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40年代到50年代初国外也才刚刚开始，我也跟大家一样，也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在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我们这些搞国防科学技术的，听到这些不正确的议论很有意见。
应该看到，从大的方面说，这是关系到国家战略地位的问题；从小的方面说，我们创造了一套经验是很珍贵的。过去是小生产、二亩地的搞法，小炉匠的搞法，我们现在是搞大规模建设。周总理生前说过这套办法可以用到民用上去，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好总结这套经验，并把它应用到民用上去。在这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绩的，他为中国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是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赵春生整理）
钱三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与组织领导下，我国从工业和科学技术落后状态发展到原子弹、氢弹爆炸，核潜艇下水，导弹、人造卫星上天，从而加强了国防力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他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全国人民永志不忘。值此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科技工作者，就我亲身的经历，追忆那些往事，以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切的怀念之情。
（一）
当我还在法国留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就听到不少关于周恩来和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同志勤工俭学时胸怀大志，从事拯救危难中国的事迹。正是通过这些事迹的熏陶，我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钦佩和景仰的感情。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北平解放不久，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向各界人士作形势报告，手无片纸，而所举的各项数据准确无误；他精力充沛，襟怀坦诚，语言亲切、中肯，侃侃而谈三四个钟头，全场听众的心自始至终紧紧地被吸引住。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引人入胜、令人信服的报告，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今日回想起来，周恩来同志的言谈举止依然历历在目。
1949年2月底，当时住在北京饭店的丁瓒同志电话通知我，党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去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团长是郭沫若，团员包括各方面人士40余人，他和我也在团员之列，要我协助办理出国事务。丁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我是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我们互相知名但未见过面。我那时回国半年多，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备建立实验室，但物质上困难很大，很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我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一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它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我把这个想法向了瓒谈了，但又有些后悔，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还很困难，要拿出外汇购置仪器图书实非易事。丁说他可以反映一下我的要求。不料几天过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在怀仁堂附近一间小房子里约我会面，他对我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定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你提的预算20万美元的数目，可能不是一次能用完；北平刚解放，国家经济还需要恢复，因此这次预备先在代表团带的费用中支付5万美元，以后再陆续支付。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代表团副团长是刘宁一同志，你过去很熟悉，这次需要支付款项时和他商量办理即可。”听到这个传达，当时真是心里暖呼呼的，有这样为民族、为事业着想的党和领导，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定会大有希望！后来知道，党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代表团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在向法国使馆办理到巴黎去的签证时，结果被拒绝入境，戴高乐政府反对苏联、中国、东欧等国家的代表去巴黎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苏联方面及时和法国的约里奥一居里（世界和大主席）等联系，决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大会，一个会议两个会场，重要发言两个会场都能听到。4月20日大会开会时，约里奥一居里对法国当局不给签证的作法首先提出抗议，他还讲出“真理旅行不需要签证”的警句，全场为之热烈鼓掌。第二天正在开会过程中，忽然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顿时会场充满了欢呼声、掌声，互相握手拥抱，表示祝贺。这时主席台前几个外国代表把身体比较轻的我国代表丁瓒，抬起来向空中抛举，大会气氛达到了高潮。中国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当时形势下，原以为能去巴黎见到约里奥一居里的计划不能实现了。经过与刘宁一同志商量，在代表团款项中取出中央批准的经费的十分之一（即五千美元），托来布拉格开会的一位有身份的法国代表，带给了约里奥一居里。后来从法国和英国回国的我国核科学家即用这笔经费购买了仪器和图书带回国内。原来预计定购回旋加速器电磁铁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从布拉格回北京后，丁瓒告诉我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机构重复，人力分散，要我趁筹备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机会，开始注意到会科学家们的专长、成就和学术见解，以备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对组织全国统一的科学研究机构提出调整方案意见，提供领导参考。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十分重视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1950年，郭沫若主任根据政务院决定就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发出指示，其要点可概括为：①确立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与集体性，建立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②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洽学习，使他们能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与各大学联系，互相协作，统筹专门人才的培训；号召海外的科学人才返回祖国，为祖国服务。③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把彼此独立、性质相同的机构合并起来，并逐步加以充实；征求财经部门的意见，按国家当前建设的需要，选定研究重点，解决实际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并发展国家建设需要而目前尚无基础的学科的科学研究。
