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周总理的安排，南汉宸同志曾在会前向一些日本经济界人士，如村田省藏、石桥湛山等人发出函电，通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重要意义，邀请他们与会，共商促进国际贸易大计。村田等人很想出席，但因受到美日当局阻挠，没有成行，只是在东京举行了座谈会，表示赞成这个会议的召开和它的宗旨。当时，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在欧洲访问，他们和国内取得联系并获悉国内意图后，便先后前往莫斯科。这三位议员是社会党众议员机足计、日本参议院绿风会议员高良富（女），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虽然机足和宫腰到莫斯科时，会议已经闭幕，我们却寻找机会同他们进行交谈，探讨打开中日民间贸易通道问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邀请这三位议员和他们的秘书访问中国。他们接受邀请，来中国访问。高良富等人成为战后日本第一批访问中国的客人，并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他们这次来中国就签订一项民间贸易协议事进行了谈判。这次谈判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贸易协定于1952年6月1日签订，这是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立即引起日本很大的反响。高良富等人回国后在全国各地举行访华报告会，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听众成千上万，景象十分热烈。日本人民由此掀起了一个持续不断的促进日中贸易和恢复邦交的群众性运动。日本政府不得不从1953年开始放宽对中国的“禁运”措施，并且允许日本人士访问中国。随着中日民间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周总理又部署了遣送日本侨民回国，释放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缔结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同日本各界人士开展友好交流活动等项工作。以廖承志同志为主的几个同志，在周总理、陈云、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日本的贸促运动日益扩展，把许多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也动员起来了。同年9月，由日本各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应贸促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参观访问并参加我国的国庆观礼，周总理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再次指示贸促会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谈判缔结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由于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执政党的议员，对促进中日贸易明显地加强了“以民促官”的势头。周总理会见了日本和平运动领导人大山郁夫教授，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阐明了我国的基本立场和方针政策。周总理强调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就没有前途。”必须指出，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了，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就愈需要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国和日本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广阔前途的。
为了表明对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支持，周总理还请郭沫若同志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廖承志等同志一起，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座谈。郭沫若同志提出，如果日本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摆脱美国侵略主义的附庸国和追随者的地位，成为和平独立的国家，那么中日正常关系不但可以建立和发展，而且进一步的合作也是可以考虑的。
日内瓦会议期间，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把美国的封锁禁运打开了一个口子。这对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影响很大。日本在野党、工商界以及执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莫不要求日本政府在中日贸易问题上不可落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后面，反对封锁禁运政策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这年9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团体成立，加强了促进中日贸易运动的力量。11月，李德全和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开展大量的友好活动。这是新中国首次访日的代表团，影响很大、很好。12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表示要同中国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日本贸促运动于是又向恢复邦交运动方向发展，成立了“日苏、日中邦交恢复国民会议”等联络各界力量的组织。日本国会还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和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的决议。周总理密切注视日本形势的变化，进一步部署了对日工作，其中，在贸易方面，指示我们对日签订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贸易协定，并通过两国相互举办展览会等活动，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1955年1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首任会长村田省藏访华，正式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商谈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周总理同村田会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纵论国际形势，阐明我国对日本政策，并且对村田提出的一些疑问作了说明。