。叶挺同志领导的独立团，后来在北伐中作出了特殊贡献，被誉为“铁军”。这期间，恩来还常召集各部队的共产党员布置北伐任务。他作为区党委军委负责人，协助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制定了北伐蓝图。7月，北伐正式开始。恩来通知我，区党委决定我任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从事联络工作，沟通区党委、各地党组织与北伐军中党员之间的联系。原定我由陆路北上，但当时粤北、湘南霍乱流行，恩来决定我改道上海、武汉、岳阳经水路秘密赶赴长沙，与北伐军会合，要我经过上海时向中央军委汇报一下北伐蓝图。
恩来没有直接参加北伐，但他为北伐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北伐的胜利，同样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1927年3月，恩来与赵世炎、罗亦农同志等一起，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央命我和李立三同志紧急赶到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处理善后事宜。我们到上海后，在赵世炎同志家中碰头开了会。会上，恩来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应变措施。我向他转达了中央意图，要我帮他整理工人赤卫队，以减少损失。他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共同拟定了计划，将工人赤卫队迅速转入秘密状态，把枪支弹药隐蔽了起来。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恩来起草了致中央的意见书，建议中央推动武汉国民政府令北伐军东征讨蒋。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不多，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的大屠杀，引起了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如能按恩来意见，慎密组织，采取行动，当能给蒋介石以致命打击。可惜这个意见未被有关各方重视，中国革命再次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三）
1927年5月，我与恩来由上海同赴武汉。7月上旬，汪精卫、蒋介石合作反共的阴谋已经十分明显。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了再也混不下去的地步。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被停职，组成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恩来是5名常委之一。7月中旬，在一次中央常委会议后，恩来回军委连夜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恩来说，为使起义能顺利进行，做好准备工作很重要，决定由贺昌、颜昌颐同志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先到九江做起义的准备工作，通知部队中连以上党员干部，做好起义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什么时候行动，要等中央最后通知。他说话时态度严肃，语调坚定，给人以强烈的紧迫感。
根据指示，我们迅速赶到九江，先向叶挺、贺龙同志部队中的连以上党员干部作了传达，他们随即开赴南昌。我们又向其他有关的党员干部作了传达。7月26日，恩来到达九江，对我说，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由他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起义总责。他交代我设法在马回岭地区把第25师部队拉出来参加起义，他本人则先到南昌，以叶、贺两部为骨干组织起义。因为当时很难沟通电讯联系，他约定，事成后从南昌立即发一列空车皮来，我们就把拉出来的部队和辎重装上，开赴南昌。在恩来等领导下，8月1日南昌起义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带领第25师的73、75两个团和74团侦察连，按计划于8月2日赶到南昌。我们把第25师的基本部队拉了出来，恩来是满意的。他说，你们的行动很成功，原来没有想到会这样顺利。
南昌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一路上与钱大钧、黄绍竑、薛岳等军阀部队打了几仗，其中最激烈的是第一次会昌战斗和后来的汤坑战斗，敌我伤亡都很大。南下途中的三河坝分兵，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第25师留在三河坝，分散了兵力，使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受了严重挫折。后来，24师余部由董朗同志率领转到了东江，25师余部由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经闽南、粤北转战到了湘南。汤坑受挫后，我和叶挺赶到流沙，找到革命委员会，见到了恩来。他当时正在发高烧，昏迷中，仍在高喊“冲啊！冲啊！”他那高昂的革命精神实在感人。我们正在开会，敌人冲来，把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冲散了。恩来病重，我和叶挺两人只有一支手枪，紧紧护卫着他。我们不会讲当地话，又不熟悉情况，我找到杨石魂同志，要他一定负责，护送我们去香港。杨石魂找来一付担架抬恩来，先把我们隐蔽在老乡家里，后来又找到一条小船，恩来、叶挺和我，就由杨石魂护送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最后失败了，这里面有历史的和主客观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恩来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中，有坚定的武装斗争思想，向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勇敢地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这是很宝贵的。南下途中某些指挥上的失误和三河坝分兵，主要的责任不在他，事后他向中央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这种精神同样是十分可贵的。
（四）
1928年到1931年，我从事了4年艰险异常的白区斗争，又数度在恩来领导下工作，有几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1928年初，总结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李立三同志错误地处分了大批参加起义领导工作的同志，引起大家强烈不满。三四月间，恩来代表中央到香港重新作结论，实事求是地从主客观方面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做法，得到同志们拥护，我也是衷心赞同的。他在香港时，我给他看了一张剪报，上面有周文雍、陈铁军同志在敌人屠刀面前，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然后英勇就义的消息和照片。恩来深情地说，他跟我有同感，他与两位烈士也熟悉，烈士的事迹确实催人泪下，他们是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典范。对烈士的哀思，使我们相对默默。4月间，我和张瑞华结婚，恩来专程到我们住所表示祝贺。
1930年初，我由香港调天津顺直省委任组织部长，途经上海受领任务，又见到了恩来，他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恩来告诉我，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以调动工作的方式，免除张的职务，所以，你和贺昌去后的主要任务是夺他的权，但要注意不动声色，以免打草惊蛇。我们遵照指示，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30年5月，我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恩来当时正在苏联。8月，他回到上海，立即为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而紧张地工作。不久，我又调军委作恩来的助手。9月下旬，他与瞿秋白同志一起，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作出决议，批评了李立三要组织全国总起义，以及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列席了这次会议。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1931年4月，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严重事件。我得悉钱壮飞同志报告的消息后，深知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特科是党中央的安全保卫机关，顾顺章几乎知道中央机关和负责人住址等全部情况。他的叛变，使中央领导机关面临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威胁。恩来是顾顺章要加害的首要目标，于是我火速奔赴恩来住处，想向他报告和商定对策。恩来不在，我见到了邓颖超同志，把情况告诉了她，要她带上必须带而又能够带的东西，立即离开住处，越快越好，我到别处继续找恩来。当天，恩来与陈云同志商定了对策，就领导军委和特科的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几位同志，分工负责，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机关和负责同志的住处都搬了家。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顾顺章指引特务来上海搜捕时，一一补空。陈赓同志是特科反间谍工作的负责人，平时就是恩来的得力助手，这次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处理顾顺章事件，再次表现了恩来沉着镇静，临危不惧的品德和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