根据这些指示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合理布局的原则，科学院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竺可须、副局长钱三强曾经召开过八次科学家座谈会就各学科研究机构的调整提出方案，最后形成北京以数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为重点，上海以化学、生物科学为重点，南京以地学、天文学为重点，东北以技术科学为重点的布局，逐步调整实施。自此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走上了有计划地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道路。
1951年底，周总理亲自处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问题，并决定由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郭沫若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派遣科学家代表团来朝鲜和中国进行调查。195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特别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在会议主席约里奥一居里等的正义呼声下，终于通过决议，成立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会由英、法、意、苏联、巴西、瑞典等国科学家组成，我国卫生部门和科学院也组织了有关专家进行配合。委员们到达北京后，周总理指定廖承志同志负责这个委员会的一切工作，还委派我担任委员会和我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络员。在严酷的战争气氛中，委员们和中朝两国的专家为了和平事业不顾个人安危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得出美国确实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的结论，并向全世界予以公布，激发了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义愤，有力地打击了战争行为。调查结束后，周总理陪同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委员会成员，对他们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感谢。我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实际锻炼，政治觉悟有了明显提高，我由衷地感谢周总理给了我锻炼的好机会，感谢他给了我许多亲切有益的教诲。一年多后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科学院决定组织访苏代表团，主要任务是考察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并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代表团的组织工作是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负责的，由即将到职的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同志任代表团支部书记，我任团长，武衡同志任秘书长。代表团由26人组成，包括了数理化、生物、地学、农业、医学、工程、历史、语言、教育等19个学科的专家。我们在苏联期间正遇上斯大林逝世，周总理率领党政代表团也来到莫斯科。就在这十分繁忙而短暂的时间里，周总理还认真听取我们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给以指示和具体帮助，由于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陪同周总理赴苏）的关照，我有机会参观了一些核科学的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当时这方面工作苏联列为保密范围，因此引导参观和谈合作问题都是由苏联物理研究所所长斯柯贝尔琴院士和我直接用法语进行，不用翻译，斯柯贝尔琴青年时期曾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过，懂法语。交谈中我曾试探苏联能否提供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和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他的回答是回旋加速器的技术已较成熟，通过外交途径，苏联可以提供；实验性反应堆现在还不能提供，将来提供的可能性是有的。
代表团回国后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汇报，并向科学界介绍了有关情况，如半导体研究等。周总理对这些情况十分重视，并结合我国实际对科学院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措施，如进行遴选学部委员的工作，成立了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四个学部，分别负责领导本学部的各研究所。同时建立奖励制度，并颁发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奖金等等。
（二）
周总理大力支持发展新兴学科，特别是原子核科学，对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以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部分为基础，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开展原子核科学技术的基础工作，为原子能的应用作准备。1950年由吴有训副院长兼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51年由钱三强任所长，1952年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等从人力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参加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的有何泽慧、赵忠尧、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等十余人。1953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物理研究所。
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在理论基础、培育人才和物质条件方面为进一步发展原子核科学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1954年地质部在综合找矿中发现了铀矿资源。国际上准备在日内瓦召开原子能和平利用会议，苏联表示愿意对其它国家给予科学技术上的援助。在这样的形势下，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亲自召见李四光和我，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和设备、资源等情况，还详细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等。薄一波、刘杰同志参加了这次谈话。周总理告诉我们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届时要我们带着铀矿石和简单探测仪器，进行汇报并操作表演。第二天即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刘杰和我的汇报。根据周总理会前的嘱咐，我们用铀矿标本和探测器进行现场表演，当盖革计数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都高兴地笑了。接着毛主席询问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周总理坐在他的身旁，一边插话补充情况，一边提醒我们抓住重点，讲得尽可能详细和通俗一些。听完汇报后，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它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上毛主席问到原子核内部组成情况，从哲学角度考虑，提出中子、质子也是可分的观点。周总理特别强调说，对人才培养需要大力加强。这是一次对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我国当时的情况下，发展原子能事业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科学技术力量、设备条件、组织协调等方面都困难不少。然而这一切困难，周总理都想到了，并且在会后立即扎扎实实地组织抓了下面几件事：