原来，村田在出面从事日中贸易工作时，曾取得吉田茂首相等人的谅解。吉田内阁采取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但是也需要同中国建立通话的渠道，因此曾对村田表示，日本政府不好出面同中共打交道，有关中国的问题就请村田先生承担。村田在会见周总理时曾经直截了当提出：日本同中国来往，最担心的是中苏联合起来颠覆日本政府、指挥日共闹革命，改变日本社会制度，从而支配日本。针对日本方面的这一疑虑，周总理耐心地反复说明革命不能输出的道理，表明各国共产党只能根据本国人民的意愿来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中国信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也从未派过一兵一卒去侵占别国的领土，说中国要侵略日本，不仅是帝国主义者的恶意中伤，而且是一种烟幕，用来掩盖自己的侵略。村田曾感叹地说，他访华的最大目的是拜会周总理，直接听取中国的方针政策，这次达到了目的。村田对周恩来总理极为敬佩。
我当时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兼贸促会副主席，协助叶季壮部长和南汉宸主席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工作。由于南汉宸主席有病正在休养，根据周总理的决定，1955年3月，我以外贸部副部长和贸促会副主席的双重身份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总理指示我，访问期间除了同日本民间团体和企业界进行谈判外，也主动做日本官方的工作。5月在东京签订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其中特别规定：双方要促进两国政府谈判签订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两国国家银行签订支付协定并实现双方互设常驻商务机构。当时鸠山首相曾表示对这个协定给予支持和协助。我们曾一度争取到日方安排鸠山首相接见代表团，后来由于受到反对派的压力，鸠山借口在外地休养而失约。在同一期间，周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时，曾主动会见了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畅谈了中国对外政策，增进了相互了解，结成朋友，遂有高碕先生在1960年10月亲自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同廖承志签订备忘录，促进了日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在东京签订的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双方贸促团体首次互办商品展览会，获得很大成功。1955年我国在东京、大阪举办展览会。展前，周总理曾亲自审查预展，对展览工作以及展品内容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1956年日本展览会在北京和上海开幕，周总理又亲自检查我们的工作，对接待、展出、观众以及小卖品等工作都作了仔细的研究。周总理还同意了村田提出在展览会悬挂日本国旗的要求，并指示说：要让日本展览会悬挂本国国旗，还要派人加以保护。国内如有群众对此不理解，对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还有仇恨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向他们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把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使他们了解做好中日友好工作，对于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总理高瞻远瞩和豁达大度，使日本朋友及人民深受感动和教育。尤其是与1958年5月在日本发生的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成了鲜明的对比，愈显示出中国人民的高大形象。
村田省藏为了主持日本展览工作，曾再度访问中国，对中国允许日本展览会悬挂日本国旗一再表示感激。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都分别会见村田，并且参观了日展。周总理请村田会长转告鸠山首相：北京的机场随时为日本首相开放着，欢迎鸠山首相访问中国，共同商谈两国关系问题。当时，鸠山内阁已实现了日苏建交，没有来得及解决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就由岸信介接替组阁，中日关系遇到了重大挫折。
1957年日本三个贸易团体的负责人组成通商使节团来北京，同贸促会商签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互设常驻商务机构。由于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双方谈判长达一个多月未能达成协议。当时我是中方代表团团长，周总理很关心谈判的进展情况，指示廖承志等同志帮助外贸部和贸促会研究谈判对策。最后周总理分析了谈判僵局，指示我们采取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把双方已经同意或接近的条款，列入协定正文，予以通过；第二步，把双方还有分歧的问题，即互设商务机构的政治待遇问题列入备忘录，作为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使日方进一步向其政府做工作。经过多次谈判，于1958年3月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通过了备忘录。
1958年，周总理为了开辟对日贸易通道，指示外贸部组织有关公司同日本钢铁界权威人士稻山嘉宽在这一年2月签订了一个为期5年的钢铁贸易协定，双方出口总额各为一亿英镑。这个协议在当时看来，是一宗大规模交易，对日本和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稻山嘉宽带了高碕达之助的介绍信，拜会了周总理，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诚恳坦率的交谈。周总理从大局着眼，解决了双方在价格问题上的争执，并且从世界形势的发展趋势，着重向稻山阐述，发展钢铁工业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关系。一席谈话，使稻山十分感动。在事隔十几年之后，稻山再次出面从事日中贸易工作时，他从一个小笔记本中翻出当时周总理同他谈话的内容，逐句诵读出来，并且深为感叹地说：十几年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象周总理当年所说的那样。
第四次贸易协定后来受到岸信介政府的破坏。岸信介本人到台湾、美国等地活动，多次公开攻击我国，甚至扬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58年5月，终因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发生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国旗，侮辱中国的严重政治事件，使中日贸易一度陷于中断。
