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是1966年5月，总理陪同外宾又一次来厂，当进入总装车间后，总理又问直五是否已经真正优质过关。工厂领导回答说：请总理放心，已经优质过关。总理听后频频点头，并指示说：要多出直升机，支援国家建设。
可惜，由于“文革”的破坏，已经优质过关的直五又出现了大量质量问题。1971年7月，总理在同外宾谈到直升机时，曾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谈话。他说：你们总统还要三架直升机。杜尔总统也向我们要过多次了。我们确实有点对不起他。我们可以造大型的轰炸机，又可造优于米格一21的战斗机。但是直升机造了10年还有问题。以前直升机是过了关的，现在又过不了关了。所以中国有许多事，不要说都好，这就是一种不好嘛！当总理谈到，他1958年坐过苏制直升机，1965年和1966年又坐过国产直升机时说：现在却不让我坐了，他们说质量又不过关了，你们看怪不怪？我在几内亚坐过苏联的直升机，在印尼坐过美国的直升机，我在中国反倒坐不成自己的直升机，这个事情我是不甘心的。总理还向这个代表团说：我要跟我们的订货部长订个协议。就是送给杜尔总统的直升机也好，送给史蒂文斯总统的直升机也好，首先让我坐几次再送出去。周总理这种爱护国产飞机的感人态度和对人民对国际友人的高度负责精神，至今仍深刻地教育和激励着航空工业的广大职工。
七、挽救“文革”期间的产品质量危机
“文化大革命”中，航空工业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航空工业从部机关到企事业基层的领导班子普遍被“夺权”。管理机构“一刀砍”，管理制度“一风吹”，生产、科研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产品质量问题。周恩来总理对航空工业遭受的破坏异常重视，非常痛心。在那样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毅然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指引航空工业广大职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奋起抗争。1969年4月，在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开始爆发的时候，周总理接到了空军的有关报告。他在文件的空白地方列式计算由于航空发动机的质量问题造成飞机停飞的总架数。4月12日，周总理召集国防工业办公室、空军、航空工业部的领导人开会。他严肃指出：一个军事工厂搞成这样怎么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取消检验制度你们是否知道？工厂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当航空工业部军管会主任说，有的工厂正在逐步恢复检验制度时，周总理批驳道：什么逐步恢复！你们怎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你们应当下命令。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概取消是不尊重科学的。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总理在大是大非面前，就是如此旗帜鲜明地指出质量问题的严重性。
1971年底，航空工业全面暴露了产品质量问题，歼6飞机更为严重。周总理得悉后，十分焦急。当年12月连续6次对歼6飞机的质量问题作了指示或批示，严令对歼6飞机“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全检制度，合格方许出厂”。并要求国防工业办公室、航空工业部派人去工厂切实检查，看究竟有多少架已生产的歼6飞机符合援外要求。还指出：不合格的在国内使用也成问题，必须对此作出结论。他严厉告诫：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吗？！接着，周总理又委托叶剑英副主席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他还亲自到会听取汇报，作了重要讲话。会上，周总理再次指出：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他说：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重视质量。周总理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抓”和“三促”，即：抓援外，促质量；抓歼6，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周总理不只一次地说，一架飞机不好我心里也不安。我有责任，我要负责。
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航空工业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场浩劫中，产品质量首当其冲。完全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周总理挺身而出，批判极“左”思潮，关注航空工业的产品质量，尽可能地稳定企业正常生产秩序以减少损失，那么航空工业和航空产品质量将会陷入何等境地，真是不堪设想呵！
三十多年来，航空工业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奋斗，锐意进取，虽然几经艰难曲折，但终于在旧中国微不足道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技术密集、实力雄厚的新兴产业，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科研生产基本协调配套的工业体系，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奋进不息，继续朝着跻身于世界航空工业的先进行列开拓前进。每当回顾往昔，展示前景，莫不使人深深地感到，航空工业的进步，曾凝结着周总理的心血。
（高其风、孟赤兵整理）
沈 鸿：一次难忘的接见
周恩来总理一贯重视机械制造行业的发展，对我国机械工业如何更好地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怀。1966年我国即将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为了保证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曾开了两个关于改进设计工作的全国性的讨论会。其一是属于基本建设方面的，讨论的中心为“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旨在改进基本建设设计；其二是为适应基本建设需要的，关于“机械产品设计革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讨论。尤其是1965年11月第二个讨论会期间，周总理接见与会部分代表时，对科技工作者的谆谆教诲，我一直铭记心中。