1．加速培养专业人才，开办技术物理系和工程物理系。根据我们的建议，周总理决定调浙江大学的胡济民、北京大学的虞福春、东北人民大学的朱光亚、上海复旦大学的卢鹤级到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由胡济民任系主任，学生从全国各校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择优选拔，人数为100人，教学用的仪器设备由近代物理所帮助解决，并且在所内挂了“六组”的名义，便于取用器材。教学和生活用房由科学院负责修建。紧接着，清华大学自告奋勇办起了工程物理系，由何东昌任系主任。这样从1956年夏起，每年有约100名学生毕业，从1960年起每年毕业生达到200名。1958年聂荣臻同志提议，并在周总理支持下，科学院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采取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由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办近代物理系和近代化学系。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2．及时统筹调整留学人员专业，以济急需。周总理亲自指派教育部主管留学生工作的同志带着留学生名册找到科学院干部局郁文同志，要他和我们商量考虑在派到苏联和东欧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中，挑选一些适合转方向的留学生转到原子能有关专业。最后我们选定了300余名，他们后来都在原子能事业所需的反应堆、核化学和化工、铀矿地质等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这项工作完全是周总理替我们谋划安排的，同样具有战略意义。
3．周总理指示我们要重视宣传工作。他说，我们党的机构有两个部，即宣传部和组织部，我们历来是宣传先行，然后组织落实。发展原子能的重要意义只有少数人知道还不够，要让大家都知道，特别要让党中央、国务院、军委的负责同志知道。同时还叮嘱我们宣传不单要重视科学性，而且要通俗易懂，不能尽说行话。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先在宣讲团试讲并作示范表演，大家提出修改意见后，再次试讲，最后由宣讲团成员分头去宣讲。结果使更多的人懂得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性，造成一个全党全民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气氛。
4．周总理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他决定由军委政治部选派有大学毕业文化水平的政治工作干部李毅同志担任研究所的副所长，并选派了三个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加强了研究所工作人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作风，对贯彻上级领导的决定和保密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1956年11月国务院成立以宋任穷为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为副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同时科学院系统为核科学技术的发展，成立了以李四光和吴有训分别为主任委员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和原子核科学委员会同位素应用委员会。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进入了大发展阶段。
1955年苏联正式通知我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瓦千）的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科学技术人员去实习。为了安装这些大型设备及其发展的需要，选定北京远郊区坨里为实验基地。同时在中美日内瓦外交谈判之后，一批留美、欧的科学家陆续回来，其中核科学方面科学家有张文裕、汪德昭、王承书、李整武、谢家麟等10人。国务院根据需要，从各部门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和熟练技工大力支持。1955年秋我和彭桓武、冯麟、力一、何泽慧率领实习团30余人去苏联实习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和在这些设备上进行研究工作的仪器等。1958年夏，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设备建成，经国务院批准，物理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由我任所长，李毅、赵忠尧、郑林、王淦昌、彭桓武、罗启霖、力一、梁超任副所长。1958年9月27日国务院在原子能研究所坨里的实验基地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仪式由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主持。
至此，在周总理关怀下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基地初步形成。许多领导同志和战斗英雄、劳动英雄陆续参观了研究所，特别是1958年8月22日周总理和陈毅、贺龙副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研究所，受到全体职工的热烈欢迎。
研究所的业务范围迅速扩大，科学技术水平也迅速提高。
这个阶段，我国与各社会主义国家核科技合作与交流主要是通过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进行的。1956年春，商定了由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十一国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1956年秋冬起，我国先后由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从全国各地区选派赴联合所工作的科学家和青年共130多人，他们中有王淦昌、张文裕、胡宁、朱洪元、周光召、何作庥、吕敏、方守贤等。王淦昌曾被推举担任该所1958-1960年期间的副所长。我国科学工作者和各成员国的科学工作者一起，为该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突出的有：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丁大钊和王祝翔以及其他成员国的工作者；另一项工作是周光召对盖尔曼等人提出的部分赝矢流守恒定律（PEAC）给以较严密的理论上的证明，这一观念直接促进流代数理论的建立，并对弱相互作用理论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联合所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对于我国培养核科学人才起到了良好作用。1965年我国退出了联合所。