在贸易中断期间，周总理仍然关心对日工作，他从日本社会党和总评议会领导人那里得悉，日本某些依靠中国产品为生的中小企业，例如漆器行业，糖炒栗子零售商等，由于不能进口中国商品，生活十分窘迫，热望中国给予照顾。周总理于是指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以“照顾物资”方式，向日本中小企业进行适量供应。这充分表现了周总理对日贸易“断而不断”的斗争策略。
岸信介政府由于强行通过日美安全条约，遭到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终于下台，由池田内阁取代。周总理根据当时新的形势，考虑到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贸易，发展日中友好往来的要求，在1960年3月发表了重要谈话，提出了著名的对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这是对50年代中日关系的总结，并为60年代开展对日民间贸易打下了坚固的政治基础。在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文革”前期，中日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得以顺利进行，并且有所发展。经过两国人民的长期共同努力，1972年9月终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二）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周总理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全局出发，指导我们将发展外贸，作为发展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环节，将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作为逐步打破帝国主义妄图孤立我国的政策的重要手段，取得了很大成功。
一、50年代，我国一直重视打开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大门
1954年4月，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顾问随周总理前往瑞士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对我国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的工作十分重视。鉴于在会上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的态度友好，当时英国的工党领袖威尔逊、保守党议员戴维·勒拉及英国一些贸易界人士都在日内瓦，周总理指示我多找关系同他们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根根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主动同英国贸易界人士接触，表示中国希望同英国做生意的愿望，并且说明，只要英国方面邀请，我就派代表团去英国访问。随后，由英国（工党）威尔逊带头，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我们很快就组织贸易代表团去英国访问。这是我国派往西欧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这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我国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二、以经济贸易关系的建立和开展为先导，逐步促成外交关系的建立
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的情况下，周总理提出以贸易为触角，先开展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外交关系。
1958年，总理派我去北非摩洛哥等国访问，就是首先建立了贸易关系，接着就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到摩洛哥后，同他们的贸易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过几个月的友好谈判，签订了中摩政府间的贸易协定，接着摩洛哥政府就同意中摩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级代表并就此签署了公报。
1964年，中央决定派廖承志、赵毅敏访问意大利，同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探讨建立关系的问题。周总理要我也参加这个代表团，目的是要我通过与意方贸易界朋友接触，发展两国政府间贸易关系，以促进早日建立外交关系。经过十天的努力，我用国际贸促会副主席的名义同意大利商会会长签定了互设有外交豁免权的常驻贸易机构。过渡到1970年11月正式建馆互派了大使。
三、大力发展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关系，促进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1952年九十月间，周总理指导外贸部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的贸易谈判，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本着互利的原则，周总理指示我们：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从锡兰进口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百分之五至十买入。这样做，既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使我国和苏联、东欧国家获得了急需的物资，同时也帮助锡兰政府以优惠价格得以解决国内急需的大米，增强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从这时开始，中锡两国建立起了良好的贸易关系，对亚非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它们都有了同我国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的要求。
1955年，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我们同埃及签订贸易协定，解决埃及面临的棉花出口和粮食进口的问题，两国建立了有外交豁免权的商务代表处。不久就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在这前后几年中，我国先后同尼泊尔、叙利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柬埔寨等一大批亚非国家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
四、对外贸易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