当时建国已15个年头。我国机械设计的发展，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要新建一个工厂，首先必须有正确的基本建设设计文件，然后有工艺用的成套机械装备，这二者又必须协调一致。先进的工业必须有先进的工艺装备；先进的工艺装备又需要有研究、试验、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修一大套程序才能完成。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相互关系，一味强求先进，出现了基建部门要求提得晚，要得急，变得多，以致使制造部门穷于应付，陷于被动、彼此抱怨、相互“将军”。
1964年11月，毛泽东同志发出开展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人民日报》开辟“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的专栏，在全国展开了对设计革命的讨论。同时机械设备制造部门，也迫切地提出改进设计的要求。在国家经委领导主持下，成立了“机械产品设计革命委员会”，经过半年的筹备，到1965年11月正式召开了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机械、农机、冶金、化工、石油、煤炭、铁道、纺织、农业、林业、轻工等系统的代表800人。会上广泛地交流了经验，热烈响应毛主席对设计革命的号召，学习了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报告中提出的“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理解“下楼出院，依靠群众”，实行四个到现场等方法，树立新的规章的现实意义，正确理解自力更生与学习世界先进经验的辩证关系。
11月24日，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将结束时，周总理约有关部委负责人接见了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这是一次难忘的接见。
接见那天由高扬文和我率部分代表，有各大厂的厂长、总工程师和各地经委负责人共80人参加。
当周总理听我介绍说，今天到会的只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时，说：工人少了就不能代表三结合，我开了四次棉花会议都请棉农来。你们是第一次，没想到也难怪，但这是个缺点。
接着我把我国主要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外国对比差距作了介绍。其中提到：
钢，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个工人的年产量100~150吨，我国是30吨；重型机械，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人年产7-20吨，我国是1吨多一些；汽车，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人年产6-12台，我国是1台多一些；拖拉机，世界先进水平是每人年产10-28台，我国是1台。……
向周总理汇报时，我说明，这些劳动生产率，并不可能完全可比，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而机械设备的落后，也是个重要因素。
周总理说，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比较，所以我们要树立信心，立壮志，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原子弹我们也造出来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当汇报到我们的大工厂的设计人员太少，只占职工总数的2％，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他们约占5－7％。而且我们的统计，把设计人员放在非生产人员一起，有的厂还把设计人员作为精简的对象时，周总理说：设计人员，不能算非生产人员，没有设计研究人员，怎能拿出新产品来呢？这是第一道工序，拿人家的成品来解剖，分析、研究，然后仿造改进再创造。这样就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说设计人员是非生产人员，这个分类法不当，要通知劳动部和统计局，我们在这里定了：设计人员应当是生产人员，要他们跟着改。接着又着重谈了设计要从实际出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并对我说：沈鸿，你那水压机，一个人能搞出来吗？还不是要找其他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一起搞。不要只算专职设计人员，要包括熟练工人（包括年轻的和老的工人），他们可能讲不出道理来，但积累了经验，能找出毛病在哪里，有窍门，能解决问题。从这里可以大量产生设计人员。但也不要我一号召，来个响应，就一下子把指标提高到5％或7％，把许多老工人放到研究所设计科，结果没事情做，坐冷板凳，那就苦死了。智慧是从劳动中来的，以他们为主有好处，这样可以不脱离实际。不是要把老工人带到科室去，而是倒过来，要把技术人员带到现场去。陈永康是水稻专家，离开了稻田就搞不成了。要承认老工人有设计能力，一切智慧来之于群众。毛主席说过善于领导的人，就是把群众智慧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智慧是劳动的结果。理论要联系实际，好的技术人员就不能脱离劳动实践，做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工程师要真正搞出东西来，非参加劳动实践与工人相结合不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要认识这个真理可真不容易。
当唐山车辆厂同志详细汇报他们吸收了老工人、工具员、定额员参加设计时，周总理说：你们只有7个设计人员，但参加设计的30多人，多好几倍，我们的设计就应当这样做。要动员全部员工的力量，发挥他们的智慧，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你们那个20％的数字，大学生一年能分配到几个？这样10年、20年也赶不上。按唐山厂这样计算，15年就可以了，到1980年就可以培养出大量的设计人员来，使机械产品设计面貌改观。
当汇报到我们大量翻译和采用苏联的设计时，周总理说：苏联的东西，有些也是陈旧的，对我们不是都适用，都照搬设计科就变成翻译科了。我过去碰到一些研究院的人，大学毕业十几年，还没有到现场去，不是画就是抄。他接着说：先下去也好，要造成一种风气，以不下去为耻，以不下去为落后，不下去就不好过。你要设计产品，又不下现场去怎么能行呢？
当汇报到规章制度时，周总理说：烦琐哲学来源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学了苏联的教条主义。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不能都怪苏联。我们的公文这一套，就不是学苏联的，发一个文要五六个部长画了圈，才能出去。学习苏联主要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就少了。我们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社会有许多繁文缛节也影响了我们，还有习惯势力，不敢改，没有革命精神。规章制度完全没有也是不行的，要创造，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搞起来，需要几条就搞几条，不要求全。