为了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1956年周总理亲自领导制订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规划制订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确定规划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根据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具体条件，周总理还在规划中果断地对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工作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他在注意新兴技术和应用科学发展的同时，非常关心基础科学研究，他指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十二年规划中绝大多数项目提前实现，使我们在全国建立起一批重要研究机构，形成了自己的科研体系。1963年第二次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刚露苗头的新兴学科一激光，及时地被增列为重点项目。激光在我国得到较好的发展，它的应用将会带来多方面的技术革新，可能还会导致技术革命。周总理领导制订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三）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对此，中共中央决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周总理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要二机部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的工作，并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业。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的15人专门委员会，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核武器的研制，核试验工作，核科学技术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作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核科学技术基地一原子能研究所，当即转入为核工业服务的轨道，充分发挥了多学科综合性的优势，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同时还选派和推荐成批的优秀科技干部，输送到核工业的有关院、所、工厂负起科技领导责任。由于苏联毁约停援的行动，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对承担任务感到莫大光荣。当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及时提供足够数量的铀一235、钚和锂一6的核燃料和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的设计和制造。为了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我们原子能研究所和广大科技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工作。有效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工作是实现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保证。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强有力的领导，使我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周总理领导和部署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功经验，将继续在新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同志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朱光亚：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后
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瞬间算起，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过去了。但是，周恩来总理对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关怀，至今仍象星辰闪耀在我们的记忆中。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较多的机会聆听周总理的教诲，感受他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的熏陶。值此周总理90诞辰之际，仅记二三事，以表敬仰和怀念。
在朴实无华的西华厅
我第一次受到周总理当面教导，是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委会上。刘杰、钱三强等同志汇报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情况和两年规划、原子弹研制等问题，我列席了会议并作了补充汇报。
会议在西华厅里举行。当时的会议厅面积较小，厅里无别的陈设，好象只有为数不多的沙发椅紧凑地摆成一圈。周总理和专委会的领导同志围坐在一起，商讨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
当时，我国一方面受到核大国的威胁，一方面要克服经济困难。局势非常严峻。能不能加快发展自己的原子能工业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周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曾委托张爱萍、刘杰等同志到二机部所属单位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1962年11月二机部提出了研制原子航弹的两年规划。这次专委会，就是审议这一规划。由于它几乎牵动全国各条战线，许多问题需要在会上商定，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总理便留我们吃午饭。餐厅在会议厅背后，摆了两张大圆桌就没有多少空地了。每桌都是一大盆肉丸子熬白菜、豆腐。四周摆几小碟咸菜和烧饼。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我们同桌就餐，吃同样的饭菜。好几年后，余秋里同志曾告诉我们：这种大盆菜是周总理创导的国务院的传统饭菜，既有营养，又很方便。
这种传统的饭菜在国家经济好转的年月里一直没有变化。一位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还给我们讲过一个小故事：1963年的一次晚餐也是这样的饭菜。大家都入席了，后到的贺龙元帅进入餐厅后，望一眼每张桌上的食物，风趣地对总理说：“总理呀，国家经济好转了，你家的饭桌上怎么还没体现出大好形势来呀。”
总理笑道：“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在总理家里，就是在餐桌上也有警示人的风范。
1962年的那次专委会，下午汇报完后，中央专委讨论和批准了两年规划，周总理作了重要指示。他讲了4点，1字：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既是思想方法，又是指导原则。要认识客观规律，也不能怕失败。在科学实验中，有时必须经过失败，甚至多次反复，才能成功。要循序而进，想超越阶段跳过去也是不行的。还要坚持不懈。做任何事，总是靠突击是不行的，只能在有一定可能性时才能突击。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戒骄戒躁。略有所成就骄傲起来固然不好，急躁也容易犯错误。我们大可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自力更生，立足于全国，搞出一点名堂来。
这次专委会的内容，后来化成全国人民的行动，不到两年时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接着，一步紧似一步地实现研制原子航弹、核导弹头到氢弹头的“三级跳”计划。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从成立专委会起，这是半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主持召开的第三次会议。谁会想到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在周总理极为普通的小小会议厅里发端呢。
巨大的典范力量