1956年初，中央领导同志为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曾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听取国务院各工业、经济部门的汇报。外贸部的汇报因叶季壮部长在苏联谈判，就由李哲人同志和我一道汇报的。汇报中，谈到对外贸易额，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们这个国家出口贸易应该达到百把亿美元（当时我国出口贸易包括香港才十四五亿美元）。汇报结束后周总理一再叮嘱我们，扩大出口的指示是很重要的战略思想，你们必须努力去做，同时一定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件事说明周总理最重实际，实事求是。对外贸出口额能搞到多少亿美元，他心中是有数的。
五、签订合同时，要十分慎重，要重合同，守信用
1958年“大跃进”，大家脑子都膨胀发热，周总理及时提醒我们：脑子不要发热。签合同要慎重，一经签约，就一定要履行。这不仅是外贸部的信誉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信誉。7月，外贸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外贸工作会议，适逢周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这时“大跃进”热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来了，各地区各部门都在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外贸部的领导中，也有受了“大跃进”思想的影响。周总理很担心外贸工作出乱子，提出要向参加全国外贸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谈谈外贸工作问题。在这次谈话中，周总理强调：外贸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强调要“重合同，守信用”。当时上海正在演出昆剧《十五贯》，周总理以剧中人物况钟实事求是和注重调查研究的故事为例，针对我国外贸合同执行率比较差的现状，强调指出：你们部长、各省市厅局长、司局长、经理一定要象况钟那样，下笔千斤重，不能随便大笔一挥签合同。合同一旦签订，就要保证履行合同。由于周总理再一次强调了“重合同，守信用”的方针，防止了在“大跃进”气氛影响下，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和外汇的支付能力，对外轻率地签订合同。周总理及时向我们敲了警钟，使外贸部的工作才没有闹出乱子来。
六、进口也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
由于3年“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1960年就出现了全国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的局面，京、津、沪、沈等大城市粮食库存只够供应几天。甚至有的城市发出告急，市民只有一天的用粮了。在这种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这年12月底，我随周总理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总理、陈云、叶季壮同志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150万吨。我们到昆明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了解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在访缅期间还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总理对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局势比较紧张，美蒋对我实行海上封锁。这样运输和资金显得特别重要。我到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经过了解情况，进行研究，一致认为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可以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心情，向我提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里似乎才踏实了。
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在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在恶化的情况下，周总理为解决粮食问题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的情况等等。周总理为了解决进口粮食问题真是日夜操劳，呕心沥血。
（熊华源整理）
林海云：关于周恩来外贸思想的片断回忆
新中国成立，我就从事外贸工作。我1978年离开外贸部，前后总共28年。外贸部是周总理过问最多、抓得最多的政府工作部门之一，因此我同周总理经常有工作接触。他对我国对外贸易工作的指导思想，给我们很深的教育。
（一）
建国后，周总理对我国外贸工作一直非常关心、非常重视。凡是外贸部同外国谈判签订贸易协定或议定书，无论是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还是同亚非拉美民族独立国家或者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周总理无不亲自过问，对协定草案及其有关文件总是在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最后修改定稿。周总理重视这项工作，是因为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外贸易，既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支援国家建设的迫切需要，又是我国发展对外关系，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
周总理经常对我们说：对外贸易很重要。为了促进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事业，我们要多想办法，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发展对外贸易，争取多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尽可能多地换回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并且强调：对外贸易的政策性很强，很现实，是我们开展和平外交的工作基础，必须严肃对待，要认真做好。我们要分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对象，加以区别对待。同经济比较落后的民族独立国家进行贸易，我们应该参照国际市场价格，酌量惰况，购进时价格可以适当高一点，出口时价格可以适当低一点。对于敌视我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的政策是：要使经济斗争服从于政治斗争。当政治斗争需要配合时，贸易可以发展也可以停止。因此，贸易谈判中涉及到的买什么卖什么、买卖商品的品种与数量等问题，都决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做大做小的金额问题。