接着周总理谈到设计革命的成败，关键在领导。他说，领导要革命，要以身作则。领导不革命就不负责任。部长、局长直到科长都是长。“首”就是头脑，顾名思义就是要用头脑，要思想领导，要带头实践。只说不做不行，要自己抓，自己要首先向群众请教，当个长是不容易的，第一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第二要参加实践，向群众请教，第三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有错带头查，把大家的积极性带动起来。为什么设计人员关门不出来呢？这是跟你们（指在座的部委负责人）学的，不能怪设计人员。要怪你们这些长。我们国务院过去没有提倡，也得检讨。领导看到了要敢讲，要敢于否定错的东西，希望部长们都这样办。请秋里代表国务院、代表我，首先承认错误，过去没有抓，没有把大家的智慧发挥出来，然后提出要求。
最后，周总理鼓励大家说：这次会议开完了，设计革命发展了，新东西搞出来了，明年开一个新产品展览会，再推动一下。你们回去一定要发动群众讨论，要通过实践和群众结合，走群众路线。在这个基础上搞三结合，搞产品设计革命大有可为，在不大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到底多长时间，要看你们的努力。
在周总理接见以后，代表们受到了极大鼓舞，认为今后机械产品的设计工作，在思想上、方法上、组织上更加明确了。时隔半年，正当机械战线广大科技人员为我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出努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许多有成就的科技人员和有经验的老技工，被戴上“白专道路”、“技术挂帅”的帽子，刚刚兴起的设计革命夭折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干扰，让群众参加技术革命继续发展下去，三年五载总结一次，就可能由渐变达到突变，那么我国的机械设计的成就，就远远不是今天的水平了。即使如此，我国机械工业的广大科技人员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殷切期望，即使是在动辄得咎的十年浩劫中，他们依然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原则，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杨少桥 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
今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90周年。回忆周总理生前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问题的教诲，尤其是想到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和十年动乱期间，他辛勤操劳，呕心沥血地领导和主持制定了粮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使我们两次顺利地渡过了困难，走向胜利的情景，使人难以平静。总理对粮食工作的关怀、指导和他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我们终身难忘。
（一）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年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耕地少、人口多，又是个农经济，农业生产水平很低。1952年底，按全国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88公斤。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社会各方面对商品粮的需要激增。而农民因改善生活，能够提供的商品粮反而有所减少，粮食的供求矛盾日趋尖锐。陈云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和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支持和赞许。1953年11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是经周总理亲自修改定稿的。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了实行统购统销的必要性和决策经过，陈云副总理还作了专题发言。这是一项适合当时我国情况所采取的正确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
1958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处于困难时期，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粮食库存急剧减少，粮食局势非常紧张。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周恩来总理统筹全国粮食的全局，果断决策，亲自抓每一起难度较大的省、市、自治区间的调拨，保证各方面的应急需要，从而使我们国家和人民比较顺利地渡过了困难。
1958年，粮食工作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对粮食产量逐级虚报浮夸，估产过高，以致上下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高估产，造成高征购。1958年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公布的当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上年增产60％－90％。到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预计产量又夸大到8500亿斤。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1300斤左右，造成我国粮食已经过关的假象。1959年继续受浮夸风的影响，粮食产量各地上报到一万亿斤。当时周总理明确指出，产量没有那么多，有虚数。后来，落实的1959年粮食产量仅3300多亿斤，只有原估产的三分之一。在高估产的影响下，1959年至1961年，三年平均粮食征购占到产量的35．3％，其中1959年达到39．7％（正常年景一般占20％多），超过了农民负担的能力，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1960年秋，全国当年产粮数字暂时搞不清，有些放过“卫星”的人又不肯承认粮食少了，一时众说纷纭。粮食部预计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800多亿斤（年终实际数2870亿斤），缺粮的问题十分严重。