国防科技战线上的同志，都牢记1965年5月周总理的十六字教导：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法宝。多年的实践证明，按照它办，就能夺取胜利；忽视了它，就会招致失败。
周总理要求我们这样做，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每次核试验前听汇报，他总是要仔细地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而且还要求我们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考虑到。例如，弹已挂上飞机后，气象起了变化怎么办？万一弹投不下来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时会不会弹又意外地脱钩？这种情况下又应采取什么可靠的保险措施？等等。有时得不到满意的回答，他就暂时休会，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回去找更多的同志进一步研究，直到有了令人放心的答案后才复会，再审议，作决定。他多次很严肃地重申他以前提出的十六字方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啊。
正是由于周总理严肃又亲切的教导和榜样的力量，培养和锻炼了国防科技队伍的严细作风。此后，每一次重大的科研试验中，都要重申十六字方针，都要开展群众性的预想、预防活动，提方案，定措施。做到弹不带隐患进试验场，星不带隐患上天，使我国在同一类型的尖端科学技术试验中，成为世界上成功率最高的国家。
周总理在工作中对我们严格要求，试验成功后又给我们极大的鼓励。1965年5月，航弹空爆试验成功之后，他即派专机去西北把一批科技骨干和领导同志接来北京。起飞前大家还是一身冬装，到达北京时已是风和日暖的初夏。5月底的一天，我们刚进入人民大会堂，就受到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陈毅元帅、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罗瑞卿大将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和总部的有关负责同志的欢迎。
周总理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歉疚地说：“大家辛苦了。去年10月，本来应该和大家见面的。因为忙，延迟到现在，真对不起。这次空爆成功，计划圆满完成，老总们很高兴，都要来见见有功之臣。”
陈老总朗朗笑道：“是来喝庆功酒啊！”
合影后，老总们在欢笑声中招呼我们入席。每桌都有一位领导同志陪同就餐。我们在亲切、和谐、欢畅的氛围中感受到党中央对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高度重视，对这一战线上的科技人员的亲切关怀。
总理即席发表了讲话，勉励我们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策群力，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攀登下一个高峰，尽快掌握氢弹技术，加强国防、保卫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央首长的集体接见，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这年夏天，我们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和周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发动群众，集中讨论了下一步的攻关计划。
要为人民大众着想
1966年5月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即我国的第三次核试验。公报发表之后，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对国外也很有影响。周总理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把3次核试验实况剪辑成记录片，向全国放映。
以前，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记录片，曾在1964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给人大代表放映过一个小片段。许多代表都说太短了，没看够。为了满足各族人民的心愿，决定制作一部记录片，公开放映。
不久，总理叫人通知我们到一个宾馆礼堂去参加审片。
当时由于“文革小组”的几个人未按时到场，审片工作拖延了较长时间。我们几个人就抽空到礼堂一侧的休息室去交谈。
总理事先已审过片，他来到休息室向我们征询意见。
“记录片这样剪辑行不行？”他坐下来就问，“有心人能看出什么秘密吗？”
我们说，第三次试验的画面不宜出现太多。
总理笑道：“内容少了，群众可不满意呀。”又问我们：“能想办法让群众多看一些实况吗？”“前两次的爆炸景象画面可不可以多选一些呢？”我们都赞成总理的意见。这时“文革”运动已经发难，总理还十分关切我们的工作有无困难，生活秩序有无保障，问有没有人抄我们的家，等等。
周总理如此为人民大众着想，百忙中还把科技战士的工作与生活放在心上，使我们深为感动。是啊，全国人民在3年困难时期，忍受苦难，尽可能节省出财力物力来支持核弹研制工作，现在3次核试验都成功了，是该多给他们一些科技信息，向他们汇报。让全国人民更多地了解国防科技事业的前进步伐，了解新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共同为实现我们的崇高理想而努力奋斗。
发展核动力首要的是安全
原子弹、氢弹先后试验成功后，核潜艇的研制进程也加快了。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周总理派专机接有关人员进京汇报。7月15日、16日的专委会，讨论模式堆启动提升功率问题。周总理在这次会上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安全，要求对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指示二机部要吸收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这和周总理对核试验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方针的精神是一致的。会议决定派清华大学、二机部二院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会后立即去现场，与那里的领导同志一起跟班工作，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周总理抓工作严格要求，考虑问题又周到细致。我记得，第二次会议结束后，同志们就乘机出发，他甚至连当时的天气好不好，会不会影响按时起飞，都考虑、过问到了。启动运行试验期间，他还作了两次电话指示，要求参试人员：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要加强检查，全力以赴，一丝不苟。那次试验也取得了成功。
正是在这次审议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专委会上，周总理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1970年11月的一次专委会上，周总理听取了上海市研制核电站问题的汇报。当时北京的清华大学也有发展核动力的初步设想方案。周总理说，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以外，还要搞核电站。按照周总理的要求，二机部的专家准备了关于国外核电站发展情况的资料，包括有多少种类型、功率多大、特点如何、发展前景等，并在会上作了汇报。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周总理明确了我国发展核电站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
到1974年，上海市研制的核电站确定用压水堆方案，最后得到肯定。1974年3月底到4月中，周总理主持的最后一次专委会，第一项议题就是审查上海市代号为“728工程”的核电站建设方案。那时周总理已经病了，他跟叶帅一起肯定了上海的方案。另两项议题，审查二机部一座核材料生产工厂的建设调整方案和讨论清华大学的试验性核电站工程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是4月13日继续开会研究的。上海市那时有“四人帮”的干扰，会后进展迟缓。清华大学也有类似问题，后来又因资金无法解决，就停下来了。总之，60年代中期就曾经研究安排我国核电站的起步建设，但由于十年动乱干扰，核电站的研制工作是不正常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好转。