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对外贸易谈判工作，首先是要求我们摸清我国出口产品的底细，比如可供出口的农副产品（大豆、猪鬃、食用油）和战略物资（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的数量有多少。然后再根据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或我们所能获得外汇和急需购买哪些物资的情况，作出我们向对方出口什么，进口什么，进出口多大数量的决定。
周总理不仅听取我们对外谈判的汇报，而且还同我们一起修改有关谈判情况的报告和协定的条款。他看得很认真，对用错了的标点符号都亲自把它改了过来。1950年周总理在审查外贸部关于中波贸易谈判问题的报告时，对我说，你们的报告不是给我看的，是给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不管外贸工作的领导同志看的，因此既要使报告全面反映谈判的内容，还要让他们能够看得懂，这样，他们才能清楚地了解我们对外贸易工作的惰况。
在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时期，周总理仍然坚定不移地把对外贸易作为推行国家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1960年因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因素，我国决定从国外进口小麦。当时，美国粮食很便宜，我们买不买？从经济利益角度着，买美国粮食当然好，但是从政治上考虑，我们不能买。因为，这时美国仍然对我国实行“孤立”和“遏制”的敌视政策，支持台湾国民党政权，制造“两个中国”，阻止我国进入联合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贸易大大缩减。但是，在周总理指导下，我国对一些东欧国家的贸易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例如，我们对民主德国给予照顾，把我们国内供应也很困难的大豆卖给它。对亚洲国家朝鲜、越南更是如此，我们节衣缩食，挤出物资支援它们。
（二）
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以后，我国对外贸易的重心开始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方式也不得不以记账贸易改为现汇贸易。
为缓解当时国内粮食供应的困难，进口粮食成为外贸部的一项主要任务。同时，我们还承担着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的重担。当时，我国对外援助的方式主要有：（一）向受援国家提供成套机器设备。（二）向受援国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三）向受援国提供所需的建设物资，对有的受援国还须提供现汇援助。由于有些精密机器设备我国还不能制造，有的原料如特殊钢材，我国还不能生产，只好用外汇购买后提供给受援国。
以上诸方面都要国家支出大量外汇，但国家缺少外汇，怎么办呢？周总理把外贸部负责同志找去，共同商议解决办法。他对我们说：日本是小国，除有一点煤炭资源外，其他重要资源都很少，工业生产原料靠进口，是世界最大的资源进口国；英国资源也很少，很多原料靠进口；东欧的一些国家也是资源缺乏。但是，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却很发达，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进口原料，生产出口商品。我国生产出口商品的原料都有，但有一些还有待于开采，解不了燃眉之急。发展对外贸易，完全靠我们开采出原料后再生产要慢一些，我们也可以进口一些急需原料，然后加工产品出口。周总理说，如果采取这个办法，我们既能发展对外贸易，获得外汇收入，还能够提高国内工业生产水平。
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外贸部从国外进口部分原料，加工出口产品，“以进养出”。为了多创汇，我们还源源不断地向香港大量供应生猪。为保证生猪的货源，提高农民养猪的积极性，我们对出售生猪的农民实行奖售粮食和化肥的政策。
除上面我所讲到的创汇办法外，在周总理直接关心、领导下，外贸部同有关部门还采取过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如研究自由兑换货币汇率，在贸易中以对我有利的货币计价，就是其中的一种高明办法。
5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是向苏联、东欧国家“一边倒”的，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比重很大。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禁运政策造成的。在对苏联、东欧国家贸易中，商品价格除进行个别调整外，保持长期不变政策。人民币与外汇的比价，也长期保持稳定。由于人民币没规定含金量，所以不作为自由兑换货币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在国际流通货币中，英镑、法郎、马克等都常发生贬值。这些汇率的变动情况，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为着在对外贸易中多创汇和用好外汇，周总理请红军时代就做经济工作的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同志掌管外汇，并组织一批人专门进行研究，预测并掌握各种自由货币汇率变动情况。由于我们重视各种外汇汇率变动情况，在签订合同时，是以美元、英镑还是以马克、瑞士法郎等计价，都是以对我最有利的货币计价的。所以，在几次大的货币变动中，我们不仅没有吃亏，而且还从中赚了一笔外汇。
（三）
我国外汇储备很少，为使出口货物尽可能多的换取外汇并获得最大的购买力，周总理要求我们时时刻刻盘算如何争取最有利的进出口商品价格。这是周总理指导对外贸易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思想。
事前要进行严密周到的价格计算。1960年我国开始进口粮食时，周总理把我们找去，同我们一道对大米和小麦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行对比计算。当时，一吨小麦价格是60多美元，大米价格是100多美元。就是说出口一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一吨半小麦，虽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类产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出与进是相差不多的。