粮食部党组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如实报告周总理。他明确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总理还把北方各省的负责人和一些县、社的基层干部，一并请到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会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了全党动员，发展生产，控制消费，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渡过暂时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周总理还指示，每月要召开一次北方粮食厅局长会议，主管农业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听取汇报，亲自部署，精心安排。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了核实粮食产量，合理安排粮食的购、销、调指标，总理同意并支持了粮食部提出的对全国农村生产队的粮食实行过秤入仓的办法。通过对1960年产量的逐步核实，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了。1961年以后的估产就比较接近实际，并留有余地，这对合理安排粮食购销和调整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大跃进”中刮“共产风”，农村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让农民在食堂吃大锅饭，加剧了农村粮食紧张的矛盾。1960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志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30斤稻谷（折粮21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鹏同志将了解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周总理很重视，指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并让童写信给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视。之后，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亲自到农村调查，向党中央反映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供给制”害处很多。到1961年夏收后，全国各地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普遍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口粮分配到户，社员都高兴地回家做饭吃。
1959年，国内粮食紧张情况已开始露头。这一年的春天，在国务院会议厅讨论当年外贸进出口计划时，正式开会之前，赵发生同志同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同志正在研究出口多少粮食合适，两人争论得比较热烈。总理一进门就问，你们在谈论什么？赵发生同志讲，外贸在表上列的出口粮食数，我们认为多了。总理当即表示，不用争了，定下来吧！为了偿还苏联债款，维护国家信誉，自己有点困难，另想办法克服。为了保持中国人民的志气，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带领我们节衣缩食，如期还清了苏联的债款。
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估计到第二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总理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陈云同志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总揽全局的总理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进口粮食。在总理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1961年，总理出差到东北，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从远东借20万吨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这样做了，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四川省原是粮食调出省，1958年大炼钢铁，上了500万人，产量减少，又调出部分粮食，造成粮食紧张。总理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由省里内部自己调剂。1962年初，四川粮食告急，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难过，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总理把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找到他的办公室，要大家算算账。经过计算，总理决定在当年二季度调给四川粮食2．5亿斤，使他们顺利地渡过春荒。
（三）
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总理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总理就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总理十分关心粮食情况，及时阅看粮食报表，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总理的笔迹计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总理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的留下了总理的手迹。这些报表，现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由有关部门妥为保存，它生动地记载了总理在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渡过粮食难关，安排好各地的粮食调拨，通常搞三道“防线”：先由粮食部长和地方协商；然后是主管财贸工作的中央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出面商谈；最后请国务院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调拨计划也由党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度调拨计划也都由党中央通知各级党委执行。对粮食调拨计划的执行情况，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先后主管调拨工作的杨少桥、赵发生同志，经常向党中央、国务院口头汇报，同时每句（有时每五日）报送粮食调拨情况表。到了1961年，由中央安排调拨的粮食除了增加进口粮食外，又增加了一些列入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头绪繁多，原来的粮食报表已不适用。当时，周总理亲自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从这张表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间调拨和中央粮食收支情况。一直到现在，仍然使用这张表式安排中央粮食收支调拨计划，检查执行情况。