1931年春天，我们陆续发现各苏区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到处在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所谓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大家议论，各地红军在不断打胜仗，如果内部真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些胜利的取得，就不可想象，也是不合逻辑的。1931年夏天，欧阳钦同志到中央苏区了解情况，回来汇报了那里肃反扩大化的事例，大家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们向恩来作了汇报。他同意大家的看法，并向中央写信，建议予以纠正。中央接受了恩来的意见，通知各苏区注意。此后，各地逐步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年1月，恩来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对中央苏区在这方面的错误，再次提出了批评。恩来善于听取意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由此可见。
在我党历史性转折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起了恙键性作用。会后，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此后，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恩来善于把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具体化为周密的军事部署，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
战争年代，我又数度在恩来领导下工作。全国解放后，我抓科学技术，抓突破“两弹”的工作。这方面，在毛泽东同志的决策下，恩来直接领导，他坚决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国的导弹、原子弹，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所以能够迅速研制出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恩来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公认，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50多年来，我耳闻目睹，恩来的革命品德，感人至深。他无限忠于革命事业，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夜以继日，不顾疲劳，不顾安危，兢兢业业地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盖日月，但从不居功自傲，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总是谦虚豁达，从善如流。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既讲策略，原则又十分坚定。恩来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无论国际国内，许许多多复杂棘手的重大问题，艰险异常的困难环境，他都能应付自如，处理得恰到好处，深受国内外政界领袖人物的好评，甚至连许多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对他的才华赞叹不已。他善于团结同志，热情关怀，从不粗暴待人，与他接触，大家都倍感亲切，受到衷心拥戴，成为党内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
恩来这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秀品德，实堪为人师表。我们纪念恩来诞辰90周年，最主要的是要学习他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薄一波：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一
大革命时期，我就听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名字，知道他1924年从欧洲回国后，就由党中央派到广州，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我才在太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党的卓越领导人。
那是在1937年，八路军从延安开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同志率领八路军高级军政干部徐向前、萧克、彭雪枫等同志来到太原。当时，党派我在阎锡山那里做统战工作，我是以抗日工作者的名义在山西活动的。阎锡山虽然同我党有统战关系，但是，在太原召集群众大会，由共产党的领导人公开出面讲话，还不大可能。于是，党组织决定由我出面，组织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众运动训练团的约4000学员，在国民师范大礼堂开会，请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这个大礼堂最多只能容纳1500人，而学员就有4000人，还有成千的群众得到消息也来了。只见人山人海，礼堂里和院子里挤得水泄不通。那天上午，周恩来同志来了，徐向前等同志也来了。周恩来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当时，周恩来同志只有30多岁，风华正茂，仪表堂堂。为了让听众能够听好这次讲话，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扩音器放在讲台的桌子上。可是，他把扩音器推到一旁，就开始作政治报告。他的声音高昂、洪亮而清晰，不仅礼堂内的听众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的听众也都能听得清楚。周恩来同志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讲了目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敌强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的抗日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坚持抗战到底，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必然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周恩来同志足足讲了3个钟头。人们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征服了，台下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象大海的涛声，激荡在5000多听众的心头。
为了加强党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太和岭口阎锡山的指挥部，同他进行谈判。当时雁北十三县已经失守，留在敌后的只有八路军。在谈判中，周恩来同志同阎锡山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给他分析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虽然目前是敌强我弱，可是打下去，必然是敌人一天天弱下去，我们一天天强大起来，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阎锡山显然是被说服了，谈判后，阎锡山对我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阎锡山还要求周恩来同志给他写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周恩来同志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把作战计划写好了，送给了阎锡山。阎锡山看了很吃惊，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他慨叹“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当时，周恩来同志还提出了一个在沦陷区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的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牺盟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参加，共同组成，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阎锡山看到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这一条，不大高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如果让了，山西失陷的地方，今后就没有了。关于“战地动员委员会”的领导问题，周恩来同志估计到阎锡山可能不同意，因此，找我们事先作了研究，如果阎锡山不同意的话，让我去说服他。我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阎锡山说：“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同时还可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因为那些地方是共产党、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怎能不让？如果不让，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想了想，也只好如此。周恩来同志在这次谈判中考虑周到，工作细致，善于分析问题，说服对方，使谈判十分成功，加强了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