国民经济经过几年调整，粮食生产形势已明显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需不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他认为，继续进口粮食对我们国家有利。因为进口小麦供应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等大城市，除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外，还可以减少从内地粮区运粮食到大城市的运输量，缓解运输紧张状况，节省大量人力、财力；而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当时国际市场麦价比较低，海运费也便宜，相反，靠陆路从我内地运到沿海大城市，运费就比较高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周总理想问题是相当周到和深远的。他是用战略眼光来分析、处理这个问题的。
贸易谈判，要知己知彼。当时，日本商品一般说来卖得是比较贵的。如果我们买西欧国家的同类商品，离岸价虽然低一些，可是加上长途的运费，并不合算。这里存在一个运输费用的差价问题。他指示我们，既要让日本赚差价，又要在日本与西欧的相互竞争中，使我们买到较低价格的商品。
60年代初，外贸部同某国商人谈判购买小麦时，周总理及时指示我们，不要让对方摸到我们的底。这样，我们在同对方谈判时，他们也不好漫天要价了。
（四）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对亚非拉美国家进行贸易的同时，又帮助它们发展民族经济，是我们不可推辞的国际主义义务。那么，应该怎样援助这些国家呢？周总理不仅指导外贸部在对外贸易中贯彻独立自主原则，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同时也要求我们帮助亚非拉美国家。他说，我们在经济上对他们进行帮助，并不是使他们依赖我们，而是推动和促进他们自力更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了，才能发展对外贸易。经济越发展，他们的对外贸易越发展越大。本着这个思想，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在访问非洲国家时，他宣布了充分体现这一思想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公开申明：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当周总理看到非洲马里等国需要从中国进口茶叶，而且其他生活必需品也很缺乏时，他不是从赚钱的立场出发要外贸部向这些国家推销茶叶等商品，而是指示我们派出专家帮助马里种茶、制茶，同时帮助它建设火柴厂、纺织厂、糖厂等。在对马里的援助取得一定经验后，接着帮助几内亚、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国搞工业企业的建设。1962年，我率领贸易代表团前往巴基斯坦商谈双边贸易和提供援助事宜。行前，周总理告诉我，我们可以给巴贷款，并且不要利息。如果到期后还不了债，还可以延期。到达巴基斯坦后，我拜会了政府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向他说明中国政府的这一意向。阿里很惊奇，既然是提供贷款嘛，怎么会不要利息呢？在我阐明了我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后，他相信了。以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到我国访问时，接受了我国提供的贷款，又同我国签订了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方面的协定。
周总理在如何开展我国对外贸易问题上有很多重要思想和独到的见解。比如，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我们要不要抛售黄金的问题上，周总理的指导思想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1960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80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周总理这种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崇高思想品质，使我们感动不已。事隔这么多年后，每当我想起他这两句言简意赅铿锵有力的话，仍然感慨万千。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周总理对干部要求相当严格，有时他批评人严厉得很旭他的作风却非常民主。所以，我们感到他的这个严厉，对我们是一种鞭策、督促，是对我们很大的关心和帮助。他为了弄清一个不熟悉的问题，总是要把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找去，面对面的谈。要我们摆情况，谈问题。如果你谈的看法有道理，他认为是对的，他就支持，就肯定；谈的不对的地方，他就向你说明不对的道理，并指出应该怎么办。在周总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的影响下，我们做工作，向他汇报工作，总是要先弄清情况，核实有关数字和事实，不敢有一点马虎。因为情况明，才能下决心呀！不然，下了决心也是错误的。这一点很重要。周总理的这些崇高品质和工作作风，对我们外贸部负责同志很有影响。可以说，是留给我们外贸工作的一笔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熊华源整理）
周化民：周恩来在外贸领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周恩来同志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他1976年逝世，二十几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高瞻远瞩，为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进一步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中，对外贸易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今天，重温一下周总理关于对外贸易的主要思想和实践，对继往开来，艰苦奋斗，到本世纪末实现对外贸易的宏伟战略目标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一贯坚持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反对闭关自守、关门建设
周恩来在他光辉的一生中，多次创造性地论述了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建国前夕，1949年9月，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利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70页）所谓“内外交流”，就是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1952年4月，他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对外贸易的许多重要原则，如互通有无，易货贸易，以农产品换回工业设备，出入口平衡等。1953年2月，周总理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再次公开宣布：“凡是愿意和我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发展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不会予以歧视的。我们相信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我们愿意同一切愿意维持和平关系的国家恢复和建立贸易关系，发展和平经济。”由此可见，周总理对外贸事业是一贯重视的。