为了研究粮食问题，当时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同志一个礼拜要去总理那里好几次，一般都是晚上去，有时从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钟才去。当时向总理汇报工作，一般不准带助手，有时只能再去一位副部长。杨少桥同志曾经同陈国栋同志一起去向周总理汇报粮食情况，总理请杨少桥打算盘，他自己用笔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库存多少？每月销售多少？夏粮下来能增加多少？可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运输方便与否，等等。我们的总理，实际上是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口粮最低限度的供应，1960年中央决定，除井下、高温、高空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城市人口每人减少一点粮食定量。对城市统销，除火车、轮船、飞机上的用粮仍免票供应外，城市的饮食行业、糕点和其他粮食制成品，采取凭粮票供应的办法。当时，北京只有少数高级饭馆高价销售和供应外国人用餐不收粮票。1961年，粮食形势更加困难，为了减少粮食销售，曾经设想对乘坐火车、轮船、飞机的旅客用粮，印制一种专用粮票，凭票供应，这可以节约粮食7500万斤。对于这个方案，周总理经反复考虑，认为国家虽然有困难，但不能增加旅客的麻烦。况且，火车、轮船、飞机上的外宾、华侨也较多，凭票供应，数量不大，影响不好。后经国务院会议决定，否定了这个方案。
总理十分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在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补助，之后又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十七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生活需要。我们的周总理，关心人民、爱护人民，做到了无微不至。
（四）
周总理对粮食工作的决策正确、果断，与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到总理那里去开会，不让带助手，也不许使用“可能”、“大概”等含混的概念。如果不懂装懂的，还会受到总理严厉的批评。周总理博闻善记，掌握着许多具体情况和信息数字。他要求我们讲真话、办实事。一次，总理请李先念同志、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让你们计划司长来就可以。说完总理又忙于其他政务。当计划司司长周伯萍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了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同志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1961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有一次，总理同我们一起研究了分省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我们漏记了。当即，加上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理办事认真，工作细致，待人平等，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粮食工作，总理不仅从宏观上加强管理和决策，还十分注意粮食工作制度的改革。现在粮食部门执行的粮食年度，就是1962年总理亲自定下来的。当时的粮食年度是从7月1日到下年6月底，而夏收小麦在6月即开始入库，正好跨了两个粮食年度。总理说，这个办法不合理，应当改一下，要让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就应该能用上，这是个原则。经反复研究，粮食年度改为从4月1日起到次年3月底止。这样，北方最晚的庄稼已收割入库，南方最早的粮食还未收割，可以做到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使用。这虽然是个具体问题，但牵涉面很广，各省过去的统计概念和数字都要重新改过。周总理把这件事向毛主席汇报并征得同意后，亲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还有许多关系到粮食调运的工作，周总理也亲自过问。1961年，全国在调粮过程中，因运力不足，遇到了许多困难。此事向周总理汇报后，总理即与外贸部门打招呼，迅速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交给粮食部使用。从此，粮食部门成立了汽车总队，大大增加了中央机动运粮力量，在粮食供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陈国栋同志到国务院开会，到吃饭时会议完不了，经常同总理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有一次，总理在自己家里同李先念、陈国栋、杨少桥4人讨论粮食问题，到了中午，邓大姐招待他们吃饭，也是四菜一汤，而且盘子也不大。1962年，河北省反映他们口粮中的红薯干顶粮的比例过大。周总理决定，把薯干调到北京，适当搭配供应，他自己带头在家里吃起了薯干，并让各地来开会的干部也尝尝薯干味道。
1965年冬，周总理又亲自抓北方缺粮省的农业生产。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决定，成立各省市抓农业生产的领导小组，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领导同志共同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周总理亲自担任北京领导小组组长，谭震林同志任山西领导小组组长，河北组的组长是廖鲁吉同志，河南组的组长是陈正人同志等。在总理亲自主持下，对北京市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次的了解和研究，制定解决办法。总理还亲自召集和主持会议，由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同志，各省市领导小组的负责同志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共同研究各省、各组的情况和问题，并及时确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件工作，总理一直抓到1966年的春季。