1979年初，美国的一座核电站出了事故，泄露了放射性物质。1986年4月底，苏联一座核电站又出了更严重的问题，在国标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我们的工作曾有些影响。其实核电是一种安全、干净的能源，完全没有必要怀疑，关键在于抓好质量和管理。周总理一心想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很早就着手安排我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1970年周总理在专委会上明确的核电站建设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方针，首先强调的就是安全。
面向未来，也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1972年尼克松、田中相继访华，外交局面打开以后，有不少美籍中国学者来访，巴基斯坦总统的科学顾问也来过。他们对我科研工作提出了不少建议，强调应重视科学理论研究，应适当安排长远性课题及基础理论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大力培养年轻人，注意发挥原有科学人才的作用。周总理认为这些建议很好，一再指示有关单位要很好讨论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这年10月，中央决定派一个科技代表团到美国访问，代表团由贝时璋、钱伟长、张文裕等著名科学家组成。出发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并讲了话，同大家议论了几个问题，并对应注意的事项作了交代。散会前周总理问还有什么问题，张文裕同志提出了一个涉及高能物理的问题。当时在云南落雪山的宇宙射线实验站观察到一件高能粒子反应事例，可能意味着发现了一种新粒子。张文裕同志提出这一发现是否可在代表团到达美国前公布。周总理说，你们掌握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把握有多大？要加深研究。那时候，李政道教授正好在北京。周总理指示，他在国外见识广，熟悉情况，先对他讲讲，听听他的意见。于是就安排了一次这样的学术活动。总理了解讨论情况后又指示，一定要实事求是，写文章、报道，要真实。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又经过认真分析讨论，把研究成果在我国《物理》杂志上发表了，印出单行本，送给代表团在国外分发、交流。正是在这件事的前不久，张文裕、朱洪元、谢家麟等18位科技工作者曾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提出他们对我国发展高能物理的明确主张，反映他们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周总理9月11日亲笔回信，指示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这样，在中国科学院建立高能物理研究所这件事就决定下来了。
周总理不仅领导和指挥我国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从攻尖端技术到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以他光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实践，哺育着我们成长。这样的事例是写不完的，以上仅是我个人经历的几个片断。今天，我国形势越来越好。我国的科学技术已有了不同层次的统筹安排。年轻的一代人才也在不断涌现。让我们大家坚持不懈地努力，为实现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为振兴中华，加速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而共同奋斗。
（赵春生、苏方学整理）
刘 杰：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
五六十年代，以核能的广泛开发利用为标志的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已兴起，人们称之为“原子能时代”。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追踪和掌握时代的要求，便成为一个重大课题。当时，我国在原子能、火箭技术、激光、半导体和胰岛素等方面的重大突破，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有些方面与之并驾齐驱。我作为一个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参加者，深刻体会到：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潜艇核动力技术的掌握，以及同位素和其他核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建设核电站任务的提出，这一切都为增强我国国防、经济和科技的实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粉碎霸权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总理是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决策者和组织者之一。原子能事业的成功，凝聚着周总理革命的远见卓识和科学的求实精神。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以纪念周总理诞辰90周年。
为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作出贡献
我国核事业创始于50年代初。当时美国政府依仗手中的核武器，妄图称霸全世界。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年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怎么办？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都强调指出，一定要急起直追，掌握原子能。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我们“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而周总理则为党中央迅速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做了许多奠基工作。
早在1949年春季，解放全中国的炮声还在祖国南方的大地上隆隆作响，周总理就考虑到建国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需要，批准拨给一笔外汇，让科学家在国外采购了一些核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这批仪器资料以及我国科学家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在科学技术上做了基础准备。
周总理对我国铀矿资源的勘察工作十分关注。1954年，地质部的一支地质队伍在综合找矿中，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床。当时我在地质部工作。我把这个情况及时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都认为在国内找到足够数量的铀矿资源是大有希望的。此后不久，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下设立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开始我国铀矿资源的开发工作。
核科学技术研究的开展和铀矿资源的发现与开发，为建立我国核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使党中央作出战略决策有了一定的依据。
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把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主任薄一波、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详细了解了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并仔细询问了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利用核能所必需的条件。总理还告诉我们，中央要研究发展原子能问题，要我们作好汇报准备。