周总理十分重视及时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在我国对外关系中第一次提出经济合作的思想。1955年4月，他《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又说，我们要努力实现各国的经济独立，这也并不是要排斥同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合作。周总理所说的经济合作，当然包括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对外援助和对外贷款。这样就把对外关系从贸易往来扩大到经济合作的领域。
1956年，我党提出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人因此产生关起门来建设、万事不求人的思想。周总理在党的“八大”所作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并指出：“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26页）这就是说，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基本政策。
1960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对外贸易面临严重困难。中央决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由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组成三人小组，并建立对外贸易指挥部，全权指挥对外贸易的收购和调运出口，并严格控制进口。这时总理对外贸的领导更加广泛深入，夜以继日，十分辛劳，抓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建设，抓进口粮食，抓外汇平衡，抓引进技术，抓国别政策调整。1962年，他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这个报告给调整时期的外贸工作指明了方向。当时对外贸易工作虽然存在很多困难，但是这些任务都顺利地完成了。
二、科学地精辟地阐述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一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对待这一方针呢？1949年12月，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他又指出，我们需要外援，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
1958年，周总理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就是大国也不可能什么都有。”（《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这些论述，十分深刻地把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说得更加明确了。
1958年6月，当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以后，周总理向外贸干部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1964年12月，他指出：“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脚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利用。”
1973年，周总理在同外宾谈话时说，毛泽东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农业放在优先地位，按农、轻、重这样的顺序排列，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才能站得住，当然也要争取外援，也要和其它国家进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但这是辅助的部分，主要是靠自己。以上事实说明，周总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是始终如一的。
我国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自力更生为主的思想是正确的。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向外宾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即在建国三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所以，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文选》第361页）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三、正确地制定对外贸易的各项政策
1．关于价格政策。我们同外国做买卖，包括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做买卖，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产品的价格？是根据国内市场价格来定，还是根据别的什么原则来定？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看起来是十分简单的，但在我们刚刚同外国做生意时是不清楚的。周总理说，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应当按照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当然也可以有一个幅度”，为了照顾经济落后的友好国家，“购进可以高一些，出口可以低一些”。周总理把我国的对外价格政策明确了。
2．关于适销对路，质量第一的思想。质量问题，是周总理一贯重视的问题。他反复强调：要讲求质量，把质量问题放在首位；重质先于重量。要适销对路，出口产品应当考虑人家的需要。如东南亚要的布是细纱的，薄的，你用粗纱搞厚的，他不要。
3．关于重合同，守信用的要求。1958年底，“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形成高潮，各部门、各地区都在一个劲地追求高指标。外贸工作也受到“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签了合同不能交货。从这时起，周总理反复告诫外贸干部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凡是今年对外已签合同的，宁可自己不吃或少吃，不用或少用，也要履行对外已签的合同。”订了合同不守信用的恶果将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受到损失”。“所以要订一条原则：要么不签合同，签了合同必须守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