（五）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持续10年，国民经济又陷入混乱。这一时期的粮食工作，又受到严重影响。我们的周总理，站在战斗第一线，主管全面工作，力撑危局，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害。
1966年6月上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值夏收、夏种、夏管季节，北京市各县领导已陷于瘫痪，没有人抓工作。总理和李先念、谭震林以及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决定，从国务院农业口和财贸口的各部中，每部抽出1名副部长、30名干部组成“三夏”工作队，分别派到北京市的各县去抓三夏工作。
1967年1月，在席卷全国的“夺权”动乱中，国内政治形势十分混乱。针对这一惰况，总理每次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总要讲，业务大权是中央的，不能夺。总理从2月起一直讲到4月，在总理的关怀和坚持下，我们虽然白天挨批斗，晚上回来还是抓业务，保持主要业务工作不中断。到8月，军代表进驻国务院各部，负责全面工作，老干部都靠边站了。总理指示，军代表抓运动，要指定一名部长抓业务；要抽出专人成立业务班子，保证工作正常运转，不停顿；同时各部还要成立值班室，昼夜值班，做到上情下达，不贻误工作。当时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还向我们传达了总理的意见，“要赵发生同志抓业务。”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部门建立起抓业务的班子。粮食部也组织了20多人的小班子，处理日常业务工作，保证按时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
在“夺权”动乱中，周总理非常担心粮食工作出问题。1967年5月，周恩来同志亲自接见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的全体代表。代表中有粮食部门的领导干部，也有群众组织代表。他除了详细地询问各地上一个年度粮食征购任务完成情况和当年夏粮年景外，还谆谆告诫与会的粮食部门群众组织代表，你们当了权，不能骄傲，不然就要走向反面。周恩来同志还针对当时有人把一些正确的粮食方针、政策、规章、制度都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的问题，进行过发人深省的严肃批评。他说：是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水岭要从形势和政策实质去分析，不要从一件事去看，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要一看到物质，就说是物质刺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同志还指出，只凭一句话，就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是不行的；必须把当时情况弄清楚，要分析，不要轻易下结论。要认真地把17年的财经政策完整系统地加以研究，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项具体政策。他还针对当时有人把奖售政策当作物质刺激批判，并提出要取消这一政策的问题时说：过去的奖售政策是需要的，今后要逐步改过来，超产超购可以少一些，奖售可以少一些，逐步减少，一下子取消会失信于民。他还嘱咐与会的粮食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把问题搞清楚，要用帮助的态度去作些解释。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每当粮食收购季节。在周恩来、李先念等同志的安排下，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派出若干粮食工作组，深入重点地区，了解情况，帮助粮食部门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以保证按计划完成粮食征购入库任务。在总理的影响下，各省、市、区的领导同志对粮食工作也敢抓敢管了。周恩来同志这样不辞辛劳地抓粮食工作，是当时稳定粮食局势的中流砥柱，激发了广大粮食干部和基层职工不懈的工作热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粮食紧，国家外汇也不宽裕的情况下，总理提出了粮食进出口“以出养进”的做法。1967年10月，周总理在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二倍小麦。粮食、外贸部门通力合作，执行总理“以出养进”指示的结果，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汇，一举两得。1971至1976年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十年动乱期间，许多业务会议都无法召开，而全国粮食会议，每年都照常进行，年度粮食计划和政策，都经会议讨论后及时作出安排。这动乱的十年，我国粮食局势得以保持基本稳定，靠着周总理的坚强领导和精心筹划。
1972年初，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同年11月，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周总理敲响警钟，首先指出“三个突破”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同时，鉴于非农业人口也增长过快，总理指示公安部门参加粮食会议，研究联合把关，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在总理亲自过问下，以后几年职工人数、工资、非农业人口，粮食销量的增长速度都明显地缓和下来。
十年动乱期间，许多地方出现片面强调抓粮食，忽视经济作物的倾向，棉、油、糖的生产都呈下降趋势。1970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总理在会上讲，要提倡粮棉双丰收，要保证棉农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那几年，为了发展棉花生产，总理决定，以国务院名义，每年派出棉花工作组，到主产棉区帮助工作，从播种到收购，一抓到底。
总理还十分重视油料生产的发展。1970年10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农业会议，邀请了山东、河南、四川、江苏等12个油料重点省的负责同志，专门座谈油料生产和分配中的问题。1971年3月和1974年底，分别召开了棉、油、糖和棉、油、糖、烟、麻生产会议，对经济作物的生产作了全面部署。在两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会议代表时，对油料生产作过很多重要指示。总理说，油料产区要努力多作贡献，一般产区要做到食油自给，要在短期内解决吃油问题。油料的品种多，各省都要向这方面进军，南方山区多，木本油料不与粮食争地，可以多发展。在1974年的棉油糖烟麻会议上，总理问到油橄榄的试种和发展情况，因为平时没有抓，我们未能当即答复出来，就连夜间有关几省电话联系，问清情况，第二天清早我们把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总理。他听了表示满意。
总理经常督促我们执行毛泽东主席藏粮于民、藏富于民的指示。三年困难刚过去，在1963年提出，农村要建立集体储备粮。国务院决定，把国家储备粮列入年度粮食收支计划。从此，国家、集体的粮食储备逐年增加。还决定由国家基本免费代生产队保管储备粮的办法，使国家粮食储备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
1968年11月8日凌晨，总理接到毛主席对安家堡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批示后，亲自打电话给先念同志，请先念同志通知商业、供销、粮食等有关部门，当天下午3点到总理办公室研究这个问题。总理讲：粮食可以分一部分给农民管。他提到了陕北在三年解放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曾在农民家里看到有3缸粮食、1缸酸菜，感到宽慰，不然怎么能打三年半。在1969年粮食部召开的粮食工作改革会议上，赵发生同志传达贯彻了总理有关粮食工作的五点指示，强调每个社队要增产粮食，要增加储备，藏粮于民。讨论后，还整理了一份纪要报送总理看。总理改了一个字，并每句划了标点，表示同意。
我国的人口增长情况与粮食问题直接相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50年代总理就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在大中城市和一部分省、自治区抓得很有成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干扰，人口自然增长率普遍回升。那几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以千分之二十六七的速度上升。1972年总理再次指示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到1976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1972年的千分之二十二下降到千分之十二，成绩很大。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12年了，每当回顾他亲自抓粮食工作废寝忘食、日夜操劳的情景，感人泪下。我们从事粮食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继承总理的遗愿，兢兢业业地抓好粮食工作，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雷任民：回忆周总理对外贸工作的关怀和指导
1951年，我调到中央外贸部工作。由于周总理对外贸工作极为重视，亲自抓，抓得很紧，使我同他的接触多了。我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我深深感到我国的外贸工作凝聚了他的很多心血。他对发展外贸事业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教育。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当时处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和不少受美国影响或控制的西方国家，同我国几乎没有直接贸易关系。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周总理十分注意从贸易上寻找突破口，通过贸易，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唤起各国的舆论，调动工商界的积极性，造成“以民促官”的态势，促使某些西方国家政府放宽贸易限制，打破“封锁”，逐步向邦交正常化方向发展。对外贸易部和贸促会等机构在50年代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活动，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其中，打开中日民间贸易的通道，经过20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周总理曾经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52年4月，为了促进东西方贸易，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了国际经济会议。周总理向外贸部门作了部署，积极参加筹备这一次会议，认为这样的经济会议，对我打开西方贸易关系，打破美国对我们的封锁禁运政策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于是决定派遣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同志为首的大型代表团出席会议。并邀请了党外知名人士章乃器（著名经济学家，后来曾任粮食部部长）、李烛尘（天津工商界著名的盐业专家，后来曾任轻工业部的部长）、吴蕴祁（上海著名实业家）、陈维稷等参加。周总理亲自研究确定了代表团成员名单，并接见代表团成员，审阅修改代表团的讲话稿。随后，周总理又指派我为副团长参加会议。当时，我正在外贸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他对我说：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不能放弃。在那里，我们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广一些。他的意思是，在对外贸易上，我们不能全倒在苏联、东欧这个摊子上，应该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他说道：你们小伙子去冲一冲，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如果美国人愿意同你往来，你也要敢于同他往来。会议期间，我们中国代表团同四十多个国家的贸易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换发展贸易的意见，结识了许多朋友。根据这次会议的倡议，一些与会国家代表团回国后成立了促进东西方贸易的民间团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就是在1952年5月成立的，由南汉宸同志担任主席、冀朝鼎同志任秘书长，随后又增补我和李烛尘为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